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商经济学浅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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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商经济学浅论
新儒商经济学浅论
一、儒商自己的经济学1
1、什么是儒商1
2、新儒商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四个层次4
二、新儒商个体经济学5
1、有要一体模型5
2、有要合理，有要均衡6
3、差缺影响价值8
4、高抑低举，舍余补缺10
5、取之有道，施之有值11
古典案例：
修身思想摘录13
现代案例：
修身也是医身16
三、新儒商合作经济学17
1、传统的分工合作思想17
2、奉余补缺模型与均衡18
合作成事案例：
交易21
合作成事案例：
齐家22
四、新儒商产业经济学25
1、供求数量决定价格的优劣25
2、财富蛋糕公式：
中量价=数量*单价26
3、有限规则下的丛林法则27
4、量价双链模型32
5、产业链产分均衡34
6、四力管理：
实力、势力、勇气、策略38
7、基业长青42
五、新儒商社会经济学50
1、产业竞合50
2、多产业生态模型56
3、多产业均衡治国58
4、儒商平天下62
一、儒商自己的经济学
西方商人不仅仅采用西方管理学指导行为，也使用西方经济学指导行为；儒商仅仅有体系化的管理理论和儒商精神，但是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儒商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1、什么是儒商
中国古代经济学发展史
《史记.货殖列传》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发展史，记录了古代若干儒商致富的道理，摘录如下：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
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
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
只有卓氏说：
“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
”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
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
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
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
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
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
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
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
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
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
所以有人说：
“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
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
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
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
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 ，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
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
任家数代都很富有。
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
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
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
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
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
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
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
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
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
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
什么是儒商
上面列举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代表人物，但是没有说明什么是儒商。
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
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倾向。
儒商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形成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强调不损人利己，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
所以，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指以儒家精神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
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律”。
范蠡协助勾践彻底击败吴王夫差而雪耻复国，继而助勾践北向称霸中原，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务农经商，创造了人生的辉煌，是古代儒商的代表人物，其特点体现如下：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
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
二、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
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
“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
三、诚信经商,不求暴利。
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
《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
”
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
因为齐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他就离开越国来到齐，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
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
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
五、注重质量,不图侥幸。
范蠡提出一套贮存货物的原则: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
六、埋头苦干,劳动致富。
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
七、尽散其财,富好行德。
《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荣氏企业的创办人曾说：
"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
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
"从这段话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
首先，意识到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
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
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阳在《大学问》中所指出的：
"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
儒商与西方商人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如下。
一、管理基点的差别。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以人为本”思路，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
在管理上，“事业即人”“既要造物，也要造人”“造物之前先造人”的经营理念、“贤主劳于求贤，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
与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存在“重物不重人”的倾向，西方商人是以物为基础，用物来规范和激励人，使人与物达到有机结合，创造出经济效益。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在管理中把人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
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
“在西方世界，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人实际上被物化，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
二、管理手段的差别。
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使其驱向管理目标。
”优点在于比较规范，容易操作，见效快，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
但是它过于简单化，难以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要，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的色彩，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时刻考虑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
三、管理组织方式的差别。
儒商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以移于君”，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
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
企业管理采取分工明确，分层负责，各司其职，按绩付酬。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
因此，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
2、新儒商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四个层次
从古代到现在，国学从人性角度分析了如何成为完人、圣人的方式，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了获得人文效用的方法和价值体系，但是多而杂，且不成体系，因此很难学懂学透。
综合分析认为形成通俗易懂的新儒商经济学，应该综合考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承古”。
融合儒商治商的以下理念：
“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第二方面，“纳今”。
与时俱进地融入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管理理论、企业家精神、互联网思维等现代元素。
第三方面，“分层”。
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代表中国国学文化的是“圣人”王阳明，王阳明创新传统儒学思想，建立了完整的“身家业国”儒学分层思想，自明代王阳明创建以来，一直传承至今，引导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取向，指导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行为。
为此，提出不同层次的新儒商经济学研究内容如下。
一、个体层次：
新儒商正心修身之个体经济学。
个体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身”，即是“正心修身”，描述了一个人本身拥有的条件，与采用的价值观、实现的人生目标之间的关系。
二、合作层次：
新儒商成事齐家之合作经济学。
两人之间最主要的内容是“家”，即是“齐家”，齐家描述了如何使家庭和谐，而“齐家思想”中包含了如何与别人合作共事的“成事思想”。
三、产业层次：
新儒商立业守业之产业经济学。
产业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业”，即是“立业守业”，而立业是带领一些人共同创业，守业是将所立的产业传承下去，在王阳明时代，体现为带兵打仗、区域管理的问题，阐述了“业”是“个人、家庭”到“国家”的连接功能和汇集功能。
四、社会层次：
新儒商治国平天下经济学。
社会层次最主要的内容是“国”，即是“治国平天下”，表示即使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也为社会、国家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新儒商个体经济学
新儒商个体经济学，即新儒商正心修身之个体经济学。
1、有要一体模型
自从人类的出现、进化到文明时代以来，为了描述人体的状态，不同的文化对人体进行了不同的假设。
儒商对人体的假设，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体最主要的假设如老子所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是万物之一，由天地而生，也应该存在“负阴抱阳”，即表达了“天地造人，有要一体”的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体的建模方法是“天地造人，有要一体”，其中“有”表示了拥有的效用，“要”表示了需要的目标或者欲望。
太极图的负阴抱阳模型是“有要一体模型”。
太极八卦图是国学的核心文化之一，认为阴鱼和阳鱼首尾相连，这描述了两条鱼是负阴抱阳的关系。
但是，对于某一条鱼而言，内部也存在负阴抱阳关系：
一条黑鱼，其黑色部分可以认为是阴，其白色部分可以认为是阳；一条白鱼，其白色部分可以认为是阳，其黑色部分可以认为是阴。
这种一条鱼内的负阴抱阳关系，其实就被国学假设为“一个人的模型”。
这样的假设不仅仅在东方文化中得到认同，而西方文化关于人体的假设的变化，也逐渐与国学文化这种的假设趋于一致：
传统西方经济学关于人体的建模方法认为，人是经济人，即人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认为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人们的行为动机是利己的，可以趋利避害地实现目标。
进入大工业化时代后，西方经济学将人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供求关系。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西方社会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无法反映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认为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融合的，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生产者，于是还专门产生了一个新词“Prosumer—生产消费者”来表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融合。
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的的融合假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要一体”假设就通过“生产消费者”的一体化而趋于一致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公式中的效用在经济学中用来表示从消费物品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满足，包括：
一、幸福和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
欲望既定的条件下，效用越大越幸福；效用既定的条件下，欲望越小越幸福。
二、欲望无限大，幸福会趋于零；欲望是零，幸福也是零。
没有欲望也就没有幸福。
三、效用与主观感受有关，所以幸福也和主观感受有关。
幸福就是感受，是精神方面对消费物的享受和满足；幸福的感觉和消费物品的多少和贵贱不成比例。
将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纳入到“有要一体”模型，通过“有要一比，三态便知”，就可以测算一个人的状态：
一个人的状态=拥有的效用/需要的目标=有/要
该方法表明，如一个人的需求标准低，而存量高，则状态好，如需求高，而存量小，则状态差；通过该假设，东西方关于快乐的分析，也悄然一致了：
当一个人拥有的效用小于需要的目标，则处于不足状态。
当一个人的状态为不足状态时，则处于差缺状态，扩展而言，差缺有两层含乂，一方面指在一定情况下资源是不足的，另一方面是指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
当一个人拥有的效用等于需要的目标，则处于满足状态；
当一个人拥有的效用超过需要的目标，则处于超足状态。
正如《人类简史》描述：
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
如果你想要一辆牛车，而你也得到了一辆牛车，你就会感到满足。
如果你想要一台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台二手的菲亚特，你就感觉不开心。
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的期望跟着膨胀，于是就算客观条件其实改善了，我们还是可能不满意。
而在一切不顺的时候，我们的期望也变得保守，于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烦，很可能心情也不会更低落。
2、有要合理，有要均衡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的分析个体行为的方法，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其他所有理论研究都是按照这个假设扩展的。
西方经济学“经济人”模型假设认为，“经济人”具有利己本性，在经济活动中会导致人们完全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顾及其他人利益，但由于每个人的谋利活动受到其他人的谋利活动的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由此而产生了社会利益。
包括经济人假设是指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每个人在选定目标后对达成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无论处于什么地位,其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以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等含义。
儒商继承了传统国学的个体假设和目标适度思想，有不羡无穷、不哀须臾的人生态度，认为一个人需要的目标是适度的，而不是无限制的追求最大化，即自己拥有的力量和条件不应该无限制的最大，如果无休止的追求拥有，反而不是最好的状态。
目标适度最明显的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的“崇俭戒奢”理念中。
崇俭戒奢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文化一致认为“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认为生活奢侈的人，无论有多少财产，到头来也都挥霍精光，表面看来他好像很快乐，其实他内心常感不满足，因为他的财产越多欲望越强，可见人的欲望有如永远填不满的沟整。
反之一个生活节俭的人，他们平日能量入为出，虽然并非富有，但是在金钱上从来没有感到不足，因此在欲望上也就没有非分之想，平平安安过个极快乐的日子。
古人名言“以俭得之，以奢失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厉行勤俭节约的体现。
《墨子》中认为“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要从五个方面节俭“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当为舟车不可不节；当蓄私不可不节。
”（即：
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饮食就不可不节省、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吕氏春秋》：
重生轻物，适欲养性，体现出欲望节俭思想。
《隋唐演义》认为，“物力有限，人心无穷”，鉴于资源是有限的，也是稀缺的，需要具备节俭的思想。
《庄子》认为，“伤本性，物累人生”。
以下是古代“崇俭戒奢”案例。
宋相国寇准罢宴——北宋淳化年间，青年时代的寇准，得到宋太宗的支持和信任，被提升为参知政事。
不久，太宗又为寇准主婚，让皇姨宋娥与之成亲。
新婚期间，日日酒宴、夜夜歌舞。
一天，门官领来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是寇准的舅舅赵午，他坐下便大哭起来。
寇准忙问缘由，舅舅说：
“牛娃，进了相府见你这般富贵，又听你手下人说天天如此，就想起可怜的老姐了。
她一辈子受苦受难，没过一天好日子!
”寇准听舅舅说起母亲，慌忙跪倒说：
“都是甥儿不好。
”舅舅说：
“你现在天天作乐、夜夜宴饮。
你娘受过的苦难，你不是早忘光了吗?
”寇准忙给舅舅叩了三个头，说：
“舅父指教，甥儿得益不浅，母亲弃世时，我君命在身，忠孝不能两全，是甥儿终生憾事。
不过，母亲的苦楚，甥儿实不敢忘。
甥儿今为国家大臣，誓以上报宋王，下抚黎民。
”说罢，忙和宋娥劝舅舅入席用饭。
舅舅看着宴席上的山珍海味，硬不入席说：
“你在京城里吃得这么好，可知咱华州、同州今年大旱，颗粒不收，一斗米涨到一千钱。
现在还没过年，已闹起了饥荒，到明年春天，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
想到这，我怎么能吃下这样好的饭呢?
”寇准听舅舅一说，顿感自己失职，愧对乡里。
他急忙吩咐撤了宴席，并以此为戒，永不夜宴。
第二天早朝时，他将故里旱情如实上奏，并请旨回陕西督赈和巡察民情。
他回陕西后，为家乡办了很多好事，还把关中的赋税免征三年。
司马光教子俭朴。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生活俭朴，为人稳重踏实，曾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为了使儿子认识到俭朴的重要性，他写了《训俭示康》的家书，开篇就说：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他告诫儿子的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由于司马光教子有方，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了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
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世。
“焚裘示俭”与“留衲戒奢”——晋代史书记载，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了一件野鸡毛织成的裘衣，而武帝却命令将它在殿前烧掉，并宣告朝野，从今以后，不许贡献新奇技艺做成的怪异服装。
无独有偶，南朝宋代史书也记载了与衣服有关的轶事：
宋高祖刘裕微贱时，曾常穿一件补丁衫袄去新洲砍伐芦荻，那衣服是妻子亲手做的，到他做了皇帝之后，便将这件衣服交给长女会稽公主：
“后代若有骄横奢侈不节俭的，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
”这一焚一留，异曲同工。
汉文帝“露台惜费”——明代张居正著《帝鉴图说》载，汉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他先召集工匠们计算工程费用，大约需要一百两黄金。
汉文帝说：
“一百两黄金是中等民户十家的产业所值，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经常害怕自己无德行而辱没了先帝的英灵，为什么还要修这座露台呢！
”随即放弃了这一计划。
汉文帝一生俭朴，临死前要求对自己薄葬，史载其“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汉文帝死后，依山为陵，送葬仪式和陪葬品都较其他皇帝简朴。
朱元璋捣毁镂金床——明余继登《典故纪闻》载，明太祖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在陈的宫室见到镂金床，说：
“此与孟昶七宝尿器何异？
”即命毁之。
侍臣说：
“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
”朱元璋当即纠正说：
“既富岂可骄？
既贵岂可侈？
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
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宏俭约、戒奢欲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
其致亡也宜矣。
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
现代社会中，也倡导如下的目标适度思想：
1、以实用为消费品制造原则。
满足自然的和生理的需要的是消费品的实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它是具体的，如房屋可以风避雨，粮食可以消除饥。
满足社会需要的，是消费品的美学价值或价值，它是抽象的，不可比的。
所以，极力推崇消费品的实用价值，肯定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而贬低消费品的美学价值，如车船务求軽固、安全，不求雕饰，日用品只求耐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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