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docx
《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docx](https://file1.bdocx.com/fileroot1/2023-2/4/a69730f3-bc8f-45b1-99de-de219583b603/a69730f3-bc8f-45b1-99de-de219583b6031.gif)
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iteSpace的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作者:
董军平
来源:
《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15期
摘要:
文章以1993~2018年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合作治理”为主题,检索到1399篇的国内文献为样本数据,通过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关键词、发文作者、研究机构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
结果发现,我国的合作治理研究方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以合作治理为理论视角,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等若干热点研究领域,同时涌现出一些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
研究表明,我国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热点问题研究关注度持续上升,研究成果逐渐显著,在新机遇、新挑战下,合作治理面临着向新理念、新格局、新领域的的跨越。
与此同时,合作治理研究作者以及机构存在着研究分散、合作关系不紧密等问题。
对此,未来对合作治理的研究应本着自由、平等的合作理念,构建多元的合作治理格局,结合时代背景及国家宏观政策重点把握合作治理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合作治理citespace后工业社会
合作治理理论是社会历史状态发生转型的产物,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运动,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协作式的治理体系已经无法不能满足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
就在社会治理面对巨大的压力之下,合作治理登上社会治理体系的历史舞台,社会从协作走向合作,用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面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致力于合作治理的研究,其发文量逐年递增,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贡献出不同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为代表展开对合作治理的探讨。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了解我国合作治理研究的热点及趋势,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有关关键词、作者以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整理得到相关领域内的核心文献,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的作者在同一领域研究视角的不同以及研究的共性等问题,得出未来我国合作治理的研究展望,为合作治理的本土化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和CSSCI,以“合作治理”为检索主题词,时间跨度从1993~2018年,选择版本CiteSpacev.5.3.R4(64-bit),删除与合作治理无相关的文献,共得到1399篇文献,绘制过去26年以来我国合作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
传统的对合作治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文献综述方法。
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只能通过对筛选出的部分文献来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者的个人经验和知识积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难以客观真实的反映出研究对象的特点、趋势以及所研究样本文献之间的隐性关系,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作者和研究机构等方面的分析。
客观总结出各研究对象内在的逻辑关系,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使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合作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设定单个时间切片为1年,一共有26个单个时间切片。
在节点类型中选择关键词(keyword)通过调节阈值最终绘制成145个节点,251条连线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
在图1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所在文献中出现次数的多少,节点越大则表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
节点中心度越大,则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的概率就越高。
中心度越高,则节点阴影越明显。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针对合作治理研究已经不断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对于合作治理理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根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得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中心度(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出现的频次较高,为近年来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领域。
(一)合作治理研究
从表1中可以看出,合作治理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国内对于合作治理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包括张康之、史云贵、谢新水、石佑启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
张康之以合作治理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书籍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张康之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构想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道德制度建構方案。
探讨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所构成的挑战,张康之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以社会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治理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追求以及通过信息资源的垄断去增强权利权威的做法,都受到了社会治理体系开放性的冲击。
特别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的虚拟化和权力体系的去中心化,都正在为一种合作治理局面的出现提供准备,认为人类社会在共存共在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合作将成为一个无可选择的现实。
史云贵对合作治理的研究主要贯穿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治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乡镇合作治理等方面。
利用合作治理的视角,分析探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路径。
他认为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作为主要的领导集体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在封建社会和工业社会是适用的。
但是在后工业社会化的今天,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单一的政府主体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群体的需求。
因此,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重塑社会管理方式显得尤为必要。
在此基础上,史云贵提出应积极引导非正式组织在我国的发展,通过政府与非正式组织的合作治理来完善我国多元化的治理路径。
另外,在基层社会和乡镇主体治理方面,以合作治理的理念力求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
可以看出,合作治理已成为我国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贯穿于各个学科当中,在公共管理学科极为明显。
并在中国新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合作治理的研究趋势还将继续。
(二)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下对社会治理的研究,根据从中国知网收集的文献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理论研究,二是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包括:
张康之、江必新、蓝煜昕等。
张康之在《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一文中指出在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治理变革的浪潮中,参与治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与时代条件所不符。
从当前来看,新的社会结构所需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江必新(2014)在《论社会治理创新》一文中强调党的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就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维护社会稳定。
一方面利用合作治理模式,法治的思维进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另一方面需正确认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共治关系;蓝煜昕(2017)在《社会共治的话语用户理论脉络》一文中主张西方理论背景下的我国社会共治话语体系存在着逻辑混乱、夸大其词的问题,我国的社会共治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传统文化根基,面对我国所面临的特有的治理困境,从而找出一条属于中国社会共治的道路。
实证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包括:
欧阳果华、耿亚东等。
他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基于社会合作治理模式,对如何优化网络环境提出自己的见解。
欧阳果华(2018)在《治理网络谣言:
政府与网络社团的合作模式分析》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使我们及时了解到新的讯息,掌握时事动态;另一方面网络谣言的传播也随之而来。
因此,他提出政府应转变管理职能,在治理网络环境的同时,规范和引导网络社团,利用网络社团反应迅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特点,合作治理网络环境,规避网络谣言。
耿亚东(2017)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一文中强调伴随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为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数据信息庞大、数据信息泄露等问题,合作治理为政府应对这些挑战创造了有效的路径。
由此可见,在后工业化社会,政府已不再扮演统治,管理的角色。
新型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打破传统的单一的局面,利用合作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全球治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社会转型,此时全球合作治理的趋势也不断上升。
根据对全球合作治理研究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一是以张康之为代表的针对全球合作治理的理论研究。
首先他对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进行了阐述,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边缘结构所体现出的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世界治理违背了人类共生共在的主题。
全球治理将取代世界治理,以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为宗旨,打造全球共同治理的格局,携手谱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他对全球社会中的道德和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合作、从静止走向流动,全球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也在开放、合作与流动中重新建构,而这一行为也恰恰体现在合作治理中。
二是对全球治理模式的有关分析。
代表人物主要有吕晓莉、蔡拓等。
吕晓莉认为全球治理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途径,而各行为主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是关键。
她通过对国家中心治理、有限领域治理、网络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合作治理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最佳选择模式。
蔡拓认为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合作模式:
霸权合作、制度合作与治理合作。
通过比较分析,他发现霸权合作与制度合作所关注的问题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相对利益”和“绝对利益”,在霸权与制度的框架下,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强调的都是政府之间的合作。
而治理合作的出现,弥补并超越了霸权合作和制度合作,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启示。
三是对全球治理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关系探讨。
赵永华、刘清才等在这一方面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从“一带一路”出发,结合全球治理,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提出相对应的见解。
赵永华认为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要表现出人类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美好愿景。
但是,在“一带一路”传播和媒体合作的层面上一直受到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困扰。
因此,在推行全球治理背景下如何推行“一带一路”媒体合作,他提出自己的思考。
刘清才在同样的背景下,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
他提出经济区域化已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打造地区经济合作新平台,建设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新模式。
显然全球治理已成为各国所关注的热点,而中国正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行,本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中国想法,做出中国贡献。
三、合作治理研究作者及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一)合作治理研究作者知识图谱分析
按照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建立的方法,绘制合作治理研究作者的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图中节点代表作者,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文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即发文数量越多节点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表2列出了我国期刊记录的有关合作治理文献发文量≥4篇的重要作者及所在单位。
查阅中国知网可知我国期刊记录的有关合作治理文献发文量≥4的重要作者共有30位。
从图2和表2共同得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学者主要包括张康之、史云贵和谢新水等。
张康之发文量最多为25篇,其中包括以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机构发文17篇,南京大学为研究机构发文8篇;与其他作者(张乾友、姜宁宁等)合作研究为8篇,独立发文17篇。
同时可以看出易难、薛卫、曹建国和雷家骕因同为清华大学形成合作关系,大部分作者在图中的分布比较分散,作者之间的连线非常稀疏或者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这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强或者并不存在合作关系,具有内在联系的跨机构和跨学科的核心作者群尚没有形成。
(二)合作治理研究机构知识图谱分析
用同样的方法绘制生成我国合作治理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合作治理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机构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从研究机构的连线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合作治理研究的联系度不高。
少数机构之间存在着跨域合作关系。
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院有合作关系;廈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有合作关系。
部分机构的合作关系只是存在于机构内部之间,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和江南大学商学院。
其他机构之间没有明显的连线关系,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缺乏对实际研究问题的合作探讨,研究过程缺少合作性。
四、合作治理研究展望
(一)基于自由、平等理念下的合作治理研究展望
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
在人类早期的农业社会历史形态中,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仅仅停留在温饱阶段,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相对简单。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下,我们把基于传统习俗和道德理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合作称之为互助。
而人们之间的互助也仅仅局限于横向的等级结构,无法在纵向结构中形成互助关系。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社会因分工的不同而变得复杂,人类对物质的需求趋向多元,走向个性化。
在这个机械化的社会中,个人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而与他们产生合作关系,我们把这种合作关系称之为协作。
当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巨大的繁荣,人类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后工业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工业社会的线性结构变成网状结构,人们开展活动的组织形式也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
这种社会形态下的合作关系是对互助和协作的超越,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
人类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合作关系是建立自由、平等基础之上,而深受工业社会长远影响,合作治理自由、平等的理念建立还远远不够。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首先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并不意味着就是自由的,合作中是否是自由的也就反应出合作的结果是怎样的。
对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可以得知,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这一点在农业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整个社会笼罩在统治之下,自由对于个人而言永远被禁锢在枷锁之中。
在工业社会,人的个性得到适度解放,但是在这样以分工协作为方式的社会结构中,就需要依靠规则和秩序来提供支持和保障,因此,在管理的模式下自由也是较为匮乏。
在后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合作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合作个体都要灵活的面对,不管是在社会治理还是在全球治理层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变的社会和充满风险的全球共同体。
个体与个体、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共同要达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不是建立在一种其强权力量之上的控制,而是发生在这些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自由行为,这种自由行为主要表现在合作任何一方具有充分的话语权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应当因为外在的客观因素在合作治理中受到制约,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共同获益。
(二)多元治理主体并存下的合作治理研究展望
如今人类社会不断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已完全不能应对社会的复杂性,因此政府要实施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
但是,政府也不是全能的。
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也同样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政府最终的干预结果很难达到最初的目标以及政府在面对一些国际性的问题面前表现出无能为力;或者说干预效率低下,干预产生副作用等情况。
为了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治理主体的开放性,也正是因为治理主体的开放性形成了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一方面从合作治理研究作者以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图谱分析得出,应促进学者之间空间内的合作交流,打破合作壁垒,通过资源共享建立合作治理的网状结构。
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二者通过建立互动合作关系增强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能够在公共政策实施阶段第一时间做出反馈,保障政策的良性运行。
但是,相比较西方国家,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起点晚且发展速度缓慢,并且发展受到政府的限制,资金的来源渠道狭窄,能够代表社会少数利益群体的组织数量极少。
而往往在面对突发性事件的时候,非政府组织因为灵活性的特点能够覆盖到政府所不能及的范围。
因此,合作治理所要求的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格局在我国依旧任重道远,政府应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引导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我国的发展。
(三)多维度、多领域下的合作治理研究展望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见证了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由点到线再到面,社会治理的维度也从地域社会向国际社会扩展。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可以说社会发生了一次质的跳跃,人类文明也向前迈进一大步。
但这次伟大的飞跃,无不充满着暴力和血腥,大国纷纷开始殖民运动,用及其残酷的方式进行资源的掠夺,为自己的工业革命奠定雄厚的基础。
弱肉强食的哲学理论在工业社会的国家之间依旧被信奉,世界大国的霸权理念也在侵蚀着他国的利益。
而在如今的社会转型阶段,全球治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进行,引发出种种思考。
自全球化以来,世界单一的格局被打破,经济的交融、文明的跨越、人口的流动让国家之间的边界变的越来越模糊,用霸权思维来获取主宰世界的力量可以说是自掘坟墓。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开始变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需要各国以合作治理的理念来应对一切挑战。
进入21世纪后,世界进入一个高度风险的时代,危机问题和环境问题频频发生在公众的身边。
2018年3月13日,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拟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2018年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经过表决,决定王玉普为应急管理部部长。
但是在关键词的知识图谱上可以看出我国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危机治理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关注度不高,因此针对这两点问题,也是今后合作治理多领域研究的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开始应对危机做出战术性的安排,力求将危机所带来损降到最低。
但危机不是暂时的,改革不是口号而是在行动上作出战略性的规划,寻求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同样,人类也正在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困扰,比如核污染、噪音污染和电磁波污染等。
而这些迫切的问题不是单凭一国的力量就能解决,也不是靠国家间的协作就能改善,各国需确立合作治理的理念,才能在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下找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正确路径。
五、小结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世界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仅是在我国,还是在全球;不仅是在社会治理,还是在危机、环境治理层面;无处不彰显着合作治理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由协作走向合作的转型阶段,合作治理的理念尚未完全确立。
要想社会保持良性运行和发展,就必须将合作治理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行动。
因为,合作是我们应对风险、应对挑战的有力武器,合作也是现阶段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愿景。
社会的变革、环境的污染、危机的频发和全球化的风险,都需要我们确立合作治理的理念,构建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实现合作社会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首经贸出版社,2017.
[2]张康之.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史云贵,欧晴.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J].社会科学,2013(04).
[4]史云贵,屠火明.基层社会合作治理:
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0(03).
[5]史云貴,王海龙.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J].社会主义研究,2010(03).
[6]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J].社会科学研究,2012(03).
[7]江必新,李沫.论社会治理创新[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8]蓝煜昕.社会共治的话语与理论脉络[J].中国行政管理,2017(07).
[9]欧阳果华.治理网络谣言:
政府与网络社团的合作模式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04).
[10]耿亚东.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中州学刊,2017(02).
[11]张康之.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J].学海,2017(01).
[12]张康之.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J].社会科学研究,2019(04).
[13]吕晓莉.全球治理:
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J].现代国际关系,2005(03).
[14]蔡拓,王南林.全球治理:
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J].南开学报,2004(02).
[15]赵永华,王硕.全球治理视阈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
理论、框架与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6(09).
[16]刘清才,张伟.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创新[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
[17]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
燕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