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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何炎燊临床经验汇总
何炎
博采众长治病不拘一格的临床家何炎
马凤彬 整理
编者按 何炎，全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学家，现任广东省东莞市中医
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广州中医学院兼职教授。
因其刻苦钻研，博采
众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经５０年临床实践磨炼，终成一代中医名
家。
更由于在医疗、教学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获卫生部授予“全国卫
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获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重点介绍何氏博采各家学说，集百家为一家，蓄众长为己
长，治病不拘一格；治急病行霸道，重视下法在内科急症的应用；主张
伤寒温病，既应合流，更应发展的学术观点。
临证擅长化裁古方，强
调育阴潜阳，扶持胃气的诊治特色。
名案评析所收录中风、急进性肾
炎、习惯性流产、红斑狼疮、高血压危象案等，更能反映他临床辨证思路和用方巧妙。
医论医话中，“论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可知何氏精心细读前贤医著，取其精华，为己
所用；指出谬误，推陈出新，其治学之严谨，由此可知。
“请君一读《郭玉传》”更显他“不分贫富
贵贱，都一视同仁，细心诊治”的崇高医德。
所收录的“二甲调肝汤”等四首经验方，即何氏长期
临床实践的结晶，今公诸于世，有心习者，定能受益。
总之，细读全文，这位出身贫寒，历经坎坷，自学而成才，在实践中扬名的老中医的治学方
法和学术经验，定会使后学之人受益匪浅。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
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韩愈《进学解》
何炎焱
木
，广东省东莞市人，生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现任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东
莞市中医学会理事长、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广州中医学院兼职教授。
他又是广东省
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东莞市（县）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第四、五届副主席。
何氏自幼受业于宿儒李仲台先生，在名师的熏陶下，从小就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
考入高中后第二年，日寇侵占华南，莞城沦陷，父亲在战乱中病逝，家产荡然无存。
他不因中途失
学而灰心，在十分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发愤自学中医。
他开设私塾，白天教书，靠微薄的收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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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母弟。
入夜，则在一盏黯淡的桐油灯下，刻苦攻读医书。
２１岁起即以术问世，迄今逾５０余载。
他从医不久，即享盛名，四方求诊者，日踵于门。
他为了尽量多诊治一些病人，不论严
寒酷暑，
每天早出迟归，５０年如一日。
他不但医德高尚，医风正派，极为群众所称道；还致力于中医教
育事业，先后主办了五届中医学徒班，两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培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才２５０
多人，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付出了毕生精力。
１９７８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
医”光荣称号，１９８６年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７月，为了表彰他
对我国中医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批准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了证书。
何氏精勤力学，至老不倦，除博览中西医籍外，还旁及经史古文诗词，故学识渊博，深受同
道尊敬。
他治学态度严谨，客观求实，对古今各医学流派，不存偏见，故能撷采众长，为己所用。
临证精思明审，运用古方以治今病，常有得心应手之妙。
何氏钻研伤寒、温病数十年，主张“寒
温合流”，对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都有所创新。
又专于杂病，对内、妇、儿疾病均有独到的
经验，救治顽症痼疾，数不胜数。
他治疗急、重病，擅用霸道，常说：
“试看兴王佐命臣，哪有一个
和平老？
”而治疗慢性病，则主张“王道勿求近功，处处要扶持胃气，顾护真阴”。
他勤于笔耕，著
述甚丰，虽诊务繁忙，社会活动多，但不忘抽暇撰述，已在省级以上公开医刊发表论文５０多篇，
已出版专著有《常用方歌阐释》和《竹头木屑集》。
何氏虽已届高龄，仍老当益壮，为中医事业，辛劳不懈；以“有残年而无闲年，我一息尚存，
将继续奋斗”的高尚品德要求自己；常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抒发自己为中
医事业奋斗终生的激情！
学术精华
一、各家学说，俱收并蓄，治病不拘一格
何氏少时从宿儒学习五年，熟读经史、古文、诗词，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为他自学中医打下
牢固基础。
中学时代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地下党的同学又给他灌输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新知，这又使他读书临证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
他曾说：
“没有祖传师授，光靠自学历
尽艰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别人多，这本来是件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
好就好在完
全靠自己独立思考，不会被一家之言，先入为主，印定耳目，以致临床思维，偏向一边。
”
他又说：
“常见行道数十年的老中医，必有几套看家本领，或长于温补，或擅用寒凉，或善治
惊疳，或专医崩漏；甚至对一方一药的运用，也有独到之处，如‘竹茹先生’、‘平胃散大夫’等。
而自己则十分惭愧，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如果一定要说出自己几
十年读书临证有哪一点成就，
那么，一言以蔽之曰：
师古而不泥于古，能撷采众长，为己所用；而辨证细心，据理治病，不拘一
格，如此而已。
”
何氏博览群籍，对宋、金、元、明时期争鸣的百家，用历史唯物观点，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时
代背景和当时人民生活状况，对他们某一方面的成就，都给予肯定，不存任何偏见。
例如，寒凉
派的刘河间，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立防风通圣散一方，治疗外感热性病。
何氏认为此方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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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解表、泻火通腑、疏瀹气血，是表里上下同治之法，加减运用以救治不少中风阳闭危症，都能
转危为安。
又如，脾胃学说专家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为世所重，而其清暑益气汤却被后世温病家訾为
“药物驳杂，有清暑之名，无清暑之实”，王孟英竟另立一方代之，李氏名方遂被搁置。
何氏却认
为，此方最能体现东垣之学术思想。
方以补中气，升清阳的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合生脉散以保
肺救津，又加苍术、神曲、青皮以燥中焦之湿，黄柏、泽泻泻下泉之火，用意十分周匝。
在今天，
随着人民生活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劳逸失节伤气，烦劳操持伤阴，酒醴冷饮生湿，甘肥炙生热
等病机，往往在一个患者身上同时出现，清暑益气汤的加减应用，范围更广了。
何氏以擅治肾炎名闻海内外，他治急性肾炎，用气味俱薄的叶氏枇杷叶煎，轻可去实，肃肺
化气以行水。
治急进性肾炎血尿如注，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认为是阳陷阴络，迫
血妄行所致，不用凉血止血药，而用大补阴丸得效。
治疗慢性肾炎水肿反复不愈，则从张景岳
的“水肿用温补而愈者，愈出自然，用攻破而愈者，愈出勉强”之说，用大补元煎，屡收实效。
肾
炎发展到尿毒症，何氏则认为是：
脾肾久虚，由虚到损，损久不复，则脾之健运失职，肾之分清泌
浊功能丧失，于是浊阴凝聚，郁而化火，是一个由虚变实的过程，即《内经》“重阴必阳”之理，此
时应急则治标，用刘氏神芎导水汤大寒清泄之剂，救治了数十例，能降低血氮，改善症状，延长
病人生命。
重型小儿腹泻，暴注下迫，发热烦渴，用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一般通治之法不愈的，何氏
加入白虎汤则效。
有人说，白虎非止泻之方，何氏认为，无形邪热，流于阳明之经，迫津液外泄
为大汗，仲景用白虎汤。
今无形邪热下注阳明之府，却不成里结，而迫津液外泄为泻，症虽异而
理同，故亦用白虎治之屡效。
阳明为三阴之屏障，一旦藩篱尽撤，邪陷三阴，立即化为虚寒凶险
之症，此“重阳必阴”之理。
何氏仿
谢映庐《得心集》大回生汤之法，用大剂丁蔻附桂理中汤，加
黄芪、五味、赤石脂、全蝎等，挽救不少危重患儿。
综上所述，说明何氏能吸收古贤各种寒热攻补之法，因人因证而施，治病不拘一格。
何氏对古今有成就的医家，都十分尊敬，但不盲目崇拜。
他钻研伤寒温病数十年，尊崇仲
景，却没有成为泥执仲景成法的“经方派”；他佩服叶天士，却没有成为徒尚轻灵的“时方派”，也
不同意叶氏的“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他赞赏王孟英，但惋惜王氏偏好寒凉，畏羌、独、
芎、防如虎，而他用活人败毒散治愈１０００多例流感和登革热，雄辩地说明，寒温之间，本无界
限，不能偏执。
凡是活人之术，不论古的、今的、中的、西的，以及针灸外治，民间草药单方，何氏都俱收并
蓄，不肯轻弃。
他用泻曲池、补足三里的针法，治愈遍身风疹块、高热持续的少年；用热酒浸足
的外治法，救治一鼻血不止的农妇，至今为人称道。
早在４０年代，他认识一位外科铃医，此人
朴讷忠厚，可惜少不知书，不懂内科，只会用草药治外症，但有好几例肠伤寒，误用温补，出现严
重血症，此医用鲜崩大碗二斤，捣汁与服，皆转危为安。
何氏吸收其经验，经多年搜集崩大碗资
料和临床验证，认识到崩大碗甘淡而寒，去湿清热解毒力甚强，又不伤正气，用治急慢性肾功能
衰竭百余例，降低血中非蛋白氮，确有实效。
韩愈说：
“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
这句话，何氏可说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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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急病，行霸道，扩展下法在内科急症的应用
《素问·至真要大论》“治有缓急，方有大小”，示人急重病必须急治。
何氏主持病房工作２０
余年，抢救不少危重病例，他主张：
治急病，须行霸道，才能拨乱反正。
例如，用大剂“近效术附
汤加味”（白术６０克、附子１８克、炙草９克、生姜１５克、大枣６枚、天麻１５克、半夏１５克）救治
虚寒性高血压危象的老年患者。
用吴茱萸汤治疗寒邪上逆的头目暴痛，都有立竿见影之效。
治疗出生才７０天的婴儿极重型小儿腹泻，连用丁蔻附桂理中汤１７剂，始转危为安。
而运用下
法治疗内科急症，常有得心应手之妙，大大扩展了下法的临床应用范围。
下法是中医治病八法之一，最早见于《内经》，而用诸临床，实始于仲景。
仲景把下法与汗
法看作祛邪外出的重要手段。
所谓邪，不单是指外感六淫之邪，还包括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些
病理产物（如瘀血、痰饮、燥矢等）和病
人的某种宿疾（如论中所说的血家、饮家、喘家……等）。
因此，《伤寒》、《金匮》的下法包括了荡涤实热、泻下瘀血和攻逐宿饮等多种方法，而且对急下、
缓下、可下、不可下和误下致变的辨析十分精细，可知，下法的运用，远在１７００年前就不但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为系统的理论了。
后世医家，在仲景理法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实践，对下法不断加以发展，并有所创新。
如刘
河间立峻逐水邪的舟车丸和表里双解、气血同治的防风通圣散，陶节庵为正虚失下而制的黄龙
汤，都是明显的例子。
吴又可更提出“注意逐邪，勿拘结粪”的论点，进一步扩展了下法在外感
热性病中的应用。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吴鞠通所创制的宣白承气、导赤承气、牛黄承气、增液承
气等和何廉臣所博采的各种下法新方，有如百花齐放，大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
何氏认
为，某些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应用下法治疗，不仅仅是泻热通便，也并不局限
排除机体有毒物质，而且更能对有病的机体起着整体调节的作用，这对疾病的治疗和机体的康
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一）下法治疗乙型脑炎
何氏治疗乙型脑炎常用下法起主要作用。
但古今名家，都说暑病不需用下。
如叶天士引
张风逵之言：
“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敛酸泄，不必用下。
”余师愚治暑热疫更反对下
法，他说：
“热疫乃无形之毒，而当硝黄之猛裂，热毒焉不乘虚而深入耶？
”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
也有“邪陷心包时，徒攻阳明，并不能解决问题，且遗后患”的论点。
何氏的看法是：
阳明乃五脏
六腑之海，居中土而万物所归，伤寒温热之邪皆可传胃腑，既然“夏暑发自阳明”（叶天士语），其
热性又较伤寒温热为甚，岂有始终流连在经而总不入腑之理，故以“六经实热，总清阳明”立方
以硝黄畅下之后，有如釜底抽薪，营热肝风均随之平息，且无后遗症。
（二）下法治疗麻疹后肺炎合并心衰
小儿麻疹后肺炎合并心衰，是儿科重症，然西医之“心衰”，并不等于中医之“虚脱”，切忌对
号入座，若一见心衰，即投姜附必致偾事。
即如此例，乃麻疹失治，热毒蕴聚，内陷心肺，劫灼津
液，呈脏腑气机升降窒塞之候。
《幼幼集成》名之为“马脾风”，论云：
“胸膈积热，心火凌肺，热痰
壅盛，忽然暴喘，不急治必死，用牛黄夺命散。
”这是上病下取之法，因为肺失清肃，气机有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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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故喘促致危，肺与大肠互为表里，往往急下之后，地道一通，天气即舒，肃降
之令得行，则诸
恶候可迅速消减了。
何氏常师其意而不泥其方，用大黄通腑，安宫牛黄丸清心火以保肺金，兼
涤热痰，合竹叶石膏汤加味，甘寒清肃，以救欲绝之化源，较单用牵牛、大黄为胜。
而大黄捣浸
灌服，给药迅速，故不用西药，亦能抢救垂危。
（三）下法治疗脑血管意外
何氏认为，此乃中风闭证之重者，即《素问·调经论》所说：
“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
”
《金匮》说：
“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
厥。
”进一步阐述厥证之所以发病，是由阴阳失调，以致血气运行不循常道而走于上，这时并走
于上的血气已非正常的血气，而转化为病邪了。
故《金匮》揭示出此属实证。
王旭高治中风一
案云：
“痉盛神昏，风淫火炽极矣，夫内风多从火出，欲熄其风，必须清火，欲清其火，必须镇逆。
”
他针对气血并走于上的病机，提出“镇逆”之法，是有真知灼见的。
他仿风引汤立方：
“取石药
悍滑疾以平旋动之威”，是可取的，但方中既去大黄，又杂以生地、天冬等物则不妥。
此时冬、地
育阴，介属潜阳，已是缓不济急，只有“泄可去闭”，重用硝黄急下，以折风火上腾之势，才能达到
“镇逆”目的。
何氏每用河间防风通圣散加减，通腑泻火之中，兼能疏风活血，又取风引汤之石
药大寒沉降，加上牛黄至宝之通窍苏神，治疗多例均效。
（四）下法治疗过敏性紫癜
何氏认为过敏性紫癜有谓属血证范畴，或称肌衄，有人说是阳斑，总之不必拘泥。
用中医
审证求因之法分析，此例显系湿热之邪，内蕴肠胃，郁而化火。
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古人谓斑
出于阳明，就是此理。
来诊之时，已出现气血两燔，表里俱实证候，虽未至危，而来势颇凶，防风
通圣散祛风透表，泻火攻里，兼有凉血解毒之功，施于此症，甚为合拍。
患者便溏不结，而仍用
硝黄者，是遵循吴又可“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之说，他又指出：
“况多溏便失下，但蒸作极臭，如
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
”果然，峻下之后，病
势顿挫了。
（五）下法治疗肾功能衰竭
肾功能衰竭出现尿毒症病机极为复杂，且非一经为病，而是几个脏腑同时受累，很难机械
分型，只有精细辨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因人因
证，灵活施治，才能提高疗效。
一般认为，肾炎水肿发展到肾衰阶段时，无论是急性肾衰还是慢
性肾衰，下法仅能治标而已。
更有人说攻
下逐水，只图快利一时，而遗无穷之后患，张景岳就是
力主温补而痛斥攻逐者。
证诸临床，也不尽然。
１９６０年何氏首用神芎导水丸治一混合型慢肾
重症，使之转危为安，至今２０余年未复发。
后来此方在本院内科推广应用，治愈过不少重病，
因知推陈确可致新，张子和强调“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述５个病种，从现代医学来看，性质完全不同。
按中医理论分析，属外感者二，暑陷心营有
别于风温闭肺；属内伤杂病者三，亦有风（大厥）、血（发斑）、水（肿胀）之各异。
但每个病种在它发
病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都可用下法治疗，分别能获得邪势鸱张者得挫，阳热亢盛者得制，气机
逆乱者得平的效果，而且远期效果也很满意。
可知在病情急重之际，要迅速拨乱反正，王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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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近功，须行霸道（如汗、吐、下、大寒、大温、大攻、大补之类）。
《蠢子医》说得好：
“试看兴王佐
命臣，哪有一个和平老？
”所以下法作为中医治疗急症的手段之一，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三、伤寒温病学说，既应合流，更须发展
（一）寒温之间，并无明显界限
太史公说他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氏认为研究中医外感热性病
正好用上这句话。
自从仲景根据《内经》天人相应之理，创立六经辨证论治学说之后，至今千余
年，中医治疗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不断得到补充发展。
历代医家，虽持论不同，但理无二
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伤寒温病学说不仅应该合流，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创
新。
故伤寒温病，不能强行划分，今举一些显而易见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１外感热性病中哪个病属寒，哪个病属热，哪个病属湿？
虽说与季节的转移，六气的变化
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某种致病因素（邪毒）的特定性质。
霍乱多发病于暑湿交蒸的夏秋
之间，但４０年代何氏所经治的许多病例，几乎全是“寒中三阴”这类型，这与光绪年间湖北田宗
汉所著的《医寄伏阴论》称之为“时行伏阴病”者完全相同；近十年来所见的散发性副霍乱病例
也是如此。
这就说明，霍乱弧菌致病，不论是在一百年前还是现代，不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广
东，都具有“阴寒”的特性。
又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发生于寒风凛冽的冬春季节，而其临床表
现却不是“冬伤于寒”，而是“温邪逆传营血，发斑动风”。
广东肠伤寒发病最多的季节是秋末冬
初，此时正是风高气爽，燥金司令，而患者却出现“湿热缠绵”的证候。
由
此可知，按季节气候，
强划寒温，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２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病人的素质在发病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我院
某医生，素禀虚寒，１９７５年盛夏，家中数人患流感，都是暑热证型，第三天，他也染上了，但症见
凛凛恶寒，涔涔汗出，发热头痛，干呕不渴，舌白脉浮而松软，何氏授以桂枝汤合玉屏风散，一剂
知，两剂已。
同是感染上一种病邪，却又因人之体质不同，发病之寒热虚实迥异。
《医宗金鉴·
伤寒心法要诀》第一条就明确指出：
“六气感人，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异也。
推原其人，形之厚
薄，脏之寒热非一也，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
”读了这些阅历
有得之言，则寒温的门户之见，不攻自破了。
３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疾病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
张洁古曾倡言“夏月贪凉饮冷，
静而得之为阴暑”，后世温病学家多斥其非。
今天，随着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风扇、冷气日趋普
及，冰棍、雪糕，到处皆是，阴暑（即夏月感寒与寒湿伤中）之病却一天天多起来了。
在冬天，室
外虽朔风怒号，室内则暖气温煦，加上蛇羹狗肉，对酒围炉，故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一书所说
的“客寒包火”之病，也屡见不鲜了。
又如麻疹喘咳（合并肺炎）之治，自宋迄清，儿科方书皆用苦辛寒降、肃肺涤痰、清热解毒之
法，近十多年，临床所见麻疹合并肺炎（特别是中后期）约有半数出现火盛刑金，伤津耗气证候。
这些患儿，大都是父母溺爱，偏食膏粱、朱古力、红外线烘饼干，平素内热燔灼，偶一发热，动辄
静脉输液，抗生素与激素并进以致肌柔骨脆，气阴不足，一患麻疹，每致酿成重病。
此时若泥执
板法，极易导致心衰。
何氏用喻氏清燥救肺汤原方（人参宜用西洋参）加沙参、川贝母，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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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尚未致亡阳者，再加五味子、安宫牛黄丸，皆可转危为安。
此法乃前人所未论及者。
故医
贵达权，体察古今之变，正如叶氏所云：
“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
（二）后世医家对伤寒论的补充
仲景根据《内经》的天人合一学说，确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中医辨证论
治的奠基人，其３９６法、１１３方历用１７００余年而不衰，不愧为医中之圣。
然而，用历史发展的观
点来衡量，仲景所立的理、法、方、药，并非完美无缺的，后世医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也是
必然的。
可以说，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论治，是治疗外感热性病之“源”，丢了伤寒论，就如无源之
水
。
后世医家的修正补充，则是其“流”，只有源而无流，那就变成一潭死水了。
从西晋到明末清初，发展伤寒学说有成就的医家不下十余人，何氏认为以朱肱、刘守真、陶
华、吴有性为最。
宋代朱肱论少阴病，不拘泥于以虚寒为主要病机的“脉微细，但欲寐”，却认为“伤寒热气入
于脏，流于少阴之经，少阴主肾，肾恶燥，故渴而引饮，又经发汗、吐、下后，脏腑空虚，津液枯
竭”，提出少阴病的主要病机是“热邪伤阴”，修正了仲景的寒化为正局，热化为变局的立论，无
疑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又如朱肱论厥阴病，提出“故唇青舌卷而卵缩，知厥阴受病也”。
已体察
到厥阴病有肝风内动的病机，这也是仲景所未论及的。
金元时期，刘河间大胆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倡言“人之伤寒，皆为热病，古今一词，
通谓之伤寒。
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
于里。
六经传变，由浅而深，皆是热证”。
其言虽未免偏执，但已开后世温热学派之先河。
无怪
叶天士在医案中也写上“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了。
明代陶华（节庵），是一位“治病有奇效，名动一时”的临床家，对仲景的方药，多所补充，仲
景在阳明急下、少阴急下诸条，一律用大承气汤。
甚至病情发展到热灼神明，昏不知人，循衣摸
床，惕而不安，直视微喘的危候，也没有其它方法。
陶氏补上一黄龙汤，在大承气汤中加入人参
补气，当归补血，以救正虚失下之证，多可挽回。
又如，少阴病死候最多，因病在心肾两脏，是生
命之根。
此时阴寒极盛，阳气欲绝，仲景用四逆汤救治，甚至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烦躁，
脉微欲绝的危候，还是四逆汤，不过用附子大者一枚，加重干姜之量，更名为通脉四逆汤而已。
陶氏则立一回阳救急汤，在四逆汤中加入人参、五味子以收敛漓散的元气，加入温煦血分的肉
桂，取血为气母之意，又加用苍术、陈、夏者，是体察到危重病人常兼寒痰上涌。
而用少量麝香
于大温大补剂中，确有回苏救脱之妙，此已为今日科研所证实。
故陶氏此方，远胜仲景原方，故
何廉臣称之为“回阳救脱，益气生脉之第一良方”。
如果说，朱肱、刘守真、陶华等人对仲景的理、法、方、药的修正补充，只是六经辨证的小修
小补，到了明末，吴又可索性离开了六经立论，提出致病原是六淫之外的一种“戾气”，传入途
径，不是“一日太阳受之”，而是“邪从口鼻入”，病变部位则是“伏于膜原”了。
与此同时，新创的
辛凉祛风、甘淡祛湿、
清营凉血、开窍熄风的方法，又大大提高了疗效。
医家不再对伤寒论作小
修小补，叶天士跳出伤寒圈子，另立温热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实叶天士根本没有把温病与伤寒对立起来，《温热论》开头就说：
“辨营卫气血与伤寒
同。
”因为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而营卫气血则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仲
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后来吴鞠通的三焦辨证，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只不过
第二卷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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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而已。
而所谓“大异”，并非一道鸿沟，而是发展和补充了许多新的治
疗方法。
（三）融汇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并有所创新
如上所述，何氏一向认为伤寒、温病学说，是应该合流的。
他不尚空谈，而是在实践中融汇
了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大大提高了疗效。
１新订柴胡饮系列方
张景岳的《新方八阵·散阵》中有正柴胡饮（柴胡、防风、白芍、甘草、陈皮、生姜）和一、二、
三、四、五柴胡饮。
何氏师其意而不泥其方，新订了一系列柴胡饮，治外感热性病邪在卫分者。
景岳的正柴胡饮，实从仲景桂枝汤脱胎而来，不用桂枝而用防风者，李东垣谓防风为风药
中之润剂，既能解肌祛风，又不若桂枝之温燥，与柴胡为伍，则解表逐邪之力更强，去大枣之壅，
加陈皮之走，兼利气透解之能。
故景岳说，外感病中，凡血气和平，宜从平散者宜之，既不同于
桂枝汤之温散，又非银翘散之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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