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探索》部分章节江新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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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的心理学探索》部分章节江新著
第二节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字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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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绍的实验研究都是探讨汉语作为母语的认知加工过程,其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读者或学习者，还需要通过实验研究来检验。
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认知加工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对母语采用拼音文字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汉字学习是一个很大障碍。
因此，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中，汉字认知和汉语阅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Everson，1993）。
对外国人汉字学习心理的实验研究始于刘廷芳，刘廷芳192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汉字学习实验中，不但以中国留美学生为被试，也以美国儿童为实验对象。
后来，蔡乐生（1926）、艾伟（1929）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对外国人的汉字学习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验研究。
同时，艾伟也以中国人为被试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在自己和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著名的《汉字问题》一书（1949）。
该书出版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人识字心理的实验研究。
但是，关于外国人汉字学习心理的实验，自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却非常罕见（只看到Chin，1973），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开始逐渐增加，其中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海尔斯（Hayes）、麦文贤（Everson）、柯传仁、沈禾玲等几位学者。
无论国内国外，外国人汉字识别和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人汉字认知的影响因素、汉字识别和汉字书写的关系、汉字学习策略等问题上。
一、外国人汉字认知的影响因素
对外国人汉字识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借鉴母语者汉字识别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问题集中于汉字的笔画数、部件数、结构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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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因素对汉字识别和学习的影响。
（一）字形因素
影响母语者汉字识别的字形匀速，是否也影响外国人的汉字识别？
和母语者汉字识别的研究相比，关于汉字字形因素对外国人汉字识别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汉字笔画数在外国人汉字加工过程中的作用，少数研究涉及部件数、结构类型、笔画类型和字形对称性的影响。
1.笔画数
汉字笔画数的多少是否影响外国人的汉字识别和汉字书写？
是否笔画数多的汉字比笔画数少的汉字识别要困难？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1）早期的研究。
艾伟（1929）以未学习过汉语的美国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观察实验的方法，来测验学习者观察字形的能力。
实验时要求被试数秒内观察一个汉字，然后将所观察的汉字默写在测试纸上，每个汉字观察8次，默写8次。
观察成绩以所写汉字的正确笔画为单位进行计算。
他的结论是：
笔画数在10画以内的字容易观察；笔画数在10-15画之间的字，其观察难易程度与字形组织有关。
观察比较困难的字是：
左右部件笔画数相差10画以上的字（例如，劉、亂），部件较多、笔画为斜线和曲线的字（例如，疑、殺）。
观察比容易的字是：
由横直线组成的字（例如，華、罪）、笔画对称的字（例如，開、罪）。
由于艾伟是以汉字默写成绩作为观察难易的指标，所以他的结论适用于汉字的书写。
除了艾伟之外，蔡乐生（1926）就笔画数对外国人汉字学习的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
蔡乐生用两个实验分别研究了笔画数对汉字识别和书写的影响。
在第一个实验中，蔡乐生以21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为被试，先给被试呈现要学习的三组汉字和英文意义，这三组汉字的笔画数分别为3画、6画和12画，每组10个字，每个字用卡片呈现3秒钟。
卡片呈现完毕后，进行识别测验。
这两个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汉字识别成绩与汉字的笔画数无关，但被试汉字默写成绩与笔画数有关，笔画数越多，默写成绩越差。
（2）近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外国人汉字学习问题所做的实验研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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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多。
其中很多研究都涉及汉字笔画数的影响。
海尔斯（Hayes）对外国人汉字学习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研究。
他于198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所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母语者和非母语这汉字识别的，其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高级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的语音编码和视觉加工策略》（Hayes，1987a，转引自Hayes，1987b）后来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
在其中一篇论文中（Hayes，1987b），他探讨了汉字笔画数对外国人和台湾人汉字识别的影响。
他指出，关于笔画数对母语者汉字识别影响的研究，所得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笔画数多的字识别比笔画数少的字困难，有的研究发现笔画数多不一定阻碍汉字识别。
他认为，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说明汉字笔画数本身不一定是汉字学习困难的原因。
在该实验中，海尔斯把汉字笔画数的多少作为字形复杂性的指标，提出了“越负责的汉字，区别性特征越多，识别也越好”的研究假设。
该假设的提出，是受到了泰勒（Taylor）观点的启发。
泰勒（Taylor，1983，转引自Hayes，1987b）曾经提出，在学习汉字时，笔画复杂的字比笔画简单的字包含更多的区别特征，因此可能对汉字学习更有利。
但是，汉字学习包括识别（即认读）和产生（即书写）两个部分。
泰勒强调，笔画复杂对识别汉字、认读汉字可能又帮助，但是对回忆汉字、书写汉字就不一定有帮助，因为它们需要从记忆中提取的笔画比较多。
海尔斯引用本哈特（Bernhardt，1984，转引自Hayes，1987a）的英语例子来说明这个假设。
英语单词alligator（鳄鱼）被许多可读性公式看做是难词（因为它的词长比较长、频率比较低），但是Bernhardt指出，初学者学会认这个单词一点也不困难，因为这个单词的字形很特别、易于想像（视觉意象度高），例如，初学者把“ll”想象成鳄鱼的耳朵，把or想象成尾巴。
但是，诸如“the，them，they，their，this，those”等不容易产生意象的单词，尽管词长不长，却是非常难识记的单词。
因此，海尔斯假定，有些汉字笔画数虽少，但是字形不独特、不容易产生意象，所以不容易识别。
而一些笔画数多的汉字由于字形独特，容易产生意象，即使频率不高，也容易识别。
参加海尔斯（Hayes，1987）实验的被试为17名非母语者（在美国大学里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和17名母语者（台湾大学生）。
试验中，给被试呈现一张有6个汉字的幻灯片，要求被试看4秒钟，然后在一张有7个汉字的纸上圈出刚才看到的汉字。
实验一共有15张幻灯片，共90个汉字作为刺激材料。
实验的结果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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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被试辨认汉字的正确率（Hayes，1987）
汉语水平
汉字复杂性（笔画数）
低（1-5）
中（6-10）
高（11-15）
复杂（16+）
母语者
0.94
0.91
9.00
9.30
非母语者
8.00
7.70
7.60
8.00
结果显示，无论是母语者还是非母语者，被试辨认汉字的成绩不因汉字的复杂性（笔画数）不同而有显著不同。
汉字的笔画数是2还是15，都不影响被试辨认汉字的成绩。
也就是说实验没有发现汉字识别中笔画数效应的存在。
虽然该实验的结果没有完全证明海尔斯最初的假设，但是它至少说明，笔画数多并不是汉字识别困难的原因。
海尔斯认为，汉字笔画数的多少并不影响汉字的识别，比较容易识别的字，不一定是笔画数少的字，而可能是字形独特、易于想象的字。
这个研究的结果对汉语教学具有启发意义。
如果汉字的笔画数真的不影响学习者的识别汉字，那么汉语教师应该知道，至少在汉字认读中，笔画繁多的字不一定是难于认读或识别的字，不一定成为学习者提高汉语阅读能力的障碍。
但是，海尔斯（Hayes，1987）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实验采用的汉字，根据笔画数的不同分成了5个组，这5个组的汉字在其他重要的因素上（例如熟悉度或频率）是否匹配，未见说明。
其次，这个5个组的汉字的数量并不相等，有的组数量多，有的组数量少。
从这两点看，该研究在实验设计和刺激材料的选择方面还有值得改进之处。
此外，此研究中的非母语者是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其实验所得结论不一定能够推论到汉语初学者。
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在汉字识别中不寻找笔画数效应，不意味着初级阶段的学习者的汉字识别也不受笔画数的影响。
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发现初学者的汉字识别受笔画数的影响（Chin，1973；Xiao，2002；Ke，1996）。
晋聪（Chin，1973）以29名学习汉语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为被试，发现汉字笔画数影响汉字识别和书写。
汉字识别任务是要求被试给出汉字的意义和拼音，书写任务是要求被试根据意义和拼音写出汉字。
晋聪发现，无论是识别还是书写，被试的成绩都随着汉字笔画数增加而下降。
最近，萧云（Xiao，2002）也有类似的发现，她在自然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采用识别、书写和听写三种任务对汉语初学者的汉字学习情况进行测验，识别和书写任务与晋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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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听写任务要求根据老师的发音写出汉字、拼音和意义，每个测试项目都是双字词。
被试为34名初级课程班的学生，其中65%为英语母语者，29%的学生是华裔，在家中接触过汉语但声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其他学生以别的语言为母语。
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任务中，笔画数的多少都影响汉字的成绩，少笔画字（6画以下）比中笔画字（7-11画）、多笔画字（12画以上）的成绩要好，但是中笔画字与多笔画字的成绩差异，只在书写和听写任务中存在，在识别任务中并不存在。
但是，晋聪和萧云的研究都没有考虑汉字的熟悉性或字频对学生检测成绩的影响。
柯传仁（ke，1996）采用类似晋聪（1973）的实验任务，在对汉字的频率进行控制（以课本上出现的高频汉字作为实验刺激）的条件下，比较多笔画字和少笔画字的识别成绩和书写成绩（在识别任务中少笔画字的平均笔画数为5.8,多笔画字的平均笔画数为13.8，在书写任务中少笔画字的平均笔画数为4.73，多笔画字的平均笔画数为12.2）。
他发现汉字书写上存在笔画数效应，笔画数少的字的成绩显著好于笔画数多的字，但是在汉字识别上不存在笔画数效应。
晋聪（1973）、萧云（2002）和柯传仁（1996）采用的是非速示条件下的自然任务，即汉字不是快速地在短暂时间内呈现给被试，被试要求完成的书写和认读任务接近于自然的学习任务，而不是人为的任务。
他们的研究一致表明，对于汉语水平比较低的初学者，汉字书写存在笔画数效应。
但是初学者的汉字识别是否存在笔画数效应，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晋聪、萧云都发现笔画数影响汉字识别，但柯传仁在控制汉字熟悉性影响的条件下，没有发现笔画数在初学者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其他研究者采用速示条件下的实验任务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瑟晋特和麦文贤（Sergent&Everson，1992）采用反应时实验的方法对外国人汉字识别的笔画数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实验采用命名任务（即要求学习者尽可能又快又准地读出汉字的读音），以被试命名反应时间和正确率作为因变量。
而且，他们不但把笔画数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还把汉字的频率和被试的汉语水平也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因此能够在同一个实验中研究汉字的频率和被试汉语水平对笔画数效应的影响。
实验的被试分为初级汉语水平组和高级汉语水平组，他们分别是美国空军学院17名一年级学生（初级学习者）和5名三年级学生（高级学习者）。
他们发现，无论是初级学习者还是高级学习者，汉字命名的速度和正确率都随着汉字笔画数增加而下降，而且笔画数效应在高频字和低频字的识别中都存在，即笔画数效应不受字频的影响。
上述研究没有区分笔画数的作用和部件数的作用，很可能笔画数多的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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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件数多的字。
尤浩杰（2003）采用反应时实验，在控制了部件数的条件下探讨了频率对笔画数效应的影响。
她以学习汉语两年的荷兰学生和俄罗斯学生为被试，采用真假字命名任务，发现在部件数相同的情况下笔画数效应仍然存在，而且笔画数效应不受频率高低的影响。
也就是说，瑟晋特和麦文贤、尤浩杰在速示条件下的研究都发现，笔画数影响初学者的汉字命名反应时间。
综上所述，关于笔画数对外国人汉字学习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和近期的研究都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
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笔画数对外国人汉字学习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可能受学习任务、学习者汉语水平、速示条件或非速示条件、字形结构的制约。
首先，笔画数效应可能随着学习任务不同（例如认读还是书写）而发生变化，笔画数的多少可能只影响汉字的书写，而不影响汉字的认读；其次，笔画数效应可能受学习者汉语水平高低的影响，笔画数的多少可能只影响汉语水平低的学习者，不一根线汉语水平高的学习者；再次，笔画数效应还可能受速示或非速示条件的影响，在速示条件下笔画数有影响，在非速示天条件下没有影响；最后，笔画数效应还可能会受到汉字其他字形因素（例如笔画类型、字形对称性）的影响。
2.部件数及结构类型
汉字的部件数和结构类型是否影响外国人的汉字认知？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实验研究都非常罕见，目前只看到国内学者尤浩杰（2003）的研究。
尤浩杰的研究得到的结果比较复杂，从反应时数据看，无论是高频字还是低频字，部件数都影响汉字识别，但是反应时并没有随着部件数的增加而增加，两部件字的反应时最长；从错误率数据看，部件数效应只存在于低频字中，错误率随部件数的增加而升高。
不过重要的是，她发现了结构类型效应，即左右结构的错误率高于上下结构字和包围字，因此她认为左右结构子是外国学生最难掌握的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因为这个结果与母语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母语者的结果是左右字比上下字的识别要好，且左右字比包围字容易学习。
但该研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来说，这个结果也有待更多研究的证实。
3.字形对称性及笔画类型
关于字形对称性、笔画类型对外国人汉字认知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艾伟（1949）的早期的实验外，还没有看到其他研究者的实验。
前面我们谈过，艾伟通过分析美国人多次观察和默写汉字的成绩，提出笔画数多（10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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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其观察难易程度与字形组织有关。
笔者最近就笔画数、笔画类型、结构类型和字形对称性等字形因素对外国人汉字认读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外国学生来说，是否笔画数少的字、字形对称的字、笔形横竖的字比较容易识记，而笔画数多的字、字形不对称的字、笔形斜曲的字识记比较困难。
不同结构类型（如独体、左右、上下、包围等）的字的学习困难程度是否相同。
我们以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的一年级第一学期的非汉字圈国家留学生28人为被试，从他们学过的汉字中随机选取102个字进行测验，要求被试写出每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并组词或造句。
然后分别比较不同笔画数、不同字形对称性、不同笔画类型的各组汉字测试成绩的差异。
首先，在出现次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笔画数不同的三组字的成绩差异，结果如表3-2所示。
表3-2三组汉字拼音、意义和音义皆知正确率的平均数
汉字笔画数类型
拼音正确率
意义正确率
音义皆知正确率
笔画数少
0.64
0.55
0.53
笔画数中等
0.48
0.43
0.41
笔画数多
0.51
0.45
0.43
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无论是拼音成绩、意义成绩韩式音义皆知成绩，笔画数少的字（平均5画，2-6画）的成绩都显著好于笔画数中等（平均8画，7-9画）、笔画数多（平均12.2画，9-19画）的字，但后二者无显著差异。
即汉字笔画数的多少影响汉字认读学习的效果，但汉字认读的成绩不是随笔画数的增加而线性提高的，笔画数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汉字认读难度的差异。
汉字笔画数由少增至中等时，汉字认读困难度随之增加，当笔画数由中等增至多笔画，汉字认读难度并不随之增加。
其次，在笔画数、出现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研究对称字（如幸、南）与不对称字（药、后）成绩的差异，结果如表3-3.
表3-3两组汉字拼音、意义和音义皆知正确率的平均数
字形对称性
拼音正确率
意义正确率
音义皆知正确率
对称字
0.60
0.51
0.50
不对称字
0.47
0.44
0.42
检验结果显示，字形对称字的成绩显著好于不对称字。
表明汉字字形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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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汉字的学习。
再次，在笔画数、出现次数相同的情况下，研究笔画类型（横竖或斜曲）不同的两组字的成绩差异。
而且，为了控制字形对称性的影响，统计时将字形对称的字排除在外，只统计非对称字的成绩。
结果如表3-4所示。
表3-4两组汉字拼音、意义和音义皆知正确率的平均数
笔形横竖或斜曲
拼音正确率
意义正确率
音义皆知正确率
横竖字
0.71
0.64
0.63
斜曲字
0.59
0.53
0.51
检验结果显示，笔形横直字（如昨、信等）的成绩显著高于斜曲字（如执、资等），表明汉字笔形的横直或斜曲影响汉字的学习。
最后，在笔画数、复现率相同的情况下，探讨结构方式不同的四组汉字的成绩差异。
结果如表3-5。
表3-5结构类型不同的四组汉字拼音、意义和音义皆知正确率的平均数
结构方式
拼音正确率
意义正确率
音义皆知正确率
独体字
0.77
0.66
0.65
上下字
0.77
0.72
0.71
左右字
0.63
0.60
0.56
包围字
0.44
0.39
0.36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独体字、上下字的学习比左右字、包围字好，左右字的学习比包围字好。
独体字与上下字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对字形因素对拼音文字北京的非汉字圈国家学生的汉字认读学习的影响有了初步的结论。
即在本研究的条件下，外国人汉字识别存在字形对称性效应、笔画类型效应和结构类型效应。
即汉字对称比不对称的字容易学习、笔形横竖的字比笔形斜曲的字容易学习、上下字的学习好于左右字、左右字的学习好于包围字。
但汉字认读难度不随笔画数的增加而出现线性增加。
上下字的成绩好于左右字，这个结果与其他以汉字初学者为被试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江新，2003b；尤浩杰，2003），江新（2003b）发现学习汉语5个月的美国学生对上下字有正字法意识，但是左右字没有，而且上下字的字汇判断反应时比左右字短。
尤浩杰也发现外国学习者左右结构字的错误率高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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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构字。
我们认为，上下字的成绩好于左右字，可能与上下字较左右字在结构上更加紧密、整体性更强有关。
以上结论是初步的。
以后应该进行控制更加严格的实验研究，采用多种实验任务，来进一步研究字形因素对外国人汉字学习的影响及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外汉字教学的科学方法。
（三）频率或复现率
所谓复现率，是指字或词在教材中重复出现的次数。
与复现率关系密切的是所谓“频率效应”的研究。
近十年来，输入频率（inputfrequency）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
尼克·埃利斯（NickEllis，2002）在对有关研究进行综述后提出，语言加工的所有方面，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加工和语言的理解、产出，都受到输入频率的影响（即所谓的频率效应）；语言学习者对于输入频率的敏感性，可以世界许多语言习得现象。
他认为频率可以成为联结不同语言习得理论流派的一个中介因素。
汉字在教材中的复现率对汉字学习效果的影响，是对外汉语教学界关心的问题。
陆俭明（2000）提出，为了适应对外汉语教学需要，现代汉语应用研究应该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而其中一个课题是复现率的问题，例如汉字、词、语法点在教材中的复现率多少为佳。
字频，即汉字在汉语书面材料中出现的次数，是一种客观的统计指标，它常常被研究者用来代表汉语读者对汉字的实际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
研究表明，汉字的认知加工存在频率效应，但这个结果主要是从第一语言加工的研究中得到的。
频率效应在汉语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中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已有的对母语者研究采用的字频，是以汉语熟练的母语读者的阅读材料为基础进行统计的，不能很好地代表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字的接触频率，研究者必须根据学习者实际接触的书面材料来统计，没有现成的频率统计资料可供查询使用。
由于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接触的阅读材料并不固定，所以相关的字频统计工作很难进行。
只有少数研究者探讨了汉字复现率在外国人汉字加工和学习中的作用，瑟晋特和麦文贤（Sergent&Everson,1992）以美国初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为被试（初级学习者测试时已经完成了教材前17课的学习）。
他们首先统计了每个汉字在前17课的对话、操练、生词表和练习中出现的次数，根据这个指标来划分低频字和高频字。
实验时要求学习者对高频字和低频字进行命名（即大声朗读），记录命名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结果显示，无论是初级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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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高级学习者，高频字的命名正确率（74%）都显著高于低频字（58%），频率与汉语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高频字的命名反应时间（2.15秒）比低频字的（2.39秒）短，但二者差异不显著。
瑟晋特和麦文贤任务，高频字与低频字的反应时间差异不显著，与被试样本比较小有关，并提出应该有更多的重复研究和补充研究。
但是，该研究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研究所用的字频是基于初级学习者所学的材料所做的统计，而初级者对汉字的接触频率不一定能代表高级学习者对汉字的接触频率。
笔者最近采用纸笔测验的方法，对汉字频率或复现率对汉字学习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江新，2004a，2006a）。
第一个研究中（江新，2004）包括两项实验，第一个实验《汉语言文字启蒙》考察汉字复现率对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发现复现率低（4次）、中（9次）两组汉字的正确率显著好于高组（17次），但是低中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三组汉字的音义皆知正确率分别为44%、53%、76%。
第二个实验《汉语教程》考察汉字复现率对初学汉语的欧美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发现复现率低（1.4次）、较低（3次）、较高（7次）、高（24次）的正确率分别为20%、29%、58%、69%，其中1.4次组、3次组与7次组、24次组差异显著。
在第二个研究中（江新，2006a，实验一），对实验设计进行了改进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复现率1次、3次、5次、7次、9次的音义皆知正确率分别为14%、39%、52%、59%、62%。
这两个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汉字在教材中实际出现的频率影响汉字学习的效果，复现率越高，汉字学习效果越好，但汉字成绩随复现率的增加而提高的进程是先快后慢。
由于存在学习效率的问题，复现率过高，学习到汉字数量减少。
因此不是复现率越高越好。
那么，汉字复现率多少为佳呢？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成绩随复现率的增加而提高的进程是先快后慢，最初提高的速度很快，后来逐渐减慢。
到平均7次左右，提高的速度迅速减缓。
所以，我们认为，汉字在教材全文（课文、生词）中的最佳复现率至少为7次。
但是，当复现率为7次时，音义皆知的正确率并不高，只有58%、59%，当复现率为24次（平均）时，音义皆知的正确率为69%，接近70%。
如果我们把70%的正确率作为汉字掌握的标准的话，那么汉字的复现率至少要达到24次左右（江新，2004a）。
（四）构词能力
汉字的出现频是一种累计频率，例如“生”的出现频率不但包括“生”作为单字词出现的频率，也包括含有该字的所有词出现的频率。
因此某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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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频率与该字的构词数之间有密切关系，出现频率高的字，可能是构词数多的汉字。
例如“生”字的出现频率很高，与由“生”字构词数很多、构词能力很强有关。
在学习者接触的语言材料中，某个汉字在同一个词中反复出现与该字在不同词中反复出现，是否对汉字学习产生类似的影响？
汉字构词能力的高低是否影响汉字学习效果？
前人关于汉字频率的研究，都没有同时探讨构词数的问题。
哈林顿和丹尼斯（Harington&Dennis,2002）认为,学习者会凭直觉来计算语言输入中特定分布特征,这些特征既包括某个语言形式单独出现的频率,也包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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