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部委工作几年的待遇感悟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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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部委工作几年的待遇感悟资料
心平如镜14-1-515:
17
在部委工作几年的一些看法
想不到太贴切的题目了，大家别误会，我不是部委公务员，只是部委在京事业单位的一个普通科研人员。
看到有很多帖子在谈进入部委以后的一些担忧，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
先说说个人情况，我07年来的北京，刚入职没多久，因为上级部委机关有一个大项目要开展，单位就派我借调到部里的某业务司参加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当然，是跟我专业有关系的，当时待遇还是不错的，除了本单位一切待遇都有以外，再给一千元的外聘补助，那个时候正好缺钱，本来不想去，为了钱也去了。
借调两年以后回到本单位继续搞科研业务、做项目，直到今年初，又因为部里有个大项目，再次被借调到部里，估计这次借调时间不会长，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活，所以可能很快就会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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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近六年了，经历很多，不是上面几句话就能概括的，自己打算考公务员也是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里也仅就部委机关的一些状况说说自己的看法。
大家不要鄙视部委的借调工作，这跟一般政府机关里的临时工不一样的，至少在我们系统里还是被认可的，司里每周的司务会都允许借调人员参加和发言，因为负责的也是具体的大块工作，领导还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出差还是开会，也都是部委机关公务员待遇，谁也不会怠慢自己。
大家别误会，我不是跑来炫的，就是想说自己不是在这里瞎编，的确是自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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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公务员的收入在北京来说是很低，至少跟我们这些直属单位的业务人员比差很多，不及我们的一半吧，就算他们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收入，这个收入不算灰色吧，也没多少，这还比不了我们做项目给的绩效奖金和劳务费。
食堂吃的是不错，收费也是象征性的，但毕竟钱口袋不充裕，生活绝对不算富裕。
房子是很难排号的，我记得发过一个帖子，说房子没得分，有人很不屑，但至少我们这里是真的很难，部里06年入职的公务员由于在08年那次分房的时候资历不够，还没盼到下一次分房呢，当然，有的部委有权有势，能自己盖房子自己分，在我们这里只能等国管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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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想说说部委公务员收入低没法买房子的这个事。
有的人很费解，收入这么低，又不分房子，这不是逼着部委的公务员搞腐败吗？
或者年轻人扛不住生活压力就辞职走人了，谁能安心在部委机关工作呢？
其实，你要这么想就多虑了。
部委这种地方从来就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去留而产生多大的影响，别说你是一个刚考进来的公务员，就算你是一个政绩斐然的司局级领导，如果真的想走，也不会有谁非得求着你留下，这个地球离开谁能不转呢？
不说领导了，就说普通科员吧，在部委，普通科员就是个干活的，虽然有建议权，但没有决策权，所以，一个年轻的科员辞职了，大不了明年再招一个，实在没办法我先从直属单位借调一个行不行？
如果干的好，还想留下，那就努力考进来。
你不愿意干，总有人愿意干，总有人能干，也总有人能扛得住清贫，当然，也不一定清贫，有的考进部委的年轻人本身家里就很有钱。
部委机关公务员辞职的多了，由于工作原因，我们跟外交部接触较多，他们那里每年辞职的占新招的差不多百分之十，听说辞职率最高的是商务部，但也没看这两个部委倒闭吧。
来北京六年了，在部委机关差不多就借调了两年多，这个楼里上至部长，下至清洁工，也都认识全了，发现在这里坚守清贫、无房无车无女友的男同胞很多，辞职的也见过不少了，但没看到谁走了影响到部委或者某个司、甚至某个处的工作了。
年轻人不都是在用心的干活吗？
没见谁把无房无车无女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
总之，天下人多了，在中国的土地上，部委机关的岗位上从来不会缺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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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部委就是选择了一条路，就像选择其他路一样，既有与其他路一样的共性，也有与其他路不同的个性，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换句话说，如果前面真的明摆着金山银山，天下能人那么多，恐怕也轮不到你挤到这条路上来了。
有的人说，来部委是一种荣耀，说实在的，过了两年你就没那感觉了，当然，在部委工作，你肯定是见多识广，一般人不会有你那样开阔的眼界，但除非你有领导职务，否则你给家人也带不来什么，虚荣必定是虚荣，毫无意义，真正的荣耀和成就只属于那些能够坚守的人，当然，能够坚守的人也很多，也不是每个坚守阵地的战士都能有机会被提拔上去做团长，那还要看你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不但很少，还需要你用自己的青春去博弈，如果输了，那只有愿赌服输，干哪行都这样，不可能通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就一劳永逸了。
所以，就像《无间道》里的韩琛说的那句话：
路怎么走，由你们自己挑！
！
！
公务员原生态：
迷茫
2014年02月 我有话说
李允，有着被人称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工作。
然而，他的“苦水”也不少。
他说，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6000多元，但是女儿一个月幼儿园的费用就要3000多元，再加上赡养父母的费用和家庭的日常开销，“这点儿钱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好在没有‘房贷’这座大山。
”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高，总希望过得体面些，但是我的工作是不能赚大钱的，更不能犯错误去以权谋私啊。
”李允坦言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简朴，积蓄都是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
除了收入不高，来自社会关系方面的压力也耗费了李允大量精力。
“我朋友圈里，很多人为了经营社会关系费尽心思，这方面的交往也很费神。
”李允说。
最让李允纠结的事情来自内心。
尽管选择了这样一条在许多人看来很有前途的人生道路，但他偶尔也会迷茫，觉得身在“围城”。
生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他每天面对相似的工作内容、复杂的人际关系，觉得难以适应。
“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又没有改变的勇气，只能让自己努力去适应，去寻找价值和乐趣。
”
“未婚族”：
婚恋压力难以承受
白领小艾现在最“压力山大”的事情就是相亲。
只要一听到诸如“你有男朋友吗？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这类热情的话，她就开始犯憷，并且会在相亲前好几天就开始睡不好觉。
这个在欧洲留学[微博]过两年、旅行过十几个国家的28岁姑娘见过那么多世面，为什么单单在这件事情上纠结？
“在国外很自由，别人都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但回国后发现，传统带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父母总是催促我该结婚了，并且给我介绍了很多相亲对象，但是短时间内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小艾叹了一口气。
“一旦落下，就很难再追上来了。
”小艾的很多同学都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聚会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家庭，这让她有了成为“剩女”的危机感。
“找个靠谱的另一半，然后一起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小家，这个梦想咋就这么难实现呢？
”小艾说出了很多大龄青年的心声。
“三高族”：
光鲜背后心安何处
胡方是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一份收入颇高的金融行业工作，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
不过，作为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三高族”，胡方觉得大家只看到他光鲜的表面，却忽略了其背后的高压力。
身处金融行业的他，每天衣冠楚楚，但家中却经常凌乱不堪，每天做完工作凌晨才能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出门。
近在身边的猝死案例，让胡方开始思考这份光鲜职业背后的代价。
“同事们都在拼命，如果我只是尽力，那么我一定会落下，也许就会被淘汰。
但是拼了命、挣了钱，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和父母的需要，也不值得。
”虽然这么想，但每天早上闹钟一响，他又会重新投入战斗中。
在胡方工作的公司里，大多数都是剩男剩女，有钱却没有闲，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即使已经结婚的女性职员，也不敢轻易要孩子，因为工作不能没人做，一旦休产假就会有被替代的危险。
“我的同学各行各业都有，似乎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没有人在轻松地生活。
”胡方感慨连连。
“紧绷族”：
喘口气继续努力
压力，对王学青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习惯了，喘口气继续努力。
”
今年23岁的王学青是一名消防战士，目前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服役。
他坦言，身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
2012年，王学青所在的战斗一班出警583次，最多一天出警10次。
每次出警时间随机、归队时间不定，尤其是秋冬火灾高发季，昼夜连续奋战更是常事，繁重的出警任务让他们没有时间去休闲、放松。
不出警时，也是发条上得紧紧的。
王学青说，除了出警，每天正课时间从早8点至下午6点，要进行高强度的各种训练和学习。
“每次出警我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王学青所在的特勤一中队担负的都是急难险重任务，危险性较高。
在灭火救援行动中，他和战友们要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把被困人员救出，要确保自身和身边战友安全，还要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房屋倒塌、燃气爆炸、毒气泄漏等突发状况。
“我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确实要比同龄人大[微博]一些”，王学青说。
对部委公务员的一点看法
来自:
小宝2014-03-0811:
35:
31
1.部委这些年招人，都是层层遴选，素质相对很高。
比如银监会成立时搞过几次全球遴选，一堆从华尔街回来的，高盛摩根的都很多。
。
剑桥、牛津及各类美国名校的一看一大把。
为什么我突出两所英名校，因为该会前任主席从剑桥回来，尤其喜欢英国留学生。
属于技术官僚、需要应付世界银行，IMF等各类国际金融组织，代表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秩序中谈判和争取利益。
这几年招人偏向国内，也都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且在公务员考试基础上有各种专业考试和英语面试。
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情况基本一样，且最近8年两个核心体系人才流失极为严重、起码走了三层以上，拿我朋友做例子，早期保荐人在券商年入200万进了体系内一年20万都没有。
人家呆了两年实在受不了走了。
。
除了这类技术官僚，再讲讲核心部门，比如商务部在全球协商各类贸易规则，全年都在谈论和争执，遴选的人更加多条件，拿另一个同学为例，在基层法院工作了2年，在港大读研究生博士、在香港律所工作了2年，又在某部委派出机构工作了两年。
最后层层考试面试，基层、涉外的工作经验，学历，也很关键。
要不怎样和洋鬼子各种纠结贸易规则利益分配。
想问问各位网友，如果部委多数是精英，行政执行和管理能力是不是会更先进，有助于社会政策有效制定，有助于大局。
如果部委走得只剩下不想干活的油条和没能力走的油条，受损失的是全体公民。
2.部委这些年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年轻人生活状态到底怎么样？
另一个例子就讲财政部，这是国务院核心部门。
某处副处长，说实话部委的副处长简直就是基层的科员，认真卖命几年都能升，因为部委招硕士博士多，公务员队伍是学历最值钱的地方。
按学历定级。
该副处长月收入4K，在北京租了一个很远的房子。
不要跟我说部委有房，分房的都是40.50岁的厅局级干部，和早年进去的，根本没能力快速解决年轻人，该副处长出差了一趟，走到楼下发现自己的各种衣物被仍在垃圾堆，房东说他已经两个月没交租，滚粗。
部委的年轻人生活处境和北漂打工者一样的。
这些处境艰难的年轻人确是部委机关政策真正的执行者，领导多发挥管理指导的作用。
长此以往，国家政策的贯彻会受到影响么？
不得而知。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外事活动多，国务院会议多，每天的工作都是考验，压力不下于投行。
露珠说的也许不完全对，大家可以各种拍砖，请谩骂者人身攻击者点叉退出本帖。
反哺”无处不在，昔日寒门学子的爱与哀愁
2014-02-2008:
48:
10出处：
凤网/今日女报0人参与
“老啃族”出身农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
然而，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一句“报答”，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
……
凤网/今日女报记者 凌晴李旦
从前，我们讨论“啃老族”，也许你会对“啃老”的人表示不屑，但有一群人却在内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他们被人称作“老啃族”。
“老啃族”出身农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通过读大学迈进城市的大门。
然而，憧憬中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转折，养育之恩化为亲情利润，一句“报答”，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种种局面。
如今的“老啃族”，则更多了一份时代发展的印记：
都市白领、公务员、大学生……种种让家乡人艳羡的光环，让他们无法面对现在可能农民工都比自己收入高的现实;工作再难找，也无法放下面子去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日新月异的城市消费方式，让他们分分钟就变身为各种“奴”，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但即便再难，他们也是不能或是不愿去诉一声苦的，因为他们是农村父母千辛万苦供出来的大学生。
最终他们只能将苦涩一再掩盖，扬起笑容，继续应对“反哺”——反哺父母，反哺兄妹，甚至反哺曾经生活的村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老啃族”，不如说他们更像一群疲惫的“反哺族”，身在追梦路上，却走得步履沉重……
光荣在家乡，寂寞在城市
3104元——我下意识地做了个加减法。
正月初七，从岳阳的小山村，回到北京那栋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部委大楼，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今年2月份的工资条——3104元，便是这个月的实发收入。
我叫王朗（化名），今年30岁，是中央某部委一名试用期未满的普通公务员。
即便如此，家乡人却早已认定，我是个祖坟冒青烟的“通天”人物。
如此高的评价，让我在面对父亲想要建房的希望时，只能选择倾尽所有——尽管我因此而在物质的压力下动弹不得，行在宽阔的北京大街，生活却显得格外狭隘。
水涨船高的建房愿望
大年初六，家里喜气洋洋。
在刚刚建成的新楼房里，我年近六旬的老父亲风风光光地迎娶了我的后妈。
去年，这栋让父亲喜笑颜开的新房还只是一栋破旧的泥砖房。
曾经，做小包工头的父亲赚了一些钱，家境在当地还算可以。
可是，父亲好赌，甚至将姑奶奶辛苦攒给我的学费全部扔上赌桌;他打骂母亲，最终换来夫妻离异的结局。
然而，父亲又是不幸的，一场交通事故导致他左肩肩骨与锁骨开裂，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也让他的风光成了过往。
在我在外求学的那些年，家里的泥砖房渐渐破败，而左邻右舍间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的新房，让父亲有些坐立不安。
我想，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
所以，当父亲提出要新建楼房、希望我能分摊几万元钱时，我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从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攒的大半积蓄——父亲数着钱，露出了一种终于熬出头的表情。
而作为儿子，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是一份应尽的孝道。
不料，随着工程推进，父亲东家看看，西家瞧瞧，“取经”之后，眼光就高了起来。
他时不时给我吹风：
“隔壁王爹家的窗户用的铝合金，配钢化玻璃，比木制的窗户好很多。
”“宋娭毑屋里的电视机是买的液晶平板的，钱都是他家小儿子出的。
那个后生仔在广东打了几年工而已，一副赚了很多钱的样子，其实哪里有我儿子本事大!
”……
就这样，原本10万元的建房预算，一下子水涨船高飙升到了20多万。
面对父亲这样那样的明示或暗示，我只得倾尽所有，先后掏出12万元，全部投入到建新房才算完事。
父亲的骄傲背后是我的无奈
给父亲建房的钱超过预期，这也让我在北京的生活全面告急。
2014年1月21日，春节前一周，因为一再拖欠5000元房租，房东向我下了最后通牒：
不给钱就搬!
当时的我苦笑着摇头——一分钱压垮英雄汉，家乡的父亲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正在遭受这样的尴尬。
端着国家公务员这个看似旱涝保收且风光无限的“铁饭碗”，别人羡慕，但也只有“城内人”，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才能真真切切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2009年，我从湖南省的一所一类院校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了乡镇基层，自己艰难打拼，随后走到了市委机关。
在而立之年时，我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了中央机关——也许这份成长值得我的父亲在邻居面前炫耀好久，但事实是，我目前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收入仅够糊口，没车没房没老婆，9人合租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
房东催租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我犹豫再三，只好跟朋友开口借来5000元。
揣着这笔“救济款”，走在灯火通明的长安街，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
光鲜亮丽的北京，我却始终无福享受。
偶尔我会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
而我，做着城里人，操着农村的心，动辄就是“不孝”，想抠门而不得，有难更是不能诉。
而此时，家乡的新房已经建好，不仅舒适，还相当体面，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都是“高配”的。
父亲说，他很高兴。
“帮个小忙”，其实尴尬
而替后妈的女儿找工作，则是年前父亲强行给我下达的任务。
我立马联系我这个“新妹妹”，要她拿一份详细的简历给我。
我想着，接下来或许能找熟识的朋友或同学试一试，替她搭搭桥。
拖了二十几天，我才收到她的简历。
她今年23岁，职高毕业。
对新工作的要求，不多，只有两点——挣得多，干得少。
收到简历的第二天，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问我找好没。
我无言以对。
回顾今年的春节长假，总是有完全陌生却无比热情的面孔凑到我的面前，而寒暄的话题，无外乎是儿子要进学校，侄子要找工作等等。
他们觉得，国家部委——多么不得了的地方，那解决他们的这些“小要求”，也应该只是一包烟、一杯酒那么轻松的事。
我只能苦笑，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难”字——其实潜意识里，我也不愿意丧失那一份让人愉悦的骄傲感。
所以，最终我也只是打着哈哈能推就推。
最让我吃惊的是，父亲竟然瞒着我，一口应承下替远房表叔找工作的事，还收了人家一个3000元的红包!
后来，我找到父亲晓之以理，他才将红包退回去。
但我仍然在后怕——顶着家庭最大希望的光环走出去，要承担额外的经济压力是一回事，但如何面对家乡人复杂的亲情追索、如何面对他们轻飘飘说出的一句“帮个小忙”，似乎我要学习和承受的都还很多。
吃上“国家粮”后，亲戚从此成“债主”
2013年年底，一大家子人围在我父亲床前，不停地抹眼泪。
我站在最里面，气若游丝的父亲盯着我，艰难地说：
“我和你妈有4万元存款，但这钱得给你妈养老和孙子读书用，所以我的安葬费由你来出。
”
交代完后事，父亲走了。
还没来得及宣泄心中的悲伤，“钱”的问题便不合时宜却迅速地被提了出来——在父亲咽气的这间房里，我和弟弟妹妹的争吵开始了。
“为什么又要我来出?
安葬父母本来就是儿子的事情!
”
“你是吃‘皇粮’的，你不出谁出!
爸爸死前都交代清楚了，你要不出就是不孝!
”……
激烈的争执，让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泪水，转而生出了愤怒。
我叫孙群娥，双峰县甘棠镇人。
虽然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但其实这种遇事就理所当然由我来拿钱的情况，我实在遇到太多次了。
25年，始终为他人奔忙
我是家里的老大，再加上成绩一直不错，父母砸锅卖铁就把我一个人供上了大学。
毕业后，正好父亲退休，我便顶了父亲在汽车站的职，吃上了“国家粮”。
也许有人要说我幸运，因为我是兄妹几个里唯一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再说得重点，我捧起的这个“铁饭碗”，背后都是我家人的付出——尽管很多时候，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
自从我上班开始，接济家里便成了我不可推却的“天职”。
可是，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便跟不上家里人水涨船高的需求。
2006年，家里建新房，我出了15000元;2008年弟弟娶媳妇，在我这借走一万，只还了5000元;2010年，妹妹的孩子在双峰县城读书，一直在我家吃住，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2011年，父亲患了肝癌，在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我出了一半。
朋友间人情往来送的烟酒，父母看到就立刻惦记上：
“你家里的烟酒要是多得没地方放了，就带一些回来给你弟弟。
”但人家送的礼其实都是欠的人情债，到最后，我还得自掏腰包去还人情……这样的小账算不完，而更多的时候，明明不应该由我独自承担的，也成了我的分内事——比如父亲的安葬费。
而这一切的理由，就仅仅因为我吃“国家粮”。
我如同家人的自助银行，没钱就找我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弟弟妹妹问我要钱都是理直气壮，好像这是我欠他们的;而且他们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钱来得轻松简单，而他们挣的辛苦钱花一分出去都得肉疼。
如果我不同意给，我妈就会站出来说情：
“现在就你条件好点，你应该帮他们一把。
再说，家里只把你一个孩子送出去了，你爸的工作也是由你接班的，弟妹心里肯定有想法。
你大度一点，就当这钱是给我和你爸了。
”从20岁参加工作到如今45岁，我一直在不停地给家里钱，而且数目越来越大。
到后来，连没什么来往的堂叔也来跟我借钱。
如果我不借给他，他便有充分的理由一直记恨——农村自有一套令人头大的人情逻辑，而且几乎让人没有说不的机会。
既被“啃老”又被“老啃”，长辈仍说我“太自私”
其实，作为大姐，如果弟妹真的生活困难，那我多为家庭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如果可以因此而让父母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我也是乐意的——但现实情况却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这些年，妹妹和妹夫一直在广州做批发生意，攒了不少钱，2011年还购置了小轿车;弟弟在建筑工地上当包工头，一年下来也有六七万。
再看看我自己，2008年汽车站改制，我被迫购买了一部分股份才得以保住工作，现在工资加补贴每个月也就3000元。
这么一算，我反倒比他们赚得少。
2009年，我和丈夫计划在县城买套新房，钱不够，我们两个找朋友和同事借了不少。
借钱买房，这事说给家人听他们都会不信，但即便他们信，我也不会说——其实，“大学生”的身份曾经让我自豪了很久，加上我丈夫还是双峰县城某单位的领导，每次回老家，邻居都会来一句“工人干部又回来探亲了”，我的确很受用。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要我坦白买房的钱都拿不出，“工人干部”赚得还没打工的人多，我还真说不出口。
虽然不少时候，因为这份虚荣我都在打肿脸充胖子，但这次，父亲的安葬费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妥协——我的孩子快要结婚了，我得多存点钱替他在长沙买套房子;我的公公婆婆也一直由我们夫妻两赡养，老公那边的兄妹也都还得照顾点。
这样的压力下还要我一下子拿出4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
只是，亲戚们不会理解我的难处。
大吵一架后，我还是出了近3万元的安葬费。
尽管如此，因为没能对父亲的丧事做到“大包大揽”，村里的长辈还是给了我一个“太自私”的评价。
有时候会觉得灰心，既被“啃老”又被“老啃”，一年到头都为别人而忙，最后还要落得个挨骂的下场，其中苦楚，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还不清的“亲情债”
过完年没几天，我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写论文，想着今年能够顺利毕业，找个好工作尽快挣钱。
回校后没多久，爸妈的电话便追来了：
“你弟弟他想换个好一点的工作，需要打点关系。
你和你老婆商量一下，拿点钱出来给你弟弟应应急……”电话那头的吩咐直接而自然，而我却在他们挂掉电话后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我叫刘伟（化名），麻阳县兰里村的街坊邻居都喊我“伟哥”。
并不是我年纪大，而是因为我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博士生。
这个身份给父母带来了荣耀，给为我而辍学的弟弟带来了压力，也给我和妻子带来了苦涩——如今，尽管我仍身在象牙塔，债务却在亲情与报恩的裹挟下呼啸而来。
亏欠弟弟，穷学生背上亲情债
我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一亩三分地便是一家人全部的经济来源。
为了供我读书，我唯一的弟弟刘业（化名）辍了学。
2011年6月，我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
这个消息在麻阳县城传开了，一家人都非常高兴——除了弟弟。
我的成功，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灰暗，他对我也愈发冷漠。
母亲对此非常无奈，她常跟我说：
“自从你考上博士后，你弟就像变了一个人。
好不容易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又不肯好好干，整天游手好闲。
如今你出息了，可得多帮帮你弟弟。
”
弟弟的付出我看在眼里，除了觉得亏欠于他，我更多的是感激。
在学校时，我有事没事就给他打电话拉家常，跟他讲讲外面的世界;我也会邮寄一些读书笔记给他，想让他多学点知识。
直到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给他寄了两本读书笔记后，却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哥，我缺钱。
”
仿佛终于将要钱的话说出来后，那些一直被自尊心所隐匿起来的东西便找到了出口——从那以后，我曾依恋的家就成为了一个“无底洞”：
两年间，置办家具3000元，父母生病4000元，弟弟买电脑2000元、买手机1000元，村里的人情往来等等——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将近2万元。
2万元，说多不多，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每个月能拿到学校的生活补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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