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洋鬼子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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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洋鬼子1

我们曾这样看“洋鬼子”（上\下）

　　首先必须声明：

本文所指的“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

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

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

　　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

“１８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

　　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　１８世纪。

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

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

“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

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

　　乾隆时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一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提到欧洲当时的强国葡萄牙时，竟然说这个国家“近满刺加?

马六甲　，奉佛教”。

现在我们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欧国家，和马六甲海峡根本不在一个位置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

　　在闭关锁国政策的笼罩下，广东省一度是清朝允许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一的中国省份。

按理说，这个地方开风气之先，对于外面的世界的认识理应比较客观。

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中，却连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

纳米比亚　。

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

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今分为南北。

”从中可以看出来，编写这本通志的人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糨糊，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的。

　　和对外洋世界的惊人无知相联系的是，在清朝官方的正式文件里，举凡提到“洋鬼子”，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一副趾高气扬的文化优越感蔑视地称呼人家为“夷”，如“英夷”、“法夷”等。

在古汉语里，“夷”字最早用来指中国东部的一些部落，后来泛指那些在中国周边，典章器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蛮夷之邦。

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显然表示清政府是把这些欧美国家当成和越南、朝鲜一样臣服于中国的附属国家了。

这就难怪当年在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时，清政府要动用“理藩院”予以招待了。

　　另外，在“夷”字之外，还要在这些国家的汉字名称上统统加上“口”字旁或者“犬”字旁，如“咪夷”（美国）等等。

这样的称呼法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在“洋鬼子”们的严正交涉下正式从朝廷的官方文件里去除。

　　不特对于欧美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国情等无知，对于“洋鬼子”的认识更是荒谬到可笑复可悲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那些以博学著名的学者和素有开明之称的官员也未能幸免。

　　譬如，在晚清的道光年间有一位朝野公认的博学之士，他就是俞正燮。

俞正燮博览群书，精于经史，卓然一代大家，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名著。

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谈到洋人时，竟然认为：

“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生理结构不一样，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中国人的肝在左边、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

”（转引自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

　　面对蜂拥而来的“洋鬼子”，中国的读书人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那些神话著作《山海经》和《淮南子》。

还在乾隆盛世时，大学者纪晓岚就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

按照这一逻辑，在那里生活的居民也就很难逃脱《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

譬如，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诗人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就如此“妖魔化”英国人：

“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

”而和陆嵩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汪仲洋在描写英国人时，所用的也是这样一副笔墨：

“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

”其小注云：

“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

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

”诗人所描写的英国人形象，明显就是活生生的“妖怪”或者说“非人类”。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非止一人。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社会上普遍流行一个说法，这就是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

有当代学者考证，中国人之所以对英国人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滥觞于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愿意向乾隆皇帝下跪这个细节。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而这个误解直接影响了禁烟派大臣林则徐等人。

在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声言：

“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即使在开战之后，林则徐仍然认为：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

　　除此之外，这个被范文澜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爱国者，还根据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荒唐地认为英国人素来以肉食为主，因此中国产的茶叶和大黄等物品是他们的必需品，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

他不仅将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写在奏折里堂而皇之地昭告君上，还义正词严地以此威吓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真不知道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女王陛下，在读了中国的这名地方大员的文件后会作何感想！

　　开明如林则徐者都是这样的见识，别人就不用说了。

鸦片战争后期，英军在中国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南征北讨，所向披靡，战局明显对清廷不利。

道光二十一年，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的道光皇帝决定背水一战，他迅速将此前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杨芳大人一到广州就演出了一场堪称奇异的闹剧：

他命令广州士兵收集马桶和女人的内裤，将这些东西挂在广州的城墙上，对准英军的枪炮。

他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杨芳将军的这些怪行，源于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巫术信仰，即对于邪门的东西必须以邪门制约邪门。

而英国鬼子根本不是人，是妖怪之类的玩意儿，其使用的洋枪洋炮更是邪物，对于这样的妖魔和妖术只能采用马桶之类的脏物让它们的法术失灵。

然而，杨芳将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挡住英军的“船坚炮利”，广东战事很快陷入全面的被动之中，和入侵者签订后来的“城下之盟”也在情理之中了。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很奇怪的是，即使和洋鬼子打了很长一个时期的交道，许多官员对于外洋的世界仍然是懵懵懂懂。

有野史记载说，晚清时期的很多官员（如在庚子国变中强烈支持义和团大师兄的大学士徐桐等）并不认为世界上真有丹麦、葡萄牙等那么多的国家，这些名目其实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编出来要挟我们多出钱的。

有的人甚至质问道：

你们听说过世界上有葡萄长牙的事情吗？

　　庙堂之上的情势大体如此，那么，民间的草根阶层是如何看待“洋鬼子”的呢？

　　对此，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和英国立德夫人所写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书中都有大略的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当时的民间对于“洋鬼子”的认识也是稀奇古怪，充满了想像力。

　　譬如，有人认为“洋鬼子”身上有类似羊身上的膻味，所以肯定是羊变的，因此多杀羊就能杀掉洋鬼子。

有的人看见洋鬼子用电灯泡，不能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臆想说：

那是用中国小孩的眼睛做的。

还有人说：

洋人喝的白白的牛奶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做出来的，否则不可能那样白。

晚清时期，欧美人已经发明了照相术，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带着相机。

看到这些新鲜玩意儿，有的中国人便说：

洋人洗相片用的那些药水也是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提炼出来的。

恰好，外国传教士极为热衷于在中国开办孤儿院、医院、小学等慈善事业，而且往往喜欢收养无家的孤儿。

这些纯粹源于宗教热忱而开办的事业，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简直恍如天方夜谭的童话。

大家不免都要问自己：

洋鬼子能这样好心吗？

世界上有这样无缘无故的爱吗？

这其中难道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吗？

……显而易见的是，“洋鬼子”在慈善事业上的种种狂热举动，无疑坐实了以上的种种猜测。

一有风吹草动，加上稍微的煽动，平日积累起来的民间的怒火就会集中爆发出来，烧向那些可恶的“洋鬼子”。

晚清时期发生在山东、四川等地的所谓“教案”，很多都是在隔膜和误解的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与其说是“教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众的自发抗争，毋宁说是一场文化上的冲突更为确切。

正因为天下汹汹皆曰如是，所以一旦出了个不拘一格的龚自珍、魏默存、徐继畲、王韬、郭嵩焘之类的人物就显得弥足珍贵。

也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先驱者的思想还是有许多幼稚的地方，但在那个刚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能够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当然，在实践层面上，能够勇于承认“洋鬼子”比我们先进，果断地开启西方大门的洋务派，诸如奕言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是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物，才让我们于漫漫长夜之间，看到一丝光芒，从而坚信，尽管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尚在“历史的三峡”中穿行，但它总有一天会冲出激流险滩，驶向那片蔚蓝色的辽阔的大洋……

一、形象学的定位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

但就文学作品中对异国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学中早期的流浪汉文学、游记等，中国五四时期较多的一些翻译作品等，都可以让人有一种关于“异乡”的概念。

　　作为一门学科，形象学首先要替自己定位。

“形象学首先就令文学史家们生疑。

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

”这令得形象学既不讨好于文学纯粹学主义者，也不讨好于民族主义者。

但即使形象学面对的是如此多学科交汇的复杂局面，它依旧还是成为了人们研究时所不可避免的话题，跨学科性不仅是形象学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社会与文学”的联系，“文学至少是社会的表现，因为通过文学，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像。

”这是比较文学中形象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论源泉。

文学记录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最坦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响刺激，所以大部分维护形象学的学者们不愿意人们仅仅将形象学理解成单纯的“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就连文学中有关异国的描述也仅仅是作为形象学考察的一个方面。

而挖掘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他者“形象”和这种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够揭示出文学最“根本”的问题。

　　二、“形象”的问题

　　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

而这里所说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巴柔在文章中这样定义形象，在我看来，很有概括性，在与“他者”进行的有意识的区别后，对异域的自觉感知具象为文字，“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形象是对一种文化或者社会的想像，它有时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文学性的“乌托邦”，可归根到底它都可以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这里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具备相同性和相异性。

而“形象”不仅可以介入社会的精神生活层面，也可以是对社会总体面貌的概述。

　　形象学之所以能区别单纯的社会研究学在于形象学中“形象”的文学性，即幻象性,“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

”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这类“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

”例如夏晓红对“洋鬼子”这一套语的历史溯源和追问，它使我们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历史名词背后隐藏的漫长的历史情感接受历程有了总体的把握，从而又能挖掘隐藏在这一名词背后中国人的喜怒好恶，所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能成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

这种语言具有注视“他者”时所有的反思性，还有“注视主体”所不同于客体的一面。

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说的“乌托邦”性质，而这“乌托邦”性质是最忌确定性的。

“形象”身上同时具备同一性和相异性。

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套语作为“形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就是这样。

　　作者创造一个“形象”，有时也是为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好比夏晓红编的形象学论文集中有人对卢梭在五四时期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里的“卢梭”已经不仅仅是原先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变革要求，“卢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接受和过滤之后才被作品重新定位。

如何还原真正的卢梭和对当时出现的“卢梭幻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它帮我们梳理了我国五四时期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和社会现实，对主体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从纵向来讲，套语的形成其实也是形象单一性的过程，“卢梭幻象”也具有某种单一性，如何还原“他者”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整合某一历史阶段对“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学多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

　　三、描述与差距

　　“形象”可以同时具备文学性（幻象、虚构）和单一性（套语），对这类相异性的记录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

“形象”是一种描述，而且是一种有差距的描述。

文学中的描述是形象学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多都是针对于文学中的描述。

因为只有文学这类“诗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们拿来直接阅读和诠释。

　　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

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

”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形象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是帮我们鉴别真伪，而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不仅对“他者”有着认识意义，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也具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