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要有大智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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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要有大智慧
大国崛起要有大智慧
——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谈中国周边、中美未来及中国崛起战略
国防大学教授、军事战略家乔良和搭档王湘穗在1999年写出《超限战》一书，预言战争将突破通常的军事和国家界限，包括进超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如恐怖组织），并扩展到经济、金融、网络、生化等诸多新兴领域，战争将成为“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
此后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亚颜色革命、基地组织肆虐等事件不断印证了他的论断。
《超限战》陆续被译成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越南文和中文繁体等各语言版本，被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西方国家的军校收藏、研究，在印度和越南甚至出现了盗版。
“超限”之后，乔良转而“突击”金融。
乔良告诉本刊记者，他研究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大量读书和自己思考。
从2005年开始，每天给自己定指标，读100页、约五万字的金融专著，大部分是西方前沿著作，每年大约能读完2000至3000万字，碰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大量查资料、反复印证。
军人研究金融，看似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不务正业。
但乔良的解释是，军事和金融，不但相关，而且非常相关——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最终就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战略意图。
换言之，懂金融，才能“知彼”，而知己知彼，才能最终打好中国的“崛起之战”。
2014年3月，乔良对《瞭望东方周刊》详谈了他10年研究金融的心得，以及对中美未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及中国崛起战略的最新思考。
“美国究竟要干什么？
对此世人误解很多”
《瞭望东方周刊》：
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你为什么这么关注金融？
乔良：
我关注金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不了解这种国家生存方式，就不能理解美国人是怎么制定战略的；而不了解美国的战略，你就不知道对手真正想要干什么。
美国究竟要干什么？
这方面世人误解很多。
比如，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很多人都以为是为了石油，可如果真是为了石油，打仗之前一桶油38美元，打仗后涨到149美元，升了4倍还多，就连美国老百姓也承受不起，纷纷跑到加油站门前抗议油价飙升，那这一仗打得岂不是得不偿失？
而实际上如果你懂得金融和金融史，特别是当代金融史，又特别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史，你就会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这里的奥秘在于，1973年以后，美国人迫使欧佩克答应，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也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
如此一来，美国人当然愿意把油价打高，因为油价一高就打出了美元需求。
道理很简单，原来你手里有38美元，就能买一桶石油，现在你如果还想买一桶石油，就需要比原先4倍还多的美元。
如果你手里没这么多美元，你就得去找美国政府要。
但美国政府会白给你吗？
当然不会。
这就是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你要美元可以，那就拿你的资源和产品来换，而定价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它可以趁机压低你的价格，廉价享受你的资源和产品。
为什么美国的商品比中国价格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都说美国人活得太安逸了，不但物美，而且价廉。
反观中国，发展这么多年，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按说你的价格也应该偏低才对，但为什么中国商品的价格比美国还高？
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压你的价，迫使你为了出口，不得不以出口退税甚至以出口补贴的方式，在低于成本价的情况下把东西卖给美国，所以美国人当然可以享受低价商品了。
由于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当中国去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后，就需要准备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
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用更多的产品和资源去换取美元，让美国人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绿纸占有你的实物财富。
这种交易当然没有公平可言，但却是你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代价。
这是美国人为全世界精心设好的一个局。
所以不理解金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的战略。
《瞭望东方周刊》：
所以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战争。
乔良：
是的。
美国的金融已经进化成了一种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金融文明形态。
从古至今，每一种文明形态最终的表达是什么？
或者说，每一种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是信用，是在帝国的疆界内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由它主导的信用体系。
大英帝国创造了贸易文明。
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的全球体系。
它为这个体系确立了一整套的游戏规则。
也就是被亚当•斯密所奠基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价值观。
大英帝国由盛而衰后，继承其位的美国，实际上是萧规曹随，依然在沿用大英帝国缔造的这一整套游戏规则和价值信用体系。
但美国人在英国人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它逐渐远离贸易文明，开创并走向了金融文明。
两者的区别是，贸易文明需要在实物和实物之间用货币做中介进行交换，但金融文明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即用纯粹的纸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去交换实物。
这种金融文明是用国家实力，特别是强大军力创造的强迫信用，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霸权形态。
这一被美元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由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美元与石油的捆绑，已经成为基本的美国国家生存方式，并使其从中获利40余年。
美国的GDP在1990年前后达到了7万亿美元，而在此后不到二十年，就翻了整整一番。
这其中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但它为美国GDP的贡献远不如美元的出口。
现在，有些国人不懂这一点，盲目地以为，我们强大了，必定要超越甚至替代美国。
但如果连对手到底强大在哪里这个基本的道理都没有想明白，怎么去超越或替代？
想想美国在取代了大英帝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后，并没有完全废止大英帝国创建的信用体系，而是基本沿用了后者。
你有本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信用体系，既能推翻大英帝国，又推翻美国吗？
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推翻？
这就是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我逐渐得出的一些结论。
而这些结论，我认为表面上看离军人很远，可却是军人必须明白的——否则，我们将为什么而战呢？
中美军事实力还有多大差距
《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国和美国还有多大差距？
乔良：
就武器装备来讲，一个简单的说法是：
美国今天有的武器，包括先进武器，我们几乎全都有。
但是美国是成规模的，我们仅仅是刚刚拥有这样的武器，差距就在这里。
作战能力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衡量的指标。
作战经验是一个很重要方面，这方面美军有，我们不具备——我们有30年没有打仗了，而美军恰恰在这30年特别是后20年里，打了非常重要的4场战争，把军队训练的经验丰富。
但是战场上拼的又不完全是经验，就像胜利也不完全是由武器先进性决定的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战斗意志。
有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战斗意志不够顽强，我说你们错了，中国有一套独特的能让军队既能吃苦又不怕牺牲的训练方法。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4年国庆大阅兵时，参加者是一群农民子弟为主的阅兵方阵。
当时一家有三五个兄弟，人人能吃苦。
到了1999年，时隔15年之后，人们认为独生子女一代逐渐登台了，应该吃不了苦。
但，他们的正步走的丝毫不逊色于1984年，而且，他们的训练方式的艰苦程度完全相同——都是把大头针放在领口上，稍微一偏头，马上扎的你鲜血淋漓。
所有人脚上都绑着沙袋，一天训练下来，从鞋里倒出来的水都是几两到半斤，哗的一摊水就下去了，基本上一个星期磨坏一双胶鞋。
到了2009年，就更是以独生子女为主了，一般人认为更不行了。
但看看2009年的大阅兵，比1999年和1984年差不差？
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军队有它自己独特的训练方式，培养出一代代军人的吃苦精神和不怕死的劲头，世界上没人能跟我们比。
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军队——从来没有侵略传统，因为整个国家没有扩张传统，可是这支军队极其顽强，极其能打仗。
从战斗力要素的评比上，美军可能强过我们的地方，是它的经验，还有装备，但是我们在战斗意志上一定强于美军。
这方面美国人已经领略到了。
一个美国人在写朝鲜战争回忆录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为数不多的，在欧洲战场跟德国人交过手，在亚洲战场跟日本人交过手，在朝鲜战场上跟中国志愿军交过手的人。
德军和日军的顽强，让我们不寒而栗，但是比起志愿军的顽强，什么都不算。
钓鱼岛要“要的巧妙”
《瞭望东方周刊》：
最近一两年，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成为中日之间的最敏感话题。
如何解决，有各种声音，包括认为应该打一仗的。
你怎么看？
乔良：
日本占领了我们的领土，我们当然不能就此罢休。
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法理问题。
日本人什么时候拿走的钓鱼岛？
是100多年前，清末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钓鱼岛归台湾宜兰县管辖，所以顺便就归了日本。
这没的说，当时的清政府打了败仗，割让给了人家。
我们可以认这个帐。
问题是，二战中日本又打了败仗，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把它又还回了中国，这是大家都要接受的事实。
愿赌服输，你日本也得认这个帐。
但为什么又有争议呢？
因为日本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又“得到”了它。
二战结束之后，台湾回归中国，按说钓鱼岛也该一并归还给台湾的宜兰县。
但占领日本的美国，为了牵制日本、压制日本，在冲绳大量驻军，驻军过程中美国人把钓鱼岛拿去做他们的靶场。
因为美军经常要训练，又不能老去炸冲绳，无人居住的钓鱼岛很适合轰炸和演练，所以美国人把钓鱼岛放在手中死活不还中国。
接下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
到了1971年6月17日，美国人决定把冲绳管辖权交还日本的时候，顺便就把他们原来多占的这个小岛，也一块给了日本。
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法，也违背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所以说钓鱼岛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当然应该要回来。
《瞭望东方周刊》：
那具体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乔良：
首先，要要的巧妙，要有理有节，有节就是巧妙。
巧妙就要选择最佳的时机，收复失地不是说老百姓一生气，咱们今天就得拿回来，总得把握时机。
今天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
肯定不是，因为安倍执政，为了让日本国民支持他，就需中日关系紧张。
而要让中日关系紧张，对安倍来说，最好的牌，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几平方公里的荒岛。
钓鱼岛，对于日本最大的意义，就是安倍需要拿它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需要日本国民压倒多数地支持他，从而在民意压力下让日本国会支持他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也就是交战权，使日本自卫队变成国防军。
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安倍就做到了日本战后历史上90多任首相人人都想做、又都没做到的一件大事情：
让日本脱离美国给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变成“正常国家”。
那么安倍毫无疑问就将成为日本战后史上最伟大的首相。
钓鱼岛正好就是安倍拿来实现自己企图的最好工具。
前年他上台的时候，支持率是60%，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也是60%；去年年中，他的支持上升率上升到80%，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也上升到80%；去年年底他的支持率一度跌到了49%，而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却上升到85%。
这是第一次在安倍支持率下跌的时候，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率继续上升。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除了日本右翼绑架民意，导致日本国民集体向右转向以外，有没有中国人的配合呢？
烧日系汽车、抵制日货，在小店门口写上“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这些行为都让安倍内阁拿在手里，通过日本媒体全面放大，导致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越来越强。
而日本国民越反感中国人，就越会支持安倍今天的所作所为，
中国人真的那么愿意成就安倍，愿意配合他吗？
当然不是，但很多人就是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一点，甚至有谁理性一点，马上就被骂成是卖国贼。
问题是，一个国家强硬与否是你解决国际问题唯一支撑点吗？
如果是这样，要战略智慧何用？
《瞭望东方周刊》：
我们的支撑点应该是什么？
乔良：
除了血性，我们还必须有理性。
理性就是智慧，这还不够，一个大国的崛起，还得有战略耐心。
一定要像猎豹和狮子那样选择和等待捕获猎物的最佳路线和时机，眼下肯定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越强硬，就越配合安倍，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就干脆不理睬他了？
也不行。
今天我们能做的，首先是寇可往，我亦可往。
你能巡逻我也能巡逻，使钓鱼岛变成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有争议之地。
为什么要让它有争议？
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没法借口说没有争议，而拒绝解决。
眼下为什么不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眼下我们面临更紧迫的问题：
中国究竟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度过未来最艰难的10年，使我们不管面对多强大的对手，都有跟它进行抗衡的实力更紧迫呢，还是现在先把一个小岛拿回来更紧迫？
这里面总有一个轻和重的问题。
中国人老说，不要丢了西瓜去捡芝麻，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芝麻西瓜谁大都分不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
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吗？
乔良：
有。
有意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有故意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所以说要做好准备。
不要老盲目的讲，我们不打第一枪，有的时候在战争中，你不打第一枪，就没有打第二枪的机会。
当你发现对手要开枪、手已经扣在扳机上的时候，就要判断，我打不打第一枪？
《瞭望东方周刊》：
有可能扩大成一个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吗？
乔良：
不会。
为什么不会？
日本要跟中国进行全面对抗，必须有美国支持，美国现在不可能支持日本跟中国大打一仗。
美国只需要日本牵制中国。
并不需要日本跟中国打仗，把美国牵进来。
所以日本一旦要跟中国全面开战，就等于把美国绑架进来了，这是美国肯定不愿意做的事情。
起码现在不会愿意。
《瞭望东方周刊》：
在南中国海争端上，也有人主张对越南和菲律宾动武。
你怎么看？
乔良：
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决不会放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
但是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什么事情要分清轻重。
对于中国来讲，南海的石油是唯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地方吗？
如果南海的石油拿不回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因此中断，那我们当然不惜一战。
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我觉得中国从学习做大国，到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美国人在应对各国国际争端问题上，早已经形成一整套标准应对程序。
而中国今天连系统都没有建立，还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基本上是吃一堑长一智，甚至是吃十堑才长一智。
中国的国民也是——国家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不能说起来一口一个大国崛起，结果行动时完全被小国寡民思想所左右。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
所以南海跟钓鱼岛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乔良：
不要老被这些纷争纠缠。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还需要最少10年、最多20年的发展，如果这段时间我们能平稳度过，到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阻挡中国的脚步，那个时候我们消消停停的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我们再往创新文明的大目标上，一步一步的迈进。
文明是需要物质基础的。
美国人从18世纪初就开始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完成统一之后，经济开始腾飞。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地位跟今天中国差不多，是世界GDP首屈一指的大国。
但当时他们面对大英帝国的全球体系，发现自己根本突破不了，于是便开始耐心等待机会。
美国人比我们有耐心多了，按说以他们的力量，从军事上打垮大英帝国没有问题，但他们没这么做，尽管他们有与英国人交战的预案和计划。
他们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人跟英国人打，打完以后，德国人败了，英国人残了，但美国人仍然没拿到梦寐以求的全球霸权，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在两百年间建立起的软实力仍在，这是比硬实力更有效的全球统治术。
所以，不是说硬实力上去了，霸权就归你了，你没有软实力照样拿不到。
于是美国又耐心等了二十年，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这一天，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还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即所谓的“道威斯计划”。
美国人告诉德国人，你的一战赔款，我统统不拿回美国，而是变成在德国的投资。
美国人把这笔钱全都投到了德国的军工产业，克虏伯、宝马、奔驰这些大企业都是靠美国的“道威斯计划”迅速强大起来的。
而军工产业复苏后的产品，是不能和平消费的，只有走战争道路，最终希特勒“不负众望”，带领德国人重新走上战争道路，瞄准的依旧是大英帝国，这回德国虽然再次战败，但也彻底把英国打垮了。
美国人于是不费一枪一弹顺利登顶。
这些都是美国人聪明之处——在还不知道《孙子兵法》为何物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和孙子神交了。
所以中国人要学美国不光是学先进科技这些具体的东西，更要学习美国的大战略筹划。
中国人整体来讲比美国人了解中国更了解美国，可是在战略研究层面，精英层面，中国的智囊研究美国不如美国研究中国透彻。
《瞭望东方周刊》：
在“大国智慧”方面，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建议？
乔良：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首先是要幅员辽阔，其次是要资源雄厚，其三就是人口众多，少于两亿都不行。
今天世界上，有这个条件的国家有几个？
中国、美国、俄罗斯。
美国已经是唯一超级大国，俄罗斯现在被经济发展拖了后腿，所以说有可能性的就只剩下中国。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很清醒。
中国的核心利益说穿了就是两条。
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第二条，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不能中断。
只有这两条是核心利益，其他都不是。
拿这两条去衡量，其他都不是。
不但钓鱼岛不是，黄岩岛不是，连台湾都不是，理由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台湾没有参与，中国照样能发展，这就说明台湾不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也就不能算是核心利益，充其量只能算是可能影响核心利益的重大利益。
但是，这30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而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就是空谈。
这就是必要条件、绝对条件。
为什么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
这并不是在盲目地为中共摇旗呐喊，而是因为不管这个党自己承认它有多少缺点、别人批评它有多少缺点，它仍然是集中了今天中国最多精英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且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其它的政治力量有能力取代它。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习性没有完全克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
“先不要急于推进民主，先改造土壤”
《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中国一方面仍在崛起，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很复杂，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你觉得最应该注意的是哪些问题？
乔良：
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别人影响，先理清自己的思路。
首先要改变和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
因为语言决定思维，如果语言很陈旧，思维绝不可能先进，思维落后，意味着创新落后，创新落后还想成为超前国家，怎么可能呢？
所以一定要革新语言体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未来引领方向的一整套新话语系统。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效的表达方法，要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服膺感”，就是心服，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如果每次都说因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见达赖，美国人是永远不会听的，他会认为你拿自己的那一套语言体系来干涉他的内政。
第二，别急于谈什么民主和自由，它们是需要充分的土壤条件的。
这个土壤条件是什么？
是充分商业化的契约社会的建立。
当全民都没有契约精神的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民主，结果也会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烂民主”，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完成了整个社会的充分商业化改造。
也就不可能形成滋生民主的土壤：
充分的契约精神。
什么叫充分商业化？
并不是让所有人充分的去为富不仁，人人都去争钱抢钱。
充分的商业化，就是人人都具备了充分的契约精神，也就是一切按照合同办事的原则。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宪政？
宪政就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
而什么是宪法？
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一个大合同，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签订的合同——人民给政府什么权力，政府对人民保障什么权利。
不要以为民主就只是民众约束政府，民主和自由还意味着民众要向政府必要地让渡你的权利，你才能换得限制政府的权力。
《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批评或者表扬西方，都是还是情绪化的。
乔良：
反对它和赞同它都是错的，都没有说到点上。
所以先不要急于推进民主，先改造土壤。
有很多人瞧不起GDP，说这是扯淡。
这是一种无知。
GDP当然很重要，为什么？
GDP的高低，意味着国家经济的活跃程度，哪怕是现在这样有点偏向性的GDP——比如中国GDP很大程度是政府投资拉动的，但投资拉动也意味着资金像水一样在流动，如果让资金流动停滞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GDP可能有缺点，但发展它仍然是必要的。
很多人骂中国的GDP，说这个国家GDP这么高，人均GDP却很低，但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中国就不行。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人均GDP却不是最高的。
如果人均GDP高就意味着强大的话，挪威瑞士这些小国要远远超出美国。
所以说绝对GDP，仍然是重要的，尤其在中国格外的重要。
因为绝对GDP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它不重要，说明不了问题，那美国人、西方人还担心中国干什么？
还“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来干什么？
很多人对自己谈论的问题缺乏透彻的了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度去展开盲目的赞同或盲目的攻击。
特别是对美国的一切盲目赞同，对中国的一切盲目攻击，盲目的赞同和盲目的攻击，都是世人包括中国人很可悲的缺点。
《瞭望东方周刊》：
所以很多观点都是情绪化，或者说自己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
乔良：
对。
当某一项政策触犯自己利益的时候，立刻就变成反对者，某一项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又立刻变成了赞同者，自己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立场，只拿利益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站位，这是一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人倒是有坚定的立场，只可惜这种立场只表达一种观点，就是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政府做什么他都反对。
现在经常在网络上发声的差不多就是这两种人。
未来10年的最大挑战何在
《瞭望东方周刊》：
未来关键的10年中，你觉得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乔良：
国内方面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
《瞭望东方周刊》：
“有度”反腐是什么意思？
乔良：
有度反腐，就是反腐应该是“下老鼠夹子”而不是“下老鼠药”。
下老鼠药，可以毒死老鼠，但鸡鸭鱼鹅也得毒死，下老鼠夹子是打着哪只是哪只，但前提是在打的时候必须同时积极的建立制度，让制度成为腐败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挑战——一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二是解决东西差异问题，而东西差异和分配公平，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关联的。
消除差异，不能通过杀富济贫。
中国人本来是很善于积累财富的，但是积累的财富，很快就会被造反毁掉。
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
一个新朝代来临，励精图治，然后繁荣到来，接着就又是腐败，腐败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财富再流失，一切重新归零，又开始一个新朝代，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发展，财富却是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去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比如遗产税，让富人多交税；比如慈善，用减税的方式鼓励富人行善，所有这些制度，让富人的财富合理合法的流向了弱势群体，远比造反要好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关联——要逐渐掐断利益集团的脐带，不能让利益集团再源源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中为自己输血。
要掐断脐带，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诉原罪的方式去掐断，因为追诉原罪就是使财富的积累重新归零。
相当于又造了一回反。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做更有利国家的发展，使多数人获益，需要深度思考，仔细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乔良：
我认为是资源瓶颈的问题。
中国其实是个“地大物薄”的国家——这个“薄”不是“博大”的“博”，是“厚薄”的“薄”，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稀薄。
而中国今天如此巨量的发展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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