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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自觉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高度自觉

辛 鸣

2011年第11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进行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就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根本任务、实现途径、制度保障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

   文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回答好的方向性、战略性重大问题。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客观需要出发,基于对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的高度自信,承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目标,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这一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四大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相辅相成、共荣共进,任何一个方面的滞后与缺失都会严重影响其他建设的成效,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的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乃至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

在经济建设方面,年均9.6%的发展速度为世界罕有,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整个社会总体实现小康;在政治建设方面,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在社会建设方面,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切入点的社会服务与管理新格局已然成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得到提升。

经济政治大国必然要求建成文化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当在已经有的成就与基础上提速提质。

    ——这一奋斗目标是对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醒回应。

实事求是讲,我国文化建设尽管已经取得不俗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文化携其经济军事优势进行文化的扩张,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就是最为明显的征兆,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阐明“中国道路”的必然与必须,说明中华民族复兴对世界的价值与意义,并且赢得世界的理解与认同,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和谐世界环境,我们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国内情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化式微、道德滑坡、价值紊乱的情形并不是危言耸听。

现在群众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像老人倒在地上不敢去搀扶,小孩被车碾压后没人去救助,挣的钱多了但越来越焦虑,日本闹地震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就开始抢盐,所有这些不应该、不健康、不理智的心态及行为背后其实仍然是文化问题。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能解决社会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价值导引、意识培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迫在眉睫。

     ——这一奋斗目标更清晰反映了对文化在现代社会功能的深刻认知。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作用越来越巨大。

首先,社会越发展越需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

究其根本来讲,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

这也就是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原因所在。

其次,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际社会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在和平发展背景下更不直接表现为军事的竞争,而是体现为文化的竞争。

任何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占领制高点,首先要取得文化上的优势,要占领文化与价值的制高点。

曾经有位政治家讲过,输出产品的是三流国家,输出技术的是二流国家,输出文化的才是一流国家。

中华文化曾经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也必将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实现新的伟大复兴,并反过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不仅要为世界经济政治作贡献,更要为世界文化发展作贡献,为世界贡献我们的价值观,为和谐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文化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随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的文化产业占整个GDP的25%,英国达到11%,而中国只占到2.6%。

就算中国社会在“十二五”末文化产业比重提高到5%,这也意味着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1到1.5个百分点,这在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衰退,经济增长点匮乏,我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背景下,实属雪中送炭、难能可贵的发展动力。

    ——这一奋斗目标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与要求。

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中的一句口号,而是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相连的现实目标。

这一目标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和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共有精神家园,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鼓励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但文化仅仅有超女快男、非诚勿扰是不够的。

文化要有精气神,要有主心骨,要有灵魂与精髓。

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没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先进文化的引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可能真正达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也不可能得到真正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先进文化的精髓和“兴国之魂”。

六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

快速发展转型的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能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吗?

没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如何去鼓舞斗志,不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怎能引领社会风尚?

所以,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表现在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它强调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它提供的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课题。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理想,能够发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巨大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昭示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国家振兴、民族兴旺以及个人幸福的必要前提。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是爱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

我们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

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四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革命道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明快通俗的表达,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的基本准则。

因此,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使之成为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有力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从理论体系走向大众实践。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重道远。

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突破,更要在实践形态上有创新(理论要想进入实践领域就必须要有实践的形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走进社会大众的实践中,变成社会大众自觉的行动。

当代中国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引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向社会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应该是简单、清晰、明了的,最好是“语录”,几句话、几个词。

“语录”恰是理论生命力最强盛的标志,最有作为的标志,最发挥作用的标志。

当年中国革命,直接激发农民起来闹革命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别说农民不会读马克思主义的大本本,就是共产主义ABC也未见得知道多少,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

所以把“体系”凝练为“语录”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步。

像“和谐”、“公正”、“仁爱”、“共享”等等一些基础性的价值范畴,皆可以考虑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状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指向,仁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

   此外,走向大众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有崇高的引导性,能领略到信仰的光辉、信念的坚定、使命的神圣,先进人物用于实现抱负丝毫不感欠缺;又要有相当的包容性,不离日常用行、喜怒哀乐、人情世故,普通大众居家过日子也能其乐融融。

只强调崇高性,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分迁就包容性则丧失了价值观本来应有的引导功能,会让价值观名存实亡。

    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发展文化产业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进步,享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人的一个基本权利。

人民群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仅要经济温饱、经济小康,还要文化温饱、文化小康。

文化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方针。

针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六中全会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文化产业是对文化事业的有机补充和积极促进。

在我国过去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中,一直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来看。

所以我们从事文化建设的部门就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文化事业单位。

其实就像文化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一样,文化建设固然首先和主要是一种事业,也不排斥它同时具有产业的特点,文化不同的属性自然可以让不同的主体去实现。

    公益化的文化事业,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等工作是必须按照事业的要求来进行,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让事业单位有钱去做事业,有精力去做事业,不能让那些文化事业单位干着事业的事,却要自己到市场中去找钱。

因为,不论社会再怎么发展,在文化领域肯定会有一些市场解决不了也不愿意解决的事情,也就是社会文化公益事业。

而且社会越发展,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范围与内容越广大、越丰富。

社会文化公益事业既是文化事业单位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又是文化事业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观念,这就是公益事业是“铁饭碗”,社会一定要有公益事业,但事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人不一定就是“铁饭碗”了。

文化事业单位不能“市场化”不等于发展文化公益事业不运用市场手段。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要养“事业”不养具体的单位、不养具体的人。

社会有文化公益事业需要做,既可在既有的文化事业单位中招标,也可面向社会招标,通过吸纳社会力量来花钱买服务。

就算政府真要养文化事业单位,也要通过养很少的单位刺激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完成公益事业。

     ——遵循文化产业的规律来发展文化产业。

按照六中全会精神,发展文化产业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

遵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特别注意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让它们通过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对于文化产业,既没有必要设置各种条条框框,这样会抑制它们的活力,更没有必要拿着国家的税收去补贴企业。

这些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很好,2004年至2008年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达22%以上,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3.6个百分点。

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比2004年比重高出近0.4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超过5%。

这证明只要给舞台、给环境、给政策、给制度,文化产业的活力与后劲是难以估量的。

而且,我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作的贡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差距,同时也孕育产业商机,这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当巨大。

    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

文化体制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需要有相应的进展。

十七届六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我国体制改革综合配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结合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是要准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文化发展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这两大关系。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六中全会要求,通过把握好度和分寸,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努力实现文化建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既理直气壮要求社会效益,又大大方方去追求经济效益,并且通过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

    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在凝聚民族精神、维系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一种效益,而且是大效益。

这种效益有两大特点:

一是效益跨时间,这种效益的时间跨度大到了甚至具有时代性的尺度,而且没有截止期,很难用当下的得与失来进行精确量化评价。

像中国文化中的唐诗宋词,其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绝不仅仅止于唐宋两代,未来中华文化的传承依然不能忽略;二是效益溢出性,这种效益往往不体现在某一固定区域范围,并不因为产生于甲地就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是无排他地在全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

所以,这样的效益很难用市场与经济的方式对它进行精确估价,我们把这种效益称之为社会效益。

   但是文化作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不同层面精神需求和精神消费的一种产品,也不可能摆脱商品的属性,不同的文化消费者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自觉主动去购买不同的文化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们对文化的这种需求会更加丰富、更加广泛,比如报刊书籍、电影电视、文艺演出、艺术品收藏等等,这为我们实现文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0年我国国产电影国内票房超过100亿元,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达到900亿元等等,这些都是因文化的商品属性而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

   既然文化产品客观地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层面,而且这两个效益的实现路径又是不同的,我们就应该把这两个效益都实现好。

我们既不必过分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而忽视追求文化经济效益的要求,也不能只热衷于文化的经济效益而放弃承担社会效益的责任。

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文化的事业属性,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至于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最后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萎缩。

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于是就矫枉过正,一窝蜂地用文化去“赚钱”,最后名义上还是文化其实早已不是文化了,甚至成为“伪文化”、“劣文化”。

有的同志可能会辩解说,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可兼得,只能顾一头。

其实不然,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并没有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

美国一直把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播工具,而且好莱坞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好莱坞在世界各地大把大把赚钞票。

中国文化传播中也有这样的案例。

一部《建国大业》取得了7亿元的票房,一本《理论热点面对面》发行了300余万册。

这些都是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代表。

    ——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的关系。

文化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推动。

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文化改革和发展不可须臾偏离的大方向。

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大方向。

    把这两个大方向有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注意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文化立法,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法规,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坚持文化改革的法制化和程序化。

    政府要向社会提供文化公共物品(不是产业化的文化产品)。

这文化公共物品中最主要的就是制度、环境,是市场监管,是公共服务。

如果提供产业化的文化产品,实质上就把政府降为与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同样的市场主体,政府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文化市场主体,而是超然在文化市场主体之上的社会主体。

正是这种超然性,使得政府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统一、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保证文化发展方面各种创新机制有效运转,保证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证没有假冒伪劣,保证不伤害公众利益。

    所以,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方面,党委政府责无旁贷,在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方面,则大胆放手让市场来说话。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我们特别重视市场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要注意由于文化的双重属性,即既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更有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所以市场在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不能简单类比。

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主张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则把它定位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一个“基础”,一个“积极”,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不同要求。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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