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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赵文书
本文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女性主义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解读以中国为背景的华美女性主义小说。
这些作品避开与主流社会的矛盾冲突，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通过文学手段把性别歧视转换成主流读者容易接受的“中国问题”，并把历史的中国与现代美国作历时并置，在“忆苦思甜”中强化美国的位置优势，这样的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主题词华美文学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女性有伸张自己权利的自由，也有追求自身自由的权利，但美国少数族裔中的女性作家却屡屡遭到族裔同胞，特别是族群中的男作家的责难。
在二十世纪的黑人文学中，左拉?
尼尔?
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发表后，里查德?
赖特在1937年的一篇评论中贬之为“没有主题，没有主旨，没有思想”，并批评赫斯顿“心甘情愿地在其小说中延续一种强加在黑人身上的传统，即使‘白人’发笑的白人扮黑人的滑稽说唱技巧”1。
在八十年代，伊希梅尔?
里德指责爱丽丝?
沃克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对黑人男性的仇视”2。
在华美文学中，赵健秀从八十年代起，不遗余力地对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人大加挞伐，斥责她们歪曲中国文化以迎合主流读者，是“伪”华美作家3，在华美文学中颇引人注目。
在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中，男女作家之争可以说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华美文学中的特例，这似乎是少数族裔女性受男性压制的一个例证，这也正是为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人辩护的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基本假设和出发点。
4然而，把男女作家之间的论战化约为性别之战未免失之简单。
在这场文学论战中，性别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华美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纬度，但此外还必须把文本放在文学与其它社会政治结构的交叉点上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对复杂的华美文学现象有个整体的把握。
为此，本文拟首先对女性主义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简单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华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女性主义·种族主义·东方主义
美国女性运动源自要求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和工作权的女性诉求，从源头上说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运动，在历史上与种族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有着难以厘清的纠结。
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白人女性争取选举权。
美国内战后，赋予被解放的黑人（男性）选举权的要求被提到美国国内政治的议事日程上来，白人女性争取选举权与黑人对选举权的要求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但当美国政治体制玩弄权术，赋予黑人以选举权时，白人女权运动的大营内发生了分裂。
在种族主义者企图利用女权运动打压黑人选举权的权术压力下，一批女权主义者离开了与黑人的联盟，求助于女性与黑人的共同压迫者，利用种族主义逻辑制造舆论，和黑人争夺选举权。
女权运动领袖苏珊?
安东尼写道：
“主流党一手举着两百万男性黑人，为他们戴上了公民权的桂冠，另一只手打压一千五百万白人妇女——他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把她们置于最低级的男人的脚下。
”5出于这样的逻辑，最初的美国女权运动激进分子认为，“两百万无知的（黑人）男人被领进了立法圣殿”之时，受过教育的白人妇女却仍然没有选举权，这是对白人女性的“侮辱”；她们反问道，“落在华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手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6
除了这段历史上的不足，以白人女性为主导的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也有诸多问题。
在“国际妇女联盟”的历史研究中，韦伯指出，来自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往往执着于自己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的观点，并将之当作普适的女性主义原则强加在所有女性身上。
她们检视第三世界中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
“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全都欣然接受了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遗产中的一个关键因子—即毫不置疑地相信‘西方’习惯的优越性。
”7
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在第三世界的女性面前以领导者自居，忽视女性在第三世界中的能动作用，着力强调第三世界中女性的痛苦和无助，通过差异建构，突出第三世界传统中的陋习与第一世界现代文明的对比和差别，在文明/野蛮、先进/落后、自由/压迫等二元对立中把第三世界女性牢牢地钉在从属位置上，反衬她们自己的主导地位。
这种建构方式与意在强化西方的“位置优势”的东方主义如出一辙，暗示着第三世界妇女需要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的拯救，把西方女性装扮成现代的女性主义的传教士，带有强烈的新殖民主义色彩。
民权运动后，美国少数族裔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女性运动又增加了一支来自第三世界8的重要力量，同时少数族裔女性族裔意识的觉醒使得女性运动出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分野。
与第一世界的女性不同，第三世界女性面临的不仅仅是性别歧视，她们面临着双重乃至多重压迫。
就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而言，她们既受主流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压制又受到族群内部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同时她们又与族群中的男性一起共同受到内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
第三世界女性与第一世界女性对女性权利有着共同的要求，但她们对平等的种族权利的要求却与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相异，甚至相左。
1970年代，亚裔女性运动积极分子对主流女性主义把眼光局限于女性问题而忽视乃至压制对种族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判，毫不讳言地在女性主义集会中宣布，“如果我必须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反对性别歧视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要打的第一仗是反对种族歧视。
”9确实，如果说白人女性可以要求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么全家在种族歧视社会中根本没有立身之地的少数族裔女性必须首先为自己的族群找到生存空间，否则性别自由空间就无从谈起。
华美文学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从华美的立场出发，反对种族歧视和反对性别歧视对华美女性主义者而言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任务。
然而，在以《女勇士》为代表的华美女性主义文本中基本上没有反抗种族歧视的内容，而且对性别歧视的批判局限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对美国主流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却语焉不详。
这样的女性主义虽然出自第三世界的少数族裔之手，但采用的却是第一世界的主流女性主义立场，与东方主义形成了共谋，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中的东方主义传统由来已久。
在对《简爱》的阅读中，佐那那从简爱所用的比喻中发现了西方女性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共谋。
在这部经典女性小说的开头，简爱自称“奴隶”（slave），而把罗切斯特比作“苏丹”（sultan）。
佐那那认为，简爱的类比“为她自己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在文化上可以接受的比喻，以此来理解和挑战父权专制…把父权压迫的源头转换为‘东方的’、‘伊斯兰’社会，使英国读者得以借此考虑本土问题而无须怀疑其本身的西方人和基督徒的自我定义”。
佐那那将这种话语方式称为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并认为它“一直是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的一个障碍”。
佐那那是这样定义文学中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是一种修辞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式），说话人或作者可以借此抵消女性主义诉求中内含的威胁，使希望肯定西方优越性的听众乐于接受女性主义的诉求…西方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可以（借此）表述为如何使西方更像其自身的一种保守行为，而不是意欲重构西方的激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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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华美的女性文本放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来观察，那么受到主流读者欢迎并得到评论界重视的那些文本——如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小说——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女勇士》为例，它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被奉为少数族裔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
这是一部典型的以第一世界女性主义的眼光审视第三世界女性命运的小说。
它虽说是华美文本，但批判的主要对象不是压迫华裔的种族主义，也不是主流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而是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旧传统对中国女性的压迫与束缚。
《女勇士》全书共五章，大部分内容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美国部分的故事内容也大多发生在华人和华裔之间。
故事开头一句，“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告诉任何人。
”11但这句话后面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是中国人的家丑：
无名姑姑的不贞引来了面罩白纱的同村暴民对她家的围攻报复，无名姑姑被逼抱着新生的孩子投井自杀，这个故事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对女性迫害的铁证。
书中最著名的故事当然是对木兰从军故事的“戏说”，汤亭亭把木兰从军、岳飞传、农民起义、武侠故事串起来讲，煞是热闹，现在已经成为华美文学中最经典的片段，影响甚广，据说曾进口到中国来的迪斯尼动画“大片”《花木兰》便是受其影响而出炉的12。
“女勇士”现在已经成了华美女性主义的代名词。
勇士要报仇，要泄恨。
木兰报仇用刀剑，汤亭亭则说用文字也能报仇，因为“在汉语中‘报仇’有‘告发罪行’之意，也有‘报知五户’之意。
报告就是报仇—无需砍脑袋挖心肝，用文字就行了”（63）。
那么，汤亭亭的写作是想向谁报仇呢？
《女勇士》出版后，她把中国文化对女性的残害公之与众，首先为无名姑姑报了仇。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女勇士》中的主人公还想报家仇：
“要报家仇，我就得杀回中国，从共产党手里夺回我们家的土地，我就得在美国来回冲杀，夺回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阿洗衣店。
”（58）看来她不仅在中国有仇人，在美国也有仇人。
根据作家的少数族裔身份，人们也许认为她的美国仇人是压迫华人的种族主义分子，然而根据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叙述，骗走她父亲的洗衣店的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而是她父亲的同乡。
13她的美国仇人依然是华人！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汤亭亭在报仇泄恨的文字里也提到了她在美术用品店和房地产公司工作时遇到的种族歧视，但只有短短几行，约一百来个词，连作者也觉得自己的抗议只是“小人物的声音，一点效果也没有”（57）。
在这样的场景中，作者本可以把笔锋刺向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她却一带而过，巧妙地避开了。
《女勇士》中的主要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中国，其他故事则发生在美国的华人社区里。
1977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YorkTimesMagazine）以《鸭仔》（“DuckBoy”）为标题，摘要发表了《女勇士》的早期手稿。
手稿内容表明，该书中的故事本来是以美国社会为背景的。
李磊伟认为，“在我看来，《女勇士》把故事背景从正常的美国社会转移到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这是她（汤亭亭）为了出版而对手稿进行了有意识的艺术修改。
”14更进一步地看，《女勇士》之所以能得到主流读者的欢迎与故事背景的这种转移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修改后的故事以中国为背景，使作者得以把性别歧视叙事化，转化为美国读者可以接受的“中国问题”，绕过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从而避开了与主流社会的矛盾。
华美读者（包括女性主义者）对于作者逃避对种族主义的反抗颇有微词。
在给作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凯瑟琳?
冯虽然对汤亭亭抱有同情，但仍然批评她在作品中扭曲了中国和华裔美国的历史并强化了华裔美国人的概念化形象。
15
华人和华裔在美国社会中有许多概念化形象，“沉默寡言”和“神秘莫测”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形象。
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对华人为何沉默寡言和神秘莫测是这样推测的：
为了迷惑神灵，转移他们的诅咒，[华人]移民用曲里拐弯和假名字误导神灵。
他们可能也想迷惑后代，因为他们的后代大约也给他们带来了类似的威胁：
他们的后代总是想把事情弄个明白，总是想说出不能言说的事情。
我认识的一些华人都隐名埋姓，侨居在美国的人在生活发生变化时便取个新名字，以沉默保护他们的真名实姓。
（6）
在这位华美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与那些概念化形象并没有什么两样。
也许有人会说，任何概念化的形象中总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此中的真实对华人和美国白人而言肯定有很大不同。
比如，美国人认为“沉默”和“神秘”是华人的文化特点，但也可以解释为美国排华政策的后遗症和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
美国社会中的华人以沉默保护自己的真名实姓并不是想迷惑神灵，借此避凶化吉，而是因为在排华时期许多华人劳工是用买来的身份证明进入美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意味着被驱逐出境。
华美作家本可以用华美的历史或自己的家史纠正华人“沉默”和“神秘”形象的谬误，但《女勇士》却避开历史，顺承着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偏见，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的概念化形象。
《女勇士》的主要批评对象是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很多华美读者对汤亭亭把“家丑”外扬的做法感到不满，赵健秀对汤亭亭把中国文化描写成一个迫害女性的文化尤为愤慨。
无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性别歧视—正如西方文化中也存在性别歧视，汤亭亭自有批判这种歧视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也可以承认，如果要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家丑外扬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华美女性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与“五四”运动中现代中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诸多共同之处。
但问题是，正如汤亭亭所希望得到承认的那样，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生存于美国的文化语境中，迥异于中国的文化环境。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是为了现代中国的福祉，那么《女勇士》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所关心的并不是她所描写的第三世界，而是与第一世界女性主义着意凸现第三世界传统陋习的优越感不谋而合。
另外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写《女勇士》之前，汤亭亭并不了解中国，她对中国的建构只是根据她妈妈的“讲故事”所想象出来的异乡故国，无论在建构方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主流社会的东方主义叙事混然一体。
她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不一定能够帮助美国社会中的华裔—因为她的中国故事正好为主流社会认为华裔仍然是中国人提供了旁证，但却能够进一步强化西方（美国）在东西对比中的位置优势，况且证明这种优势的证据来自一个“内部人”，在西方的眼里更有说服力，自然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
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借以张扬女性主义的故事仿佛是第一世界人类学家研究“野蛮人”的实地考察材料，这种从第一世界的视角“凝视”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被华裔评论家马圣美称为“民族志式的女性主义”。
17这样的女性主义由汤亭亭始创，谭恩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华美文学中隐约已形成了“传统”。
1989年，谭恩美发表了《喜福会》，一炮走红，在风头上压过了于同年发表《孙行者》的汤亭亭。
《喜福会》及谭恩美的其它小说继承了《女勇士》的以母女关系为主题和母亲“讲故事”为主线的叙事传统，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
以华人移民母亲和华裔美国女儿之间的冲突为引子，故事的主体是母亲讲述自己移民前在中国的非人遭遇，以之和女儿在美国的自由生活作对比，女儿在得知母亲在中国的悲惨过去之后，精神上得到宣泄和净化，最后母女冲突得到化解。
较之《女勇士》，谭恩美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叙事策略又有了新发展：
把华人母亲在中国的过去和华裔女儿在美国的现在并置，通过今昔对比展示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和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解放。
尽管《女勇士》通过无名姑姑和木兰的故事把性别歧视“中国化”，但母亲英兰在中国做医生、到了美国却沦落为洗衣妇的故事却暗示着美国也不是少数族裔女性的天堂。
而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在中国全都是饱受折磨的受害者——如《喜福会》中安梅和她的母亲，《灶神娘娘》中的薇丽（威妮），《正骨师的女儿》中露琳和她的母亲。
只是在历尽艰辛移民到美国之后她们才过上好日子，而且她们在到了美国后还要一辈子受中国梦魇的精神折磨。
而这些移民母亲的华裔女儿则都过着美国的中产阶级舒适生活。
女儿的生活中也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中国苦难的遗传，是母亲从中国带过来的：
威妮认为女儿珍珠的疾病是她的恶棍父亲文富的遗传18；露琳的女儿鲁思只到最后才知道自己的失语症是因为外婆宝姨曾喝滚烫的墨水烫坏了嗓子，在了解母亲和外婆的悲惨过去后竟奇迹般地不治自愈了19。
这样的女性主义写作之所以受到来自其族裔社群内部的非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的批判脱离了华裔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对来自主流社会的性别歧视和种族压迫含糊其辞，只对另一个时空环境中的文化传统大加挞伐。
这类女性主义作品所着力表现的、与现代美国社会并置的不是现代中国，而是近代和古代的中国：
《女勇士》、《喜福会》及《灶神娘娘》都是从当代华裔美国女儿的角度审视半个多世纪前华人移民母亲在内外交困的中国所经历的故事，而谭恩美的《通灵女孩》（HundredSecretSenses,1995）更把凝视的目光投射到了太平天国时代。
由此形成的历时性的对比当然无一例外地凸现美国的先进和文明以及中国的落后与蒙昧，说明美国是天堂而中国则是地狱。
然而，这样的对比与华裔美国女性的现状有多少关联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果真像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所言“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我的脚上缠着双重裹脚布”（57）吗？
就女性状况而言，金伊莲指出，华美女性虽说并未得到完全解放，但其境况与旧中国的女性已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由于种族主义法律对华人妇女的排斥，华人单身汉社会中的女性十分稀少，女孩子也被视为掌上明珠；其次，由于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有家庭的华人移民往往也需要家庭中女性的劳动来补足家庭收入的不足，而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也相应地提高了她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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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代表的华美女性主义写作的另一大缺憾是，出于“东方化”写作策略的需要，女作家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或有意曲解、错解，这也正是赵健秀等人死死抓住她们不放的把柄。
比如，谭恩美在《喜福会》的开篇中说，在中国，女性“值钱不值钱全看她的丈夫打嗝打得响不响”。
在中国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传统，据此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只能理解为“莫须有”的捏造，当然不能服人。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岳母刺字乃崇高之举，任何一个中国人也不会在这个典故中解读出女性（岳母）对男性（岳飞）的迫害，但汤亭亭把这个故事移植到木兰身上后，在美国的文化环境里、特别是女性主义语境中，父亲在木兰身上刺字不但没有任何崇高可言，反而成了男性迫害女性的罪证——赵健秀是这么解读的21，华美女性主义批评家林英敏也认为，从岳飞身上挪用来的这个细节“用在木兰故事中更合适，因为它有力地象征着中国妇女所忍受的折磨”22。
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女性裹小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压迫女性的如山铁证。
《女勇士》里的母亲英兰是个相当现代的华人女性，没裹小脚，但汤亭亭仍然不忘对这一陋习进行批判；尽管如此，汤亭亭对裹脚陋习进行女性主义批判似乎也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解构”眼光来审视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说这一陋习也不全然是男性特权对女性的控制和迫害的结果，阶级差别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同样是对肉体的伤害，阉割太监至今没有人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它似乎只能解释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
裹脚原本是无需劳动的上层女性的特权，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23；正如物质匮乏的社会以胖为美，在物质丰富的社会中以瘦为美，能够达到标准就能象征性地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
裹小脚之所以能够普及到普通老百姓中间也可以从阶级的角度解释为底层阶级对上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样是对身体的伤害，当下社会中的整形术（如隆胸）本是富有阶级的奢侈，但也有并不富裕的人为了虚荣或在某种情况下谋得额外的实际好处而不惜谋害自己的并不丰满的钱包和相当丰满的身体。
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任何一种从某个固定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理解和阐述都可能有失偏颇。
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从语言上解构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是相当流行的一种手法。
在英语中，女性主义者从泛指所有人的第三人称单数“he”中解读出了英语文化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本质，这一看法已深入人心，以至于现在的英语中“he/she”这种累赘的并列式成了第三人称单数的“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也企图通过语言方法分析出中文对女性的歧视：
“汉语中女性自称‘奴’（slave），就是让女性自己诋毁自己。
”（56）她利用经过翻译后的英文来批判中文，全然是凭空想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只女性自称“奴家”，男性也自称“奴才”，其中表现出来的尊卑之别源自阶级差别和长幼之分而非性别差异；无论男女，在阶级身份或辈分比自己低的人面前都不会自称“奴”。
从词源上看，篆字中最早的“奴”字是“人”旁而非“女”旁24，也就是说，最早的“奴”字是不分性别的。
实际上，如果从词源上考察文化的性别属性的话，我们完全能够得出汉字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属于母系文化的结论：
在《说文解字》中，“男”部只有三个字，而“女”部则有近二百五十个字；以“女”字为部首的字有褒义也有贬义，说明女性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汉语中，男性和女性的第三人称单数称谓并无区别，现代汉语中之所以有了个“她”把男女区分开来——把“人也”给了男性，把“女也”给了女性，那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刘半农先生的创造，与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有着直接关系。
超越女性主义东方主义？
华美文学中男女作家之间的这种冲突和对立是受到评论界关注较多的焦点之一。
对于华美男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大男子主义，相关论述已经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和批判。
华美男作家的大男子主义固然有其不足，但女作家的女性主义也有其问题。
评论界对前者的批判已有很多，而对后者却多避而不谈。
从第三世界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华美文学中的女性主义的问题在于，作为第三世界女性的华美女作家所采用的却是第一世界女性主义的眼光，回避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现实，把矛头专指中国和中国文化，与压迫其族裔群体的东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形成了共谋。
她们作品中所采取的立场有迎合压迫其自身的主流势力的嫌疑。
《女勇士》中的最后一章以《胡茄十八拍》为题，改编了蔡琰的故事，抹掉了《胡茄十八拍》中的悲愤思乡之情，只剩下蔡琰在经历被虏后为胡人妻，在郁闷中发而为歌，与胡茄相和。
在汤亭亭的故事中，蔡琰甚至加入了胡人的队伍，冲锋陷阵：
在毛泽东时代之前——毛泽东的士兵是自愿的，被俘士兵都得编入作战队伍，蔡琰和俘虏兵一样[加入了胡人的队伍]，在搏斗尚未迫在眉睫时她打的不是很卖力，但在贴身搏战的疯狂中，她见人就杀。
（242）
人在胡营心在汉的女诗人蔡文姬一下子成了与胡人并肩作战的女勇士，而在胡人队伍中作战的“蔡琰”杀的是谁就不难想见了。
蔡琰的故事经过如此改编，其寓意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了。
同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有着广泛的结盟基础，应该可以联合起来争取共同的解放。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在争取性别权利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还是受种族主义压迫的少数族裔中的一分子。
华美女作家若要取得族裔群体内部的男性和持第三世界立场的女性主义者的支持就不能仅仅执着于女性问题，需要摆脱第一世界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控制、利诱和束缚，在批判祖先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的同时兼顾族裔群体的需要，在建构女性身份的过程中摆脱父权制度中把男女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禁锢。
从1980年代起，美国少数族裔民权运动中的强调斗争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让位与提倡各种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化解各种冲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氛围，华美文学再现中的男女两性水火不相容的情形也有了改变。
在《女勇士》之后，汤亭亭在《中国佬》和《孙行者》中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转而为华美男性立言，从华裔男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华人在美国历史上作出的贡献，弘扬华美历史。
在后一辈的华美女作家任碧莲的作品中，对立和冲突已经淡化，更多地强调不同主体间的互通性；男性可能有其缺点，但男女两性已经不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连种族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泾渭分明，华裔美国人成了“典型的美国人”，华裔的年轻一代甚至可以考虑变成犹太人25，全然消解了关于身份有固定不变特性的本质主义迷思。
然而，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说华美文学中的性别之争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已经完全成了过去。
谭恩美仍然在她的作品中一如既往地重复着东西对比的老调，拿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作地狱/天堂式的对比，在其最新作品《接骨师的女儿》中再次把故事背景放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20世纪末的美国，凸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再次登上了畅销排行榜。
从主流社会对华美文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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