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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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

（中华武学思想文化探索研究）

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

从先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

从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围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

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

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

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今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

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

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其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三教合一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之血脉。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

佛教起源与古印度，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的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优势取得了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二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

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

“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

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后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

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

标榜“外兼修”，“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

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

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要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

玄学在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

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

”（《包朴子?

释滞》）。

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弘景等。

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往一个新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

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

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了。

儒释道三教在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

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

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

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

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

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

三教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晋面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

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

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

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

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

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

隋朝名士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

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

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

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

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

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

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

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

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

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

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

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归一，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

南渡后出现了不少主“三教合一”道派。

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

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

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三个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在市井阶层拜神以求心灵安慰。

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

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

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融合的状态。

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

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

历史上南朝的梁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

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

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

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

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愈、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

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宋儒周敦颐（1017～1073）、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

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

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将佛道理论思维精华和释道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完成了三教的融合。

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文化气息。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

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

金元时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

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王阳明（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

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

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

王门后学也主三教合一。

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

程颢和程颐主“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萁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

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学畴和方法对儒家进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华，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世俗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三教合一的思潮则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其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提出三教并用之说。

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

明初学者宋濂主三教合一。

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典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倡导三教合一。

“三一教”是在王阳明的的心学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

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

“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民间的经典“宝卷”中。

在晚明，凡主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

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

“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

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文化形态。

“三一教“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的发展影响深远。

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严恶，亦有补于教化。

清时“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间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

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说明理学的穷途末路，一些儒家学者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出现真正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二、“三教合一”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会政治主流所接纳，并形成三教合一信仰文化。

唐宋以来，中国信仰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正统，民间信仰伴随着三教合一文化历史现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众多民间信仰为了获得或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基础，标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

在儒释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适应了民间民众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三教合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可忽视的一面。

人类文明的进程与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三教合一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民间信仰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其理论之繁杂，信众之多，传承之广，影响之大，是中国其它所无法比拟的。

三教合一的思想为中国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

中国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同时也筑起了民间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也是中国民间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将三教文化精华融为在一起，使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适应，反应了下层社会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追求。

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致成为历史上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趋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其它秘密社会，由于民间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多对民间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极在的限制了民间的传播和发展，也逐渐斩断了民间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

中国民间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是广大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以及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三教合一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中国历史的发展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民间史。

明清时期的民间普遍传播于下层社会，源自传统民间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与仪式，以弥勒佛救世思想具体演化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为指导，各种民间在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以及道教的丹气功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万教合一”、“万法归宗”、“万法归一”的民间文化信仰。

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种民间所接纳，形成了以信仰“无生老母”为核心，以诵经修行为凭藉，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容的各种民间教派，特别对作为明清时期民间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民间是中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特别对文化、艺术、哲学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更兼当时条件下对人类的教化、引导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教合一文化趋向也深深影响了明清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与之社会主流相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

历史上民间对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意愿，在反压迫、反封建和反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在明清时期民间反抗运动风起云涌，震惊朝野，影响巨大。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和直隶率众起义，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三种文化的融和与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包容、融合和斗争，是贯穿于近两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释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

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创性，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中华哲学、思想、文化的高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人类思想文明的承前启后，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和智慧源泉。

在当今社会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信仰文化体系，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