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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文章实时更新
如何打破教师节送礼潜规则
杨涛
每到教师节，学生大都会以各种方式感谢恩师。
今年，一种可等同于现金使用的教师节礼品卡格外火爆。
在大部分家长看来，为了孩子不吃亏，少不了必要的“人情世故”;大部分老师在收礼与不收礼之间，也有各自的为难和坚持。
家长和老师都似乎有种“人在江湖，不得不送，不得不收”的无奈。
专家呼吁，应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打破无奈的“潜规则”。
（《京华时报》9月9日）
平时给老师送礼太突兀，教师节正好给家长们一个送的借口，也给某些老师一个收的借口;直接送钱又太显眼且“庸俗”，所以商家顺势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教师节礼品卡，大型超市推出“贴心”的教师节购物卡，面值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教师收礼同样涉嫌受贿。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教师作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利用工作便利，收受家长们的金钱或者礼品、礼品卡等“财产性利益”，为对方子女的学习、生活提供各种便利，数额较大，就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生活中，老师收受家长的金钱也好，礼品卡也罢，通常是几百元到几千元，单笔数额往往并不大，但次数较多，加在一起，就完全可能达到量刑数额。
目前，老师们收受家长金钱和礼品的行为，大多只是作为一种不正之风来对待，往往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自己牵头来治理，并没有上升到打击刑事犯罪的高度，这并不利于遏制给老师送礼的恶习。
当然，治理这种送礼乱象，也不能指望用刑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
家长们并非都想送，但在目前环境下又不得不送。
一位从澳洲回国定居的家长就说，“一开始不太适应国内的习俗，老师对孩子比较冷漠，甚至带给他一些负面情绪。
后来听别的家长建议，买了三张卡登门拜访，之后老师就经常鼓励、表扬他了。
”教师收礼乱象有复杂原因，一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家长不敢不送。
因此，必须公平分配教育资源，不让教育资源成为一种“寻租方式”。
另一方面，教师受到的外部监督比较少。
如果学校要受家长和社会人士组成的相关委员会的监督，相信教师刁难学生的现象就会少得多。
普遍而言，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并不高，教师的执业荣誉感并不强，社会往往会在教师节这天才想起教师这个行业。
即便是送礼的家长，他们也不见得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教师，只是急功近利地想要老师照顾自己的子女而已。
因此，只有全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氛围，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才能让教师有执业荣誉感，他们才会不屑于收受学生家长礼物。
审批权下放要警惕“数字出政绩”
国内公共管理一向重决策、轻绩效评估。
放权的数量是一回事，是否实际解决了问题，各方面反应如何，需要认真研究，在决策与效果之间建立“反馈”。
新京报社论
今年4月以来，国务院多批次宣布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拉开了新一轮简政放权的大幕。
而在一些地方，宣布下放之后，落实怎么样?
据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放权的成功之处不少，但“放权”放出的尴尬也多。
可以证明放权效果的一个事例是，有媒体发现，自6月25日迄于8月末，国家发改委网站上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已2个月未更新。
询之发改委，回答是：
已减少60%投资项目审批。
一些省市放权出现的尴尬是，上边放的，不是下边要的;而下边要的，上边并没有放。
义乌市接到的省级权限下放清单中，有浙江省经信委下放给义乌的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省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因为跟义乌无关，所授之权无用武之地。
据新华社报道，在浙江省东部某县级市，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406项，但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38.4%。
出现此类尴尬的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部门利益作祟。
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权力倾向于下指导棋，以为没有行政机关的严格“管理”，市场将乱成一锅粥。
同样关键的是，简政放权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改革，行政审批权暗含着太大的部门利益和掌权者私利，放权不仅需要勇气，更是自我革命之举。
所谓部门利益，涉及某些管理便利、掌权者的地位、威信和面子等。
所谓私利，可以从“跑步钱进”一说中体会，刘铁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麻雀”的机会。
于是上有放权的政策，地方就会有假放、空放的对策，出现“数字出政绩”的放权政绩工程。
省市部门可能于审批权篮子中挑几样无关紧要的凑个数下放，留着“含金量”高的。
“假放”的情形包括：
下放一半环节，留着一半环节;先放权，再以审核或备案为由变相收权。
但政府职能转变，下放权力已是历史潮流，容不得半心半意，更不能容许阳奉阴违。
现在政府权力还是太大，管得过死，压抑了市场活力。
放权，目的是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强调，审批权“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
放权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上”来说，不能光讲放权的好处、只提原则要求，“下指标任务”可能也不够，还应有实施细则。
按简政放权的要求，有些权不是放的问题，而是要予以取消。
但哪些审批权应予取消，哪些审批权应保留或重新配置，要有全面检讨，然后拿出可操作的方案。
有了实施细则，各层次在放权时再“按需供应”。
放权者少了自由裁量权，地方授权的尴尬将会少很多。
现在各省市放权的数字很亮丽，但实效如何，要有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在经济上是一个普通管理流程，在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中也很常见，但国内公共管理一向重决策、轻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
放权的数量是一回事，是否实际解决了问题，各方面反应如何，需要认真研究，在决策与效果之间建立“反馈”。
放权放到位，简政放权才会释放改革的红利。
权力勾兑的网络敲诈更可怕
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
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王石川
近日，江苏警方破获系列网络敲诈案件，被打掉的4个团伙，有犯罪嫌疑人16名，查实的120起案件涉及7个省27个市县，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
在办案过程中，警方查处专门用来实施敲诈勒索的“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网”“环球视点网”等网站11个。
像其他被曝光的网络敲诈团伙一样，这几个团伙的敲诈手法几乎如出一辙，比如虚张声势，刻意虚构“显赫身份”，以证实“来头不小、能量很大”，还把自建的网站冠以“中国”“社会”和“焦点”等名称。
再比如，形成了黑色的产业化链条：
爆料人爆料、枪手加工材料、网络推手炒作、网站管理者发帖删帖、幕后策划者实施敲诈勒索。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个团伙更有“神通”——有权力的勾兑。
有一个团伙的主犯叫樊宇肖，向其3次爆料的蒋文强，被刑拘之前的职务是无锡下属某市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协助分管新闻外宣工作;另一个网络敲诈团伙的主犯仲伟，其同伙叫窦玉刚，他的身份是徐州开发区政宣办工作人员，负责舆情处置，利用其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便利，多次向仲伟爆料，并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
蒋文强、窦玉刚本是监督者，却摇身一变成为为虎作伥者，甚至是主使者。
没有蒋文强、窦玉刚等内线，樊宇肖、仲伟等人不会那么容易掌握被敲诈的信息;如果不是蒋文强等人的撑腰，樊宇肖等人也不会那么底气十足。
更可怕的是，窦玉刚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摆平”，参与敲诈后分成。
那些被敲诈者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所谓的中间人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敲诈者，那些被敲诈者也许一边感激，一边帮窦玉刚数钱，何其悲哉!
敲诈者可怕，权力勾兑的敲诈者更可怕。
它的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敲诈者更隐秘，不容易辨识。
而一旦被曝露，更会重创权力的公信力。
警方提醒，遇到网络敲诈时，受害人要切实提高法律维权意识，认真核实嫌疑人的网站信息、单位情况与个人真实身份，并及时报警。
蹊跷的是，被敲诈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报警，这也许折射出“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的道理。
不管怎么说，压缩敲诈者的生存空间，被敲诈者应积极维权，而警方也不能放松打击，尤其是依法严惩那些权力勾兑的敲诈者。
把带“毒”的供需两热打回原形
燕农
这个中秋，“很受伤”的不仅仅是月饼生产企业，关联产业链也受到波及，月饼上游企业的日子很悲催很难过，订单减少三到四成。
以月饼纸盒厂家为例，利润减半，此前备受青睐的大包装遇冷，一些饼盒厂不得不多做鞋、牙膏的包装生意维持生计。
（9月8日新华网）
天价月饼、奢华包装，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重复上演，回溯过往，简直成了顽疾沉疴。
2005年，国家首次发文整顿月饼过度包装;2008年，新的国家标准出台，强制要求月饼外包装不得超过三层，并建议包装成本占总价值的比例为12%以内;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月饼销售包装计量检验规则（试行）》，遏制过度包装。
但是，一系列标准和规定，并没有阻止住月饼价格和包装的疯狂。
与月饼市场的前世今生如出一辙的，还有年年在中秋节前“耍酒疯”的茅台酒。
2011年中秋节前，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涨至近1800元，比限定价高出近50%，比619元的出厂价高出170%。
但今年上半年贵州茅台的净利润增幅创下了2001年上市以来的历年最低，营业收入的增长则是上市以来第二低。
此前若干标准和规定，限制不住月饼的天价和包装;一系列限价令也拿“醉醺醺”的茅台没有办法，原因其实很简单:
此前的市场对这种奢华的消费有着强劲需求。
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在需求和供应的中间，立几只制度的“稻草人”，根本无济于事。
今年茅台的经销商售卖方便面、饼盒厂无奈做牙膏盒，道理也不复杂:
中央“八项规定”和限制三公消费的政策，以及多条禁令严禁公款送月饼，将此前打了鸡血般的中秋节前的市场，打回了原形。
需要反思的是，无论是此前的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还是曾经一再“耍酒疯”的茅台酒，表面上表现为市场的供需两热，市场活跃火爆，但内质里腐败所烘托出的热度占了很大的份额。
一方面，天价商品直接拉高了消费物价和消费心理，最终加重民生负担;另一方面，腐败的成本绕来绕去也需要民众来埋单——也就是说，在那些被腐败烘托的畸形市场中，民众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相反却是真正的受害者。
这样的市场，即使再火热，也不是健康社会所需要的。
天价月饼和茅台酒的前世今生告诉我们，即使在行政审批上不过多干预市场，但只要权力不清廉，依然有可能让某一个市场“疯狂”和畸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待一系列廉政肃贪政策持续发力，并逐渐固化成制度常规，将那些被腐败烘托的市场打回原形，还市场以秩序、还节日以淳朴、还民生以安然。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饼盒厂做牙膏盒乃至月饼企业重新洗牌不值得大惊小怪，老百姓买得起月饼才是最重要的市场结果。
交通拥堵费是让政府从错误中受益
曹林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
从这次关于拥堵费的舆论背后，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亢奋的收费冲动。
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上已经养成了懒政习惯，遇到问题一拍脑袋首先想到的就是收费，对收费形成了强烈的依赖。
而且总喜欢拣软柿子捏，拿没权没势的人欺负，不敢向垄断寡头们收费，不敢向大企业大集团开刀，最喜欢从没啥话语权的车主身上拔毛。
所以，每次治堵治污，最终的成本都落到了车主身上，一辆车上已经叠加了无数重复的、不正当的税费，因为这个软柿子最好捏!
交通拥堵费，实际上是让车主为政府的错误埋单，让政府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
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犯错者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犯错了不仅不受到惩罚，还会因错受益，这等于是鼓励人犯更多的错。
一般情况下，犯错者都会受到惩罚，可由于政府掌握着决策权和惩罚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政府拥有“犯错了却让别人埋单”、“不仅不受罚还受益”的特权，比如这个交通拥堵费，就是典型的“从错误中获益”：
先把城市弄堵了，然后再收费。
跟不少地方官员打过交道，他们对本地的拥堵都不当回事，甚至引以为豪，真有“堵车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之想法。
据说要想成为国际大都市，必须有两个条件：
一是房价要足够的高，一是城市要拥堵。
房价不高，城市不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国际大都市。
于是，一些官员为官一任后，常引以为豪的政绩是：
房价终于被我搞起来了，面上特有光。
城市终于堵起来了，这是多大的政绩啊。
大拆大建，乱规划乱建设，没有长远眼光，只有短期政绩;只看GDP，不看幸福感，城市怎么可能不堵!
城市在大拆大建摊大饼的过程中，GDP上来了，官员收获了政绩。
大工程大项目的上马过程中，一些官员腰包也鼓起来了。
只顾建设不顾城市承载力，只看短期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加上吝啬于公共交通的投资，加剧了城市拥堵。
好了，城市堵起来了，然后开始收拥堵费。
把城市弄堵的犯错过程中，政府和一些官员受益了，治堵的纠错过程，收费，又是让政府受益。
政府两头受益，而车主两头受损：
堵，受害的是车主，治堵，拔的还是车主的毛。
交通拥堵费不一定治得了堵，政府却有了一个新的收费项目。
城市越来越堵，公众没有见过一次官员因拥堵而丢官，车主却一次次地被拔毛。
治堵的政策不断地出台，限号限牌，提高停车费，治堵效果不知几何，对治堵者缺乏约束，似乎可以无限制地试错，无限制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广大车主。
城市拥堵有多方的责任，政府、企业和车主都有责任，可如今车主承担着无限的责任，所有的治堵政策都在打车主的主意，作为重要的责任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担应有之责，甚至想从治堵中获益，这怎么治得了堵?
要治堵，一方面需要对政府治堵进行考核，不能无限制地错了再试;另一方面需要对治堵的权力进行限制，防范地方借治堵敛财。
不能出现这样的逆向激励：
城市越堵车，反而对政府越有益，因为可以冠冕堂皇收更多的费。
以深化改革助民资破“门”
面对民间资本当下遭遇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加大市场开放，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和惯性的滞阻
徐立凡
激活民间资本的政策信号十分清晰。
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松绑开路”，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全面清理和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一系列措施。
向民间资本开放市场，是既定政策方向。
自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非公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并放开了一部分垄断领域。
但是，由于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仍然没有消除，民间资本的市场行为还是遭遇了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阻碍。
事实证明，打开这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外，还需要配制有针对性的钥匙。
抑制民间资本活力与合理流动的因素是什么，就配什么样的钥匙。
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四缺”：
一是缺乏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细节，民间资本不知如何“叩门”;二是缺乏适用性强的制度保障，民间资本不敢“叩门”;三是缺乏审批和监管的清晰划界，民间资本不愿“叩门”;四是缺乏既得利益的退出机制，民间资本“叩”不动门。
激活民间资本的新措施，既是有针对性的补缺，也有很强的操作性。
在垄断性较强的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项目，是“量化开放”，这对于固守地盘的惯性无疑具有警示之效。
全面清理和修订相关法规条文，是“量化修法”，对于开放民间投资形成阻碍的规章制度，不存在保留死角之说。
制订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既能消除开放民资的模糊地带，也是对姿态性开放、文件式开放的有力纠偏。
这些新举措，有利于打消民间资本的忧虑彷徨。
也要看到，仅仅削平市场准入的门槛，还不足以完全激活民间资本的活力。
踏进门槛后的民间资本，能否适应新的开放态势实现转型升级，能否在公平透明的竞争秩序中获得平等竞争地位、能否在可预见的投资损益和风险管控等方面获得相应保证，对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同样至关重要。
这也就意味着，在市场开放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和惯性的滞阻。
事实上，激活民间资本的举措，本身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在其构成中既有行政的材料，也有市场的材料。
行政职能与市场职能的混淆，使其成为民间资本合理使用的障碍。
让民间资本能够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能够普遍成长为市场良性竞争主体，开放和改革，须臾不可分离。
市场开放，倒逼着从市场准入到市场审批和监管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叠加，就是政府与市场权力的清晰划分。
从这个角度看，激活民间资本的新措施，具有改革的“涓滴效应”之用。
事实上，国务院首次请全国工商联开展第三方调查，评估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这本身就是一项有力的改革举措。
将这样的改革推进下去，以“涓滴效应”汇流成河，市场才能形成共赢生态，经济增长才能获得永不衰竭的内生驱动力。
“输液大国”的背后是什么?
从病根而言，过度医疗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医院运行过度市场化、医生待遇过度市场化。
由此分析，要想予以遏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的公益定位，不能再让他们背离使命，在赚钱的道路上继续沦陷，也有必要改变对医院的考核体系，不是看你的分院开了多少家，进了多少先进设备，而是要看患者康复率、满意度，其次要构建更合理的医生收入构成体系，加强基本保障，弱化经济考核，遏制“创收”冲动。
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
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9月8日人民网）
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
每当秋冬季节，感冒高发时节，去医院看病的人，总会吊上几瓶水。
而从效果上来说，输液也确实比吃药更快。
几瓶水下来，晕乎乎的头立刻就清醒了。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节奏普遍比较快。
吃药这种方式，虽然更加有益于健康，但由于疗效慢，并不为人们所乐见。
当然，也有人会说，国外生活节奏也快，怎不见他们“人均8瓶输液量”?
其实，造成这种迥异现象，离不开我国科普程度不足的现实。
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非常低。
更谈不上多读一些科普读物。
而在这有限的阅读量里面，所谓的“大师”养生读物、“励志”读物就占了大半壁江山，剩下的那点可怜的阅读量，也都让给考试了。
因而，又怎能奢望，打点滴比吃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更大的类似常识能够普及给大多数中国公民?
此外，形成“人均8瓶输液量”的局面，部分医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民众对于输液的危害认识不足，但医生对此仍清楚无疑。
在“输液依赖”这件事上，医生完全拥有自由裁量权，可吊可不吊，完全可以不用吊。
但实际行医时，想到输液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不少医生总会倾向于选择输液的方案。
更有甚者，还会额外再多开一些药，以增加利益空间。
一面是患者医学常识匮乏，另一面是医生被经济利益绑架。
来自医患关系两端的负能量，推动中国成为“人均8瓶输液量”的“吊瓶大国”。
不能再纵然这种局面扩散。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医生爱输液，尚可归结于医药事业起步晚，医生数量素质不足。
市场经济的当下，医生数量与素质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滥输液的部分医生还有什么理由再给自己开脱?
“中国梦”，也是“健康梦”。
一个过分依赖吊瓶的国家，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国家。
而一个没有健康的国家，也难以实现其繁荣富强的美好梦想。
百余年前，“东亚病夫”的称呼曾刺痛我们的双眼。
百余年后，“吊瓶大国”的现象亦警醒我们铭记历史的耻辱。
再不能等下去了，对政府相关卫生监管机构而言，破除医院潜在的灰色经济链，给日益攀升的国人输液量踩一脚紧急刹车，应该成为时下政府纠偏不正常医患关系中的一个必选事项。
探究“人均8瓶输液量”还宜多向归因，政府除治理部分医院、医生的“利益行医”外，还应努力推动民众医学常识的普及，鼓励媒体多办一些真正富有科普质量的节目，为民众掌握基本的医疗常识提供更多更广的渠道，推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使民众掌握基本的用药判断能力，从而避免过分依赖医生，切断滥输液的需求根源。
而唯有从患者、医生等多方面综合出手，顶在我们头上的“吊瓶大国”称号才有可能被我们甩进历史的垃圾堆。
（红网杨兴东）
过量输液的背后是医疗生态的恶化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让人无奈的局面，报道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这也就是说，滥用输液的情况实际上普遍存在。
支撑其存在的巨大动力就在于可观的回扣上面。
所以从常识的角度，如果不能彻底打破上述利益链条上的纠葛，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会相当之大，一方面，对利益的索求及相应的供给，在市场条件下随时都有可能存在，二是在道德环境整体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我们也很难对医生这个职业做超出于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
因为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医生与教师、法官等职业一样，只能承受他们职业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每一个行业所出现的问题，都不仅仅是这个行业自身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生们越来越偏离自身的职业属性，市场与道德又如何在医疗领域统一起来形成良性的循环。
医生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条件下，救死扶伤是一种职业属性，也是一种职业理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自身生存条件与更好地置身于公共健康的进步很容易产生冲突。
因为一为私利一为公益，当二者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私利往往会压到公益。
而且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好与坏是个相对的概念，人的欲望无穷，对生存条件的改善就有着水涨船高的要求。
而公共健康的进步作为满足个人欲望之后的附属结果，在其不能成为医疗、医学，乃至医生职业的存在目的的时候，想获得这样的结果基本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要么国家包干、要么由市场来平衡，或者采取市场与国家包干相结合的办法。
我国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既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目的在于维护医疗的公益定位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市场机制基本呈压倒性优势，反倒挤压了公益性的发挥空间，与我们最初设想的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
而且这样的情形也不仅仅在医疗方面，很多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基本的行业性生态。
在这个生态背景下，单独的解决某一个问题对于整体问题的解决而言，作用不大，而是需要从整个生态变革的角度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这些基础性工作一需要着眼于长远，二需要有切实的动作，三要做综合性布局。
具体的办法是对医疗行业加大公共资金的投入，为保证公共资金的使用效果，强化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监督，尤其在细节上，参照科学、合理的的标准对异常情况进行追责，比如如果个别医生、医院的输液使用情况异常，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进行约谈，严格控制，对于违规及过度医疗情况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假以时日，即便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亦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
（城市晚报）
每年10万人输液丧命背后的“利益病”
这边是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输液市场容量在100亿瓶（袋）以上，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3.3瓶的水平;那边是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输液治疗”究竟是在治病，还是在害人?
应该说，我国成为“输液大国”的说法早引起公众的警惕，然而，我们到医院看病，输液似乎仍然不可避免。
这固然有患者的自身原因，有些输液就是患者强烈要求的，但更主要的是医院和医生给“惯坏”的。
患者之所以青睐输液，是因为患者医疗知识的匮乏，和静脉输液较快的治疗效果，但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医生的“诱导”。
现在许多医生根本不会问你要不要输液，而是直接让你输液，患者也只能照着医生的方式治疗。
其实，现在许多患者已经严重到不输液就治不好病的程度。
“输液”治疗存在诸多的危险，这一点，患者或许不太清楚，但医生应该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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