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黄金年龄段个各个年龄段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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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黄金年龄段个各个年龄段分析

1.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

　　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是指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所形成的曲线，反映了不同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它表达了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就业变动规律。

无论1990年还是200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都是从15岁开始逐步上升，到20-25岁之间达到高峰并保持稳定到45岁，4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随年龄的不断增加而降低。

低劳动年龄组处于就学、寻找工作、变换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期，因此该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到20-24岁后，劳动力人口在体力、知识和能力均达到了成熟阶段，劳动参与率达到稳定的高峰阶段，该阶段一直维持到40-44岁；45岁之后随着人的生理变动和技能的老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更新的需求，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特别是到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

当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变化，退休年龄的影响将不会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强烈。

　　比较1990、1995和2000年三个时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就有了明显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处于降低趋势，参与率达到高峰的年龄在推迟，1990年在21岁开始进入劳动参与率高峰期，而1995年为23岁，2000年为27岁。

2000年成年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与1990年和1995年相比也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而相对高龄（4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反而上升。

　　2.劳动参与率的年龄差异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我们将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划分为15-24岁、25-44岁、4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五个阶段进行分析。

如表1所示，从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处于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84.18％下降到2000年的79.31％，10年间降低了4个多百分点。

从分年龄段看，15-24岁和25-4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大幅度下降，而60-64岁的劳动参与率却大幅度上升，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6]

　　三、未来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资源的变动预测

　　1.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结构变动

　　为了对未来劳动力资源做出预测，我们依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相关数据资料对我国未来50年人口的变动作了多方案预测①。

[7]根据不同方案设计下的人口预测结果，得到不同劳动年龄人口和结构的未来变动趋势。

无论是按低方案还是高方案预测，未来青年劳动人口总体的趋势是减少，只是在2005年前后以及2030年前后出现两次明显的波动。

2000-2005年期间青年劳动人口增加，随后持续减少，到2015-2020年期间中方案和高方案青年劳动人口规模达到一个低谷后又出现增加趋势，而低方案将持续减少。

另外，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前其规模变动趋势是一定的，不受生育水平的影响，25-4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前其规模变动趋势也是一定的，不受生育水平的影响。

　　从表2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可见，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

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由表2可计算得到，15-24岁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在2000-2010年期间基本保持在23％上下，2010年-2030年逐步减小到17％左右；25-44岁成年劳动力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在未来40年逐步减小，由2000年的50％减小到2010年的44.95％，到2020年减小到41.78％，到2036年达到最低为36.96％。

而相对高龄的45-59岁和60-64岁两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在未来基本保持增加的趋势。

45-59岁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00-2020年期间迅速增大，由2000年的22％增大到2010年的26.6％，到2022年达到最高为34.85％，其后基本保持在30-34％之间；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大，由2000年的4.77％增大到2010年的5.79％，到2020年达到7.43％，到2030年超过10％，最高到2050年超过12％。

　　不同方案下各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差异将越来越大。

特别是低方案下，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大低于中方案的比重而且减小的速度快得多，2020年后就将面临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持续升高，这对未来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高方案下，青壮年的比重略高于中方案，相差不大，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中方案略低。

　　2.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对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我们采用直接计算的方法即可清楚地知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对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以2000年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作为标准，选择中方案预测得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蓝本，可计算得到2005-2050年期间各年的劳动参与率。

如表3所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45-64岁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不变，劳动参与率也将出现下降趋势。

特别是在2045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换言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即使保持不变，而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则未来的从业人员也会减少。

　　3.未来劳动力资源的变动

　　上面我们分析了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的变动，实际生产活动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中仍有相当比重的人参与劳动，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25％，这部分老年从业人员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源。

因此，我们假设未来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不变，我们可计算得到未来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及其变动。

　　由表4可见，我国老年从业人员随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按2000年时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未来老年从业人员由2000年的2100万增加到2010年的3000万，再增加到2020年的4300万，到2050年将达到8000万以上。

从总体劳动力资源看，在2017年将出现一个较低的峰值，随后走低，又从2020年上升，到2027年前后达到最高峰，此后持续减少。

这与以往研究中的直接由人口预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描述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趋势。

同时，表明未来劳动力供给中需要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

　　四、未来从业人员预测

　　1.未来劳动参与率的预测

　　如表1所示的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的劳动参与率，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其中15-24岁和25-4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而55-64岁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

但是，仅从这三个时期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的变动预测未来劳动参与率是不现实的，也实现不了。

总的判断是，随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有下降可能，而25-44岁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有所提高，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比较难以判断。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会降低；但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未来社会保障特别是覆盖全部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为自己老年退休后的养老保障积累更多，可能更需要延长参加工作的时间以弥补低收入所造成的养老储蓄不足，从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上升。

但是，最终较高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还是要降低，这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了较为准确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我们需要对各年龄组的未来劳动参与率做出预测和必要的假设。

首先，我们对15-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

1990-2000年我国教育发展异常迅速，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发展自1998年始就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时期，进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7.16年增加到1995年的7.54年，后再增加到2000年的8.05年。

伴随着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78.3％，降低到2000年的61.93％。

1990-1995年期间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变动弹性为-1.45，而1995-2000年期间该指标达到-2.43，1990-2000年整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弹性为-2.00.这反映了教育与青壮年就业富有弹性。

受教育水平越高，15-24岁青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1％，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下降2％。

根据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将依然很快，至少在2020年前不会停止下来。

假设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保持1990-2000年的1.178％的水平，则15-24岁组劳动参与率到2020年降低到43.24％。

假设25-44岁、45-59岁以及60-64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水平不变。

我们认为45-59岁、60-64岁及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已达到较高水平，未来能够保持这样高的水平已经是考虑到由于青壮年减少而需要相对高龄劳动力补充的情况了，因此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2.从业人员总量及变动

　　按上面的预测判断，15-24岁组劳动参与率将由2000年的61.93％降低到2020年的43.24％，假设此后保持这一水平。

另外，假设25-44岁、45-59岁、60-64岁以及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水平不变，则我们可以预测得到未来从业人员的规模（见表5）。

　　根据表5数据，未来从业人员规模从2000年到2022年是持续增长的，到2022年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97亿，22年间从业人员净增加0.9亿。

其后，逐渐减少，到2044年减少到7.45亿，这22年间减少0.5亿。

这是考虑了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

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到2016年达到就业高峰为7.58亿，16年净增加0.5亿。

其后逐步减少，到2032年为7.14亿，换言之，再过16年再减少0.44亿；到2048年15-64岁从业人员的规模将减小到6.44亿，这后16年共减少0.7亿，减少的速度在加快。

从表5也可以看到，即使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到达就业高峰后，就业规模将以加速减少，到2045年后减少的速度达到最快。

这是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和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时注意的事情。

　　通过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可知，2017-2027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基本保持在高峰状态，而且2026-2027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要比2017年大。

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使得2017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加重，从而使这一时期及其以后从业人员的规模不会出现回升而是持续减少，与其他文献显示的我国劳动供给与就业压力研究的结论是不同的。

这充分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3.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上面对未来从业人员规模的变动作了初步的分析，如果认为总量的减少并不明显，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会突出，那么未来从业人员年龄结构的变动将是影响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表5数据显示，未来15-24岁和25-44岁青壮年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将大幅度降低，15-24岁从业人员将降低50％，25-44岁的比重将降低20％。

与之相对应，未来45-59岁、60-64岁的相对高龄从业人员和65岁及以上老年从业人员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

三组年龄的从业人员占总量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1.54％、2.92％、3.08％提高到2040年的28.69％、7.74％、11.34％。

特别是60-64岁和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所占总就业量比重由6％增加到19.08％，近5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根据人自身的生理机能变动规律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律，强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和相对高龄劳动力的增加，将对未来劳动力素质、生产率水平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特别是由于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和结构上的老化，会使个别岗位出现空缺现象，造成部分生产资料的闲置。

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经深有感触，而在中国部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上海也已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

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所需要的新技术结构的劳动力将不得不来自于对已有劳动力的重新培训和教育。

而这时，劳动力年龄结构已经老化，45岁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4上升到1/2以上。

高龄劳动力的流动性差、重新培训的费用高、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很难适应产业调整的需求。

这就会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即合乎要求的劳动力短缺，而不合乎要求的劳动力剩余。

其后果将可能是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总产出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这将是2020年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这些矛盾要求我们在2016年之后要采取不同的人口、产业、教育培训、就业等对策予以应对。

　　4.劳动抚养系数的变动

　　在人口学研究中人们常常把每100人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所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用来衡量劳动负担或年龄结构，并判断一个人口的潜在劳动生产率。

然而，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并非全部就业获得收入，而是常常存在相当数量的需要扶养的人口，包括上学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口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失业人口以及提前退休的人口。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失业人口以及提前退休的人口将会大大增多。

因此，判断一个人口的劳动负担程度，需要将劳动年龄人口中需要供养或失业者分离出来，计算出实际从业人员的劳动负担系数。

根据上面我们估计得到的历年从业人员规模和历年总人口预测结果，可计算得到实际从业人员的劳动负担系数。

从业人员的负担系数与15-64岁劳动年人口的负担系数的比较可见：

（1）从业人员的负担系数要大大高于15-64岁劳动年人口的负担系数；

（2）在2005-2022年期间，从业人员负担系数增大的速度要大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增大的速度；（3）由于从业人员规模随老龄化加重必将减少，而且减少的速度快于人口减少的速度，致使从业人员负担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将会较早的关闭，比由15-64岁劳动年人口的负担系数所显示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周期提早将近15年。

换言之，由15-64岁劳动年人口的负担较轻周期显示的人口“机会窗口”是一个虚假的，[8][9]不能真实地反映未来劳动负担的真实状况。

由此，我们认为由劳动负担较轻所形成的人口“机会窗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期必将在2020年前结束（大约在2017年），未来10多年将是我国剩余下的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充分的利用它以获得更快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我们的研究揭示，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压力的高峰将出现在2022年前后（考虑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若不考虑65岁及以上的从业人员，高峰将在2016年达到7.58亿。

其后从业人员的规模将不断地缩小，就业压力得到缓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从业人员规模将比现在大幅度降低，届时15-64岁的从业人员将仅有6.4亿左右。

考虑年龄别劳动参与率而得到的从业人员的变动趋势，与仅仅以15-64岁人口的变动趋势反映未来劳动力供给趋势的结论相比，从就业供给达到高峰后不再出现上升阶段，这是准确判断未来就业趋势和岗位需求趋势的基础。

　　而且，未来45-59岁、60-64岁的相对高龄从业人员和65岁及以上老年从业人员的比重将大幅度增加。

三组年龄合计的从业人员占总量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7.54％增达到2040年的46.77％。

特别是60-64岁和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所占总就业量比重由6％增加到19.08％，近5个从业劳动力中就有1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由从业人员负担较轻形成的人口“机会窗口”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期必将在2017年前后结束，这将会比由15-64岁劳动年人口的负担系数所显示的人口“机会窗口”周期提早将近15年关闭。

未来10多年将是我国剩余下的非常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充分的利用它以获得更快的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