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国语》的比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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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国语》的比较分析
《史记》与《国语》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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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上溯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目标
由于喜爱《史记》，在研读过程中较早接触到南宋倪思的《班马异同》、刘须溪的《班马异同评》、明代许相卿的《史汉方驾》，它们把《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加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对两书异同优劣的诸多评论引发我的兴趣和遐想:
《汉书》是以《史记》为主要史料素材并依《史记》的体例写成的，《史》《汉》比较，属于下沿性（或说下袭性）比较;而《史记》的成书亦非凭空，它是依据《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以及《诗经》《论语》《孟子》等史料典籍为其文献资源的，许多篇章，就是以上述著作作为基本素材进行编纂、改写、再创作的。
那么，如果把《史记》和它据以为素材的著作加以比较，这属于上溯性（或说探源性）比较，这样的比勘对照，不是可以看出更多问题，可以更有兴味也更有意义吗?
产生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试着来做，随手从《史记》与《战国策》的比较对照开始。
1980年，写了一篇《〈史记〉〈战国策〉对照举例》的习作在《语文学习》（1980年第4期）发表。
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断断续续，到1994年，形成一个初步的设想，写成《〈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其中关于这一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是这么说的:
这项工程一旦完成并且完成得好，就将既可以为学术界从史源学、从历史学、从文章学、从历史语言学以至古文今译等多方面多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凿凿可据的坚实基础;又可以为自己从文学角度，从再创作角度，从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角度进行研究铺下一条平平展展的道路。
经过比勘对照，自然会比出很多差异，发现很多问题。
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比出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
任凭人们利用、吸取。
由于这项工程需要穷原竟委，尽可能找到所有《史记》据以为素材的有关载籍，拿来和《史记》逐字、逐句、逐篇，一本一本地比勘对照，工作量浩大，又是一个需要下笨功夫的细活，一个人的精力难以胜任，所以起初曾邀集一些有兴趣的青年同志（主要是青年教师）参加，按志趣自选，分头进行。
但经过一段实践发现，这一工作费时费力，一时难见成果;即使有了成果，这样的成果一时也不易出书或发表。
而这些年轻同志，都面临评职、升级等现实问题，拉着他们长期搞这个，耽误人家的前程，于心不忍。
于是决定，自己独力来干，尽力而为，做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但愿天假我以年，能做得多些好些。
好在后来退休，教学科研等其他任务减轻，可以集中精力到这一工程上来。
更为可喜的是，年富力强的任刚同志作为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决定参加到这一工程中来。
任刚同志已届中年，职称问题早已解决，虽然教学、科研任务仍然繁重，但他研究重点在《史记》与《战国策》，已有《〈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问世，由他负责《史记》与《战国策》之对照比较并与我一起完成《史记》上溯研究的全部后续工程，使我对这一工程的预期信心倍增，幸也何如!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上溯性比较与下沿性比较不同。
下沿性比较只是《史记》与《汉书》两部书之间的比较，问题较为单纯，进行起来相对容易;而上溯性比较不同，它要把《史记》所据以为素材的典籍全部找来，一一对照，那便不是一部两部，也不是十部八部，而是几十部，虽然这些书有大有小，所采用内容有多有少，但凡是用了的，就必须找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要毕其功于一役，在一部书里把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也嫌过于庞大。
因此我们商量把原有计划作些调整:
即把任务分解，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在《史记》据以为素材的典籍中，挑出最重要也是用得最多的四部———《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作为重点，每部都单独与《史记》作比较，成“《尚书》与《史记》比勘对照”“《国语》与《史记》比勘对照”“《左传》与《史记》比勘对照”“《战国策》与《史记》比勘对照”四部书（《春秋》已蕴含于《左传》之中，不再单独比较;视需要，必要时还可做“《诗经》与《史记》比较”“《论语》与《史记》比较”等）。
第二步，在完成四部单独分别比较，并累积更多经验之后，再集中精力，在采择四部书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统合其他所有采用过的史料典籍拿来比勘对照，最终完成一部大而全的“《史记》上溯比较研究”。
倪思、刘须溪、许相卿，可以说是我国比较史学、比较文学的先驱。
倪思的《班马异同》，为了达到比较的目的，精心创造和设计了一种新颖而实用的体式和符号:
“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
‘《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
’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
‘《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许相卿的《史汉方驾》，在体式上进一步改进，它“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
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于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于左”（同上），这样更觉条理井然。
我们今天的字体、符号等手段，比宋、明时代发达多了，这就可能使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设计和寻找到一种更为科学和醒目的比照方式。
我们拟定的方案是:
将《史记》与它所依据的素材———比如《尚书》《国语》等，分两栏平行排列，《史记》用印刷体，所据素材用楷体;《史记》与《尚书》、《史记》与《国语》、《史记》与《左传》、《史记》与《战国策》等四部“比勘对照”，以素材原典为主居左，《史记》居右，凡《史记》采用原典字句者在字下加“。
”，字句改动者在字下加“、”;整合的“《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以《史记》为主居左，引用原典居右，凡被《史记》采用的字句，在字下加“。
”，字句被改动者在字下加“、”。
总之，务必使哪是本原，哪是改写，什么地方改动，改成什么样子了，哪些地方同，哪些地方异，能够一目了然。
具体到文本的比勘对照，采取先列比照，然后依据比照情况以按语的形式加以提示，或就有关问题展开论述:
《尚书》以篇为单位，每篇之后加“按”，全书有“总按”，《国语》以章为单位，每章之后加“按”，各国之后加“周语按”“鲁语按”“晋语按”等，全书有“总按”;《左传》以年或事为单位，每年或事之后加“按”，十二公之后依次加“隐公年按”“桓公年按”等，全书有“总按”;《战国策》以章为单位，每章之后加“按”，十二国之后加“东周策按”“西周策按”等，全书有“总按”。
《〈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一书，则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序（暂不收《表》《书》），以篇为单位，每篇之后加“按”，本纪、世家、列传各部分之后不再分“按”，而以全书的“总按”———“综论”作结。
各书比照底本，选用既通行又权威的本子。
二、《国语》与《史记》比勘对照之“综论”
（一）对《国语》一书的几点认识①
1.《国语》是司马迁著作《史记》所重点依据的一部书，《国语》的史料素材，对《史记》具有史原性的价值和意义
司马迁纂著《史记》，其所据史料素材之中，
《国语》是重要一部，这是司马迁自己和班固都说到过的。
在《太史公自序》里，讲起先贤发愤著书，就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更明确指明“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国语》是司马迁著作《史记》重点依据的一部书。
《国语》所载史料素材，就时代讲，上起周穆王，下讫鲁悼公，在《尚书》《诗经》之后，排在第三位，比《春秋》《左传》要早。
《国语》写到的这些言论与有关事件，都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真实存在过和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这些人物在言论中还涉及和引述了许多古史材料，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见载，有宝贵的历史价值。
此书所载，大都具有原初性，其与他书（指先秦典籍）同者，可资参证;异者，可供考究异同。
而一经与《史记》比勘对照，便可以使我们明了和弄清许多史事的史源出处，有重要的史源学意义。
2.“语”，是我国上古时代一种著作形式，一种重要且流行的文体，在《国语》一书中已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典型的“语”体模式
对《国语》一书的性质，在记言、分国这两点上大家已有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对“语”体的认识》。
《国语》之“语”，是上古时代的一种著作形式，一种文体。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提出的九种教育太子的项目中，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其中，《语》的功用是“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这和今本《国语》之记载西周春秋时期王侯卿士大夫等关于“邦国成败、嘉言善语”诸言论的性质是一致的。
再证之以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中的《春秋事语》（见《文物》1997年第1期），更使我们相信“语”体在当时已是一种重要而且流行的文体。
在《国语》里，那些典型的“语”，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
开头———用简要的语言叙述有关事由和缘起，导入主题。
主体———提出论点（这是文章的主旨、灵魂）、展开论说（论述、论证或辩诘，通常是以议论或问对的形式出现）。
结尾———交代事情的结果。
举例的话，《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等章，《鲁语》“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等章都是。
3.《国语》所采录，不止于“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国语》意蕴之丰富深厚，实在值得认真玩味，好好开掘
韦昭《〈国语〉解叙》（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国语》附录），总结论述《国语》的内容特点，说它采录“邦国成败，嘉言善语”，这个概括相当经典，大体上说，也是对的，但却不够全面。
因为，细读《国语》文本，可以看出，它除了记国家大事的“邦国成败”之外，也记了一些日常人生的细事小情，除了记具有教育意义的“嘉言善语”，还有不少富于艺术意味的隽言妙语。
譬如《鲁语》“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等章，内容并不止于“邦国成败”很显然地偏重于家教、修身;《晋语八》《晋语九》有不少短小篇章，所取就更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情理。
像“范献子戒人不可不学”一则，是从自己没能入乡问俗，以至闹出笑话的小事说起，总结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不可以不学”的一番道理。
还有“董叔欲为系援”一则，离“邦国成败”的大事也远，倒是与怎样修身、如何做人密切相关。
一个人如果老以投机心理，靠巴结权势过日子，终究免不了“求系既系，求援既援”，被大舅子吊在树上受羞辱这种自讨苦吃的可耻下场。
“少室周知贤而让”一则，也是个小故事，但这个小故事关系到“让”德这个有意义的大主题，小故事也就入选了。
看来只要确实有意义、有价值，即使不是大人物做出来或说出来的什么军国大事，也可入选。
《国语》侧重于宣张“嘉言善语”，但在这同时我们看到，书中对于凡是令人感动，令人钦敬的行动行为、品节品格，都衷心予以赞美、褒彰。
《晋语九》“赵简子问贤于壮驰兹”一则，是赞赏一种态度———既“求贤人”，又“问及小人”这种诚心向善的态度。
《鲁语上》“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里革断宣公罟而弃之”两则，更是不遗余力地歌颂那种敢作敢当，不惜“以死奋笔”来纠正君主错误命令的担当精神，以及那种堂堂正正、痛快淋漓的作风。
《国语》还有一些深入到人生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的篇章。
《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一则，闻胜而有恐色，是告诉人们，遇事应知所戒惧，认为“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侥幸）”，并非好事。
“智果论智瑶必灭宗”一则，区分“面佷”与“心佷”，得出“心佷败国，面佷不害”的结论，也是现实人生宝贵的经验之谈。
还有后面将要分析到的《鲁语下》“叔孙穆子不以货私免”章，写了叔孙豹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吴语》整篇写伍子胥与吴王夫差之间针尖对麦芒式的性格冲突，就更加无限超越了。
（二）《国语》与史记比勘对照的方式与情况
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体著作，被《史记》援据、采用，融入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史著，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1.《国语》被采用的方式
以“语”入史，由于《史记》以五十多万字，叙说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而且是通史、全史，所以便特别讲求一个“简”字，而“语”体贵论，贵在讲清道理，这就免不了逻辑推理，免不了条分缕析，免不了引经据典;即使那些谋议、谋略、谋策，也总要提出主张，阐明看法，申说理由，有的还要备陈利弊。
以此，腴辞云构，在在而是，长篇大论，也不在少数。
要把这些原封收入，《史》文再增十倍也容纳不下，那是不可想象的。
故而，除几篇十分重要的特殊篇章，如《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羊”“孔丘论楛矢”等予以“全文迻录”或“大体迻录”外，大多是采取“取事弃辞”（或曰“弃言取事”）、“取事约辞”（或曰“约言取事”）的办法予以改写、改造，例如《周语中》“襄王拒杀卫成公”章，为《史记》的《卫康叔世家》采据，叙晋文公请杀卫成公的缘由相当详细，连卫元咺攻成公，晋使人鸩成公等情事都写到，但襄王拒杀之辞却统统删除，不着一言，《晋语一》“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章，有史苏为献公占卜时与献公的对话，有伐骊戎得胜之后罚史苏酒时的对话，更有饮酒出，史苏就伐戎事与诸大夫的一番议论和批评，而《晋世家》把这些言辞都统统省略，只以“（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概括其事。
除去把原有言辞全部删弃和统统省略这种办法（由于这种办法有点极端，因而也是少数）之外，更多更常见的是“取事约辞”（或曰“约言取事”）。
约者，约略、约缩之谓，就是抓取或提炼原来篇幅较长，甚或长篇大论的言论、谋略的要点、核心与精髓之处，提纲挈领地予以标举。
例如《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章，《史记》之《周本纪》采用时，于谏伐郑，删略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句的引证和“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等理论道理，而突出“凡我之东徙，晋郑焉依。
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这个关键问题;于谏以狄女为后，又删约“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祸”属于讲道理和举证，以及与襄王就“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的问答，而特别强调“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这个要害;《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章，齐姜劝勉、激励重耳的话，原是分为两段，多方引譬，不但引了《诗》《书》，而且引到齐国权威人物管仲之言，情意殷殷，篇幅相当长，而《晋世家》取用时，浓缩为“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以子为命。
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
且不求，何时得功”几句，简而得要，意思全有了;《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章，本来，范蠡对于“持盈、定倾、节事”，是有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所以范蠡在向勾践提出这套理论之时，便定义式的诠释: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并大讲: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
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不但如此，后来无论勾践遇到什么难题向他讨教时，他都依这套理论回答应对。
而在《越王勾践世家》，这套理论虽然也被奉为总体战略与指导思想，而这些“天道盈而不溢”的理论道理，却全被省略，只结合和融入对具体形势的应对处理当中。
像越王惨败，被逼“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时，问范蠡“为之奈何?
”范蠡对曰:
“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
”这实际上是根据“定倾”的理论而提出的屈辱求和的策略。
以上侧重说“言”，但“言”与“事”难以断然分割。
无论是“言”还是事，在被《史记》采据、采用时，往往不一定是全部，全体，更不一定照抄照引原文，而是加以改写改造，自铸伟词。
这种情形很多，大家也不难理解，于是“采摘改写”，“援据改造”“撮要缩写”等等方式也就出现了。
这些办法，大家都可想见，而且样式繁多，因此就用不着再一一举例了。
倒是有一种值得特别提出来说说，这就是“加工再创作”。
如果说前边已经列出的“全文迻录”“大体迻录”“取事弃辞”“取事约辞”“采摘改写”“援据改造”“撮要缩写”等等，大都比原来简化，有的还大大的简化———像“取事弃辞”“撮要缩写”等，顶多也就彼此相等———只有“全文迻录”，总之大多数是比原文减少了，那么就只有一种“加工再创作”是比原文增多了。
让我们还是先来看实例。
《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章，其核心部分被《晋世家》采用，并参以《左传》《谷梁传》《吕氏春秋》加工再创作，由原来仅有90字的一段，增润生发为300多字。
其加工再创作，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情节上，原文受福（胙）和施毒都是骊姬自己，《晋世家》改为“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还把“置诸宫六日”（《左传》）改为“居二日”;把献胙的人由申生（《国语》）改为“宰人”;还参考《谷梁传》《吕氏春秋》，补充了一个紧要情节———在“献公欲食之”的关键时刻，加了“骊姬从旁止之曰:
‘胙所从来远，宜试之’”这样两句话。
这样的改动都是为了使情节的发展更为合情合理，因为如果按照《国语》《左传》原来的写法，申生归胙后，“姬置诸宫六日”，胙既是由骊姬收藏，又是由骊姬献上，中间时间又那么长，那骊姬自己首先便处于不利地位，她的干系甚大，何以自解?
改“置诸宫六日”为“居二日”，又改“骊姬献胙”为“使宰人献胙”，而当献公要吃的时候，她才出来从旁提醒，就顺理成章多了。
二是谮谗之辞，在《左传》里，骊姬的谗言只“贼由太子”这么一句，论恶毒、栽赃诬陷，也够吃劲的。
而到《晋世家》，由这一句生发衍化成了一大篇，从“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
”再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
妾愿子母避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
句句是激献公的火，将献公的军，阴狠之极!
最后找补的那几句:
“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
”又把自己说得多么善良，那痛心疾首，自怨自责的样子又装的多么像!
（详细分析，见原比勘对照“按”语。
）
《吴语》“申胥自杀”章，《伍子胥列传》采用，其增润生发，主要在两个地方:
一是太宰嚭的谗辞。
他抓住夫差与伍子胥较量“究竟谁的路线正确”这根敏感神经，先进“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
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
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
其挑动忌恨之火的作用该有多大!
他又抓住伍子胥行为不检，属其子于齐鲍氏这一把柄，提出“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给伍子胥扣上“心怀异志”的黑锅，结果轻易地便把伍子胥置之死地了;一是伍子胥被逼自杀前仰天长叹:
“嗟乎!
谗臣噽为乱矣，王乃反诛我。
我令若父霸。
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
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
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
”这番长叹，把伍子胥一腔忠而见疑，德而被戕的怨愤，一股脑儿倾泻而出，深深地吐了一口长气。
这番话，是《国语》和《左传》都没有的。
《国语》伍子胥的“释剑而对”，侧重于愤怒地斥责夫差“播弃黎老，而孩童焉比谋”，侧重于批判夫差的狂妄自是，忘乎所以，因此，这番长叹，自然是司马迁为伍子胥代发心声。
以上各种，虽然取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被《史记》采据和采用了的。
某些章节还不只是一篇（一处）采用，而是有两篇（两处）乃至三篇（三处）都用上的。
还有一类，有些事有些人，《国语》《史记》都写到，但写的主旨、角度却各不相同，这类看上去文字虽有交叉和关涉，但并非采用和采据关系，因此不能说是采用而只能说是“关涉”。
例如，《周语上》“内史过论神”一章，原是针对“有神将降于莘”这一现象，周惠王问内史过“今是何神也?
”还问预兆什么?
内史过回答大概是丹朱之神，预兆虢君将要灭亡，主旨是讲神监临人世，为贤德者赐福，对邪恶者予祸，丹朱之降，实乃对贪淫的虢君的惩戒。
而《楚元王世家》引用并改造古之习用语“国之将兴……国之将亡……”为“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乃是慨叹楚元王刘戊、赵王刘遂不用贤人，不听申公、防与先生的劝告，参与吴楚叛乱，终至灭国绝祀，更是慨叹贤人对于国家兴亡的作用，与“内史过论神”所讲的人事不是一码事，只“国之将兴……国之将亡……”一语，在精神上有某些关联。
又如《齐语》之“桓公霸诸侯”章，乃总述（也是综述）桓公作为霸主惠及各国的种种德业，像存亡国，继绝世，帮助卫国筑楚丘、帮助邢国筑夷仪以抵御狄的侵扰，以及在与诸侯交往中“轻其币而重其礼”，“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等仁义之举。
《鲁世家》写到庆父之乱，《卫世家》写到齐桓公为卫筑楚丘部分，与之相关涉，但《齐语》提到庆父之乱只是作为继绝世之例证提到一句，《鲁世家》虽详述此一事件的始末缘由，而所依据的也不是《国语》而是《左传》，所以只能说是关涉而不是采用。
也正因此，其文字也比《国语》有所增加。
再如《吴语》之“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章，着意于写吴王采纳王孙雒的谋策，决定以超强的军阵和突出的气势震慑晋国，逼其就范，同意吴“先歃”。
由于吴晋争长，是春秋末期的一件大事，故而《史记》当中，不只是《吴世家》《晋世家》，连《赵世家》《秦本纪》都写到，不过晋、赵、秦、所记都极简，如《晋世家》记为“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也，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有此一笔而已。
《吴世家》记此事较详，不过它是依《左传》记“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结果与《国语》相反，因之这也是叙事相关而非采用。
如上所说，《史记》援据，采用《国语》的方式以及处理相互关涉的手法，可以说是随文而异，不拘一格;我们在比勘对照后也只随文指说，不求一律。
2.《国语》被采用的情况
总起来看，《史记》采用《国语》的情况大体分为———采用、关涉、未用三大类。
这样一列，哪一章用得多，哪一章用得少，以及有多少章被“采用”、多少章相“关涉”，多少章干脆“未用”，便清清楚楚呈现眼前。
再到书中比勘正文，就更加具象，两栏相较，左右文字对称者，那便是“全文迻录”或“大体采用”型;左边多右边少，一般是“取事弃辞”（弃言取事）”、“取事约辞”（约言取事）型;左边少右边多，一是少数“加工再创作”，一是“采摘改写”中又加入其他素材或相“关涉”中涉及有关人事较多，都是一望便知的。
如果再详细考究，则可看出，《周语》是被用得最多的，从西周的周穆王、厉王、宣王，再到东周平王、襄王、景王、敬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谏说之辞都被采用，有好些章都是“全文迻录”，它们成为司马迁撰写《周本纪》穆王之后至春秋段主要乃至骨干的史料来源。
《鲁语》除记孔子言论的3章外，被采用的极少，是各语中采用率最低的，这可能和《鲁语》多记贤人言论而记王公大臣言论及“邦国成败”的大事较少有关。
《齐语》因只载管仲辅齐桓公争霸事，且其文出于《管子》一书，故采用不多，所采用者只有鲍叔牙荐管仲及管仲辅齐功劳部分。
《郑语》虽然只载史伯为郑桓公创立郑国提出的谋划，但因其关乎郑国的建立，故被《郑世家》援用为开篇素材;又因史伯讲述中涉及不少古史传说而为《周本记》《楚世家》等所取用。
《楚语》从总体说采用率也不高，但其“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因为提供了重要史料而被《楚世家》《太史公自序》及《历书》所采取。
《晋语》是记载最详，篇幅最长（21卷中占了9卷），而采用也最多的。
它自晋武公伐翼，献公卜伐骊戎起，随后骊姬乱晋，重耳走国，文公称霸，悼公再兴，以至晋阳之围，智伯灭亡，举凡晋国大事，名人名论，几乎都写到，正因为以《晋语》这样详悉、充实的史料为基础，做后盾，《史记》的《晋世家》才成为诸“世家”中篇幅最长，内容最翔实的篇章。
还有《吴语》和《越语》也是采用比较多的。
因为《吴》《越》两语，倾其全力记吴越争霸这件大事，倾其全力记吴越争霸中所涌现出来的人事、言论、谋略，是吴、越争霸史最权威的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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