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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弱增长与亚健康发展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弱增长与亚健康发展态势

 

2016年,世界经济面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联储升息。

伴随着美元持续走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新兴市场经济发展风险上升,一些资源出口国经济已经陷入危机。

在美联储进入升息周期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依然实施量宽政策,引发全球降息和非美元货币竞相贬值,加剧全球发展环境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新常态”,表现为:

刺激性复苏结束,结构性调整艰难,周期性扩张回落,所有经济体都徘徊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型泥沼中,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发展缺乏动力与活力,金融市场跌宕起伏。

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包容开放、合作共赢,应是摆脱危机阴霾困扰的关键。

一、世界经济增长温和,仍处于扩张轨道

回顾跌宕起伏的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不尽人意,发展环境险象环生。

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国际贸易增长乏力。

国际货币基础组织(IMF)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2015年增速调低到3.1%,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

期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略有加快到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到4%,是连续第五年回落(见图1)。

如果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7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达到11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已经占全球产出的半壁江山(按PPP计算,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7.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达到68%。

这或许能够让国际社会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增加些许信心,同时减缓过度恐慌的情绪。

毕竟,全球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全球经济尚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调整与深刻变化中。

事实上,当前世人对全球经济发展环境高度担忧的感受,与世界经济已持续5年扩张的事实很不一致。

因为,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环境已经脱钩,国际市场行情跌宕起伏,但世界经济则持续发展,且增长势头并不算低。

据IMF估计,按PPP计算2007~201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2017~2020年将年均增长3.9%。

①这一年均增速已经达到并略高于过去30年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值。

原因主要是,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分化,使世界经济在危机阴霾笼罩下依然保持增长。

展望蹒跚而至的2016年,全球经济环境依然严峻,但增长态势可持续。

据OECD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略高于2015年。

世行最新预测,按PPP计算,未来3年(2016~2018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3.6%、3.8%和3.9%。

从增速看,世界经济形势并不太悲观,且增速逐渐上升。

那么,缘何国际社会还是如此担忧世界经济前景?

关键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债务高企、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等难题,尤其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难度大。

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确实与环境越来越脱钩,即在险象环生下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增长态势。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但仍缺乏支撑动力与活力。

IMF预测,2016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2.2%,2017~2020年将回落到1.9%。

其中,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1.6%和1%(2015年为1.5%和0.6%),但两地复苏依然脆弱。

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不变,据IMF预计2016年将增长2.8%,高于2015年的2.6%和2014年2.4%。

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趋稳,创造就业效果明显,复苏周期明显领先于欧日,也好于世界经济。

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已经走上可持续的复苏轨道,没有任何迹象令她担心美国经济会很快再次陷入衰退。

另外,英国经济复苏一直好于欧元区。

鉴于英国不受欧元区主权债务之困,加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英国当局在应对危机时宏观调控余地大,且英央行货币政策得当,经济复苏与美国同步,又无二次衰退,迄今已持续6年余。

据IMF估计,2015年英国经济增长2.5%,明显高于欧元区的1.5%,2016年将增长2.2%,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见图2)。

二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回落,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一倍强。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是国际市场环境逆转与国内结构性弊病相互作用所致。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见图1),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近两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下滑、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等,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滑落,一些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危机。

据IMF预测,2016年这些国家经济将增长4.5%,2017~2020年年均增长5.3%,略低于危机前的5.4%(1997~2006年)。

不可否认,一些资源出口国如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经济已经衰退。

IMF估计,2015年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分别衰退3.8%和3%,2016年仍将萎缩0.6%和1%,由此拖累独联体和拉美地区经济2015年分别下降2.7%和0.3%(见图3)。

但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居全球之首。

该地区经济2015年由2014年的6.8%放缓到6.5%,2016年将增长6.4%,2017~2020年将年均增长6.5%。

高盛公司乐观预期,经历令人失望的3年后,尽管增速仍低于长期趋势,新兴市场即将迎来拐点,2016年可能是见底并重新找回上涨动力之年。

三是中美经济凸显“双引擎”作用,支撑世界经济温和扩张。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最大变化是,由恢复初期的新兴市场“单引擎”支撑,转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引领的新兴市场经济“双引擎”共同牵引。

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比“单引擎”时更趋稳妥,因为“双引擎”将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增加更多保险系数。

然而,两个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美国和中国经济走势。

一方面,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则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最大,改革成果最明显,中国则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最到位,改革与创业的决心最大。

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的只有15个国家,达到2万亿美元的只有9个国家,而达到10万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据IMF估计,按美元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1.38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达17.968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产出的15.5%(2014年为13.4%)和24.4%(2014年为22.4%,应考虑美元升值因素),两国经济合计占世界的40.2%。

期间,中美经济增量分别达到10280亿美元和6300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贡献者。

鉴于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虽然世界经济按美元汇率计算增长2.5%,但全球经济规模则由2014年的77.27万亿美元缩水到73.5万亿美元。

故此,我们已经无法计算中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

然而,假如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1%,全球经济规模达到113.16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量为4.3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4%(增量为1.421万亿美元),美国的贡献率为14.1%(增量仍为6200亿美元),两国合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5%(见表1)。

当前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中美经济稳世界经济则稳,两国起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经济尚在新一轮扩张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上升,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但规模效应凸显,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据世行最新报告预测,2016年中美经济将分别增长6.7%和2.7%,仍居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之首。

而IMF预期,2016年中美经济仍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5.9%,合计超过55%。

故此,只要美国经济不出大麻烦,即使欧元区或日本经济低迷,其负面影响仍可控。

对于新兴市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即使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新兴市场整体经济不会陷入衰退,更不会爆发全面金融危机。

因为,中国需求与中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新兴市场因资本外逃引发的流动性短缺,同时抵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

二、国际发展环境复杂,全球性危机不致爆发

(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影响不可避免但冲击比预期弱

2016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应是美联储加息。

未来,美联储上调利率与美元指数走强,其不确定性正打乱国际金融、资本、资源和贸易市场环境。

期间,美元将保持上升趋势,国际金融市场不测风险随之而生,全球股汇市震荡,资本回流美国,融资成本上升,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由资源生产国向资源消费国转移,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力量格局将加速变迁。

西方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分化,欧日等将持续宽松,新兴市场外部环境变化莫测,内部政策驾驭难度加大,结构性弊病凸显,发展进入多风险时期。

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靴子”终于落地,或使全球经济环境变得相对明朗。

估计,美联储货币政策将持续温和,小幅渐进加息应是大概率。

另外,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经济一直受美联储结束量宽及加息预期之困扰,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跌落,股汇市一直在起伏跌宕中混乱调整,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资产,一些资源大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美联储实际加息后带来的冲击。

估计这波冲击不一定比2014年11月那一波严重。

因为,当时被冲击国家无所适从,国际社会也未做好准备。

现在则不一样,国际舆论早已拉响警报,危机国家正全力应对,国际市场有备而对,当事者操作相对谨慎。

相信类似1998年的亚洲危机不会重演,更不会爆发2008年那样的危机,因为眼下危险只限于一些资源出口国。

而如今的亚洲各国汇率更为灵活,也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已发生积极变化。

IMF不得不承认,总体看迄今新兴经济体并未陷入危机状态。

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架构和财政空间明显改善,通胀相对低,货币政策健全,整体宏观抵御能力加强。

(二)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普遍降低

危机以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严峻事实。

这是近几年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据IMF统计,2003~2008年,全球平均潜在经济增长率接近4.5%,2010~2013年降到3%~3.5%,未来只能维持这一增速,主要原因:

一是金融危机后遗症尚未消除,重灾区――发达国家面临高负债率、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等,危机后续影响或长期存在。

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新兴市场货币竞相贬值,股市震荡暴跌,资本恐慌撤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事实上已经陷入危机。

二是人口老龄化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共同面临的问题,养老负担加重与适龄劳动力减少,包括东亚地区均面临人口老龄化,拖累经济持续发展;三是中短期内全球难取得突破性科技进展,使各国劳动生产率上升缺乏新动力。

鉴于此,受上述不利因素影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至少降低1个百分点,未来年均增长在3.5%左右,这依然是不错的发展趋势。

据IMF预期,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将放缓,前者在2%左右,后者降至4.5%上下,这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除非全球爆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或主要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经济取得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显著进展,世界经济增长或许可以回复到危机前水平。

(三)全球分化发展成为新常态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处于“亚健康”与“弱增长”状态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都如此。

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全球经济依然维持温和增长态势,主要原因是发展分化。

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衰退,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牵引。

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则渐渐企稳,世界经济开始从“双速复苏”转向“参差不齐”,分化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新特征,不同区域或国家经济以不同速度发展,反而使世界经济可以维持缓慢复苏。

一方面,分化发展加剧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无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还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内部,都呈现分化发展趋势。

鉴于各国经济分化发展,反而拉动世界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以不同速度复苏。

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反复无常,日本经济蹒跚跌宕,还是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陷入衰退,全球经济依然持续发展。

这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

发达国家经济分化发展已成趋势。

后危机时期,在发达国家中,美、欧、日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分化,日欧经济复苏艰难,期间都出现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虽不如以前周期强劲,但持续低速增长势头一直持续,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的佼佼者。

这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新兴市场中,发展分化日益明显。

从地区之间看,亚洲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独联体经济则因俄罗斯经济衰退而滞后,拉美则受巴西经济衰退拖累而收缩。

迄今,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据世界银行最新估计,2016年和2017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3%和6.2%,略低2015年0.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南亚经济增长明显加快。

鉴于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南亚成为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一道亮光。

据世行预测,2016~2017年该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7.3%和7.5%,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7.8%和7.9%。

(四)国际市场风险不容小觑

首先,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是世界经济同样陷入“三期叠加”:

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阵痛期”,增速由中高向中低的“换档期”,三期叠加使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深陷“四高、四低、四分化、三失衡、三博弈”困境中,即:

高失业、高债务、高龄化、高杠杆;低需求、低价格、低通胀、低增长;发展分化、政策分化、社会分化、格局分化;虚拟与实体失衡、供应与需求失衡、投资与投机失衡;规则博弈、模式博弈、制度博弈白热化。

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周期性调整均未发生的新常态。

关键是,所有经济体都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发展模式,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危机后遗症远未根除,人口老龄化加剧,又未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劳动生产率增长减缓,持续发展缺乏新动力与新活力。

其次,迫在眉睫的风险是美联储将择机升息,包括中国等经济体将经受不确定上升的考验。

美国利率上升对世界经济本是好事,但日、欧央行将持续量宽政策。

这“一松一紧”将新兴市场逼到尴尬境地。

近期,国际油价暴跌已触发卢布跳水、通胀飙升、资本外逃、市场恐慌,其他新兴市场也在劫难逃,危机一触即发。

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无论美联储以何种方式提息,都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金融经济乱象,加之内部结构脆弱性,新兴市场受冲击在所难免。

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只有全球同舟共济,才能克服由此引发的市场震荡,保持世界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三、全球化新浪潮姗姗而至,全球治理结构变化可期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2015年是一个成果斐然的丰收之年,无论是多边经贸合作,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或金融治理合作等,均取得可喜可贺的进展。

展望2016年,将是全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性变化的关键年,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机遇机。

(一)全球多边经贸合作成绩斐然

一方面,2015年是世贸组织成立20周年,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

会议表示将继续推动多哈议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达成了新的多边纪律。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盛赞,这是WTO历史上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因为它终结了市场最大的扭曲。

同时,会议还达成近18年来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涉及1.3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

美贸易代表弗罗曼认为,协议的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联合国全球发展峰会顺利召开,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承诺共同完善国际发展格局。

最后,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通过的《巴黎协定》开启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发展国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关键是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明确定义为低碳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

凡此种种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取得最大进展。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

APEC方面,亚太自贸区即FTAAP进程成功启动并有序推进,中美联合完成了战略研究报告,并推动成立了由APEC所有成员参与的FTAAP联合战略研究工作组,力争在2016年1月15日前形成初稿,年底前向领导人提交最终报告及可行性建议。

在亚太,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TPP,经历5年艰苦谈判后终于尘埃落定,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议应运而生。

在亚洲,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了自贸区的升级版协议,中国还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签订了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近日已同时生效,2016年年底,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RCEP将诞生。

另外,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构想正在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进展顺利,在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已取得一批初期收获,如中蒙俄高铁协议签署,中国投资的印尼高铁、泰国高铁已经或将开工,中巴、中哈工业园区项目顺利推进等。

它正在改革亚洲地区经贸合作方式与架构。

(三)全球金融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是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得到诸多国家响应,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于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日至18日在京举行一系列开业仪式,包括理事会和董事会召开等活动,由此宣告亚投行正在开张营业;二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落户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三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正式吸纳中国为其成员国;四是IMF宣布将中国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即SDR的货币篮子;五是美国会在拖延五年后终于通过IMF份额改革方案,为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将使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增加,同时解决了IMF资金不足问题,其永久性资金将翻倍,从2385亿SDR上调到4770亿SDR。

众所周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反映的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与权力的分布状况。

在此治理架构内,众多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然而,战后7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群体性崛起。

故此,全球经济治理体制需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应当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只有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受平等权利和机会,才能真正构建起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机制。

四、中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仍是全球经济最大引擎

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面临“三期叠加”,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产业正由中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发展趋势依然向好。

(一)国际社会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2015年10月)报告中,对中国经济作用客观评价,认识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转型,即转向更安全和可持续经济增长轨道。

IMF坚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已进入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新常态”。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中国经济并非“前景黯淡”,目前的情况只是复苏过程中的一点减速,会在明年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她认为,中国在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能保持现有增速,其表现已足够好了。

经济转型过程出现波动不可避免,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增长完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成。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撰文称,近期市场唱衰中国的声音虽大行其道,但缺乏事实依据。

他认为,中国工资年增长率在10%左右,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在强劲增长。

面对这样的经济画面,很难说中国将走向硬着陆。

简言之,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应该持有信心。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结构调整成果可喜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特别需要由投资出口型转向服务消费拉动。

期间,经济增长放慢并非坏事,它可降低发展风险,同时提高增长质量。

近年,经济中服务业和消费所占比重显著上升,表明经济结构开始朝好的可持续方向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成果令人欣喜。

一是服务业占GDP的“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二是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三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

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

如2015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

(三)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就业形势稳定改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全国就业形势明显改善。

近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消费能力增强,由此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另外,虽经济增长放缓,但就业形势稳定扩大。

如,201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降到6.9%,但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提前1季度完成全年计划。

居民收入增加与就业市场稳定扩大,是老百姓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这正如总理多次强调的“只要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应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

(四)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以“双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经济一路走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支撑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

每当经济面临体制性障碍或结构性弊病,遭遇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往往通过深化改革与开放,扫清障碍并攻克时艰,结果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景象。

这已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变法则。

今天,中央政府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价格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尤其是,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如火如荼,或催生一轮“新工业革命”。

这无疑将促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改造升级,同时通过创新供给、扩大新业态等,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五)经济规模效应更显,是世界经济最大引擎

2015年以来,IMF曾数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1%,但未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认为2015~2016年将分别增长6.8%和6.3%,仍居主要经济体之首。

IMF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显著提高,要想取得过去那样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已变得非常困难。

据IMF统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3%,GDP规模达10.356万亿美元,按美元汇率计算,GDP的增量达8656亿美元,超过美国的6508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8%(其中有人民币升值因素);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GDP的增量达1.5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

IMF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6.8%,但按美元汇率计算,GDP增量将超上年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受非美元货币的大幅贬值,全球产出将减少3.76万亿美元,由2014年的77.23万亿美元降到73.5万亿美元),而美国GDP的增量为6200亿美元;按PPP计算,中国经济的增量将达1.42万亿美元,略低于2014年,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升到32%(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遥遥领先于美国的14.1%(见表1),依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

据IMF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6.3%,但按美元汇率和PPP计算的GDP增量分别达到8692亿美元和14756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达到30.9%和27.5%,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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