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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概论
翻译概论（知识点梳理）
为什么只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时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定位翻译？
（P6－7）
答：
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置身于失控之外的静态的活动，他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翻译活动在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从意愿层面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而翻译的目的影响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方法。
从现实层面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
从道德层面看，一方面，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某种道德上的约束。
另一方面，对翻译的评价活动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之一的道德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将翻译活动视作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应该认识到只有将翻译活动至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
结合实例谈谈对翻译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认识
答：
哲学家贺麟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意等诸多环节。
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
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翻译的可行性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类的交流是可行的。
但是，西方一些语言学家对此提出质疑。
例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认为，哪怕最具体、最明确的的话，都远远不能激起话语发出者认定能激起的思想、情感和记忆。
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认为，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和想象；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中的生活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
虽然，他们承认了人类交流的困难性，但并没有否认最低限度的交流的可行性。
与此相比，尼古拉•鲁巴金认为任何借助于语言进行的直接交流都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否认了翻译的可行性。
结合实例说明翻译的功能和作用
答：
翻译不仅起着交流、借鉴的作用，更有着创造的功能。
例如，歌德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歌德，他的文学生命之花之所以开遍异域，正是靠了翻译。
译者将诗之花插入异语的花瓶中，使其英姿焕发，仿佛生长在故土里，又获得了新的生命。
实际上，这是各民族文化之精华相互移植之成功的象征。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RomanJccobson）认为翻译活动有三种类型：
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语内翻译，指的是“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对另一些符号所作出的阐释”。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
我们可以认为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例：
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这些古籍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
语际翻译：
语际翻译或者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一种语言的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的符号所作出的阐释。
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时一种需要。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例：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符际翻译：
“非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作出的阐释”，也就是不同符号之间的转换。
例：
罗丹的泥塑《丑与美》，这座泥塑，可以说是法国15世纪著名诗人维庸《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的理想传译。
翻译中的比喻种种
答：
从狭义上讲，“临画”（傅雷）；把译者比作“先知”“启明星”；把译文比作“美而不忠之女人”。
分类：
1、绘画、雕刻类：
译文学书的工作就不同了：
他所用的不是与原作同样的颜料，但却要他的画图有与原作同样的力量与效果。
（郑振铎）2、音乐、表演类：
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等。
P41-1试对中西传统译论作进一步研究和比较，并指出其异同之处。
西方
（1）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撰写了《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区分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堪称西方译论之源。
（2）公元380年圣哲罗姆的翻译集所作的序中，认为对词序、文采、辞格、韵味的处理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
（3）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翻译家艾蒂安·多莱在1540年发表了《论佳译之方法》提出了五条翻译原则，都是从怎么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
（4）德国马丁·路德提出翻译的七条细则。
（5）以翻译《伊利亚特》与《奥赛德》而驰名译坛的英国翻译家乔治·查普曼提出了具体的译诗的原则。
中国
（1）陈福康将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
（2）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主张的翻译方法“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3）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翻译家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4）张思洁在《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一书中所言，自《法句经序》起，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大略经历了形成、转折、发展和鼎盛四个阶段。
（5）罗新璋从张思洁的长轴中理出四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传统译论的历程：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6）王宏印对中国传统译论有五个特点：
“一、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
二、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
三、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实践的潜在的理论导向。
四、人文社科类作为主要文本翻译的类型，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
五、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
异：
中西方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
西方译论强调客体意识，注重保持“物”（文本）“我”（译者）之间的距离，注重对文本进行冷静、客观的解析。
而中国传统译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重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中西方翻译理论表述的含蓄性与明确性。
西方翻译理论以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在用来指导西方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明确性。
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倡导者注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境，给予人们较大的联想和领悟空间，但无法给翻译实践作出精确的规定，具有含蓄性。
同：
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经验和文本层面，更多的是从翻译的得失与困难以及对翻译方法与技巧的探讨这两个方面来认识翻译。
如何译？
译得如何？
这些可以说是从古代到近代的各国翻译家苦苦思索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P412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找出变异的个案，并指出变异的原因。
答：
所谓“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增、僐、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
“变译”的价值在于它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要简便快捷地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必然呼唤和看重“变译”。
翻译的困难在于文化的抗译性。
译者要突破文化的阻隔，不得不采取变通手段，以便使一国文化在另一国易于传播和接受。
例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惊艳》里的一句话：
“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
许渊冲先生的英文译文是：
Whoisthereifnotthebeauty．Whohassownloveseedinmyheartforfivehundredlongyears?
我们把英译文和原作仔细对比，就不难发现译文的变异程度。
译者把“蓦然见”译作修饰性疑问句，“除了她这个美人儿还能是谁呢?
”以突出张生的惊喜。
而“五百年风流业冤”则译为：
“正是她早在五百年前就在自己心中播下爱的种子。
”这种“添加意象”的变通译法是文学翻译中常见的“变译”手法。
P41.3翻译中要达到完全等值是否可能？
为什么？
答：
翻译中不能达到完全等值。
卡特福德对翻译的定义如下：
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替换”与“等值”之间具有逻辑的联系，翻译既然可以等值，就只是一种替换行为。
苏联的费道罗夫明确提出“等值论”：
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语言层面的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
语际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因素多、范围广的复杂实践活动。
其中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做出辩证的解释。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
谈谈理解阐释活动中“自由”和“限制”的关系。
答：
“自由”和“限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阐释的自由并不是阐释者单方面的自由。
当我们强调作者信任读者，赋予读者阐释的自由时，也就隐含了另一面，即阐释者在参与文本创造的同时，也就与作者形成了一种关系，缔结了一份协定，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在尊重对方的自由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自由：
“每一方都信任另一方，每一方都把自己托付给另一方，在同等程度上要求对方和要求自己。
”只有以文本为依据，在文本所提供的整体中去凸现其语境所明示或暗喻的意义，才有可能避免使自由失控，在失度的阐释中失去作者的信任，从而也就丧失了“自由”的权利。
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强调“从心所欲”——发挥译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也要“不逾矩”——把作者赋予译者的信任还给作者。
71-4试分析“复译”现象产生原因
答：
从文本的生成，传播的生命历程来看，首先遇到的便是“时间”与“空间”。
一个文本的生命，既有时间意义上的延续，也有空间意义上的拓展。
而无论是时间上的延续还是空间的拓展，“语言”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
语内翻译所涉及的原语与译入语之间主要是时间上的差距，而语际翻译，除了时间上的差距之外，还要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所使用的不同语言。
从理解层面上说，从前不可译的因素在新环境下可能变得可译，从表达层面上说，旧译本的语言可能变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接受，这一切都召唤着复译的产生，以推动文本的生命继续发展。
正是这种不断延续的翻译，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复译”现象。
P71-5什么是“翻译定本”？
试分析为什么翻译不可能存在“定本”。
答：
所谓的“定本”，就我们的理解，至少含有以下三种意思。
首先，一个定本，尤其翻译的定本，无论就理解而言，还是就表达而言，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不存在理解的错误，不存在阐释的空白，表达上不仅在内容上与原作等值，在形式上也可与原作媲美，就是译界通常所说的“形神俱似之境”，而且这种形神俱似已经到了不可超越的地步，止于此，不再有复译的可能，也无复译的必要，此为“定”的第一含义。
其次，“定本”还有不朽的意思，可以超越时间，无论哪一个时代，只以此译为定译，不必随着时代的变化，语言的变化，读者审美情趣的变化而对译本有所修改，定而“不变”，一劳永逸，此为“定”的第二层含义。
再次，所谓“定本”，还可能包含有“理想的范本”的意思。
翻译家方平从理论上阐述了“理想的范本”不可能存在的多方面原因。
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只能接近原作，不可能完全复制原作，且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着潜在的审美价值，不同读者在自己的“阅读，感受，体会，理解的过程中”赋予其实际的审美价值，任何译本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意图，尽善尽美地再现原作的全部价值。
因此，所谓的“范本”，只能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03-1试简述为什么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生。
答：
加拿大的维纳和达尔贝勒在《法英比较修辞》一书中明确指出：
“译者总是从意义出发，在语义的范围内进行所有的转换活动。
”也就是说，“意义”既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翻译的归宿。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也有一句著名的言论：
“翻译，即译意”。
此外，古今中外众多翻译理论家在对翻译作出定义时，都把原文的意义的传达当作翻译的根本任务。
于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意义”是翻译活动致力传达的东西，是翻译的核心和根本。
P103-2:
简述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与传统语言意义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给翻译活动带来的启示。
1.传统语言意义观
传统语言意义观即“语言为分类命名集”的观点。
这一观点是相当普遍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这种语言观有着悠久的历史。
将语言视作是“分类命名集”的观点首先强调了指称和概念的一一对应，有一个事物，就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名称。
其次，这种语言观也暗示着指称和概念。
由传统语言观，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语言的不同，只是外在的语言符号的差异，或者说只是“名”的差异。
正是在这种语言观和语言意义观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字对字、词对词的的翻译方法被许多翻译家当做最可信、最可靠且最可行的翻译方法，当做对原文忠实的根本保证。
2.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
传统的语言意义观及由此产生的翻译观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
索绪尔对这种传统的语言观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他认为把语言当做“名词术语表”并且把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当做简单的单向联系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为了消除人们对“语言符号”所涉及的多重关系所产生的歧义，他首次提出“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影响。
”在索绪尔看来，词语不是象征符号，而是一种抽象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
“能指”是符号中表达形音的部分。
“所指”即是该符号表达的意义，两者的联系是任意的。
3.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对翻译的影响
指出价值和意义的区别，并揭示价值取决于系统这一深刻道理，索绪尔的目的旨在摧毁“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这一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义观。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对于翻译研究，特别是对意义的传达，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索绪尔的语言意义和价值观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的翻译观，不再把翻译当成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而要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词的任务并不在于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
其次，要在系统中去识别差别、确定词或语言其他要素的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在翻译实践中树立语境和整体的观念，将语义的传达当做一个动态的行为，要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识别语义。
再次，索绪尔将意义与价值作了区别。
通过他的对比分析可得出，不同语言在表示同一个概念的词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不同语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为数不小的缺项情况。
在理论上讲，索绪尔对意义与价值的区分，可以说是对语言意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他的语言观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探索语言与意义打开了一扇大门。
谈谈对意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认识。
答：
人们普遍认为“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对于翻译理论来讲，如果假设意义是永恒在场并且确定的，那么翻译在理论上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容易的。
在20世纪，随着各种意义理论的出现，这种恒定而唯一的意义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继而被彻底动摇。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意向论，认为词句的意义既包含词语的意义又包含言者的意向。
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明确提出应扬弃“意义等于所指”的传统意义理论，认为词义不等于该词的指称。
意义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唯一的、确定的存在。
认为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止不动的。
就像一部经典的著作，其意义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应该都是同一的。
似乎意义都是明确的、限定的。
不可否认，意义具有实体性。
但是意义的实体性并不能理解为意义的纯客观存在，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谈谈为什么意义能够在交流中再生。
答：
由于交流的社会性，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但这个意义不是给定的，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恒定不变的。
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这些词汇时，就能将它们激活，赋予其新的生命和内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词语的生命力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另一方面，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不同环境（语境）中使用词语，也会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
P103-6试述让意义在翻译中得到再生的几点原则。
1、去字梏。
文本的意义不是每个词意义的简单相加。
所以要想让翻译得到再生从原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不去除字存在的情况下，正确把握每个词的意义，细心揣摩作者意图，全面把握上下文的关系。
2、重组句。
除去了原文的字梏，就必然涉及原文的句子，在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把握住了，再根据不同的语言规律，破除语言的束缚重新组句。
3、建空间。
从理论上讲，建空间，是要在去除字梏重组句的基础上，为目的与读者建立一个新的文本，同时在阅读这个新的文本时，原文的阅读和想象空间尽可能保持不变。
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谈谈谁是翻译的主体？
答：
狭义的翻译主体是指译者，而广义的翻译主体则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
P125-2问题：
如何认识译者的传统身份？
为何同样的“透明”翻译策略在不同的翻译家那里会导致“异化”与“归化”两种背道而驰的结果？
答：
（1）受传统观念及翻译工作形式影响，中西方翻译学对译者的定位是服务于作者（或原作）及读者的“仆人”，这一角色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为译者本人及众多翻译家所接受。
结合杨绛及杨武能的观点，译者要服务作者与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切听从主人，不能加入个人主张，就算是体现在文学翻译中有再创造，也是在原著给定的范围乃至线路中进行，只许尽可能地遵循和贴近，不得随意偏离、自由放任，要做到顺从、谦卑、忘我，对读者负责。
就译者而言，作为仆人面对作者时，他的基本任务是要正确理解并传达作者所言，而面对读者，则要让读者理解他所传达的作者之言。
（2）“透明”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中完全遵循原作者或原作，不流露个人主观色彩及主张，让译文不留痕迹地毕现原著精神，让读者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
“透明”翻译策略之所以会导致“异化”与“归化”两种不同结果是因为不同的翻译家对“透明”的理解不同。
有的翻译家理解的“透明”就是翻译中不要留译者的个性和主观色彩，因此在翻译中，他们一切以原文为依归，试图调动一切手段，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云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这就有了“异化”说和“克己”论。
而另一些翻译家理解的“透明”着重于译文中不留生硬牵强的痕迹，让译文读上去不像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写作，译者则不得不“以纯粹的母语”去处理原作中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避免翻译腔，于是在理论上便导向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上的“创造性”，将原文“化为我有”，于是出现了“归化”。
如何理解译者的主体性？
谈谈对翻译忠实观的再认识。
答：
传统的翻译观要求译者甘愿做作者与读者的“仆人”，在翻译中尽量做到“隐身”、“透明”，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门语言，实际上存在着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困难，译者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随着翻译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加深，渐渐地对“翻译——仆人”这一角色、对“忠实”与“客观”的绝对要求产生了怀疑，甚至提出质疑和批判。
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在翻译中无法做到“绝对忠实”。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提出，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等十一个“不同”，以及叶君健、范存忠等翻译家所指出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距”或“差异”，客观上导致了翻译的“不忠实”的现实，让人们认识到即使译者自己甘愿做“仆人”，也无法在翻译中抹去自己的痕迹。
论述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在译者主体性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答：
“翻译者即反逆者”的观点与“翻译是仆人”的观念构成了译者身份的两极：
一极是仆人，一极是反逆者；仆人的品质为忠实，而反逆者的特点为背叛。
以客观的目光去看待翻译活动，以清醒的头脑去分析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则需承认翻译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所谓的“叛逆”。
第一，“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翻译活动在本质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
第二，“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以其揭示的朴素真理，给人们提供了理论的思考空间。
一方面。
由于翻译固有的局限，说明要求译者像仆人一样绝对地忠实原文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
另一方面，绝对地忠实原文，非但不能达到将原文的意义与神韵客观地传达给译文读者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原作的貌离神散，造成对原作本质的不忠，译作难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理，引起读者不满。
由此悖论，引发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
第三，对“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的重新认识为译者主体性的觉醒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翻译固有的局限和不可避免的“背叛”在理论上昭示了译者盲目忠实与绝对跟着原文走的负面后果，说明了纯语言层面转换的障碍，那么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迫使译者去思考一个问题：
译者的忠实与客观并不能完全保证其对原作的忠实，而面对翻译活动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因素，译者不能不从被动的忠实中去设想自己到底应持何种立场，应采取何种方法去处理各种矛盾。
于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便有可能由被动走向主动，由消极的服从走向积极的参与，由“照模照样”的“复制”，走向赋予原作以新生的再创造，并为翻译主体性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中的“视阈融合”？
答：
“视阈融合”即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达到共鸣，形成和谐的关系。
译者作为作者和读者意义传达的桥梁，在翻译文本的时候，自然会受到个人主观性的制约，他与具有开放结构的文本进行交流对话时，要设法融入文本所提供的历史语境，在肯定自我的同时，打破自我的禁锢，走出自我，融入他人，重新塑造一个融合于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我世界的更大视野，让原文本的血脉在译本中得到继承，让异域的文本在新的文本语境中得到再生。
P162-1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P128-141）
答：
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
在人类社会走出封闭、走向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
（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
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重要作用。
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
解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之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就本质而言，翻译文本本身就是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与拓展。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
（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影响翻译。
历史研究表明，文化与翻译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
一方面，翻译影响着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翻译。
（2）文化立场影响翻译。
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
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
（3）文化心理影响翻译。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而文化心理对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
谈谈对勒菲弗尔“翻译操纵论”的认识。
答：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
鉴于此，他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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