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第二六章课后思考题 自动保存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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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第二六章课后思考题自动保存的

第二章

本章重点难点问题：

1.中国文明的起源

2宗法制度的规定及其实质（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1）商周宗法制度。

“宗”谓屋宇下设神主祭祀。

“宗法”是对父系宗族内的宗子法的简称，“宗法制度”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前提，以父权和族权为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成一个有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宗法制度吸收和继承夏商文化，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周密有序的宗法制，包括立嫡立长、庙数、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维护父权，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传统，使权利早有归属。

2）与宗法制相关连的是封建制。

这里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分封诸侯，即授爵授民疆土，使之在封域内建立邦国。

封建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

天子是天下“大宗”，集政治、宗法、宗教领袖于一身，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名义上的王土。

但周天子实际控制的只是王畿，作为“小宗”的诸侯对“大宗”周天子按期纳贡、朝觐，应召出兵助王征伐，而内政自主。

3）制礼作乐。

礼起于原始时代的社会习俗和祭祀仪规，商周时期“乡饮酒礼”，在会食聚餐时，尊长敬老，合议军政；“籍田礼”，每年耕种时节象征带头耕地。

基于宗法制的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强制的社会规范。

乐在原始时代的社会习俗和祭祀仪规中与礼相配合使用，到西周礼乐制度“相须为用”，这里的“乐”不仅指歌舞曲，而且包括与礼制相协配的所有艺术程式和意识规范，是基于审美清高的乐是从内部为人塑造一种自律的文化规范。

“乐从中出，礼自外作”，其目的都在于“整民”，《礼记·乐记》中阐述：

“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4）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和分封制相表里，通过具体的行为规范，礼典仪式，以及表示身份差别的舆服、宫室器用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故“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

”周礼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礼乐并举无所不至，“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还是六艺之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

3.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异同（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1）总体来说，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神权弥漫的时期，是一个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

2）商人信仰的神有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甲骨卜辞多次出现的“帝”或“上帝”，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卜辞中常有“帝令其雨”、“帝其令风”。

商人也频繁的祭祀先神，形成“周祭制度”，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遍祀山川四方、风神雷电。

3）周代发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观念，认为王权‘’

4）周代的天命观的变动：

一，对“德”的强调。

《尚书》中多处提到周王“有德”、“秉德”、“明德”。

将“德”与“孝”对称，对天命而言有德，对祖宗而言有孝，《庄子·天下》说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德”成为周人先王配受上帝或昊天保佑的理由。

二是对“民”即“人”的重视。

复习思考题：

1.文明起源的标志有哪些？

为什么说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而不是一源的？

2.中国早期文字的形态有哪些？

1）甲骨文（商朝文字），是殷皇室从事祭祀、征伐、田猎、农事等活动时进行占卜的记录，刻于龟骨、兽骨之上，在殷商时便作为国家档案集中保管，“有册有典”。

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古代文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

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出现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既《说文解字》中所概括的“六书”。

2）金文，古代称铜为金，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即称“金文”，“吉金文字”，因这类文字大多铸刻在礼器“鼎”和乐器“钟”上，又称“钟鼎文”，商时期铜器铭文不多见，一器物只有一二字，多着十几个字。

到西周时期，金文广泛运用，百余字的铜器铭文并不罕见，有著名的《大孟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牆盘》、《毛公鼎》、《逨盘》。

金文是王室和贵族社会生活的铭记，内容有祭奠、征伐、册命、训诰、追孝、约剂等，其程式化的辞句，大多是颂扬周王室和为公侯祖先歌功颂德的文字，与《诗经》、尚书的部分记载可以印证。

3）甲骨文是以刀镌刻于坚硬的甲骨上，故而笔画纤细，直笔和方折多；而金文多是在松软的模范上刻好再铸成，故而笔画粗肥，圆笔和团块多。

后期金文也向线条化、平直化发展，甚至出现了美术化的倾向。

3.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哪些种类？

其特点是什么？

4.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其结论是什么？

第三章

本章重点难点问题：

1.“轴心时代”（元典时代）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1）中国的元典时期大约相当于东周，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如“天人之辨”方面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世俗；“发展观”通变易、守圜道；“伦理-政治论”崇教化、求经世；“君民之辨”民本与尊君两翼一体

2）元典的制定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诗》、《书》、《易》等中华元典为西周王官初级制作，“学在官府”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晚周士摆脱王室附庸地位，个体觉醒，中华元典方开始由文化专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有其经，元典并非儒家所专有，其他战国诸子也多出入元典。

墨家有《墨经》，道家有《道德经》等

3）在中国元典中的种种精神内核，，如天人之辨，变易之强、和合融通思想、民本尊君理念、忧患意识等等，中华文化史上多次“复古”、“复兴”，如近代的三民主义，维新变法等，与元典中的夷夏之辨、民本思想和变易自强观念之间，有着文化转化关系，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2.先秦诸子各家的理论

1）《庄子·天下》将其时的学术分流归为六大学派，《荀子·非十二子》划为六派十二家，《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西汉史家司马迁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赠四家：

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形成所谓“九流十家”。

《韩非子·显学》称：

“今之显学，儒墨也。

”

2）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学说记载于《论语》。

：

“复礼”与“归仁”。

礼指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孔子要求人们以礼约束自己，“克己复礼为仁”。

礼是外在规范，仁便是思想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

”“仁”这一概念发挥出多重含义，如“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思想深处强化血缘纽带是“仁”的精义所在。

孟子侧重发展孔子的仁学，力主“法先王”，阐杨“王道”、“仁政”理想，并以人性善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还发挥《尚书》“民为邦本”及《左传》的重民轻神思想，倡言“民贵君轻”，学说载于《孟子》。

荀子，侧重发展孔子的礼学，力主“法后王”，通过礼与法规范社会达到“一天下”目的，人性恶是其礼学的人性论基础，学说载于《荀子》，“始乎颂经，终乎读礼”是先秦思想。

3）墨家：

“兼爱”“尚同”。

与儒家最大的不同是以“兼”代“别”，以普遍之爱也即“兼爱”取代儒家的等差之爱，认为“天下兼相爱而治”，通过“尚同”达到对“义”的同一理解，讲“天志”、“明鬼”，企图借助天的一支推行尚贤、尚同，以“非乐”反对儒家的“正乐”，以“桐棺三寸”反对儒家的重丧厚葬。

开辟了中国逻辑史的先河。

4）道家：

“无为”与“自然”。

老子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其战略是“柔弱胜刚强”，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仁义礼智乐使人陷入“大伪”，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

庄子承袭老子思想，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导“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方法。

5）法家：

“变法”与“专制”，起源于春秋的管仲、子产，子产曾于一件青铜鼎上铸刻了“刑书”，“法”与“礼同为古代法权形式”，法讲“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战国时期各国以耕战为要务，这些使用和功利的需要客观还是哪个促进了法家的发展，李悝、吴起和商鞅分别在魏、楚、秦等实行改革，力主义今法取代古礼，声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战国末期韩非子提出以法为本，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

3.中国早期知识人从巫史到士人的转变（士的崛起和私学的出现）

1）巫，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

史，商代初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

“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典册便出于史的手笔。

西周的史有“太史”（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监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内史”、“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两任，除记录外也可以发表意见提供建策，“掌百官以赞治”。

祝，负责祭祀四致告鬼神之词。

卜，专掌占卜的官员，又称为“贞人”，不仅是预测学家，还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运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

2）王室的衰微使世守专之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出走，下移列国、混迹民间，最直接的影响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官失而师儒传之”，鲁国乐师师襄收徒讲学，孔子“以使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私学勃兴，“知识产权”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放于鄙野民间。

3）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底，“大夫食邑，士食田”，多受过六艺之教。

春秋末期以后

4.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性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

有哪些变革？

1）社会结构。

国家层面的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军功爵制度）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变为“布衣卿相，礼贤下士”。

“礼崩乐坏”，旧礼制废止，礼制下移，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打破。

2）政治上，“郡县之法，已在秦先”，春秋以来，秦、晋、楚等国开始在边地设立郡县。

3）文化上，在“礼乐征伐天子出”的商周时代，文化由王室控制，仅有的典籍《诗》、《书》等由王室或公室的文官进行整理、授受。

晋绅掌握的“旧法世传”之学分解为私门之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2.诸子百家争鸣的条件有哪些？

1）春秋战国去古未远，保有较多原始民主的遗存，因而“处士横议”商未如后世那样被视作大逆不道

2）其时文武士人大多怀着“干求利禄”的热望，如苏秦所谓“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列国各行其是，争夺中原霸权，荀子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政治多元为文化多元提供了条件。

3）政治及观念的权威尚未树立，故而士子普遍富于批判精神。

孔子有“苛政猛于虎”的评论，墨子怒斥“令王公大人”“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

4）先秦诸子争鸣的时代，文化主导的精神是“和而不同”。

《国语·郑语》指出：

“夫和实生物，同而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意同裨同，尽乃弃也。

”“和而不同”表现在学术风气上就是“兼收并蓄”。

如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更综汇儒家各派，又汲纳道、法、阴阳家，体现了“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3.近年来出土简帛的成就有哪些？

1）简帛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官私文书，包括律令、籍帐、驿邮和书信等；二是卜筮丧葬记录，包括卜筮祭祷记录、个人历谱、遗策、赗书、旌铭、告地策等；三是思想文化典籍，包括儒家和诸子典籍、医书、日书等。

它们对重写先秦学术史有何影响？

1）发现了大量前所未见的古佚书，弥补了许多学术史空白。

如临沂银雀山

2）简牍帛书与创世文献对校，可以纠正、丰富对于传世文献的认识。

六朝文字与篆、隶文字形异音变，导致汉代经学集成时文本差异，一些经学文本在历代传承过程中又产生讹误脱漏，用早于或与汉代同时的出土文献与之对校，可以“正本清源”，恢复其本来面目。

3）简牍文献的内容解决了许多学术的千古疑案。

例如，战国中期即有“六经”之说，郭店简《六德》篇中，六经内容及顺序，与《庄子·天运》所说完全相同。

4）此前被认定为“伪书”的部分文献，其历史价值也得到重新认识。

宋欧阳修辨《易传》而作《易童子问》

4.先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哪些？

1）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天道远，人道迩”，从重神事转向重人事，从“顺天受命”转到“敬德保民”，再进而转向“为政以德”，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国将兴，听于民”

2）认识到君依赖民、民制约君的君民关系。

民足则国富，民逆则政亡，“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将其概括为著名的君舟民水，亦载亦覆之论

3）提出处理君民关系的理论框架。

必须“取民有制”，“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视民如子”，实行“仁政”、“王道

4）由“重民轻神”和“民贵君轻”这两个相互呼应的命题构筑的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虽有宗教流行，却始终未曾陷入全局性的宗教狂迷，成为一种平衡日益强化的专职军权的力量。

至于一批忧国忧民，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也受到晚周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更显而易见，例如杜甫等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透露着《孟子》“庖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余韵流风。

5.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可以分为哪几种？

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

1）齐鲁文化。

2）三晋文化

3）秦文化

4）楚文化

第四章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

本章重点和难点问题

1.秦汉帝国创立的制度文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六王毕四海一”之后，秦朝立即实施一系列强化国家统一的政治变革，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

甲兼取古代三皇五帝，称制皇帝，较之以往的“王”更显无上尊严高贵，规定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嬴政为始皇帝

乙朝廷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太、宗正、典客、少府、），使政权（丞相主持）、军权（太尉主持）、监察权（御史大夫）分治，以相互制约而通归皇帝辖制；

丙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朝廷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僚制；

丁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郡设郡守，县设县令。

县下为乡，乡下为亭，亭下有里，邻里连坐，组成严密的垂直统治网。

2）与上述“一天下”的政治变革相配合，秦朝还进行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化变革，改变东周以来“田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的格局

甲书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步定型，西周官方文字金文，形制已比较一致、晚周诸侯坐大，文化域分，文字异形，其书写的结构、笔画差异极大，从发掘出土的六国文字已能印证。

“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与规范化的小篆，至少标志着文字形态的以此极珍贵的记述整理与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

“书同文”上承“六书”理论，对文字造型的“象”、“意”进行更为抽象的取舍，形式构成（偏旁部首）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抽象无序列—具体有序列），确立文字书写格式的法则，使得书法艺术结构观念进行了统一化和正规化，使书法理论家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制化，从而引申出对书法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的思考。

乙车同轨

丙度同制（统一度量衡），规定货币分黄金和铜钱两种，又下令沿用商鞅所制量器和尺子，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为经济活动提供整齐划一的标准。

丁行同伦。

“以法为教”，在各地设置专管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以使“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戊地同域。

废除西周以来的封邦建国制，打破地域壁垒，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传播中原文化。

（行政管理机制）

己修秦律。

在秦国原有刑法基础上，汲取六国有关法律条文，制订秦律。

2.儒学成为秦汉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

3.经学的内涵及其内部冲突

4.秦汉时期的宗教现象

复习思考题

1.什么叫“大一统”？

它在秦朝和汉朝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2.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楚文化的？

1）“汉承秦制，萧何定律”。

终汉一朝，其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和郡县官制，以及基层的乡亭组织，基本沿用秦朝的体制。

汉代的朝堂礼仪，为汉高祖受命秦朝的博士遗臣叔孙通所制。

3.为什么“焚书坑儒”会演变为“独尊儒术”？

两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1）秦汉帝国实行文化大一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确立权威的思想意识，以保证人们心理上认同、在精神上附其万世一系的统治。

2）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就对“六艺之科”的态度，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的暴力方式截然相反，他反对滥用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的旗帜，寻找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态、但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在专制一统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整合文化形态的谋士智囊。

3）一方面，汉代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独尊”的“儒术”，与先秦原始儒家已大有不同，它兼收诸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政治张力；另一方面，历代帝王在实际运用中，大都儒表法里，儒法兼采，只不过不便公开宣扬刑杀威罚，“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

4.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何在？

一.今文经学：

以经专指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之时。

汉初，文帝始置“经博士”，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每经下置一名或几名法定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弟子。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1）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不同。

今文经用汉隶抄写，古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现存的今文经有《春秋公羊传》、《仪礼》，现存的古文经有《毛诗》、《周礼》

2）二者的学术取向不同。

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的，将阴阳灾异，着重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

前者主张合时，后者主张复古。

3）二者所尊崇的圣贤对象不同。

今文经学崇奉孔子，古文经学崇奉周公。

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受命”的“托古改制”的“素王”；古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家

4）二者学风不同。

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学风活泼，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却常常失之繁琐。

5）西汉中期，今文经学一直独居官学地位。

今文诸经中以《春秋公羊传》最受重视，称“公羊学”，其大师为董仲舒，主张更化变易、顺应天命，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力倡阴阳五行、黑白赤三统循环之说，促进君权的神圣化。

西汉末年，刘歆倡古文经最力，《周礼》、《春秋左传》最受推崇，王莽改制以《周礼》为本，

5.道教是怎样形成的？

它的文化渊源是什么？

1）道教的文化渊源有三：

第一，古代的鬼魂崇拜，道教将古代神灵系统中的部分天神、地祗、人鬼纳入崇拜对象；第二，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尤其是《庄子》、《楚辞》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种种神仙之说，演化成道教的修炼方术；第三，先秦两汉的道家学说，尤其是黄老之道，道教徒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课诵的主要经典

2）

第五章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本章重点难点问题：

1.继春秋战国之际后，魏晋之际又一次出现文化的大变革。

2.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实际融合互补。

3.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之产生的中、印文化间的融合互补。

魏晋南北朝遗老，佛教与玄学融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间广泛传播，，东晋佛学大师道安总结汉代以来的禅法和般若二系学说，其弟子慧远一方面强调佛法是“不变之宗”，著《沙门不敬王者论》，维护佛教对政治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调和佛学与儒学名教的矛盾，用佛学融合儒玄，被引用来解释和阐释大乘中观学派（空宗）的《般若经》，形成般若学派，此后陈隋之际，天台宗综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以定（止）慧（观）双修为原则，主张“一念三千”、“三谛圆通”。

其重要物化成果有二：

1）寺院的广为兴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杜牧诗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巨型石窟造像。

在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新疆、四川等都有许多石窟和数以千计的佛像

3）佛教刻经。

——佛教经典与教义的传播，摩崖、石壁、石碑

4.文艺和史学在此一时期摆脱经学，实现“自觉”。

5.隋唐盛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

复习思考题：

1.魏晋之际中国文化在哪些方面出现了转变？

2.什么是玄学？

玄学可分作几个阶段？

各阶段的论题是什么？

1）玄有深奥、玄妙之意，《老子》中指出：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庄子》和《周易》“总谓三玄”，玄学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取代衰微的两汉经学；吸收了汉代名理之学的有效成分。

玄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2）正始玄学。

玄学正式创始人是曹魏正始年间的何与王弼。

何晏著《道德伦》，王弼作《易注》、《老子注》，倡言“贵无”，认为“贵无”，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作为具体事物的“有”皆生于“无”。

“贵无”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便以无为本以有为用，结论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史谓“正史之音”，有无之争为此后其他玄学主题（如言意之争、性情之争、一多之争）的展开设定了理论平台

3）西晋“竹林七贤”。

向秀和郭象注《庄子》，修正何晏、王弼的的观点，主张“崇有独化”，即认为“有”是自然存在，并不生于“无”，因而名教不仅本之自然，而且名教即是自然，论证现存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合乎天道自然。

同时期的《崇有论》

4）东晋、南朝时期，玄学转向深研佛理（老庄之“无”与佛教之“空”有学理的相通），玄佛合流，统治者和社会名流谈玄崇佛，而佛教各宗也大都以玄学语言解说佛经

5）玄学所争论的虽然是哲学本体论问题，即本末、体用问题，而实质则是论证名教的合理性，论证当世统治者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如司马氏集团取代超威建立晋权，拥护司马氏的士人多主张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就是自然，拥护曹魏集团的士人则表现出任自然、反明教的特点。

玄学中的才性之争也基于此，曹魏政权“唯才是举”的口后以为着才性分离。

重才而轻德，而司马氏集团强调才性合一。

6）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在论辩中有通（正面解释议论）、有难（发难致诘）、有胜（辩论取胜）、有屈（辩论失败）。

清谈，用老庄思想诠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玄理，由魏晋延及齐梁，手持拂尘，“探玄理微”，“引饰妙词”

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有何不同？

隋唐时期是如何实现文化统一的？

4.科举制度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1）官吏的培养和选拔，即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涉及教育制度问题。

秦代的军功爵制、客卿制和征士、荐举，都答案普了世袭官制。

汉代征辟制和察举制并行，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如北周）便开始了考试选官的探索。

隋朝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以多级（宋代以后一般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封闭应答的方式，建立摆脱贵族化的“选贤与能”的官僚制度。

2）科举制度的经济前提是北魏始行的均田制在隋唐间得以推行。

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大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利，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科举制度还反映了“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之利益，这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取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

唐代曾三次官修姓氏书，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录》、中宗时的《姓系录》，国家专设“谱局”，用博古通今的名儒修撰姓氏谱录，其目的正在于重新划定社会阶层，打破前代士庶差别，“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4）书写、印刷等物质条件大有进步，有利于考试的实施。

魏晋以来纸质的书写材料取代了简帛，西晋左思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晋惠帝令下吏“纸笔”抄写陈寿的《三国志》，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为科举考试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