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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糊语言学回顾与前瞻

中國模糊語言學：

回顧與前瞻

中圖分類號］H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0429（2001）01-0007-8

　　1.引言

　　模糊語言學在中國起步于七十年代末。

學術界一般認為，伍鐵平（1979）發表于《外國語》1979年第4期的論文“模糊語言初探”是國內最早運用模糊理論對語言模糊性進行研究的論文，標志著模糊語言學在中國的誕生。

此后數年間，伍鐵平又接連發表了多篇有關語言模糊性的研究論文，并將其中的部分論文結集成冊，起名《模糊語言學》。

　　從1979年至1998年二十年間，我國學者對模糊語言研究興趣濃厚，發表了近800篇模糊語言學研究論文，不僅推動了我國語言學科的發展，而且對我國其他人文學科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但正如伍鐵平（1999）所指出的，在我國這股模糊語言學研究熱潮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了模糊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生命力（見該書作者自序）。

因此，值此新千年之開端，有必要對中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成敗得失作一客觀的回顧和評述，以推動中國模糊語言學研究健康發展。

　　2.模糊語言學的基本內容、研究方法

　　2.1模糊語言學的基本內容

　　模糊語言學是模糊集合論與現代語言學相結合形成的一門新學科，它運用模糊集合論與現代語言學的基本原理來分析語言的模糊性。

人類語言在其諸層次及諸方面上都存在一些與模糊性相關的問題，要求用模糊集合論去對之進行比較科學和充分的解釋，人類語言的語音、語義、詞匯、句法、語用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一些方面都成為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內容。

　　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十分廣泛，這不僅拓寬了語言學研究領域，而且使其自身的研究內容變得十分廣博；一方面可以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運用模糊集合論來研究語言模糊性，另一方面模糊語言學提供了模糊集合論與語言學各個部分相結合的機會。

我們既可以運用模糊集合論來研究語言模糊性，又可以針對語言的某一種模糊性來探討模糊集合論的應用方法。

可以說，模糊語言學研究內容的廣博決定了模糊語言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概括地講，作為一門獨立邊緣學科，模糊語言學的基本研究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人類自然語言諸層次中的模糊性研究；

　　2）語言模糊性的來源及影響語言模糊性的因素；

　　3）語言模糊性與精確性的辯證關系；

　　4）如何運用模糊集合論對語言模糊性進行定量描述；

　　5）模糊語言學與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的關系，以及如何將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運用于其他學科；

　　6）對模糊語言學中的基本概念和術語作出科學的定義和區分。

　　2.2模糊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模糊語言學的基礎是模糊集合論。

沒有模糊集合論，也就不會有模糊語言學。

所以，模糊語言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以札德的模糊集合論為基礎對語言的模糊性展開定量和定性的研究。

　　札德在發表于《信息與控制》（InformationandControl）雜志1965年第8期上的論文“模糊集合”中明確指出：

“模糊集合是其成員隸屬度構成一個連續集的所有成員組成的一個類。

”在傳統集合論中，每一個集合的成員要么屬于它（隸屬度為1），要么不屬于它（隸屬度為0）。

可是，在札德看來，對現實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對象進行分類時，經常會找不到精確判定其資格的根據。

他指出：

“‘美人’或‘高個子’這些概念并不能構成一般數學意義上的類或集合。

但事實上，這種不能精確劃分的類在人類的思維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

”因此，札德提出用模糊集合的方法來處理模糊現象，來研究模糊概念。

　　模糊集合論適用于語言模糊性研究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語言范疇實際上就是某一個論域中的模糊集合。

范疇的核心部分是范疇中所有成員共有的典型屬性（相當于集合的定義），是明確的；但是范疇的邊緣（相當于集合的外延，即組成該集合的所有元素）卻是模糊的，不能明確地加以確定。

　　傳統集合論的基礎是二值邏輯。

在二值邏輯中，一個命題，即一個表達明確意義的陳述句，其真值要么是真（記作“1”），要么是假（記作“0”）。

根據這種二值邏輯的集合論，一個概念范疇的內涵和外延都必須是明確的。

例如“老楊是個教授”這個命題，只允許取值“1”或“0”，即老楊或者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二者必居其一。

可是，要是我們將這個句子中的“教授”改成“好人”的話，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好人”是個模糊概念，其內涵（即基本涵義）十分清楚，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判定什么樣的人是好人。

但這個概念的外延卻是不明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個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一個好人。

對這樣的命題就不能簡單地用“1”或“0”去描述其真值。

札德看出了二值邏輯的缺陷，提出以“隸屬度”（注：

關于“隸屬度”（degreeofmembership）的概念及其在語言分析中的應用，詳見M.Smithson,1987.FuzzySetAnalysisforBehavioralandSocialScience.NewYork:

Springer-Verlag.Chapter1,pp.9-12.）的概念來解決這個問題，即對于像“好人”、“壞人”這樣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規定其成員對該集合的隸屬程度，可以取區間［0，1］內的任何實數值，即可以在［0，1］的區間內連續取值。

這樣，模糊集合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一個隸屬度與之相對應。

這個隸屬度就構成了這個模糊集關于它的元素的隸屬函數（membershipfunction）。

隸屬函數可用以描述各種模糊集合，這使得模糊集合論在研究各種模糊事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模糊集合論與經典集合論的差別在于，前者的描述對象具有邊界開放和不確定的性質，所以其函數的取值范圍是一個連續的實數區間［0，1］，而后者的取值只是該區間的兩個端點的數值。

從某種意義上說，模糊集合論是經典集合論的深化和拓展。

但是，經典集合論的所有定義和規則也并非都可以在模糊集合論中找到對應體。

札德就注意到，經典集合論的排中律和矛盾律對于模糊集合是不適用的。

　　札德的模糊集合論已在語言學研究中得到比較好的應用，本文的后面部分將提到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成果。

　　3.我國學者的模糊語言學研究

　　我國學者對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大類，

（1）對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的譯介；

（2）模糊語言學的理論研究；（3）模糊語言學的應用研究（注：

將模糊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于其它學科的研究在我國已開展得相當多了，限于篇幅，本文不擬評介這方面的研究。

）。

　　3.1對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的譯介

　　伍鐵平在他的“模糊語言初探”和“模糊語言再探”（分別刊《外國語》1979年第4期和1980年第5期）中最先向國內語言學界介紹了札德的模糊理論，模糊理論與模糊語言的關系，國外語言學家對模糊理論的重視以及他們運用模糊理論進行語言研究的成果。

同時，伍鐵平的文章已開始運用模糊理論研究英、俄、法、漢等語言中的模糊現象，因此也可以看做研究論文。

伍謙光編著的《語義學導論》一書第九章“歧義與語義含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介紹了英國語義學家R.Kempson在所著SemanticTheory一書第八章“歧義和模糊”（AmbiguityandVagueness）中對這兩個語言學概念所作的區分。

伍謙光在書中用“語義含混”譯其中的“vagueness”一詞。

在札德模糊理論出現之前，歐美語言學界多用“vagueness”泛指語言中的各種模糊現象。

從Kempson書中的例證可以看出，她所說的“vagueness”基本上是一種模糊現象，同真正的語義含混不清是有區別的。

當然，Kempson把其它一些語義現象也歸入“vagueness”的范疇，則屬于她個人對“vagueness”概念的誤解。

WilliamAlston所著《語言哲學》（Prentice-Hall出版公司1964年出版）是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研究的重要著作。

該書第五章“意義的范圍”以五分之四的篇幅探討語言的模糊性，對語言模糊性作出許多獨特和富有思辯性的思考。

該書由牟博和劉鴻輝譯成中文，由三聯書店于1988年8月出版。

　　國內翻譯模糊語言學論著較多的是汪榕培。

九十年代以來，汪榕培先后將國外模糊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新著，如J.R.Taylor的LinguisticCategorization和S.L.Tsohatzidis的MeaningsandPrototypes等書的部分章節譯成漢語，在《外語與外語教學》雜志上連載，讓國內語言學界及時了解到國外模糊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研究相融匯的新趨向。

《國外語言學》上也發表了一些對國外認知語言學和模糊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著作進行評述的文章，如廖秋忠的“《語言的范疇化：

語言學理論中的典型》評介”（刊《國外語言學》1991年第4期）和石毓智的“《女人，火，危險事物——范疇揭示了思維的什么奧秘》評介”（刊《國外語言學》1995年第2期）。

此外，姚小平的論文“基本顏色詞理論述評——兼論漢語基本顏色詞的演變史”（刊《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1期）對PaulKay和C.K.McDaniel（1978）運用模糊集理論研究基本顏色詞的成果作了全面的介紹，并結合漢語基本顏色詞的演變事實，從文化的角度對其進行反思和修正。

許汝民等人的論文“遞差的概念及其用途”（刊《外國語》1996年第1期）介紹了英國學者夸克等人在所著《英語語法大全》中將“遞差”（gradience）概念用于解決英語語法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

這里的“遞差”概念實際上是某種程度的模糊性，可用于描述不同語法范疇間的漸變關系。

張喬著《模糊語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對國外七、八十年代模糊語言學研究的動態作了介紹和評述（注：

見苗東升“全方位地探討模糊語義問題——評《模糊語義學》”（刊《福建外語》1999年第4期）。

）。

　　以上是我國學者對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的譯介情況。

從總體上說，我國在這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尚未完整地翻譯過任何一部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的專著，即使是摘譯和編譯的工作也做得很不夠，對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的論文譯得很少，國內的語言學刊物也很少刊載這方面的譯文。

這些都不利于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發展。

　　3.2我國學者的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內容十分廣博，已取得大量成果。

限于篇幅，這里僅就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爭論和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3.2.1“模糊”概念和定義問題

　　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比較重視，伍鐵平在《模糊語言初探》一文中對“模糊概念”作出定義，對模糊語言和模糊概念的區別與聯系也作了探討。

在“再論語言的模糊性”一文中，伍鐵平又對歷史上外國學者關于語言模糊性的論述作出概述，提出區分語言的兩種模糊性（本體的模糊性和認識上的模糊性）（注：

見伍鐵平“再論語言的模糊性”（刊《語文建設》1989年第6期）。

）。

　　3.2.2語言模糊性產生的根源

　　在我國模糊語言學發展的初期，國內學者對語言模糊性產生的根源主要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語言符號的模糊性來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種觀點認為，語言的模糊性源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模糊性是語言符號本身的基本屬性。

客觀地說，三種觀點本身都有失片面。

　　陳保亞的“論語言符號的模糊與指稱”（《思想戰線》1989年第4期）認為，語義模糊性的根源在于語言符號的指稱功能。

這個看法顯然忽視了符號與所指物之間無直接聯系這一事實。

其實，符號的指稱功能本身就是人類思維和認知活動或所指活動的產物。

吳涌濤在“模糊理論的若干問題”（《外語學刊》1991年第3期）中認為：

“模糊性產生的根源不僅在于客體（符號的所指對象），不僅在于主體（符號的使用者），也不僅在于符號（語言）本身，而是主體和客體在語言中相互碰撞的結果，是三方面的特點同時決定的，不能只從單方面討論模糊性。

”鄭通濤在“模糊語言和模糊心理”（《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1984年第4期）中認為，語言的模糊性，“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們心理過程的特點及方式之中”。

吳世雄（1996）則認為，“語言模糊性產生于人的認識過程”。

他通過對符號、所指活動和所指物所構成的語義三角進行分析，論證了“符號的意義是人腦認知活動的結果”，因此“離開了認知活動，便不存在符號與所指事物的指稱關系，也就不會有指稱模糊或語義模糊”（注：

詳見吳世雄“論從認知角度研究模糊語言的重要意義”，《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1期；轉載于《人大復印資料·語言文字學》1996年第6期。

）。

　　3.2.3模糊詞語及其語義的研究

　　由于人類語言的模糊性在語詞及其意義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因此從一開始我國學者就十分重視研究模糊詞語及其語義。

這方面的成果較多，現分幾個方面概述如下。

　　3.2.3.1對專門詞語模糊性的研究。

在人類的自然語言中，最典型的幾類模糊詞語是顏色詞、時間詞、表示大小、年齡以及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

　　在這幾類中，研究最多的當數顏色詞。

除上面介紹過的姚小平文外，還有伍鐵平的“論顏色詞及其模糊性質”（《語言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2期）、吳玉璋的“從歷時和共時對比的角度看顏色詞的模糊性”（《外國語》1988年第5期）。

　　最早研究時間詞模糊性的論文是伍鐵平的“模糊語言初探”和“模糊語言再探”。

蔣躍的“時間詞的模糊性”（刊《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不僅探討了時間詞的模糊性質，而且論證了時間詞模糊性產生的根源。

　　其他研究專門詞語模糊性的論文還有伍鐵平的“不同語言的味覺詞和溫度詞對客觀現實的不同切分”（《外語教學與研究》1989年第1期）和“論‘海’、‘洋’和‘湖’的模糊性”（《外語與外語教學》）1998年第7期）。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專門詞語模糊性的研究主要是從語義上展開，因此實際上也屬于模糊語義研究。

當然也有例外，例如郭先珍和王玲玲“量詞的模糊性”（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4年6月總第44期）和何杰的“現代漢語模糊量詞的語義分析”（刊《漢語研究》第三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主要是從漢語量詞的使用來考察詞的模糊性及其在現代漢語中的應用。

　　3.2.3.2模糊語義研究。

在模糊語義研究上，我國學者主要進行了以下幾項工作。

　　1）語義模糊性的本質及產生根源

　　石安石在《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上發表了“模糊語義及其模糊度”一文，引發了一場有重要意義的爭論。

中國的外語刊物也對這場爭論給予積極的回應。

張喬的《模糊語義學》和王逢鑫的“我國語義學研究的現狀與展望”（載《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334—344頁）都對這場爭論作了介紹。

參加爭論的論文有：

符達維“模糊語義問題辯述”（《中國語文》1990年第2期），許丕華、吳博富“略論模糊語義的本質和根源”（《沈陽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石安石“模糊語義再議——答符達維同志”（《中國語文》1991年第5期），馬毅“《模糊語義問題辯述》的辯述”（《現代外語》1992年第3期）和陳新仁“模糊語義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兼評石安石與符達維關于模糊語義之辯”（《外語學刊》1993年第1期）。

　　這場論戰解決了我國早期模糊語言學研究中存在的不少問題，對模糊語義的本質和產生根源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對語義模糊性的界定以及語義模糊與其他語言學概念的區別更加明確，對于模糊語義的研究方法，比如如何運用模糊集合論來描述和分析各種語義模糊現象，也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

不過，在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仍有不同意見。

這場持續三年的論戰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不僅深化了后來的模糊語言學研究，而且拓展了模糊語言學的影響范圍。

　　論述這方面問題的論著還有張喬的“詞義的模糊性及其它”（載《古文字學與語言學論集》230-24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江傅天的“對模糊語義的再認識”（《文史論壇》1986年第2期），張黎“模糊語義芻議”（《北方論叢》1986年第6期）和金秋“英語詞義的模糊性”（《外國語》1988年第5期）。

　　2）語義模糊與歧義、多義、籠統、含混、概括等語義學其它概念的區別

　　石安石在《語義論》（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的第五章“模糊語義”中闡明了模糊與籠統、歧義、多義、含混等的區別。

這方面的其它論著還有伍鐵平“語言的模糊性和多義性等的區別。

”（《語文導報》1987年第1期），俞如珍的“簡論詞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外國語》1993年第2期），楊斐翡“英語中歧義與模糊的基本區別”（《福建外語》1992年第3、4期合刊）和吳世雄“應該區分詞語的含混與歧義”（《外語教學》1994年第2期）。

其中吳世雄文從認知角度對詞語的含混與歧義作出區分。

楊斐翡和俞如珍的文章分別對英國語言學家RuthKempson的四種詞義模糊類型的劃分提出異議。

　　目前，我國語言學界已經對語義模糊的本質、特點及其與其它語義學概念的區別有了清楚的共識。

可是在實踐上，仍有不少人將概括、多義、歧義、雙關、含混與模糊等混為一談。

這方面的例子詳見伍鐵平“模糊語言學綜論”（《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6期）。

　　3）模糊義與精確義的關系

　　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有兩個。

一個是伍鐵平（1987）在《模糊語言學》（北師大油印本）一書的第六章中所論證的“精確性和模糊性可以共存于同一個詞義的范疇中，并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結論。

伍鐵平在“論反義詞同源和一詞兼有相反二義”（《外語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2期）和“再論詞義向其反面轉化和一個詞兼有相反的兩個意義”（上、下）（分別刊《外國語》1991年第3、第4期）中繼續對這個問題作了論述。

伍鐵平的論述糾正了札德等國內外學者過份夸大模糊性的錯誤，明確了模糊性和精確性的辯證關系。

　　第二個成果是石安石在“模糊語義及其模糊度”（《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中對漢語常用詞語的義項所做的統計調查。

石的研究結果表明，札德和Schaff等國內外學者將具有某些模糊義項的詞語看成是模糊詞語或模糊集的做法是不妥的，因為“人類語言的詞語通常具有多個義項；在這些義項中有些是模糊的，而另外一些則可能是精確的”，而在石文所調查的詞語中，模糊義項所占比重顯著低于精確義項。

石安石此項研究的另一個意義是啟發人們從更小的語言單位及更深層次去研究模糊語義。

吳世雄和陳維振（1996）指出：

“石先生對L.A.Zadeh和AdamSchaff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但在我們看來，在詞語語義的模糊性研究中，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就是表示一類事物或人的詞語總是具有一些模糊義項，究其原因主要是人類對作為認知對象的客觀世界的類屬劃分（categorization，亦可譯為‘范疇化’）是模糊和不明確的。

”（注：

轉引自吳世雄、陳維振“論語義范疇的家族相似性”，《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4期。

）

　　4）模糊語義的形式化描述

　　把模糊詞義視為一個模糊集，通過對模糊子集之間的狀態和關系進行描述，可以建立描述模糊語義的數學公式。

尹斌庸“模糊集合論與語言研究”（《語言論文集》104－111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提出用模糊集合論對語義作出形式化描述的設想。

杜厚文“模糊語義定量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1期）詳盡介紹了對自然語言的模糊語義進行定量分析的模糊集合論方法。

　　石安石的“模糊語義及其模糊度”（《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在札德“隸屬度”的基礎上提出“模糊度”（即某個詞語的某個意義所具有的模糊性的程度）的概念（注：

關于模糊集合的模糊度的計算方法可參見賀仲雄的《模糊數學及其運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及他和閔珊華合編的《懂一點模糊數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對語義的模糊性進行定量分析。

他根據兩組詞語的調查數據計算了有關的隸屬度和模糊度，以此比較不同詞語的模糊度，進一步澄清了模糊和籠統、模糊邊界與語義交叉現象的區別。

周志遠“也談語義模糊度”（《中國語文》1990年第2期）針對石安石的上述語義模糊度計算公式提出異議。

他認為“模糊數學中的模糊觀念考慮的僅僅是邊界的狀況，與語義學觀念似有不合”。

周文提出一種新的模糊度觀念，即把模糊集看作是由某個模糊集的邊界狀況與核的狀況（大小）二者共同決定的東西（注：

一個模糊集合A的“核”指在論域U中隸屬度為1的全部元素的集合。

一個模糊集合A的“邊界”也是一個模糊集合，它等于A的支集減去A的核。

見周志遠“也談語義模糊度”（《中國語文》1990年第2期）和賀仲雄的《模糊數學及其運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

）周文根據這個新觀念得出了新的語義模糊度計算公式。

　　張喬在“Fuzzy詞義”（載《古文字學與語言學論集》245-25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和《模糊語義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中也介紹了運用模糊集論定量描述模糊語義的理論和方法。

張喬還將廣義量詞理論引入模糊量詞的語義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廣義量詞理論的四大語義普遍特征和單調性對模糊量詞也很適用，但在處理量詞的模糊性方面還有一定的局限性”（注：

張喬“廣義量詞理論及其對模糊量詞的應用”（刊《當代語言學》1998年第2期）。

）。

此外，中山大學周海中也提出用模糊集合論和圖論的方法解釋自然語言的模糊語義現象。

他就模糊語義變量所作出的一個科學假設，被命名為“周氏假設”（見《科技日報》1987年10月3日第一版和香港《晶報》1990年5月31日第一版的報道）。

由此可見，模糊語義研究對于計算機科學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5）模糊語義的語言學研究

　　伍鐵平（1999）運用多種語言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義模糊。

他在不少論文中還運用比較詞源學的方法研究動植物名稱、天體名稱、親屬稱謂和顏色詞在詞源義上表現出的模糊性。

運用比較詞源學方法來研究語義模糊性的還有吳玉璋的論文“從歷時和共時對比的角度看顏色詞的模糊性”（《外國語》1988年第5期）。

　　從語義場理論出發研究語義模糊性的論文有陳新仁的“模糊語義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外語學刊》1993年第1期）和文旭的“從語義場理論看語言的模糊性”（《外語學刊》1995年第1期）。

　　文旭和匡方濤在“論語義的動態模糊”（《福建外語》1996年第1期）中從語義的歷時變化及語詞的實際運用角度考察了語義模糊的動態性。

從語言實際運用中考察語義模糊特性的論文還有劉春雨的《論模糊語言及其交際功能》（《漢語研究》第三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張慶云、張志毅在“義位的模糊性”（《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中指出：

“模糊性寓于各種語義單位之中：

義位、義素、語素義、義叢、句叢、言語作品義、附加義。

”他們研究了義位模糊性的根源以及詞義范疇中義位模糊性和精確性的相互轉化。

這項研究可視為對石安石（1988）調查結果的呼應。

對義位模糊性研究得比較系統的是賈彥德的《語義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該書第七章“語義的明確與模糊”將義位分成語義明確、語義基本明確和語義模糊三種情況，分別進行探討，并從義位出發對語義概括、歧義和模糊作出區分。

賈彥德還發現：

“義位的模糊與明確和義位屬于什么樣的義場有直接關系，是由義位的義素結構和性質決定的。

”

　　6）模糊語義的認知分析

　　隨著認知語言學研究在我國的興起，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始引入模糊語言學研究。

在模糊語義的認知研究上，吳世雄、陳維振“論語義范疇的家族相似性”（《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4期）提示了人類的類屬劃分（范疇化）對語義模糊的影響，論證了人類的類屬劃分具有生理和文化基礎，以及由類屬劃分所得到的語義范疇具有“家族相似性”和模糊性。

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文旭的“語義模糊的認知分析”（《福建外語》1999年第2期）。

　　3.2.4語音和語法的模糊性研究

　　語音學中元音和輔音之分、音位的劃分以及語法中詞類的劃分、詞與非詞之分等都涉及模糊性問題，都可運用模糊集合論加以研究。

　　尹斌庸“模糊集合論與語言研究”（載《語言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