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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名人传记

当代名人传记现象批判

1、现代自传文学的简单回顾

考察今天的名人传记现象，先不妨追述一下中国现代自传写作的历史。

据说清末变法自强派王韬的《园老民自传》是现代自传文学的萌芽，但那时或稍后，展现更新的思想与经历的自传也开始大量产生了，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1902），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曾任留美学生总监及驻美副公使、后竟客死他乡的容闳的MyLifeinChinaandAmerica（1909）（1915年的中译本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述》）以及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

这些作品大多比较简要，通常择取传主的某几个生活片段，或某个重要的活动领域，做成历史的叙述，但其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均已突破传统自传文学的藩篱。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登场，《沫若自传》第一卷始作于1928年，当时影响巨大，三年之后问世的胡适的《四十自述》，更可谓极一时之盛。

郭、胡二位的自传出来后，仿效者蜂起，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自传文学的序幕。

鲁迅或许是个例外，他自认一生经历与思想简单之至，顷刻可以写完，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来做自传，肯定要塞破图书馆的。

他虽然给农村流民阿Q做过"正传"，而应人之邀所做的"作者自叙"之类的文字却仅存梗概。

鲁迅没有留下详细的自传，但他的日记、通信以及大量编年的作品集，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自传，更何况一瞑之后，别人所做的传记不断涌现，超过任何一位现代名人。

鲁迅对新涌现出来的名人自传现象用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但他的质疑本身又是值得质疑的：

出于他人之手的众多《鲁迅传》尽管作出了艰巨的努力，然而关于传主生平与思想的叙述，终究未能摆脱隔靴搔痒的嫌疑。

鲁迅对现代名人自传的质疑和拒绝，提醒我们对这种新的写作样式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他本人没有一部自传，又无疑是件憾事。

他传不能代替自传，自传有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和必要性。

胡适在《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自序"中说他鼓励三、四十岁的朋友做自传的理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传中写出促成历史事件的"心理的动机，幕后的线索，和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他认为这样的自传能够"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瞩望可谓高矣，然而也确实合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的标准，即通过个人身世与思想的叙述，折射出社会历史的诸面相，并有一定的文采--不只是辞藻修饰而已，还要达到优秀文学作品对自我与世界的深切体认。

中国现代名人自传--主要是各种身份的文人自传--是随着现代文化原始积累期一同开始的，自传本身就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透过各种名人自传，特别是透过名人们的心理解剖、灵魂告白（或忏悔）、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与记录，我们确实可以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

五十年代以后，自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首先，自传写作的资格发生了问题，并非谁都可以写自传。

什么人可以写，什么人不可以写，事先规定好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与此相联，自传的格式和要求，当时虽无成文规定，但作者们大致心中有数，不能独出机抒的。

一般来讲，有资格写自传的当然首推政治上无懈可击并具有辉煌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像我这样的六十年代生人，这方面的著作，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数朱德总司令对其早年生涯特别是他的母亲的回忆；但那毕竟只是平凡人的一面，和总司令身份相称的另一方面的真实，似乎着笔太少。

可见有资格写自传的人并不一定就写，即使写了，也不一定能够畅所欲言，像胡适要求的那样，"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

现在这类著作又有些活跃，譬如陈再道将军的自传，据说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然而为时已晚，不可能像昨天那样吸引众多的忠实读者了。

当时倒是没资格写自传的居然写了，而且写得很好，比如《彭德怀自述》。

该书实际上是别人（"《彭德怀自述》编辑组"）根据作者在庐山会议后历次被迫提供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开头一段文字，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还满怀敬意地礼赞过：

"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

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

像这类交代材料式的"自传"很多，目前许多健在的长者正是从过去项目小组那里讨回当年的"作品"，这才在人生的暮年大写其自传，有的甚至一跃而为高产作家，像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他近年来大量饱含忧愤与顿悟的自传性文字，实在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血泪之书。

还有一类，是奉命写作，当时只是作为反面教育材料出版，然而因其叙述的丰富生动和取材的别致而意外地拥有众多读者，比如最后一个皇帝傅仪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第1版，到1996年2月，据说已经是第12此印刷了，没看过的年青朋友值得买回来一看，保证胜过关于清宫的各种电影的戏说或戏说的电影多多。

以上简单的回顾大概可以说明，在中国二十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名人自传往往带点阴差阳错的味道，该写的人未必能写，肯写，写也未必成功；不该写的人未必不写，写了也未必不成功。

过去五十年里，许多人的自传在各种权力的干扰乃至严格监督下写成，名为自传，作者实际不止一个，自传的真实性当然要大打折扣。

至于打折扣本身折射出来的躲在历史阴影中的另一种真实，恐怕只有等未来的具有福科所谓"冷酷的智能"的"知识考古学"专家来发掘了。

也有人虽然身处权力旋涡的中心，但写自传时却确实排除了权力的纠缠，比较率性而为，可惜忙乱中匆匆执笔，刚开头就煞了尾，留下永久的遗憾，如陈独秀的《实庵自传》（1938年3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单行本），自少小懵懂写到南京乡试，勉强一万字，极生动有趣，然而现代史上翻江倒海的陈独秀的真容尚未现身，就废然而止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陈氏真的将他后半生经历如实写出，至少在写出以后的几十年里恐怕也是白搭，不可能允许一般人轻易看到的；就连评价上高于"托匪头子"陈独秀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多少年来不也一直作为"内部参考材料"而始终不明不白以半地下形式流布吗？

权力，始终是现代自传文学最忠实的读者与检查官。

乱世中，也有幸运儿能够在晚年从容擘画、基本上按意愿完成自传，比如茅盾三卷本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可惜正因为太从容了，许多真实的用心反而隐藏得过于深密，甚至根本就压抑得无影无踪。

这是中国现代自传的过去。

一句话，所谓自传，往往搀杂了太多"自"所不能左右而反过来却完全可以左右"自"的权力因素。

在这种情况之下，自传也就是他传，至少不能将自传和他传截然分开。

2、新的传记热在崛起

从不少迹象看，九十年代开始至今，似乎又兴起了新一轮的自传热。

说"新"，是因为许多情况都不同于往昔了，比如作传的"自由度"就大大提高，只要有卖点，什么人都可以率而操觚，而且大多数是"热处理"，刚一脱稿就付梓印刷，接着地摊书店，满目皆是，大肆宣传，一致叫好，写出来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那么，传记的并不遥远的过去，对于今天是否还具有某种参照价值呢？

当今的自传真的已经摆脱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巨网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

有朋友最近忽发浩叹，说现在已进入宝贝的时代了，不管什么人都可自称宝贝，不管什么人也都可以被称为宝贝，而且不管什么样的宝贝出来，大家（包括老外）都见者有份，群起而谈之，群起而宝贝之。

什么都要宝贝一把，好像满街行走皆是宝贝，"宝贝"都快成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了。

我觉得他的浩叹有问题，至少犯了逻辑上以偏概全的毛病，看到一点，不论其余，就急着下结论--但也是缺乏统计学训练所致吧。

如果因为有几个宝贝被急速制造出来，就马上宣布进入宝贝时代了，那么用这种方式为时代命名，将不胜其繁多，不胜其变化，一会儿是宝贝时代，转眼可能又是别的什么时代了。

这样下去，我看大家也甭干别的了，就忙着给自己的时代不断换名字吧。

这种颇具"后现代"气味的困惑，叫我思之良久。

很久以来，据说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就已经趋向多元化了，对此我实在不敢妄加评判，但是，至少在文化或文学领域，似乎可以负责地断言，多元化云云完全是睁着眼眼说瞎话，因为偌大一个国家，不管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现象，一位小小的作家，一件小小的作品，一种小小的提法，甚至一两句小小的流言，都会迅速变成强劲的旋风扩散开来，不管愿意与否，人们都会不由分说地被卷进去，由此造成一哄而上、全国一盘棋的热闹景观。

以前，群众这种犹如昆虫在黑夜中奋不顾身扑上去的趋光心理，多半通过上传下达行政布置的方式被强化，现在加上发达的资信（以及日益发达的现代迷信）就更容易一触即动，一点就燃了。

中国，永远是喜欢围绕某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权力中心旋转的汪洋大海，不管这个中心是什么，总之须臾不可或缺；否则，人们就会觉得没有方向，生活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要解释中国各种时尚--比如宝贝热（变相的自传热）或名人自传热（变相的宝贝热）--的产生及其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倘不理解中国人喜欢抱住一个中心打旋的脾气，几乎不可能。

比起宝贝热，出版界和读书界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名人传记这个新兴奋点，也许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轻易不会冷却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全国各地的"出版家"们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大量征求各类名人自传，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铺天盖地，五花八门，读者也闻其风而悦之，争先恐后，趋之若骛。

一本名人自传在手，似乎就笃定拿到了新世纪入场券，成为跨世纪读者了。

新出版的名人自传，以我狭隘的闻见，接触到的就不下十数种之多，但也因为我的见闻狭隘吧，今天，名人自传的作者，似乎主要还是荧屏上经常露面的名人（荧屏名人？

）居多；电影演员，体育明星，戏剧或小品演员，这些经常活跃于荧屏也主要通过荧屏而广为人知的当代英雄，以及专靠电视吃饭的各类节目主持人，他们的勤于写作，勇于写作，看来真要打破世纪末中国文学疲软沉寂的局面，蔚为大观了。

刘晓庆大概是明星写自传的始作俑者。

凭心而论，她以《我的路》为题在报纸上连载的自传，以及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的《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确实披露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尽管非常琐碎，尽管也有掩饰，有曲辩，但无伤她大体的真诚。

第一个以明星身份写自传，要有点冲破禁区、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勇气，尤其对刘晓庆这样一个被各种流言包围着的有争议的明星来说，率先出列，站到众目睽睽之下，后果怎样，很难预料。

不像那本故意往自传这边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出手就得到了文化名流的崇高评价，刘晓庆的书，虽然地摊上卖得极好，但并没有引起较高层次读者的注意。

有时物以稀为贵，有时则需要大家伙扎堆，形成规模效应，这才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现在看来，刘晓庆还是锅盖揭早了点，这以后，荧屏名人的自传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现象"，就比较显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出版社等米下锅，条件优渥，格式也不限制，可以截取生平最辉煌的一段，也可以乞灵于正在走红的"文化随笔"，甚至可以请人捉刀，总之名人容易下笔，读者也容易接受（鲁迅先生说：

"群众，--尤其在中国，--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跟风、仿效者蜂起，盗版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乎，"棋圣"摇摇晃晃地踱出来，向大家讲述他的"围棋人生"（《围棋人生》，聂卫平、王端阳合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屡败屡战、以中国足球的耻辱换得自己的成功的徐根宝教练，也有他的《风雨六载》（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

失败而成功的教练与成功的运动员兼教练员的郎平的自传相比，不知效果怎样（《激情岁月--郎平自传》，郎平、陆星儿着，学林出版社），但我想读者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只要是名人，便可一锅煮，统统吃进。

小品演员蔡明真要叫你佩服她的感情充沛，荧屏上哭哭闹闹尚嫌不够，还要在稿纸上《感动》一把（《感动》，蔡明，作家出版社），而习惯于对一切世事都嬉皮笑脸蜻蜓点水地摸一把、从来没有将故事演全演透的黄宏，这回关于自己，却要《从头说起》了（黄宏，作家出版社）。

出版商的智慧真是令人佩服，不仅可以将海外或出口转内销的名人请来（《我是谁--成龙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吴士宏《逆风飞扬》，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充分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让一度被选为贵妃如今恐怕早就不为人所知的南京姑娘张宁"自己写自己"（《张宁：

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

奇怪的是，引进像好莱坞大片会打压国产片，但海外名人的请回来，反而为国内名人自传市场进一步造势，两路合一，愈加红火了。

看来只有无名之辈才会为蝇头小利勾心斗角，正点的大牌名人是不屑于这些的。

市场大得很，完全可以各显神通，各取所需，大家相互照应，彼此鼓气，不仅可以赚得更多，还显得雍容大度，愈加宝贝得可爱了--只要看名人传记都有别的名人的序跋，这一点就不言而喻。

我觉得名人之间的合作，大家协力制造一种气氛，将读者招呼得舒舒服服，这是名人传记现象最可注意的一点。

不是说同行自古相轻吗？

非也，同行之间也可以亲亲密密，而真正被"轻"的，倒是自以为被同行的名人们一致尊为上帝的出钱看名人、读名人的群众，包括看过，读后，而正在挥汗如雨地爬格子、一心想蹦出点智慧来的笔者。

最热闹的，当然是是曾经或一直为名人出名提供最佳创作平台的中央电视台各位大小节目主持人的联袂献演了。

举其大者，有倪萍的《日子》（作家出版社），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岁月情缘》（作家出版社），敬一丹的《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华艺出版社），水均益的《前沿故事》（南海出版社），杨澜的《临海凭风》（上海文艺），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00年1月）。

就连老名人章客标，这时候也技痒难耐，赶紧趁热闹款款地来一记《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7月），甚至某个嫁了名人自己也成了名人的名女人，也没忘记向读者兜售其成名的诀窍（《台湾媳妇青岛妹--凌峰和我》，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世界真是有福共享了。

有这样勇于作传的各路名人，名人传记领域的行情能不一路看涨吗？

就连一些本来或许正在交华盖运然而永远不甘寂寞的文人，也纷纷别出心裁，制造起别人的自传来，--或代名人捉刀，全部代劳，部分润色，或干脆撇开名人，自己制造出比名人传记更加"杀根"的另一类名人的传记。

这里不妨先向大家推荐两本：

一、《我的日记--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张梦云著作，中国社会出版社；二、《罪恶的伊甸园--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色情心理行为调查》，刘长华、杨博、钟呼顺编着，中国社会出版社"警世系列丛书"1998年10月第1版。

快去看吧，两书精彩之处，决不在头脸光鲜的名人传记之下。

此外有无更加精彩的，尚不清楚，容我再探再报。

3、裸露的当代情感

一般说来，在当代各类读物中，我个人最喜欢看的还是名人自传，在那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真实的情感，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收集这个时代社会学与精神史方面的大量材料。

我在这方面兼收并蓄、驳杂不纯的兴趣，是用多年来纯文学阅读失败的经验教训换来的。

尽管我相信鲁迅先生在《孔另镜编<当代文人尺牍>序》中所说是真的，即中国文人就连写信、记日记，也不肯赤条条上场，但既是自传，总要有所袒露。

说谎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不说真话。

这样推测起来，自传也许会有比较接近真实的地方吧。

而且即使仍旧不肯袒露，只要读得足够仔细，在各种拒绝袒露的姿态和修辞手法中，追踪被隐匿的内容的蛛丝马迹，也未尝不是件赏心乐事。

刚才提到刘晓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演员，她当然懂得怎样博取观众或读者的同情心，但也许是初次写传，也许是天性使然，不少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她的不满，愤恨，乖张，乃至寂寞。

她并不一味投读者所好，倒喜欢不时发一发脾气，这样就比较多地流露出私人的真实情感，比起她的电影，甚至更加本色。

明星在成功之前的幻想，蹭蹬，挫折，奋斗，成功的得意，招摇，回过神来之后对成功道路上不该有的付出半是辛酸半是愤恨的记忆，以及登高望远的气度，对芸芸众生毫不隐瞒的鄙睨，历历可见。

这一切都是纯粹私人性的，极少奉命或曲意的伪装，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的真实。

后出的自传正是在这点上显出了不同，也显出了后来居上者的特点。

在修辞技巧上，可以说，后来者都更加成熟了，但也正是在这些后来者几乎一致的对于修辞的倚赖与讲究中，可以看出那掩盖什么的需要。

问题是，这种掩盖又并非完全遮蔽，而是露出那么一点，比如在表达得意的同时，战战兢兢，决不忘乎所以，一种偷偷摸摸的幸福意识背后，是精心培养起来的良好的分寸感，即使对什么有意见，也不会明白地说出来，相反，倒是把意见埋得很深，转过头来，索性再将一些感激的好话奉送给自己原本不满的人和事，大家和平共处。

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肯把话说满，自断退路，名人自传最多的这种聪明的处世方式（在这方面倪萍恐怕还在赵忠祥之上），自然是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长期磨练的结果，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着眼，则是他们对自己稳定而优越的身份地位的认同和珍惜。

对环境的熟悉和从容应付，还表现在语言上面。

前辈们习以为常的人民话语（动辄诉诸人民的心愿，以人民的名义）在这里干脆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上下级语言，同事语言，办公室语言了。

这种掂斤拨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写作，是现场直播式的表演间隙的偶尔客串，不可能抵达写作的实质，不可能真正沉浸在写作所带来的精神性创造中，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在于现实的沟通，比如讨好上级与读者、观众，对曾经有过过节的人们发出"承让承让，拜托拜托"之类的信息，犹如歌星在劲歌狂舞中不停地对台下观众说：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发财发财！

"

"我算什么呢？

离开领导的帮助，观众的爱护，什么也不是"，"没有组织上给我的话筒，我能做什么？

"------诸如此类，几乎成了荧屏名人在叙述成长历史时的口头禅。

关于社会，关于时代，关于他们作为传媒宠儿每天都会遇到的敏感话题，他们几乎一致地卑之无甚高论，也几乎一致地回避自我表现的冲动--尽管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多少有悖于他们职业训练的特点。

也许是对这种刻意的闪避的补偿吧，在别的方向上，被控制的情感倒是汹涌澎湃，浩然而莫之能御。

在一本名人自传的某个小标题--"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下面，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真诚的抒发：

"我自觉我是无愧的。

作为主持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国家、对现在的环境，天天牢骚满腹，你还能得'金话筒'奖？

中国主持人不懂中国文化，你主持什么？

"

类似的告白，比比皆是。

不必指出他是怎样地偷梁换柱，把"国家"、"现在"和"民族文化"等同起来--反正这已经是习非成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让我们套用作家王蒙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来说明上面一段引文所包含的实质性问题吧：

当代的名人们，正在自己活跃的文化舞台上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恋爱的季节"，他们用全部的理智与热情，拼命向四面八方播撒"爱"的话语。

这种无所不包的"爱"已上升为"爱的哲学"，它首先调适了名人自己的七情六欲，成功地使一切情感因素归顺于此，成为居于名人自传中一切复杂情感之上的主导感情，然后，通过上上下下一致承认的"个人魅力"，名人自传的这种主导感情，这种对现状无条件的照例夸张而廉价的"爱"，自动推广开来，充当广大读者的情感规范。

在此主导情感前面，观众和读者当然还可以拥有其它性质的感情，但那一切是那么渺小，多么反常，多么乖张，多么丑陋啊，--几乎毫无必要。

名人自传的主导情感，也是当代媒体唯一可以反复言说而且也有必要反复言说的合法性情感模式。

在任何涉及感情的文字或画面的叙事中，起点也许还有一点平民百姓比较真实的爱恨情仇，但终点必须归结为在叙事结构中始终处于高潮位置的"爱"的轰鸣。

一本名人自传，就是一首"爱"的协奏曲，在权力的指挥棒下，名人登场了，一开始也许还表情肃穆，端庄，凛然，很快就活跃起来，渐渐露出欣慰的神色，最后全身激动，高呼"爱"的口号拉倒。

当代荧屏名人的自传，就是这样努力再现着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制造的各种现场氛围，读者，以及同样身份的观众，通常也就是在这样千篇一律的"爱"的轰鸣中疲倦而满意地入睡，甚至还在眼角挂着几颗感动的泪水。

名人自传在文化上的贡献，首先是制造了唯一允许公然裸露的当代情感，唯一可以招摇过市的反映当代生存的美的形象：

允许有点小刺恼，小波折，但整体必须一律的温馨、祥和、漂亮。

所谓裸露的情感，就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与人共享的虚拟化、模式化的宝贝，它犹如一个泪腺特别发达的本色演员，可以产生巨大的煽动效果，使名人自己和所有关心名人的庸众一起沉湎于媚俗的"感动"中。

由现实生活激发的各种情感的冲撞力量，在现场共创的感动中迅速以单一化和平面化的方式被凈化，被升华，在戏剧性的裸露中统统披上了一层眩目的霓裳羽衣。

在真实的生活中，不管得到了还是失去了，是输家，还是赢家，一旦落入这种媚俗的感动，就都觉得自己是顶可爱的宝贝，耳旁也似乎再次响起了伟人那声如洪钟的允诺：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神州尽舜尧"。

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科多次指出，无遮无掩的裸露，从来就是对于性感最彻底的扼杀。

情感的裸露，也是对真实情感最大的遮蔽，这跟知识分子裸露自己的精神从而更好地掩盖真实的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4、身份转换与权力的变形

和以往相比，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作者身份的转换：

从政治性的伟人，强人，变为文化圈（按即文艺娱乐界）的名人，文化身份上，则由作家、学者为主体转变为以并不经常弄笔的"成功人士"为主体。

从这种身份的转换，大致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在整体品位上和以往的伟人或强人自传的区别。

首先从不同的传记最后提供的传主形象来看，一般说来，伟人自传（可惜很少）制造的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神话传奇般的细节描写乃至虚构的情节；强人自传散布思想和语言的各种禁忌，剥夺读者渴望花边新闻的权利，以枯燥的训谕折服被组织起来的读者的耐心；至于名人自传，则谨慎地避开这一切，专门制造一些软性的、似乎更接近凡人生活的形象。

表面上，名人自传以谦虚的姿态回避着权力，他们的媚俗表演似乎仅仅是消费时代一种广场的狂欢，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人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对某一些人来说你是弱者，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强者。

流行本身，首先就是获得权力--严格说来是一种温柔的暴力--的表征。

不同的写作者对市场份额的占有总有一定限量，这限量的大小，多少，取决于同一购买时间里其它写作者的情况。

比如说，许多阅世甚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老人的自传，就很难在市场上和名人们一争高下，后者实际对于前者构成了残酷的挤压态势，甚至完全掩盖了前者的声音。

考虑到许多文化老人的自传，在申诉自己长期被剥夺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解构那些不合理的权力体系，那么，对这种申诉和解构的挤压、掩盖，本身难道不就已经加入了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并由此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了吗？

当代荧屏名人自传还喜欢将自己和另外一类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区别开来，这当然也是出于自身的认同意识。

在处于权力顶峰或权力底层的人们看来，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和荧屏名人并无实质性区别，不同之点仅仅在于，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往往不好理解，所以他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由荧屏名人们代替发表出来吧。

这样，荧屏名人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代表一切艺术家说话的权力，正像他们始终代表着广大观众与读者，像幸福的鸟儿唧唧喳喳一样。

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名人自传中，名人甚至还自认为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呢：

"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要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

在人类诸多的权力结构中，代表别人说话的话语权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

一切偶像的诞生，都要通过在话语上对别人的权力的巧取豪夺来完成。

当人们树立、认可某个公共偶像时，就意味着人们要把自己代表自己的权力拱手让渡给偶像，通过偶像信口雌黄的单口相声显现自己被歪曲的存在。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这类偶像在高居仰仗他们表达自己的那些芸芸众生的存在的金字塔顶的同时，还必须服务或服从于更大的权力之源，当他们以公开揭密的方式掩盖更大的真实，至少是延迟或干扰对真实的想象的时候，当他们以说出真话的虚假的坦诚无休止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