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文学思想讲解学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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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文学思想讲解学习
苏东坡的文学思想
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
有人把他列为李太白之后第一豪放的诗人，评价是够高的了。
但是，秦少游还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
“苏氏之学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尤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答傅彬老简》）。
事实上，苏东坡既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又称得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政治人物。
以苏氏为中心，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形成“蜀学”。
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中国思想通史》卷三）。
这种思想，苏东坡是尤为突出和执着的。
苏轼认为：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
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祭龙井辩才文》《东坡集·后集》卷十六）儒释道三家学说，都声称其宗旨是救乱世，都使人“止至善”。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确是殊途同归。
苏轼认为它们各派学说，犹如江河，虽有南东之不同，但最终都汇于大海，归结为一。
他的这种观点是博览群书和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铸成的。
若就学识而论，说苏轼学富五车是并不夸张的。
苏轼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说：
“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迦文”，可见他少时确是儒释道等百家之书，无不毕读。
开蒙之后，他的老师是颇有名气的道士张易简。
他自己说：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
”（《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他还颇得意的。
从名师，又独被张易简所赏识，足见他的聪颖和对道士传教所接受的情况是不错的。
可谓是得意弟子。
大约在宋神宗以前，苏轼应举求仕期间，也是他广泛吸取诸家思想学说期间，他受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崇儒而排斥道释。
很显然，封建时代的举子必须攻读儒家学说。
苏轼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
”（《东坡集》卷二十九《答李端叔书》）正如他在《答刘巨济书》中说：
“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
”前面所说的跟道士张易简学习，则杨朱、老庄之说必然学得可以；而专为应举而苦攻的家传儒学，自然得天独厚。
苏轼早年的一些文章、奏议等，对孔孟推崇备至。
他认为孔子之说“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子思论》）；盛赞孟子“有所守”。
对老庄有不专一的时候，非难老庄申韩。
认为韩非正是由于发挥了老庄虚无的思想，于是才有“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申韩之罪”皆“老聃、庄周使之然”（《东坡应诏集》卷九《韩非论》）。
可以认为，他在中年以前，对待各家学说还不是从各自的实质要害出发，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这期间他应诏、上奏议，当然要以儒家学说为本。
其它各家学说他虽早有接触，但多持批判的态度。
他说老庄那种“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的思想是不着边际的，“此其真能然哉！
”即使有人能做到这样，对统治者亦是不利的。
因此，“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
”（《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从另一角度看，在这一时期，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
论天下得失亦然。
他说周代是仁义取天下，守天下；秦是以诈力取天下守天下；汉是以诈力取天下，而以仁义守天下；而诸葛亮则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
”并认为“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时，诸葛亮“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行仁义；而主张袭杀刘表之后，夺取刘璋之国，则“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
（《东坡应诏集》卷十《诸葛亮论》）由此可见他这时期对儒家的偏爱。
然而，进入中年，大约是自贬黄州之后，他的思想再不如此单纯、专一了。
苏轼自己也承认：
“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与王庠书》），少年轻狂，自负刻薄，这也是难免的；涉世渐广，在饱尝人生的苦乐之后，方能较客观地看待一切。
应该说，其思想崭新境界的展开，当在元丰三年之后，贬居黄州的现实生活，为其思想的复杂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在痛苦中反思，趋于深邃。
他居黄州期间写给秦少游的回信中说：
“……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
又承见喻，中间得病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
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
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答秦太虚书》）可见，贬黄州之后，他欲笃信于释道，行动言语均有所示，但是并未真正的成为道地点出家人。
他在二度遭贬受迫害，绍圣元年被发落到广东惠州的贬所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炼丹也，欲成而炉鼎败。
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
今日真败矣！
书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信而有征。
”（《东坡志林》卷一《乐天烧丹》）他认为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期间，亦曾寻道术厚自养炼，借此术以释胸中之块垒，可惜白乐天炼丹将要成了时而炉鼎却败，后不久他忠州刺史除书到，又要他出去做官。
因而苏轼认为这是世间与出世间事不两立的缘故。
而苏轼自己，因写诗讽刺新法，遭乌台诗案之难，被贬官黄州之后，虽始寻道术（去杂欲）以清遣心中郁闷之气，但自言学道久而无成。
因为自贬黄州四年后离谪所，分别赴常州、登州、京师、杭州、扬州、定州等处任职，十三四年之后又遭贬广东惠州，到惠州时苏轼写此则日记时，认为自己世间事“今日真败矣！
”可以认为，他此期对释佛该是更虔诚了。
这个时期，在经历了艰辛的世事磨难之后，他变得更深邃了，对儒释道各家的看法，趋于较为客观，最起码说是不再以势利的目光去看待各家学说。
他的思想深处有释佛的风味，而性格脾气却又完全似孔孟的再世。
由佛家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丹炉中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
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处得情同手足，他将佛教哲理注入儒诗之中。
给人以浑厚和迷离恍惚的感觉。
他的三千多首诗中，据不准确的统计，写禅道佛理的约有二三百首，这些诗中同时又体现着儒家的思想风范。
反映了他超旷自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怀贤而潸然下泪的思想情怀。
的确是儒释道三教浑然于一体。
苏轼在读书求仕、为宦显达或遭不测之时，他从各家学说中吸取着有用的（好的）东西，塑造着自我，现实生活的熔炉也在锻造着他的模型，当理想的发生矛盾时，他不断从思想方面加以调节，这种自我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
可以说，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不尽相同的。
到了中年之后，真正的苏轼、苏轼思想趋于稳定，儒释道三教学说中他的自我整体中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又找不出道地的单独一家的独立成份。
说是随缘自适，倒不如说出处自由。
对社会的适应性更强了。
当然也绝非是尽善尽美的。
这种崭新的苏东坡思想，体现于他的诗文、行止中。
在苏轼大量的作品中行文里，都闪耀着这种合金的光。
我们确实难于以某种学说的标准来规范他的思想。
他有《读道藏》诗云：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
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假如是诗文鉴赏能手，对此诗肯定要从许多角度去赏析。
因为其体现的思想因素本身就是复杂的，但又是整体性的。
要义是：
要求做人虚静专一，心无内忧，杂念尽除，然后才能顾及天下而笃志求治。
假如整日自己内心忧虑杂念充塞，哪还有心思能顾及天下呢？
这确是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
另外，《秀州僧本莹静照堂》诗中，体现的这种思想更加鲜明：
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
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
贫贱苦形劳，富贵嗟神疲。
作堂名静照，此语子为谁。
江湖隐沦士，岂无适时资。
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娱嬉。
从之恐莫见，况肯从我为。
玩味这首诗，你说他是儒家思想，不是；你说他是释道思想，也不是；但又都象。
“鸟囚”、“系马”，渴望挣脱羁绊而得到自由，这似乎是老庄的东西。
但退一步说，超世独立，无所适事亦不好，诗中说“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从另一角度看，一味追求功名富贵，为名缰利索所困绕，同样是痛苦；但是，若逃避现实而无为，也会感到空虚无聊，不是苏轼所赞同的，他主张“不若听所之”。
老庄崇尚自然的影子是有的，但是，儒家门徒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处世态度似乎隐约闪现。
我们去意会诗的精神，将其笨拙地表述出来，是这样：
有用世之机会，就应奋力而为，积极及时努力，以求建功立业；但是，一旦被遗弃于朝野，也应安心适意，“任性逍遥”，不贪名利。
得志时就积极有为而不贪功名富贵，不得志时也能静处江湖而不猖狂、颓放。
儒释道三家合而为一，相机而用之，故能在位而不贪恋官富，调之以老庄之说；下位时而不沉颓沦丧，调之以儒家之术。
假如说是似乎近于玩世不恭，倒不如说是精神支柱的强硬。
所以，他纵然是遭贬异地，而又一贬再贬，险些没贬到海外，但他仍能随缘自适，顽强地生活着。
我们再看他一首《柳子玉亦见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诗：
不羡腰金照地光，暂时假面弄西凉。
晴窗咽日肝肠煖，古殿朝真屢袖香。
说静故知犹有动，无闲底处更求忙。
先生官罢乘风去，何用区区赋《陟冈》。
释道主虚静专一，求闲散无为，乍看似是老庄的说教。
而苏轼却说，“说静故知犹有动，无闲底处更求忙。
”“先生官罢乘风去”。
官罢当然是就范于儒道之后，儒家给人以“学而优则仕”的说教，苏轼认为我们不妨可以做官为宦，奋砺有为；但脱去官袍，只不妨就范于释道，羽化乘风而去，“抱明月而长终”。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一个神采飘逸，头系浩然巾，骑鹤欲升天的儒家道士兼佛教徒的美髯公。
苏轼的千古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也表现出这种思想。
流放生活固然不幸，但是，如拿庄周的蝴蝶一梦来相比照的话，实无所谓忧患；丽姬闻赴晋而悲，到晋后因快乐又后悔不该悲。
对于至人、达人来说，万物齐一，较何长短呢？
儒家夫子们虽然怂恿人们有为，但教人不悲于个人得失。
对苏轼来说，流放生活也有他自适的地方，那就是去赤壁矶吹吹江风，与大自然为伍。
客观现实将他推向黄冈赤壁，无情地冷落他，嘲弄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以愤怒和报复的目光去注视赤壁。
遭贬黄州的第三年，贬谪生活已经三年，生活困苦，行动不自由，内心极端苦闷。
他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去战胜的呢？
两篇赋的情景告诉我们：
秋气满月之下泛舟江上，江风、水涛、明月、赤壁这些景物似乎都是永恒的，而自己的遭遇却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这种夜游大江而激起联想的结果却偏偏不能适意，怎么对待这铁一般的现实呢？
苏轼是用主观的精神力量，自己把握自己，不为外界所左右，这也本是他豪放、超旷的本质所在。
《前赤壁赋》写了清风明月，江涛歌声和主客行止之后，以对话说教的形式，认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石壁》）。
因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前赤壁赋》）这里分明渗有佛家哲学的义理，非月动非风动，而是心动也。
这里说的清风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声”、“色”，皆以主观的“耳”、“目”为条件，而耳目在我，完全可以自我支配。
不为声色而动，以此来解脱精神苦闷，以保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缘自适。
而《后赤壁赋》比前赋时迟三月，虽有冬景萧杀之意，但不消颓沮丧，而是以形象的手法，同样展示了自己坦荡的胸怀。
文中所反映的道士化鹤的幻觉，迷离恍惚。
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是作者企求超尘绝尘的曲折反映，乃是追求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
这种追求也正如他劝他弟弟不要悲观，要读书，要有高尚的追求一样：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总之，前后二赋的思想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前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说明有无都在主观我，若能通达超脱，一切荣辱毁誉均可等而视之。
这是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结果。
前赋偏重于说教，而后赋则是通过道士化鹤的具体形象，展现出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和幻觉，似乎是梦的幻境。
依靠主观的力量，是可以战胜痛苦，求得精神平静的。
这是儒释道三家唯心主义思想的相通之处。
就表达思想来说，二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不为的背后，暗含着欲有为莫许的痛苦。
化成仙鹤是不现实的，是一种梦境，同时也是不向现实屈服、不同流合污的曲折反映。
单纯责咎它空幻等，是不尽合情理的。
说到底，就是审情度势，当有用武之时，必将乘云破雾而出，犹如他所欣喜的“池鱼”“日有腾拔之念，精神不衰”（《东坡志林·异声事下》）。
这里又潜含了儒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
苏轼善于博采诸家之长，融铸成自己的东西。
这些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但是，假如把他这种适应度强的思想特性，理解为功利主义的，或无原则的相机而动的思想，那就荒谬了。
对苏轼思想的评价，存有许多争议，大致有以下三类：
其一，认为苏轼思想是儒家思想为基础，失意时就借佛释来解脱的思想；其二，认为苏轼主要在处世态度上吸收老庄思想，在政治上他还是维护儒道的；其三，认为苏轼得志时就是儒家的积极用世的思想，失意时就是佛老的消极无为思想，等等。
还有些其他说法。
概括起来，不外是说苏轼对各家思想学说采取的是功利主义的或实用主义的态度。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讨的。
苏轼的为人不是象墙头草那样摇摆不定，他是具有独立人格的。
他接受佛老思想不是兼容并包的。
他认为：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
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谬误。
取佛老静而达的思想以稀释热衷功名利禄的思想。
但是，如果静而至于懒的程度，达而到了颓放的境地，那就有害了。
因此，接受各家思想学说是有一定的原则界限的，是经过扬弃的，并非生吞活剥。
他接收的思想学说驳杂繁多，苏辙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曾有专论三篇，阐述《中庸》之理，他接受各家思想学说也是以中庸原则为指导的，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此“中”，非指数学意义上的“中”，也非中间之“中”。
而是当已发时不会有过与不及的那种未发之德（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
其思想因素中的三教合一，不是大杂烩，而是有机的融合。
应该说，苏轼思想是由多家思想融铸而成的极富有适应性的思想。
各家思想因素的作用都有，但这时的各种因素已经成为苏轼思想了，这是各家思想，由小而大逐渐融汇，发展到宋朝而明显化的产物。
不妨可这样表示：
儒家思想 封建时代正直文人
道家思想 +中庸（辩证法因素）= 知识分子的可贵
佛释思想 思想即入而不贪
法家思想 出而不颓的思想
这种思想就像北宋朝范仲淹所说的“古仁人”的思想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苏轼思想的主要东西也可以作这样的概括。
各家思想学说经过扬弃、融合之后，形成一种在封建时代来说较为高尚的思想——“居庙堂而有江湖之思，则异乎贪禄恋权之巧宦；处山林而怀有用世之志，则异乎颓废疏懒之名士”（缪钺《论辛稼轩词》）。
苏轼的这种思想特征也十分突出，他虽怀有立功之雄心，但不是贪而丢弃心目中追求的原则；遭贬之后，亦能安然自适，壮志不消沉。
这是其愿想的整体特征，我们决不能肢解他的思想，再分为若干家。
有人从不同角度去看苏轼的思想，说他一身兼有儒家、道家、佛释等多种思想，并说不同境遇呈现着不同的思想，这显然是没有从联系、制约和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去把握。
事实上，他的上述三教合一思想是较为一贯的。
就像他描写的西林石壁一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应在对各个侧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把握其思想的全貌，就会正确认识苏轼思想的主体及渊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苏轼是有其独立性格特征的苏轼。
因而也就有其独特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的为人有其独特的豪放而飘逸，文学上也才能开创独特的风格流派。
林语堂对苏轼的评价是不过分的，认为他“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苏东坡传》）。
虽然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昭然有三教合一的色彩。
说到底，就是苏轼能够进入三教之室，深究其理，而又能迈出三教之门，不为各家所束缚，吸取健康的素材塑造自我。
这就是苏东坡之所以是苏东坡！
其思想是富有正义感的，相机为用。
对一般人有劝善戒恶的诲训，对知识分子要求积极用世，但不同流合污。
对个人的操行，则要求“畏威如疾”，而莫“从怀如流”（《仇池笔记》），对帝王则要求察纳下言，施善政，行中庸，等等。
苏东坡在北宋王朝，继欧阳修之后，“文章忠义”也堪称为天下第一，正是以这种丰富的思想为基础。
翻阅苏轼文集及有关研究资料，可以印证文如其人的古训。
文如其人，人从其事，事造斯人，芸芸众生，莫不可从中受到启迪。
苏文一大艺术特色是“辞达”。
对此，论家刘熙载认为：
“坡文多微妙语。
其论文曰‘快’、‘达’、曰‘了’，正非为此不能算为微阐妙也。
”苏东坡本人给友人写信中谈及文章时说：
“‘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凡事达知止的境界，可谓中庸矣。
何谓辞达？
苏轼认为：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谓辞达。
”
首先，使物了然于心。
也就是指具有观察、观赏、识别的能力。
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文学作为一种意识现象也不例外。
要以文学形式反映客观世界，就必须首先从主观方面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
具体看，就是要对社会现实、对自然界有明察秋毫的洞悉力。
这种能力如同读书一样，也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提高。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在此方面苏轼的功夫是罕有人至的。
他无书不读，其弟辙曾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另一方面，他遍游广交，浪迹海内，经历非凡，品透了人世间的甘苦，磨出了体悟入微，洞视无碍的功夫。
他很自信的说过，“然先生笔端有口，足以形容难言之妙，而轼亦眼中无碍，必然洞视不传之意也。
”不少人认为苏轼爱作翻案文章，提出独到见解，这与他非凡的观察、分析和鉴别能力是分不开的。
其次，使物了然于口与手。
即具备得心应手的语言表达的本领。
苏文可分为两大类，无论是政、史论散文，还是游记、散记小品或叙议散文，无不挥洒自如、汪洋恣肆，“曲折无不尽意。
”有些篇目看似徐徐叙来，但情感的突泉在汩汩跳荡，以“辞达”为尺度，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合格的、成功的。
他说，“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
孔子曰：
‘辞达而已矣。
’”
上述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是辞达的基本内容。
为将这一内容具体化于其创作过程，苏轼具有许多高超的艺术手法：
（1）时时磨砺，捕捉创作灵感。
他以文同画竹作譬，说明产生灵感和抓住灵感的全过程：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与可之教予如此。
予不能然也，而识其所以然。
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⑦实际在此涉及到如何至于“辞达”的问题。
多写多练，随念必录，“积水成渊”，我们可以发现苏轼的《仇池笔记》、《东坡志林》、《手泽》等都属此类文字。
例如：
十月十五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
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
翅如车轮，嘎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聊复记之。
这可谓是游赤壁时闪念间的直感，“聊复记之”，毫无渲染，但境界已出，明白如画。
出游的时间、地点、同伴以及所见所感，呈现于寥寥数语之间。
这种突出的感受，在《后赤壁赋》中得到了扩充和渲染的再现。
上述的“不知其为何祥也”，在后赋中便升华为一种仙幻的妙境，体现了作者在痛苦求索中的当时感受，历尽磨难何以自慰？
自有超然物外的美妙世界--化鹤成仙。
（2）巧喻活用，能传不言之妙。
这也是他散文辞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阐发一种难于表达的思想感情，作者常巧取譬喻，活用寓言，使难传之言和盘而出。
尤其是在一些看似说教性的政、史论散文中，此手法别具一番功用，能起到在美的艺术享受中启人幡悟的效果。
例如，苏轼政、史论散文中颇具代表性的《教战守策》即属此类文章。
论点是“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在展开论说中，取譬、说理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使文章既具美感又具雄辩的说服力。
“天下之事，譬如一身。
”说王公贵人虽注重养其身，而平常仍苦于多病，至于那些农夫小民，终年勤劳而未尝告病，什么原因呢？
接着分析说，风雨霜露寒暑之变，这些是疾病产生的原因。
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习于寒暑之变，“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
”而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
”“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夫民亦然。
”
继而触及时弊，苏轼说：
“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
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益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
……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与？
”于是，“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
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期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
是以区区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再如《日喻》等散文，也都能触类通，明白酣畅，是辞达的典范。
（3）纵横开阖，挥洒自如。
除上述政、史论散文之外，在骈赋文体中也得以充分展示。
如最具代表性的《前赤壁赋》，文势跌宕，悲喜交叠。
状泛舟赤壁下的快感是：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忽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其乐继而被推向高潮，“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
歌曰：
‘桂棹兮兰浆，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可谓悠悠之情无所不适。
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于是“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
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娜娜，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接着一个“苏子愀然”，转而寻其悲因，借客之口历数曾一世之雄的曹孟德、周公瑾，其才华、其壮举、其雄心，有过惊天动地的作为，“而今安在哉？
”然后又以相对主义的人生观聊以自慰，“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种感情的起伏变化被刻画得玲珑剔透。
同时也展示了月白风清、水天相接的壮阔意境，表现了作者超然旷达的胸襟。
通脱是苏文的又一主要艺术特色。
他自言好的文章“词语甚朴，无所藻饰”，“闲暇自得，清美可口”。
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他散文的第二大类里边，即体现在游记、散记小品或叙议散文作品中，这一特色是与他的随缘自适、相机为用的人生态度分不开的。
（1）洒脱的性格。
苏轼吸取了儒、释、道三教中有益的东西，塑造了他的自我性格。
他一生仕途坎坷，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当政，他都不附和，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观点，虽屡遭贬谪，仍能适应环境。
同时又具有天才艺术家的特质，林语堂说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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