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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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

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

作者：

姜国柱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周国之师，齐国之祖，百家宗师，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德业风流，泽及后世，万民敬仰，代代传颂。

姜太公的文治武功，英明伟业，史不绝书，为人楷模。

本文只就其军事谋略思想，择其要者，述之如下。

　　一、文武兼备，修德禁暴

　　姜太公深知用兵作战与治国爱民是紧密相关的，没有以万民为基础的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因此，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并非就兵论兵，就武论武，而是尚“文韬”、讲“文伐”，重“武略”、讲“武攻”，强调文伐、武伐并用，先文后武，文武兼备，注重修德禁暴以悦服万民，非专任武力以征服天下。

这就是《六韬》中先论“文韬”，次论“武韬”的道理。

姜太公认为，国君要得天下、王天下，就必须收归民心，使天下万民归服；要使天下万民归服，不能只靠武力征服、威吓，首先应当以仁义道德收服民心，使万民心悦诚服。

因此，要从政治、道德入手，教化万民，使万民与在上位者心同意合，共同协力，这是靠武力征服、压服所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

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

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

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六韬·文韬·文师》）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王者一人之天下；国家是国中人民之国家，非王者一家之国家。

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

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万民之利害为利害，与万民同忧乐，以生利成万民为务。

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求生免死，得乐去苦，才能使天下人与之共生死、共忧患、共苦乐。

如此便可以收揽民心，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

否则，便萌生叛逆之心，发生叛逆之事和凶险之乱。

基于这种认识，姜太公强调国君要修德行仁，泽及百姓，不可暴民、害民，更不可为己利而剥民。

只有如此，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

　　姜太公进一步指出，收揽民心，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天下欢心，其要在于仁民、爱民。

爱民之要、之务，在于省刑罚，薄赋敛，轻徭役，宽民力，不违农时，不夺民力，发展生产，丰衣足食。

当周文王问姜太公：

“为国之大务”和“爱民奈何？

”时，回答是：

“爱民而已”，“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

……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此爱民之道也。

”（《六韬·文韬·国务》）治国要务，安民大计，爱民而己，爱民者，民亦爱之。

爱民、和民、安民，则会上下同心同意，齐心协力，共同对敌，天下无敌。

这里虽然讲的是治国之道、之要、之务，实则包括文攻、文伐、文胜之道、之要、之策，这都是姜太公高超智慧的具体表现。

　　爱民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

姜太公说：

“敬其众，和其亲。

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

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

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六韬·文韬·守土》）这是说，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则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

如此说来，战胜敌人，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事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威服敌人。

这就是姜太公重文韬而不轻武略，把治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

姜太公的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治国、治军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都从姜太公的军国之论中，寻找、吸取思想智慧。

　　二、全胜不斗，不战而胜

　　姜太公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吊民伐罪，惩恶扬善，用兵之略在于以谋取胜，不战而胜，所以他极为重视军事谋略，讲究不战而胜的谋胜。

他说：

“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

微哉，微哉！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

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

”（《六韬·武韬·发启》）这是说，用兵行道，吊民伐罪，夺取天下的策略，要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在军事上不斗全胜。

因为民众是胜利之本，所以要想不战而胜，就要依靠民众，与民众共甘苦、同好恶，上下同心，相互救援，共同对敌，这样就可以“无甲兵而胜”。

　　为了达到不战而全胜的目的，姜太公主张采用“文伐”的手段。

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

”（朱墉：

《武经七书汇解》）不用战争手段讨伐、征服、战胜敌人，则为“文伐”。

姜太公十分重视“文伐”的作用。

在《六韬·武韬·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种“文伐”的方法，具体阐明了“文伐”的内容、方法、策略、目的等，其主旨是采取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收买、分化、瓦解、离间、麻痹、削弱敌人，转化敌我情势，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然后取而代之。

以“文伐”为“武伐”准备条件，奠定基础，开辟道路。

必须将“文伐”与“武伐”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

所以结论是“十二节备，乃成武事。

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讨伐敌人，必然胜利。

　　姜太公的“文伐”之略、之法，在灭商兴周的过程中，一贯注意运用、实施，早在“文王拘羑里”时,就得到运用,并获得成功。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淮南子·道应训》、《尚书大传》等历史典籍记载：

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羑里时,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三人向姜太公请教、商议救文王之策，姜太公献计以美女、奇物、珍宝等献纣王，使之赦免文王，并纵纣王之欲，使其罪行暴露。

纣王果然中计而赦免了文王。

文王归国后，实行德政，收归民心，待纣之失，时机已到，兴师讨伐，“乃遂其谋”。

文王之谋，乃太公之谋。

这是以“文伐”为“武伐”作充分准备，开辟道路。

文王得救之策略，与姜太公的“文伐”、“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策略，大体相同。

究其实，则为姜太公的所思所谋。

　　姜太公的“文伐”、“谋胜”，强调因势利导，因敌而胜，伺机而动，以智取胜，而非盲目而行，鲁莽而动。

《六韬·武韬·三疑》篇中，姜太公在回答周武文王的“欲立功，有三疑：

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

”之问时，说：

“因之，慎谋，用财。

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强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

凡谋之道，周密为宝。

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

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

因以疏之，无使得志。

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

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误之以乐。

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

……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

”武王想建立功业，以王天下，却有三种疑问：

恐怕力量不足以进攻强大的敌人，不能离间敌方国君的亲信，不能瓦解敌国的军民。

针对武王的疑问，姜太公说明了攻强、离亲、散众之策，即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

具体措施是：

因之，慎谋，用财。

就是说，要因势利导，慎用计谋，使用钱财。

袭击强大的敌人，必须采取各种谋略、计策，怂恿敌人，收买敌人，离间敌人，使敌人营垒分化，骄横强暴，争夺利益，淫乐昏乱，彼此怀疑，中我计谋，上我圈套。

我运用计谋算敌、胜敌，而敌人却不知道，没察觉，不了解我的真实意图。

我取得了胜利，敌人却不知我之所以胜之略，这就是智谋可以产生财富，养育万民，辅佐君主以王天下的道理。

姜太公的谋胜之略，实为智者之谋。

　　三、全知敌情，以求全胜

　　姜太公深知，两军相抗，彼此交战，要想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就必须做到知彼知己，而知己比知敌易，故要全面审知敌情，方能做到以全知而求全胜。

姜太公指出，与敌人交战，必须全面了解敌人的各种情况：

“知其心”、“知其意”、“知其情”。

尤其是要将天、地、人的全部情况加以审知、全知，在这个基础上，定下决策，周密谋划，抓住战机，迅速出击，方能取胜。

请看下面周文王与姜太公的问对。

“武王问太公曰：

‘何以知敌垒之虚实、自来自去？

’太公曰：

‘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

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

’武王曰：

‘何以知之？

’太人公曰：

‘听其鼓无音，铎无声，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

敌人卒去不远，未定而复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

太疾则前后不相次，不相次则行陈必乱。

如此者，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必胜矣。

’”（《六韬·虎韬·垒虚》）将帅统兵打仗，必须察知天、地、人的各种情况，并加以综合考量，再决定战与不战，如何战而取胜。

同时要登高下望，观察敌人营垒的虚实。

更要透过“敌诈”的伪装假像，审知敌人的真实意图。

在全知、审知、深知、真知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急速出击，以少击众，必然胜利。

　　察敌、知敌，不仅要从天、地、人等方面综合知敌情，而且还要从察知敌军士气、战陈治乱、军纪严弛、行动迟速等因素来预知、判断敌人的强弱，预见战争的胜负。

当武王问太公：

“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预见胜负之征”时，回答是：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

明将察之，其败在人。

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

凡三军说怿，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

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

三军齐整，陈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之助，大胜之征也。

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

”（《六韬·龙韬·兵征》）通过观察各种征候，预测交战双方力量强弱和战争胜利的方法，其主要表现是战斗意志、精神，“胜负之征，精神先见”。

其次是全面察知敌人的各种情况，判断敌人的“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全面认识敌人的各种征兆，再决定战与不战，如何战而胜之。

这种战前的察敌观战，预见胜负的思想，是战争中的科学预见，无疑是可取的。

姜太公明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察之”，才能“知之”，只有“知之”，才能“战之”，如此“战之”，方能“胜之”。

因为“用兵之道”，其“大要”在于“知兵”、“由势”。

所以说：

“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易，失之者亡。

”“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语变。

”（《六韬·龙韬·奇兵》）我知敌之情，不使敌知我之情，就能“守则固”，“战则胜”，这便是知之胜，全知全胜的道理。

　四、抓住战机，智勇者胜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智慧、勇力之争。

两军相向，要想消灭、战胜敌人，保存、壮大自己，就要与敌人进行智力和勇力的竞赛，并胜过敌人。

愚蠢的武夫不行，胆怯的懦夫也不行，只有智勇双全者，才是战争的胜利者。

　　姜太公深知“战争攻伐”之道、之理。

并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说：

“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

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失。

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故曰：

无恐惧，无犹豫。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

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故智者从之而不失，巧者一决而不犹豫。

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

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六韬·龙韬·军势》）这是说，善于指挥用兵作战的人，不用展开军队就能取得胜利，能够在不知不觉的无形之中取得胜利。

最高明的智者不用战斗就能使敌人屈服。

经过与敌人白刃相杀殊死搏斗而取得胜利的不是良将，战败之后而补救过失的不是智者，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是国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不是国工。

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攻必克，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攻击敌人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谋敌制胜最重要的是计不失误。

这样就可以未战而先胜，收到事半功倍之利。

　　姜太公进一步指出，善于指挥用兵作战的人，还能够做到，按兵不动，等待战机，不受干扰，伺机而动，看到取胜的时机，就要抓住战机，毫不犹豫，无所畏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疾风闪电，惊马奔驰，所向披靡，打击敌人，战胜敌人，这才是机智的指挥者。

如果犹豫不决，害怕狐疑，就会误失战机，招致失败。

所以聪明的指挥者就要抓住战机而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旦决计就毫不犹豫，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

　　姜太公肯定用兵之道在于集中统一，兵胜之术在于密察敌情，抓住战机，击其不意，取胜之道关键在于把握战机，利用态势。

因此，要把握战机，运用机势，夺取胜利。

姜太公说：

“凡兵之道，莫过于一。

一者能独往独来。

黄帝曰：

‘一者阶于道，几于神。

’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

”“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成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文韬·兵道》）“兵道”就是用兵之道，即用兵打仗、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在这篇《兵道》的问对中，姜太公针对周武王之问，具体阐明了“用兵之道”，“兵胜之术”的内容、要旨，强调统一指挥，存亡转化，示形用机，乘势出击对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如此用兵，变化多端，神妙莫测，无往不胜，这才是智者之胜。

　　姜太公不仅重视“用兵之道”，而且强调“用兵之要”。

他在回答武王的“用兵之要”之问时，列举了“十四变”，即十四种打击敌人的有利战机，使我必胜，致敌必败。

这就是：

“太公曰：

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无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

”（《六韬·犬韬·武锋》）这十四可击的情况，是在审察、密察、明察敌人行动变化的基础上，从其变化中见其可击之情、之时、之机，以使“敌人必败”。

因为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有利战机转瞬即逝，所以捕捉、把握战机，适时、乘机打击敌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姜太公深明此理，深通此术，并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牧野大战的胜利，就是明证。

　　姜太公明确地认识到，要战胜敌人，既要斗智、智胜，又要斗勇、武胜。

该出击时就出击，所以要讲究“必胜之道”。

因为他深知“勇斗则生，不勇则死”的道理。

所以说：

“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

审知敌人空虚之地，无人之处，可以必出。

……勇力、飞足、冒将之士居前，平垒为军开道，材士强弩为伏兵居后，弱卒车骑居中。

……审候敌人追我，伏兵疾击其后，多其火鼓，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三军勇斗，莫我能御。

……明告吏士，勇斗则生，不勇则死。

……如此，则吾三军皆精锐勇斗，莫我能止。

”（《六韬·虎韬·必出》）这说的是夜间深入敌国境内，突破敌人四面包围时，要在审知敌人空虚等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战法，奋勇战斗，勇敢杀敌，使敌人不能阻挡我军的突围。

因此，必须“勇斗”。

只有如此，方可胜利、得生。

否则，失败、必死。

　　姜太公所提倡的“勇力”、“勇斗”之“勇”，是审知敌人，了解自己，巧妙指挥的智者之勇，不是鲁莽、草率之勇。

这勇如神兵天降、地出，使敌不知所措、所战。

这种勇，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智者不能为，是智勇双全之勇，故能攻取战胜。

　　五、以少击众，以弱胜强

　　战争中，敌我双方实力相抗，一般说来，多者胜，少者败；强者胜，弱者败；势均力敌时，智勇者胜，愚蠢者败。

但这不是金科玉律的常规，亦不是不可改变的公式。

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历代战争中，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者，史不绝书，举不胜举。

姜太公极为注意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并为后世兵家提供了思想智慧和胜敌之术。

　　姜太公论兵用兵，在战略上深谋用兵之道的同时，在战术上也重视兵胜之术，所以他十分注意运用战法的问题，而对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术，尤有精论。

　　姜太公指出，敌我双方交战之前，就要“先知敌人之强弱，预见胜负之征”，而“胜负之征，精神先见。

”（《六韬·龙韬·兵征》）就是说，通过观察、研究敌人的精神活动和行动上的表现，来审知、分析敌人的强弱、胜负的征兆，针对敌人的征兆，采取相应的战术，做好强弱的转化工作，便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姜太公认为，应当根据森林、山地、江河、险阻等不同地形、地物，采取不同的战术、战法，抗击敌人，达到以少击众，以弱胜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取得胜利的目的。

在《六韬》中的《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等篇中，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分别论述了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下所应采取的不同战法，旨在说明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法。

从下面周武王与姜太公的问对中，就可以看出姜太公有关思想的主旨。

“武问太公曰：

‘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冲军相当，敌众我寡，敌强我弱。

敌人夜来，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军震动。

吾欲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为之奈何，‘太公曰：

‘如此者，谓之震寇。

利出以战，不可以守。

选吾材士强弩，车骑为之左右，疾击其前，急攻其后，或击其表，或击其里，其卒必乱，其将必骇。

’”（《六韬·豹韬·敌强》）“武王问太公曰：

‘吾欲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为之奈何？

’太公曰：

‘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

’”（《六韬·豹韬·少众》）对待比我强大之敌，要想“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就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战法，利用各种条件，有效地打击敌人，不可强攻，不能死守，攻守适宜，有利则战。

同时要争取大国、邻国的帮助、支援，这样就可以做到以少击众而胜众，以弱击强而胜强，从而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姜太公的这些战术、战法，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光辉的智者灼见，故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

　　六、施行诡诈，以奇制胜

　　战争是敌我双方活的实力对抗、较量。

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即对抗性、诡诈性、多端性、多变性、无常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对方，诱敌上当，取得胜利。

这便增加了军事认识的复杂性、曲折性、多面性。

这就要求战争的指挥者，既需要以人们的正常的认识秩序、规律去认识、决策、指挥战争，又需要人们以超常乃至于反常的认识能力去认识、思考、驾驭战争，更需要透过敌人活动的现象，敌人制造的假像识破敌人的意图，并设计、制造假像欺骗、迷惑敌人，诱敌上当，中我圈套，为我所败，这便是兵的诡诈性所在。

　　中国历代兵书战策、兵家兵略。

都强调“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究其实，都渊源于、发端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韬略、战术思想。

　　姜太公认为，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兵卒之动，必有奇正、分合之变。

要想克敌制胜，而不被敌所制所胜，就要施奇谋，用奇计，以奇胜。

而奇谋、奇计、奇胜，来源于人的无穷智慧，有了高超的智慧，运用奇谋、奇计，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奇胜。

姜太公说：

“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

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

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

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

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

……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失。

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六韬·龙韬·军势》）战争的态势随着敌人行动的变化而变化，两军对垒，彼此较量，运用奇正的战术、战法，来源于指挥者的智慧、谋略，智慧、谋略无穷，奇正的战术、战法也随之无穷了。

为此，必须保守军事机密，做到我知敌，而敌不知我，并施用诡计、奇计，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示弱骗敌，变化无常，出奇制胜。

　　姜太公在《六韬·龙韬·奇兵》篇中，专门论述了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在《六韬》的其它有关篇章中，从各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施诡计，用奇谋，出奇兵，欺迷敌，以胜敌的战略、战术。

具体说来，有如下诸端。

　　第一、制造假像，声东击西。

这就是“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

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六韬·文韬·兵道》）制造种种假象，隐蔽真实意图，欺骗敌人，迷惑敌人，引诱敌人，欲其西，袭其东，这是用兵之道中诡诈胜敌之一法。

　　第二、击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就是“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文韬·兵道》）“武王问太公曰：

‘吾与敌人临境相距，彼可以来，我可以往，阵皆坚固，莫敢先举。

我欲往而袭之，彼亦可来，为之奈何？

’太公曰：

‘分兵三处，令我前军，深沟增垒而无出，列旌旗，击鼙鼓，完为守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无使敌人知我意。

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击其不意，攻其无备，敌人不知我情，则止不来矣。

’武王曰：

‘敌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谋，动而得我事，其锐士伏于深草，要隘路，击我便处，为之奈何？

’太公曰：

‘令我前军，日出挑战，以劳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扬尘，鼓呼而往来，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敌无过百步，其将必劳，其卒必骇。

如此，则敌人不敢来。

吾往者不止，或袭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敌人必败。

’”（《六韬·虎韬·临境》）战胜敌人的办法是：

密察敌人的各种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战法，击其不意，攻其无备，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往来不止，不断挑战，时时骚扰，或袭其内，或击其外，使敌人不知所措，不知所守，不知所攻，不知所备，我军击之，敌人必败。

　　第三、作好准备，疾战突战。

这就是：

“武王曰：

‘敌人分为三四，或战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马，其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军恐惧，为之奈何？

’太公曰：

‘谨候敌人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

去城四里而为垒，金鼓旌旗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

令我垒上多积强弩，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

敌人若至，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击鼙鼓，完为守备。

敌人以我为守城，必薄我城下，发吾伏兵，以冲其内，或击其外。

三军疾战，或击其前，或击其后，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名曰突战。

敌人虽众，其将必走。

’”（《六韬·豹韬·突战》）这是说，对待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突然侵略的敌人，要乘其全军未到之机，作好战争准备，各类兵卒进入战斗状态。

当敌军来临时，使我轻装部队与敌交战而佯装败退而走，引诱敌人，令我守城部队采取各种办法作好准备，使敌人误以为我主力守城，而迫近城下，这时我突然出动伏兵，袭击敌人，发动疾战，击其内外。

同时，急令三军，疾击其前后、左右，使敌将惊骇，敌卒大乱，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敌人虽众，必然败逃，这就是“三军疾战，敌人必败”的战法。

　　第四、妄张诈诱，荧惑敌将。

兵为诡道，兵以诈立，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面对强大的敌人，狡猾的敌将，不能与其死打硬拼，而要虚张声势，诈骗敌人，扰乱敌人，令其上当，误失战机，我则适时出击，制敌取胜。

姜太公说：

“妄张诈诱，以荧惑其将；迂其道，令过深草；远其路，令会日暮。

前行未渡水，后行未及舍，发我伏兵，疾击其左右，车骑扰乱其前后。

敌人虽众，其将可走。

”（《六韬·豹韬·少众》）运用虚张声势，引诱诈骗敌人的手段，迷惑敌军的将帅，诱使敌人迂回绕道，令其必定经过深草地带；引诱敌人误行远路，延误时间，令其日暮之时与我会战。

乘敌人前行部队未及过河，后续部队未及宿营，发动我伏兵，迅速打击敌人的左右，命令车骑扰乱敌人的前后，这样妄张诈诱，欺骗敌将，就可以做到以少胜多。

　　第五，施行诈术，瓦解敌军。

姜太公指出，为了有效地欺骗敌人，瓦解敌军，就要在军队的组织建制中，设立专人司行诡诈之术。

如《六韬·龙韬·王翼》篇，在论述军队统帅部的组织和职能时，就明确规定设“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

”设专人主管军中的旗鼓，统一视听的信号；制造假符节，发布假号令，暗中忽来忽往，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我则出神入化。

设“权士三人，主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