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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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导读
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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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吴飞
2005-03-11
《心灵、自我与社会》是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的记录，是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我们将集中分析对于我们传播学研究非常为意义的"符号互动论"这一重点内容并揭示他的一些观点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一、作者简介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从1894年开始，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执教了40年。
其间曾任哲学系主任。
他在芝加哥大学最后10年对社会学系的影响使该系享有"米德的前哨"之称。
米德是与皮与士、詹姆士、杜威齐名的实用主义者，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二、思想来源
一）詹姆斯对"自我"的分析
哈佛的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我概念的社会科学家。
詹姆斯认识到，人类有将自身看作客体，进而发展自我感觉和关于自身态度的能力。
正如人类能
（1）象征性地表示他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各个方面，
（2）发展出关于这些事物的态度和感觉，并且（3）形成关于这些事物的典型反应一样；人类能符号化自身，形成自我感觉和自我态度，并构成对自身的反应。
詹姆斯把这些叫做自我（self）的能力，而且认为，它们对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建构其对自身的反应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詹姆斯发展了一套"自我"的类型学：
（1）"物质自我"，它包含着这样一些物质客体——人类把它们看作是其全部存在的一部分和决定其身份（identity）的关键的那些客体；
（2）"社会自我"它所包含的是，由于同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个体的自我感觉；和（3）"精神自我"，说的是个体的一般认知风格和认知能力。
这种类型学虽从未被后来的互动论者所采用，但詹姆斯的"社会自我"概念却成为所有互动论者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詹姆斯的"社会自我"概念认为，人们关于自我的感知源于同他人的互动。
他指出"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
然而，詹姆斯并未对这一初步的见解深入探究，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更关注个体内在的心理活动。
米德显然受到过詹姆斯思想的影响，因为他时常使用詹姆斯的概念，诸如"主我"、"自我"、"客我"等，但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詹姆斯的影响是一个不太容易搞清楚的问题，因为米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表达的意思并不全然相同。
在詹姆斯那里，"客我"是作为意识对象的个体，而"主我"则是具有意识的个体。
詹姆斯只是划出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米德是要发现心理现象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库利对"自我"的分析
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对自我的分析，有两点重要的突破。
首先他修正了自我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将自身连同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
其次，他认识到，自我源于同他人的交往。
个体间彼此互动，互相体味他人的姿态，进而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
他们想像着他人如何评价他们——从中他们获取其自我形象或自我感觉以及自我态度。
库利将之定义为镜中我（thelookingglassself）：
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正如他们在其社会环境中看待和衡量其他事物一样。
库利还认识到，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
他提出了"首属群体"（primarygroup）的概念，用以强调以某些群体为参照之镜比投入另一些群体里，对于自我概念的产生和保持更为重要——那些存在私人关系和密切关系的小群体，对于形成人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态度是最为重要的。
库利对自我概念的进一步修正对米德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人认为米德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并非是机械的刺激—反应那种。
事实上，他的许多思想都不同于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如华生（JohnB.Watson）等人的思想。
米德接受了行为主义的基本前提——刺激强化引导行动这一观点，但他却以一种新奇的方式运用了这一原则。
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内在心灵动力不可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假设，认为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詹姆期、库利等人的思想确保了米德能够用一种虑及心灵和自我之重要性的方式，去对刺激强化原理进行修正。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
给米德的综合理论提供张力的另一思想是通过杜威的实用主义。
杜威（JohnDewey,1859~1952）同米德保持了长期的联系。
作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学派的主要代表，杜威强调人类同世界的调适过程，在这一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试图掌握环境中的各种条件。
在适应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特征。
杜威指出，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思维能力。
心灵意识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这与米德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杜威看来，心灵意识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环境中的客体进行定义，明了行动的潜在路线，想像每一路线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抑制不恰当的反应，随后选择一条有利于调适的行动路线。
由此可见，心灵意识是一种思维的过程，它意味着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是对各种难以取舍的行动路线（在想像中）进行生动的预演......深思熟虑是对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进行的试验，它是对各种已选定的因素进行不同组合的试验......以期了解，一旦采纳了某一行动路线，行动的结果将如何。
杜威关于心灵意识的概念，即认为它是一个调适过程，而不是一个事物或实体，对米德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恰如库利对其自我概念所作的论述一样，杜威论证了心灵意识只有通过人们在社会中的互动才能得以形成和延续。
应该指出米德和杜威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米德关于有机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的连续性的思想，与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同出一辙。
米德承认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领导人，杜威则承认米德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影响，并声称自己极大地受惠于米德的哲学。
[①]
实用主义把有机体看作是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在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才形成的。
结合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提出了理解人类生命的新思路：
人类试图应对他们周围的现实环境，并学会那些能够使他们获得满足的行为模式，而最为重要的一种满足是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
四）达尔主义
米德理论的一些观点还受到另一知识传统——达尔文主义的支持。
米德认为，人类是是不断寻求适应其生存小环境的有机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确实是一种进化的物种，但更重要的是人类在社会中找到了这种生存环境这一的事实。
米德对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信念促使他将达尔文主义理论——只有那些有利于其生存和适应的东西才能在有机体中保存下来——应用于人类研究当中。
这样，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论原理融合成这样一种人类图景：
人类不断地调整与其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保存那些在利于适应周遭环境的特征，特别是心灵与自我的特征。
心灵、自我和其他人类所独有的特性是在社会环境内的生存斗争中逐渐产生的。
这些特征就是在竞争、调适、适应及争取达到最大满足或强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存"能力。
因此，米德的分析强调婴儿获得心灵和自我以适应社会的过程。
但米德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怎样依靠个体的心灵和自我的能力而获得生存的。
米德认为，心灵和自我的能力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
三、主要观点
符号互动理论虽然被看作是由米德创立的，但"符号互动理论"这一概念米德却从未使用过，据说这一概念是由米德理论的追随者布鲁默杜撰的，布鲁默在谈到过这个术语时曾说：
"这是我未假思索随便杜撰的一个新词......这个词后来开始流行起来了。
"[②]乔纳森·H·特纳认为米德的理论似乎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假设：
（1）人类机体在生理上的弱点迫使他们在群体中相互合作，以求得生存；
（2）存在于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有利于合作因而最终也有利于生存与适应的行为将被保存下来。
[③]从这两个假设出发，米德重新组织其他思想家的概念，以提示心灵、社会自我与社会是怎样通过互动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米德看来，人类不断地调整与其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保存那些在利于适应周遭环境的特征，特别是心灵与自我的特征。
心灵、自我和其他人类所独有的特性是为适应生存环境逐渐产生的。
这些特征就是在竞争、调适、适应及争取达到最大满足或强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存"能力。
因此，米德的分析强调人类获得心灵和自我以适应社会的过程。
但米德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怎样依靠个体的心灵和自我的能力而获得生存的。
米德认为，心灵和自我的能力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
要想缠清米德的主要思想，我们必须从米德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即心灵、自我和社会。
心灵 米德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成熟有机体的心灵上，而是集中于考察个体最初是怎样形成这种能力的。
米德认为除非心灵在婴儿时期便已萌发，否则，社会与自我便不可能存在。
根据行为主义、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原理，米德强调心灵产生于一种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最初的随意之态所具有的可能技能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
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
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实现，也可通过那些婴儿必须与之协作的人对他的有意识训练中达到。
通过试错法或有意识的训练这两个过程中的任意一个，婴儿的姿态便与周围其他人的姿态具有了共同的意义。
从此之后，一个姿态现在指涉同一客观事物，并在互动中对交往各方而言具有同一意思，米德把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姿态称作常规姿态。
它们能增强个体间互动的有效性，因为它能促使人们的愿望、需求连同有意识的行动过程在更精确的层面上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彼此适应的能力。
在米德看来，人类心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
（1）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的客体的能力；
（2）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能力；（3）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合适的公开行动的路线能力。
米德把这种悄悄地使用符号或语言的过程称作想像性预演（imaginativerehearsal），也就是说他认为心灵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过程。
米德还指出，社会的存在与延续或组织群体的协作，都是建立在想象性预演的能力之上的，并籍此选择那些有利于协作的行为。
运用姿态，且用相同的意义来解释姿态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心灵、自我和社会的发展。
通过接受和理解姿态，人们现在就可以对那些为求生存必须与之合作的人的姿态进行透视（看其意向、需求、愿望和行为倾向）。
通过辨认和解释常规姿态，个体能够想像性预演各种行动方案。
这就是说，通过将自身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或如米德所言的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使行动预演的能力达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性。
米德认为，当一个有机体能
（1）懂得常规姿态的含义，
（2）通过这些姿态来领会和理解他人，并（3）想像性地预演可选择的行为方案，那么，米德就相信这一有机体具有了"心灵"。
米德写道：
"只有当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或者说出现在该过程所涉及的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心灵才在该过程中产生。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个体就成了有自我意识的，并具有了心灵；他开始意识到他与整个过程的关系，意识到他与和他一起参与该过程的个体（包括他自己）的各种反应和相互作用而被更改。
当整个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进入该过程所包含的任何一个独立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当个体对该过程的顺应受到他对它的意识或了解的更改和限制时，心灵或智能能逐渐显现出来。
正是通过反射（个体经验返回到他自身），整个社会过程被引入该过程所涉及的那些个体的经验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能够对他自己采取他人所取的态度，能够有意识地使自己顺应那一过程，并且在任何特定社会动作中用他自己的顺应更改那一过程的结果。
因而，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④]
自我 米德强调指出，正如人类用符号指称环境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也能象征性地将自身标示为客体。
对姿态的理解有利于人类彼此间的合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评价和估计的基础。
在互动中将自身想像为评价客体的能力是有赖于心灵过程的。
在米德看来，在这个过程之中，重要的是，随着有机体的成熟，在每一个与他人互动的场合中引起的暂时的"自我想像"，最终将明确为或多或少稳定的、可归为某一类客休的"自我概念"。
借助自我概念，个体行动获得了前后一致性，因为这些行动此时作为中介贯穿于个体作为某类人而稳定并始终如一的态度、意向或意义之中了。
米德指出自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米德把能获得自我想像的角色扮演的最初阶段称为嬉戏（play）阶段。
在这一阶段，婴儿只能对有限的几个他人——最初涉及的只是一两个人——进行想像。
此后，由于生理的成熟和角色扮演的实践，成长中的有机体开始体味进而理解处于有组织的活动中他人的角色，米德称这个阶段为团体游戏（game）阶段。
因为它标志着一种能力，一种从一群处于协作（自身也投入于这种协作）之中的人那里获独得多重自我形象的能力。
在这一阶段中，"该个体的自我完全由他和其他个体参与的特定社会动作中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持有的特定态度的一种组织所构成。
"[⑤]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泛化的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该自我不只是由对这些特定个体的态度的组织所构成，而是由对泛化他人即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所构成。
这些社会的即群体的态度进入个体的直接经验范围，并作为其自我的结构或构成要素包括在内，与其他特定个体的态度一样；该个体根据其他特定个体的态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意义和影响，通过进一步组织和泛化这些态度而达到社会即群体的态度，成功地采取这些态度。
因此通过把其他个体的态度组织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的或群体的态度，使之成为对包括也和他人态度在内的普遍系统中社会或群体行为形式的一种个体反应，自我达到了其充分的发展。
"[⑥]
在米德看来个体似乎能够对社区或一般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作整体性的透视定。
这意味着人们能同时
（1）提高对那些他们必须与之交往之人的反应的恰当性，并
（2）把可以评价的自我形象从具体他人的期望，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共同体的标准和观点。
这样，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标志着自我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社会 米德相信，社会或制度代表着个体间组织化、模式化的互动，而这种互动的组织化也依赖的是心灵。
如果没能扮演角色和能对可选择性方案进行想象性预演的心灵能力，个体间就无法使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
米德强调：
"角色扮演的直接效果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反应所能施加的控制。
如果个体能扮演他人角色的话，他在一个合作活动中对动作的控制可以发生在他自身的行动中。
从组织群体行动的观点来看，正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而控制个体自身的反应导致这类交流的价值。
"[⑦]
社会依赖于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在从"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出发评价自身的过程。
没有在共有态度中将自身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和评价的能力，那么，社会控制就只能通过在与具体的、直接在场的他人效中所产生的自我评价来实现。
这样一来，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的各种行为的协调就变得极其困难。
[⑧]
米德在这部著作中独创性地使用心灵和自我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潜在变动的。
他认为，在任何互动场合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参与者间的角色扮演和想像性预演，这给予个体调整和再调整他们反应的可能空间。
进一步地，自我作为客体嵌入互动过程之中，表明一旦自我概念蒙蔽姿态的最初辨识，进而改变可选择性行为的预演，必将对互动的结果造成影响。
这样，这种观点也就强调，心灵的调适能力和自我的中介性影响能延续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
米德指出：
"社会制度是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有组织的形式。
这些形式经过组织，使得社会的个体成员能够通过采取他人对待这些活动的态度而恰当地合群地动作。
压制性的、陈旧的、极端保守的社会制度（如教会）用它们多少有点僵硬、顽固不化的非进步扼杀个性，阻止与它们有关、受辖于它们的个体自我或个人的思想行为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假冒性的表现。
这些制度是一般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的不受欢迎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结果。
并不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理由，使社会制度一定要是压迫性的、顽固合理化的，一定不能像许多制度那样灵活进步，一定不能促进个性而是阻碍个性。
"[⑨]这表明米德是厌弃那种僵硬的、压制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构成现象——源自于个体间的调适性互动。
如此，社会也就能够被改变和重新建构——通过心灵和自我概念表征的那些过程来进行。
然而，米德进一步强调，变迁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即使是那些做出诱发变迁行为的人也难以预测它。
米德还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来的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不确定性：
"主我"和"客我"。
不过，在米德那里，"主我"指的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而"客我"则表示的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态度。
"[⑩]因此，"客我"本质上"是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代表着该群体的价值观，代表着该群体使之成为可能的那种经验。
他的价值观是该社会所有的价值观。
"[11]换言之，"客我"代表行动发生的情境，而"主我"是对该情境的实际反应。
[12]米德强调，"主我"或能动行为是不能预知的，因为个体只能"在经验中认识"（"客我"）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主我"的行动结果。
总之，米德相信社会表征着那些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这些模式由行动者内心或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保持和改变。
这样不管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灵和自我的过程来实现的。
虽然在米德看来，许多在群体中导致稳定和变迁的互动是可以预期的，但改变现存互动模式的偶发的不可预知行为的存在，也同样是可能的。
四、评价
米德的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主要从如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一）人具有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
米德强调了人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而动物的符号运用能力非常有限或者根本没有。
米德写道：
"在动物的行动中可以有高度的智能（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而没有任何表意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的显示。
"[13]与此相反，人类和人所创造的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来源于人用符号表示彼此、客体、思想和生活中各种体验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种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就不能产生、持续和变化。
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本能和生理上的控制，所以他们必须依赖符号运用的能力来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二）共同意义的产生与表意符号的生成是传播的基础
米德指出，"如果要进行交流，符号必须对所有有关有个体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
"[14]他指出：
"如果当某人用某一声音时心中有那个观念，而他所用的那个姿态，比如说一个有声的姿态，在另一个人那里引起了同样的姿态，那么后者的那个姿态会在他心中引起同样的观念。
""这样我们便有了一个具有一种共同的意义的特殊符号。
如果它对构成该群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具有这一意义，那便有了借助表意的符号进行交流的基础。
"[15]
正是由于人类能够对共同意义认同，这种能力使他们可以有效地进行传播与交流。
米德的这些观念为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即从符号的创造与运用的角度来提示传播活动规律，而米德的观点也无疑提醒我们，传播学所关心的符号系统，不能只集中在语言符号方面，还应该注意其它的表意符号形式。
因为米德强调人们在传播中不是单纯运用语言符号，还可以运用大家能够懂得的、表达共同意义的其它符号来进行交流，如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身体姿态以及其他符号姿态。
三）要理解传播还必须了解传播活动当下的社会情境
在米德看来，意义"产生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即某人的姿态与通过这一姿态向另一个人表明这个人后来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16]如果那一姿态确实向另一个人表明了这个人后来的（作为结果的）行为，那么它便具有意义。
米德注意到意义的本质与社会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意义包含着作为其产生与发展背景的社会动作各个方面之间的三重关系：
一个有机体的姿态与另一个有机体的顺应反应（同样隐含在特定动作中）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特定动作的完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第二个有机体对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作出反应并表明或批示特定动作的完成。
[17]例如，小鸡对母鸡的咯咯叫声的反应是对该声音的意义的反应；咯咯叫声指的是危险还是食物，视情况而定，而且它对小鸡具有这一意义或涵义。
米德指出：
（1）社会过程使得它所牵涉的那些个体之间能够进行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使一系列新的对象出现，它们是相对于这个社会过程而存在的（这里的对象指‘常识'的对象）；以及
（2）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动作中，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和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作出的顺应反应，显示了存在于作为特定动作的姿态与该姿态所涉及的特定动作完成或结果之间的关系。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米德接受了杜威的"意义通过交流而产生"的观点。
他进而分析道，"这一陈述指的是由社会过程而产生的内容；不是指单纯的纳或印刷的语词本身，而是指社会过程，构成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环境的那些对象主要是由社会过程造就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18]正因为传播是一种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实际进展情况往往要根据互动过程的发展来确定，要根据传播当下的社会环境状况来确定，这似乎为我们研究传播效果指明了方向，即从社会的大环境下来研究某一特定的传播行为，而不能仅仅关注这一传播行为的本身。
四）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交流
米德指出：
"某人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并且如我们所说，有了一种新的灵魂。
他让自己采取使用该语言的那些人的态度。
不采取那种特殊态度，他便不能读用这种语言写作的作品，不能与属于该共同体的人交谈。
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一个不同的个体。
人们不可能把一种语言作为纯粹的抽象词语来传播；必定还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其背后的生活。
而这个结果与个体的有组织态度之间发生联系，该个体掌握这种语言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观点的再顺应。
西方世界共同体及其不同的国籍和不同的语言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它之中，将存在这些不同群体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
不能完全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而只能在它与属于更大整体的其他群体的联系中去看待它。
"[19]这一观点后来在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因为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碰撞，因此我们研究宣传、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效果就必须从各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与生活差异出发，要了解并争取消除这些差异，传播才可能有敌放矢，交流才可能更有效。
五）传媒业在社会共同体组织形成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米德指出：
"表现在世界性宗教中的过程必然具有以论域为代表的逻辑共同体的过程，这个共同体完全建立在所有个体凭借相同的表意符号进行交流的能力之上。
语言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共同体，有点像经济的共同体。
"[20]
仅处理最高级抽象词语的论域为不同质的群体间建立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
人们能在这个论域里表现自己，从而有可能把代表不同共同体生活的那些有组织的态度一起纳入这样的关系中，使它们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级的组织。
无论是从宗教的、贸易的还是逻辑思维的观点看，人类社会所有的这些过程的普遍性，至少打开了通往一个普遍社会的门；而且事实上，凡在社会发展达到足够程度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地方，都表现出这些倾向。
[21]
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与传媒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米德指出：
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的组织，取决于采取其他个体的态度的个体。
"这一过程的发展取决于采取有别于单个个体的态度的群体态度，"即"泛化的他人"的态度。
[22]正因为如此，米德写道"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他报导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
"[23]这其实也表明，传播业不只是具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功能，它在人的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思想是否对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产生过影响，我不清楚，但新闻传播业的这种功能在米德那里、在文化研究学派的人眼里都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六）自我传播与其他传播形式在本质结构上是一致的
米德一再强调，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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