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作心得传统家训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及启示最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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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作心得传统家训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及启示最新
（精）工作心得：
传统家训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及启示（最新）
每一个时代都有适合该时代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也都需要合适的方式传播和普及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中华民族特有文化遗产的家训，乃“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训子孙者也”，它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普及中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
传统家训采取最贴近大众生活的教化方式，注重亲情的濡染和感化，在人伦日用中润物无声地培育起和该社会核心价值观相承接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成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普及的桥梁。
对传统家训在濡化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影响进行学理分析，总结其濡化的经验与规律，可为更有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传统家训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表达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过稳定而又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体系。
“‘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
”儒家核心价值观能够深深
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除了“儒者宣而明之”（《隋书•经籍三》）外，传统家训对其向民间传播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家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传统家训的精神实质，而传统家训则架设起儒家核心价值观从“圣人之学”通向民间的桥梁。
通过这座桥梁，儒家核心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和文化传统。
（一）传统家训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
产生、发展和繁盛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家训是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它是以“一定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
历经千百年来的立言、积淀，关于传统家训的资料卷帙极其浩繁。
其所蕴含的思想非常丰富，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但究其根本，无不彰显着以儒家思想体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无不引导着社会的细胞一一家庭始终为合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家训始终紧紧地攀附在儒家文化的主干上，受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深厚。
先秦时期家训更多集中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
圣贤的对话语录中，主要体现在《礼》《诗》《易》《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等典籍中。
两汉三国时期的家训，往往直接引用儒家圣贤的语录，儒家经典往往被奉为格言、准则及信条，在阐释中体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从刘邦敕太子读书学习、礼敬老臣到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曹丕择大儒教曹睿；从西汉初《孝经》问世，到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班昭《女诫》、马融
《忠经》等；从刘备《遗诏敕后主》、曹操《诸儿令》、诸葛亮《诫外甥书》与《诫子书》，到王昶《诫子侄文》等；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的家训都呈现出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发展趋势。
魏晋隋唐时期是家训的成熟期，有被称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我国第一部家训著作《颜氏家训》，有把古代帝王家训推向巅峰的李世民《帝范》，还出现数量众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以诗文为体的家训，如杜甫的《又示宗武》与《宗武生日》、韩愈的《符读书城南》以及陆游的《示儿》等。
这些家训积极主张学习儒学经典，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颜氏家训•文章》）《颜氏家训》遵循儒家经典进行家庭教育，饱含着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内核，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家训的繁荣时期，司马光的《家范》和《居家杂议》博采经史群籍，汇集历代人士治家教子的名言和道德故事，对家人子弟进行儒家伦理教育；范仲淹首设义田、义庄及其对族人的教化，贾昌朝《戒子孙》中的“官德教育”，包拯刻石立铭告诫子孙不得贪赃枉法；被称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立意“训俗”，明确了“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拓宽了家训教化功能，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社会动荡，道德滑坡，理学兴起，社会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封建伦理道德教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家训教化思想及其实践。
明清时期，伴随着儒家伦理思想体系趋于定型与臻于完备，众多的家训著作纷纷问世。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庞尚鹏的《庞氏家训》、朱元璋的《祖训录》、姚舜牧的《药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康熙的《庭训格言》、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以及林则徐、曾国藩的家训等。
这个时期的家训内容更为精细，涵盖了国家、家庭以及个人等各个领域，用儒家纲常名教训导子弟修齐治平、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经世应务等各个方面，构成了这一时期家训的主体性内容。
④总之，从传统家训历史演化轨迹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深入到家庭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它始终受儒家核心价值观为主轴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发挥了巩固与延续封建制度的作用。
从传统家训的内容来看，由于中国传统家训源远流长，积累深厚，形成了家诫、家范、家书、家法、庭训、庭诰等形形色色的家训成果，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睦亲、治家、勉学、立业、为官、处世等人生的方方面面。
但究其根本，历代家训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亦即纲常伦理为主，结合作者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始终围绕齐家治家、教诫子弟、处事指导等三方面展开的。
⑤在齐家治家方面，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作为“家道隆昌”（《孝友堂家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调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时，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加以阐释和发挥，如在父子关系上,
强调父慈子孝；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妻顺；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
在教诫子弟方面，与儒家强调“修身”的思想相适应，许多家训都把立身修德摆在突出位置，反复强调子弟家人要蒙以养正、励志勉学、应世经务、奉公廉洁、报国恤民。
在处事指导方面，与儒家“处世之道”相适应，许多家训提出要和待乡曲、宽厚忍让，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救难怜贫、讲究人道，明哲保身、谨言慎行。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正是传统家训的主要价值取向，或者说，传统家训的基本内涵，无不是在彰显儒家经义的。
所以《郑堂读书记》的作者周中孚提及《颜氏家训》时，谓其“全书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党之间，其归要不悖于六经，故旧史皆入之儒家”。
⑥可见，传统家训形式上虽在家庭内部进行，但其内容本质上却是社会的。
它一直以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为价值旨归，以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为基本遵循，闪烁着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传统家训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物
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以政治制度的形式，通过规范学校办学制度、完善科举程式等具体途径，自上而下地对广大民众实施强制灌输；二是以家训、家规、族规等家庭教育形式，通过家教和家风的熏陶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濡染和感化，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渗透和普遍的认同。
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对广大普通百姓来说，单靠政治强制模式强行灌输儒家经典,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这是因为儒家典籍深奥莫测，只限于官吏和少数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能够理解，社会传播效果是有限的，因而必须解决儒家核心价值观普及化的问题。
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变得神秘莫测，使人敬而远之。
这样自然就把儒学输往民间的通道隔断了。
诚如《颜氏家训》所言：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
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仿，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
”（《颜氏家训•序致》）
既然这些“理重事复”的解经之学不能发挥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作用，就不得不另辟蹊径。
而连接官方儒家文化和民间家庭文化之桥梁的家训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借助深入浅出、妇孺皆知的家训形式，用儒家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规范子孙后代的思想与行为，方能使他们“立身扬名”。
“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
不如寡妻之诲谕。
”（《颜氏家训•序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颜之推所言并不是要抛弃尧舜之道，而是说不能把儒家思想神秘化，相反要使儒家经典易晓易知，有如傅婢、寡妻诲谕子弟的言语，便于理解记忆和自觉践行。
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为家训著作进一步突破家族范围创造了条件，主要由有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官僚之门，转向普通老百姓之家。
袁采的
《袁氏世范》一改以往意求“典正”的传统，立意“训俗”，所以书成之后取名为《俗训》，明确阐述这本书秉承“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兴起，开始出现了新的家训体一一通俗家训，如姚舜牧的《药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彭端吾的《彭氏家训》等。
这些家训多为语录体，它不太刻意追求内容的系统性，语言通俗简短，近似白话，有的还对偶押韵，便于记诵，越来越浅显世俗化。
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将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世俗化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官宦士绅、书香世家还是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流传之广，超过了中国传统家训中的任何一部。
⑦可见，传统家训在高深莫测的儒家思想与凡夫俗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儒学能渗透于千家万户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三）家国同构是传统家训濡化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
传统家训之所以能担负起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之功能，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
在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是集生产功能、教育功能、文化传递以及日常生活于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宗法家庭和家族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石和细胞，处理好家庭内外关系，对维护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孟
孟子说：
“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子•离娄章句上》）家是小的王国，国是大的家庭。
“家”维护的是“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家庭秩序，“国”维护的是“君为臣纲”的政治秩序。
由于传统宗法家国一体的制度，不断强化“在家事亲”与“在国事君”是一致的，“在家尽孝”与“在国尽忠”也是一致的，故而要想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必自家庭教育而始，甚至将家庭教育的意义提升至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大学•释齐家治国》）“家”与“国”相互统一的典型表现莫过于被儒家所体认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
在儒家看来，“家”是个人与国家、天下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齐家”的意义和价值甚为特殊。
究其缘由，社会成员是分属于不同的家庭，个人品行优劣，不仅与其家庭环境直接相关，而且必须首先借助于家庭才能实现；而不同家庭的状况是否安定有序，就直接关联着整个社会是否和谐发展。
家齐是国治的必要前提。
明代名士罗伦有言：
“何谓齐家？
不争田地、不占山林、不尚争斗、不肆强梁、不败乡里、不陵宗族、不扰官府、不尚奢侈、弟让其兄、侄让其叔、妇敬其夫、奴恭其
主、只要认得一‘忍’字、一‘让’字，便齐得家也。
”（《戒叔父等书》）家庭状
况是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父子关系是君臣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旦出现子不孝父，就会埋下臣不忠君的隐患。
人人在家做孝子，在国为忠臣，家无逆子，国无奸臣，必然是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这正如魏象枢所言：
“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
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木澄源。
10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
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
”（《寒松堂集•奏疏》）从
这个意义上说，儒家认为“齐家”是“治国”的基础。
因此，儒家核心价值观借助于传统家训这一载体濡化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
以传统家训普及儒家核心价值观，使家庭生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将儒家核心价值观渗透进家庭里，落实到人伦日用中，使国家政治文化扎根于到民间、基层，并开花结果。
这样的家国文化和家国结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使得以传统家训对家庭成员濡化儒家核心价值观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证。
二、传统家训濡化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特点和经验
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目的的传统家训，蕴含着深刻的教化思想，在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呈现出许多特点和优点，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一）内容的共同性与训诫的多样性相结合
传统家训种类繁多，一般可分为帝王家训、高层官宦地主家训、士大夫和名儒家训、中下层地主家训以及平常百姓的家训。
各类家训侧重点有所不同，各具特色，不同时代在内容上有所差异。
如先秦时期的家训内容为家国一体，移孝为忠，父兄对子弟十分注重维护尊卑长幼的礼制教育。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定，对于“门第”的倚重，以读书求仕为内容的家训增多。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日趋系统、成熟、完备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凭借各种载体渗透于家庭和家族之中，家训重视礼教，尤以孝悌伦理为突出内容。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
地位的大幅提升，儒者不再耻言“治生”货殖之业，特别在一些手工业、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丰南志•百岁翁行状》）的情况，因此历来以耕读为主要内容的士大夫家训，增加了教导子孙后代“弃儒就贾”的新要素。
虽然家训内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充实，反映其时代特色，但从整体上看，几乎所有家训无不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思想的，一般都涵盖着睦亲、治家、立业、勉学、为官以及处世等基本要求，
整体上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特征。
家训内容上的共同性，并不排斥训诫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传统家训形式多样、
不拘一格：
从文本上看，有娓娓道来、沁人心脾的《袁氏世范》；有引经据典、语言精练的《温公家范》；有体系庞大、质朴明快、说理深刻的《颜氏家训》；有字字珠玑、朗朗上口的《朱子家训》；有如若家常、历久不衰的《曾国藩家书》；有家法严明、操作性强的《郑氏规范》等等。
从文体上看，有铭（把家训内容刻在
器物上经常观看）、诰（以文告形式训诫）、敕（上命下、君王对臣子之告诫）、令（以命令形式训诫）、诫（警戒家人子弟）、疏（以叙述前言往事教导子弟）、法（用家法、族法、家规的形式强制家庭成员遵守）、书（以书信或遗书教导远在异地的子弟）、诗（把家训著为诗歌让子孙后代朗诵）、联（通过写帖对联的渠道教导子弟）、名（借助给子孙或建筑取名的方式进行教育）以及格言、警句、匾额等；从行为养成看，传统家训通过举行训诫仪式、填写功过表格、召开讨论总结会等形式，不断强化家庭成员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取得教化的最佳效果。
如《郑氏规范》就严格规定:
每天清晨，击钟为号，家人集中于“有序堂”，让未冠男孩、女孩分别朗诵劝善惩恶及和睦家庭、慈爱子孙等家庭道德内容的《男训》《女训》，此外每月初一、十五，家长还要率领家人朗诵夫和妇顺、兄友弟恭之类的训词。
再如，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介绍了填写“功过格”的具体方法。
袁黄把“功格”和“过格”分别为50条，每一条都相应地标识出完成此事后该得的分数。
女口，“救免一人死”，
“准百功”；又如，“遇一病告救不救”，“准五过”等等。
他严格要求其子每夜必认真填写，希望能达到“改过错远祸害，行善事得福保”的目标。
又如，《庞
氏家训》第五十则规定：
“每月初十、二十五两日，凡本房尊长卑幼，俱于日入时为会，各述其闻。
或善恶之当鉴戒，或勤惰之当劝勉，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为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
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点检，此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之意。
”
（二）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相结合
家训是家长为子嗣而作，其教化方式是在蕴涵血亲情感的环境中进行的，故而具有特殊的教育功效。
其一，家庭中“知子莫若父”的优势，使得家训教化可以针对个体的特殊情况而开展。
一代名相房玄龄教诫子弟，是“集古今圣贤家诫,
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旧唐书•房玄龄传》）；中唐名臣穆宁也是“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新唐书•穆宁传》）。
其二，家长因对子女“情至切、爱至深”，父母对子女的教诲有很强的责任心。
家训对子嗣的行为指导可谓无微不至、面面俱到，《颜氏家训》《朱熹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家训都言语详细，几近琐屑，非骨肉至亲不能如此。
其三，家庭成员之间“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目标，父辈期望子弟继承祖业、维护家声、扩展家业，使得子女对父母的教诲有很高的信度。
如司马谈临终时一再嘱咐其子司马迁要继承世传家学，勇挑修史重任，秉承自己的遗志。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回答说：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为父母与子女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以及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家训的教化更具感染力、号召力以及权威性，也就是所谓“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颜氏家训•序
致》）。
亲子间的交互影响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自然天成、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这种影响使得家训教化耳濡目染、入耳入心，能收到其他教育无可超越的效果，从而促进个体价值观的形成
家训是劝导和约束的统一。
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传统家训则是种劝言，是非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被视为家庭的法律。
这是因为，家庭成员人各有性，其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再者，“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袁氏世范•睦亲》）。
如果大家都依着禀性办事，岂不乱了章法？
有鉴于此，则家庭之间必得有一条可供大家依循的行为规则，以有效地消除因各人禀性差异或者认识不一而导致的矛盾，进而确保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共处。
既然这种行为规范是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它必然带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违犯者会受到应有的处罚。
处罚方式既有精神性的惩罚，如将其不端行为予以示众、将被宣布为不贞不孝的成员驱逐出家门等；又有肉体性的惩罚，诸如罚跪、鞭挞、禁食、禁闭等多种方式，最严重的甚至会被剥夺生命。
例如《郑氏规范》中规定：
“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
但长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则会众痛箠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
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复之。
”《庞氏家训》规定利用祭祀聚会之机表彰先进，惩戒过恶，教育族人。
“子孙有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谕其省改。
”《药言》中规定：
“族有孝友节义贤行可称者，会祀祖祠日，当举其善告之祖宗，激示来裔。
其有过恶者，亦于是日训诫之，使知省改。
”
（三）借物晓喻和实践锻炼相结合
传统家训多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谆谆劝导为主，辅之以形象的历史故事或者娓娓道来的现身说法，很注意采用以事明道、以物喻理的方法，绝少泛泛而谈的空洞说教。
东汉名臣王丹规劝其子要慎重交友：
“交道之难，未易言也。
世称管、鲍，次则王、贡。
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全知者鲜矣。
”⑧在这的短短一句话中，王丹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八位历史名人的交友经历以警示儿子,用语极其精练。
蔡邕在《女训》中以梳妆为喻，指出“面一旦不洗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人之。
”从而说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比喻恰到好处。
唐太宗对太子李治，“遇物必有诲谕”，见他要吃饭，就问饭从何来，使知“稼穡艰难”，勿夺农时；见他骑马，就问马的用途，使知“不尽其力”，方常有马骑；见他乘船，就以舟比君，以水比民，使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见他在曲木之下休息，就以木比君，以绳比臣，使知“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
”（《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注重从事实和事例中引出普遍的意义，使子孙易于明白事理，这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突出优点。
传统家训非常注重实践锻炼，以增长处世经验。
让家庭成员参加实践活动，不仅能学到知识、增长才干，而且还是加强自身修养的必经之路。
曾被皇帝旌表的家规家训范本《郑氏规范》中明确强调，为了培养和提升子孙后代治家、谋生之能力，使之人情练达、世事通明，“凡子弟当随掌门户者，轮去州邑，练达世故，庶无懵暗不谙事机之患”。
有些家训主张在不良的环境中，甚至创设特定的情景进行锻炼，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
再如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就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而且一旦“禁防一驰，情窦顿开，如燎原之火，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
不如“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
又如清代徽商马逢辰60岁时，想把产业交给儿子马山来经营，但又放心不下，便将他带到苏州历练。
马逢辰先是不惜挥霍钱财让马山结识一妓女，后又让马山敝衣破鞋去找这位妓女请求帮忙，结果被无情地逐出妓院。
这一用心良苦的安排，使马山真切地认识到“妓女爱我，是图我财；商行取媚我，是想藉我的货发财。
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今后当择人而友，谨慎处世。
”
⑨从此以后，马山勤俭持家，“数年致富巨万”⑩。
（四）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言传是家庭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化方式。
家庭教育之所以离不开言传，是因为言传可以提出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要求，不仅能告诉子女应该这样做，更重要的可以告诉子女为什么要这样做，体现着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传统家训都主张要用富有哲理的情感语言对子弟家人进行说服和引导，用规范、文明、人性化的语言去影响子弟家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但家庭教育中的“言传”，与学校教育中的“讲授”相比，有其特殊性。
与学校中频繁使用的“报告”等方式不同，家庭教育中的“言传”要注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注重“通俗易懂、便于操作”。
如宋代陆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
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宋史•陆九韶传》）。
再如袁采在《袁氏世范》的后记中谈到写作目的时说道：
“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语诸人，前辈之语录固已连篇累牍，姑以夫妇之所与知能行者，语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与心目间而要达此目的，语言通俗易懂、便于效法是关键。
他在《治家》篇中谈到防火时，就仔细分析了容易引起火灾的部位、物品、时机、气候等等；在谈到小孩安全时更是不厌其详，十分周全；在谈到婢仆自杀事件的处理时，不仅告诉了如何保持现场以待官府查验，而且非常具体地传授了自缢、跳井、溺水者的抢救方法。
又如，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仅有五百多字，讲的内容尽是寻常百姓家应该怎样处理日常事务，行文通俗易懂，一改以往硬性说教的家训语言风格，堪称格言化家训的典型代表。
常言道：
身教重于言教。
家长们的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在家庭教育中，身教是言传所不能取代的教育形式。
孔子就主张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孟子继续发展这种思想，他说：
“吾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孟子•万章章句上》）所以我国传统家训继承了以身示范这一优良传统，主张家长们要用自身行动影响和教导子弟，发挥率先垂范、榜样带头的作用。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
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
司马光在其所著的《家范》中，采辑了众多“自卿士以至匹夫”的“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的典型事迹，引导家人借以学习和效法。
司马光更在《居家杂仪》中嘱告家人：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
”李昌龄《乐善录》云：
“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
”家长只有当表率、作示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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