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诗酒情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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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诗酒情调

文人的诗酒情调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