全球化减速但没有逆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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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减速但没有逆转

全球化减速但没有逆转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今年亚洲博鳌论坛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而在闭幕会上，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先生呼吁要塑造一个更安全、公平、互利和包容的全球化，或全球化2.0。

与今天全球化问题相配合的全球治理存在哪些问题？

全球化现在是否处于停滞状态，趋势会被逆转吗？

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分为哪几个阶段？

为何现在全球舆论把中国视为全球化的引领者？

中国在未来引领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等，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贞晔教授。

全球化2.0的含义南方都市报：

在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呼吁说，当前全球化进程正处在关键节点，应当通过建设性努力，使全球发展变得更安全、更互利、更公平以及更包容，塑造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2.0。

如何看待全球化2.0的提法？

刘贞晔：

从曾培炎先生的发言看，我认为其全球化2.0的提法不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阶段划分，而是针对当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而言的，其发言中的全球化2.0强调的是要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当前全球化存在哪些问题？

基本上就是曾培炎先生提到的这几点的反面，即全球化发展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的不安全、不互利互惠，也不够公平和包容。

比如，当前的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地的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日益缺乏安全感，过去影响其生活水平、就业和福利保障的因素主要来自国内，但是现在却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来自边界以外的冲击，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就业的人们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面临工作岗位丢失的危险，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的不安全感是大大增强了。

同时，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并不是均衡地分享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不够公平，也不够包容。

有些甚至成了利益受损者，这就导致了部分的抵制和反全球化的思潮兴起。

未来的全球化如何在深化过程中回应这些问题，的确是未来巨大的挑战。

全球化并没有逆转南方都市报：

与当前的全球化相对应的全球治理，面临哪些挑战？

刘贞晔：

全球化除了自身存在问题外，其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其它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所谓“全球治理”，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针对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提供的必要的支撑条件，大力加强支撑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中国近年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倡导的“互联互通”，倡导的“贸易自由开放”政策等，都是针对这一目标服务的。

二是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担责任，为应对和治理全球性危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全球公共政策，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由于国际社会在本质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一个世界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针对这种局面，世界各国特别是有能力的主要大国必须主动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做出特别的贡献，因为只有大国有能力对全球治理机制和规范施加影响和变革。

一方面，就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撑条件而言，世界大国对此拥有特殊的重要责任。

当今世界，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传统上主导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陷入困境。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力大大提升，就导致了全球治理的基础结构发生重要变化。

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应该积极吸收这些新兴大国的参与，近年来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在这方面有一些进展，比如IMF的改革等，很大程度呼应了新兴大国崛起的现实。

但在全球治理的基础制度和机构上，西方发达国家仍占据优势地位，不愿意放权。

这就带来了能力、地位和责任的不匹配。

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上，欧美发达国家缺乏投资的动力，也缺乏动员资本投资于这些领域的能力，中国成立“亚投行”可以说顺应了全球化的需求，一呼百应，为改变全球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但也遭受了来自美日等少数国家的抵制。

而在应对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制定全球贸易、金融的新框架等涉及政治敏感性强或触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权以及权力结构方面，全球治理面临的任务更加艰难复杂。

这就更需要全球主要大国达成最基础的共识，携手合作，若仍旧停留在过去的地缘政治博弈的思维中，恐怕对各国自身和全球化都是个灾难。

另一方面，就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尽管有了一些全球性的治理机构或平台，但由于强制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全球面临着“无政府主义”的难题。

全球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扩散、移民和恐怖主义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应对，没有明确的权利、责任主体。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话，其行为的责任和收益是不匹配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有些国家承担了责任，但更多获益的可能是“搭便车”的其他国家。

这种“公共品”的难题实际上是全球性政府缺失带来的。

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由谁来提供治理全球危机的公共品？

制度经济学里为人们设计了各种强制性治理制度，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国际制度恰恰大多都是缺乏强制性的！

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和回答是不令人满意的。

南方都市报：

当前在欧美等国家，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排外主义、反移民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原因是什么？

刘贞晔：

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一些国家内部的福利政策不能持续，伴随其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些原来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拥有的优越感在丧失。

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全球化，归因于移民的增加瓜分了他们应有的蛋糕，认为是外国的产业政策等原因导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等，从而出现了排外主义、反移民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这种反全球化的浪潮主要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反映就是这些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开始化为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竞争总会有胜有负，全球化加剧了竞争，一方面全球化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促使整个世界的产出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承受了来自边境之外的巨大竞争压力，产业危机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导致了这种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在欧美增强。

排外、反对移民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这些全球化中的“失意者”所面临的全球竞争压力问题，也回避不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问题。

南方都市报：

一种声音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或停滞的趋势，是这样吗？

全球化会被逆转吗？

刘贞晔：

全球化的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确出现了挑战。

去年世贸组织公布的国际贸易的增幅只有1.7%左右，而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经济增长增幅是2.9%（IMF的数据是3.1%）。

全球贸易增长的幅度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幅度，这与90年代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恰恰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是全球贸易增幅大大高于全球经济增幅。

这么看，好像是逆转了。

如果衡量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指标是全球贸易量，整个2016年也只是增幅下降了，但总量还是增长的。

它只是在降速变慢，但不能说逆转。

如果从衡量全球化发展的四个“度”的标准来看，全球化也仍然在向前推进。

比如从“深度”来看，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产业政策和产业工人的失业率的影响，仍然在持续深化。

全球化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全球的信息化、网络一体化也在继续推进。

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不仅仅在中国高速发展，现在也已经跨出国界，延伸扩展到许多国家。

跨国电商的交易量仍在高速增长。

因此，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被根本逆转，也没有停滞，甚至还在继续深化和拓展。

就上述全球化影响的深度而言，全球化发展的正负效应都在深化———区域一体化在内部化全球化的正效应，全球变暖等全球性危机在呈现着全球化的负效应，任何国家都不再能够将发展的负效应推到自身边界之外，全球化的负效应如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一种全球内部化。

与此同时，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基础设施如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今天仍在向前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由原来的整体性的全球化向着“个体化”的全球化时代发展。

中国的引领作用南方都市报：

从大的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经过了哪些阶段？

刘贞晔：

在1840年之前，尤其是农耕文明时代，中国其实是远古形态的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纽带：

丝绸之路。

中国在这个时期，为推进人类的跨区域连接是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

1840年之后中国卷入了具有“现代性”的全球化阶段，当然这一进程存在反复和波折。

学界通常是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840年到1949年，二是1949年到今天。

但从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进程来看，这样划分逻辑上不是很合适。

个人的看法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20年的时间内，中国是抗拒全球化的。

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中国一方面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另一方面是积极主动地拥抱，就是所谓的“求富求强”，要实现工业化，甚至在地区层面乃至全球制度的构建上，中国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1949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这30年，中国又重新敌视、抵制全球化，关起门来而不是参与全球的贸易和产业分工。

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今天是第四个阶段，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而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工业化很成功。

考察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发现，制度变革和价值观念因素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参与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参与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制度变革和价值观念变迁。

南方都市报：

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2.0时期将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是中国要引领全球化的时代了。

刘贞晔：

前面已经说，全球化2.0是主要针对全球化现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的。

个人认为，若把全球化视为一个时期或阶段，可以从全球化的基础推动力量出发，观察支撑全球化发展的条件在硬件上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技术动力，在内容上是否有新的经济内容、商业活动和金融模式，在软件上是否具有了新的理念、价值和规范。

如果我们把1850年之前的全球化称为全球化1.0，之后到现在可以称为全球化2.0，今后应该称之为全球化3.0。

这是因为目前驱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条件已经出现了新的技术动力和经济内容，制造业向智能化、数据化转变，市场基于网络讯息传感技术的发展出现新的商业和金融模式，全球化中的互联互通互惠和发展优先等新理念新规则开始呈现。

这决定了未来的全球化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变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种新的技术力量的推进下，中国在智能化和大数据时代的确已经走在其他国家前面，诞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种全球性公司，并在引领世界的商业模式、金融模式的变革。

在全球化2.0阶段，美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贸易、金融和旅游业中占比，导致全球其他国家必须对接其金融体系，如其MASTER和VISA信用卡支配了全球的金融支付市场。

但今天不同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不仅在国内普及，现在因其便捷安全，甚至已经跨出国门，在引领全球了。

可以说，全球化3.0时期，中国依托先进的智能和网络技术以及新的电子商业模式，的确已经显现出在引领全球化的势头了。

南方都市报：

特朗普上台后，国际舆论似乎也把中国视为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了。

刘贞晔：

主要是特朗普力推的政策主张，包括修建墨西哥墙，严控伊斯兰移民，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不符合全球化的趋势。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引领并推动的，特别是它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和平台。

现在在经济衰退之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收缩，尤其是特朗普奉行以“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甚至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趋势，使得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国很失望，而希望能有一个国家出来，填补美国原来发挥的主导作用。

而中国近年来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去年的杭州峰会，力推“一带一路”的全球化硬件建设，以及高倡贸易自由主义等规则，为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软硬件设施和全球公共品支撑，使它们看到了希望。

南方都市报：

中国引领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贞晔：

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具备，中国引领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可以说顺理成章，要当仁不让，运用好自身的优势和经验，惠及全球。

注意的问题一是应对全球性问题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利用好现有的国际机构和平台，并努力引领其向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使得各国能够走向合作的道路，共同承担成本和责任；二是为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发挥引领作用，像“一带一路”、“亚投行”这种类型的公共产品，中国要力争多创造一些，须知，全球化只有得到必须的软硬件支撑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三是要明确认识中国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在哪里，力争做到有保有压，量力而行，有的放矢，而不做过多的战略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