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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VAR理论及其模型,实证检验了1983-2006年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及劳动力就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符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国内资本形成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劳动力就业只存在单向影响作用,旨在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FDI;协整检验;利用外资;决策依据
中图分类号:
F061.2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其目的是借助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基于此,本文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FDI与各投入要素的作用机理予以实证分析。
一、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FDI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会受到实物资本中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FDI只能对人均收入发挥一种水平效应（Leveleffect）,而不是一种增长率效应（Rateeffect）。
换句话说,FDI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在长期不会改变总产出增长率,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依赖于稳定均衡的路径。
1960年,罗斯托在阐述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现代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
西方学者斯蒂芬.海默（S.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理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英国雷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J.H.Du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美籍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的比较优势论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斯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有代表性。
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
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地使用外汇和各种资源,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
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P.Romer）和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即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来持久地提高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实证研究方面,一些优秀的实证研究如Blomstrom等（1992）[1]和Borensztein等（1998）[2]发现FDI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
世界银行学者Husian和Jun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Choe（2003）[3]使用Holtz-Eakin等（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VAR模型研究180个国家从1971到1995年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要弱于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因果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
桑秀国（2002）[4]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和中国1983-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但不能说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是FDI流入量增加的原因。
吕光明（2003）[5]认为到目前为止,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单向因果关系。
杜江（2002）[6]等人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
杨柳勇、沈国良（2002）[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从长期（或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国内投资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结论也并不一致。
本文基于VAR理论及其模型,以中国1983-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依托,采用Johansen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技术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内资本、劳动力就业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并就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采用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予以定量测度,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指标选取上,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按每年人民币与美元兑换平均汇率的中间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表示的FDI存量;国内资本（DK）采用扣除外商直接投资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
由于我国1992年以后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因此本文采用GDP平减指数对相应年度的GDP、DK、FDI进行减值。
劳动力指标（L）采用年度就业人数表示。
本文分析的样本数据采用1983-2006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自1985-2007年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对各变量指标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记作LnGDP、LnDK、LnFDI、LnL。
（二）基于VAR系统的实证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说明他们存在共同的趋势水平,这些时间序列的变化受长期均衡关系约束。
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对国内资本形成、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则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因此,协整分析成为目前验证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作趋势图观察,发现原始数据都有时间趋势。
传统的经典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不再适用。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作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C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都为平稳序列,即LnGDP、LnDK、LnFDI、LnL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Johansen（1995）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系统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即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所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法的基本原理是在VAR系统下,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判别变量LnFDI与LnGDP、LnDK、LnL之间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滞后期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确定滞后期为3时VAR模型拟和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不存在自相关,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
由于协整检验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具体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后阶数为2。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经济增长（GDP）、国内资本投入（DK）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不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FDI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是否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结合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符合新古典模型描述的只是一种水平效应（Leveleffect）,而不是一种增长率效应（Rateeffect）,即FDI仅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在长期不会改变总产出增长率。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劳动力投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意义上分析,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便可以通过一个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这表明一国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国内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
3.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关系检验。
正如Engle和Granger（1987）指出的,如果包含在VAR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对这种协整（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可以通过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在内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中的短期动态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及劳动力就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由于外资流入影响了国内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力就业增加,还是国内经济增长、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以便更深刻地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问题。
Granger和Sims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可用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VAR模型中可以进一步对各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国内经济增长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的Granger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和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这表明我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外资流入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效应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并无相互促进效应,二者是否存在挤入挤出效应还难以确定。
因果关系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测度因果关系的强弱程度,因此采用方差分解对变量间不同预测期限的均方误差进行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信息,以便定量的把握变量间的影响关系。
三、结论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劳动力就业关系入手。
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问题,验证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
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从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是引起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相反,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原因;方差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力度（贡献率）最小,一直稳定在2%左右,而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力度较大,最大时达到52.07%。
根据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基本情况符合新古典理论,即仅能在短期内发挥水平效应,在长期并无增长率效应。
从经济增长的全局战略考虑。
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主要靠国内资本、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的影响力度较小,稳定在3%左右。
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挤入挤出效应还难以确定。
本文的这一分析结果与国内学者杜江（2002）,杨柳勇、沈国良（2002）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与吕光明（200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因此外资企业凭借政策优惠和资本技术优势对我国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3.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就业。
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国内劳动力就业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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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即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我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原因。
影响国内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本投入增加和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只有3%左右,这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基本吻合。
我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存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着眼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但外商投资企业最终需要的是高技能、知识型的管理人才,我国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资源并不能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需要,这就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效应大打折扣。
在我国加入WTO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我国劳动力资源过剩而其素质低下的问题也将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lomstrom,Magnus&Wang,Jian?
CYe.“ForeignInvestmentandTechnologyTransfer:
ASimpleModel.”EuropeanEcnonmicReview,1992（36）.
[2]Borensztein,E;DeGregorio,J.&Lee,J-W.“HowDoesForeignInvestmentAffectEconomicGrowth.”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1998（45）.
[3]Choe,Do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GrossDomesticInvestmentPromoteEconomicGrowth?
[J].Review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3（7）.
[4]桑秀国.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2（4）.
[5]吕光明.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17）.
[6]杜江.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8）.
[7]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02（3）.
（责任编辑:
关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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