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 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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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一

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

（一）

摘要：

本文围绕着《周易》经传中关于“时”的观念问题进行辨析，综合考察了易学史上对“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和义理思考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并分析了《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

周易；时；象数；义理

Tochangewithandadaptoneselftotimeliness:

Ananalysisontheideaof“time”inZhouyi

Abstract:

Analyzingtheideaof“time”intheTextandCommentariesofZhouyi,thispapercomprehensivelyexaminedmainformsandcontentsabouttheimagenumeralsimulationandphilosophicalconsiderationon“time”inthehistoryoftheYi-ology.Inaddition,thepaperalsoanalyzedthemoderninspirationalsignificanceof“time”extendedfromZhouyi.

Keywords:

Zhouyi;timeliness;imagenumber;philosophicalconnotations

“当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方东美先生，曾以人格类型拟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之格局，他将原始儒家（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区别于宋明新儒家）称为崇尚“时”、“中”的“时际人”；将道家称为崇尚“虚”、“无”的“太空人”；称佛家为崇尚“不滞”、“无住”的“时空兼综而迭遣”者1]。

对于原始儒家，方东美先生论曰：

儒家代表典型之时际人，意在囊括万有之一切——无论其为个人生命之尽性发展，天地万物自然生命之大化流衍，社会组织之结构体系，价值生命之创造成就，乃至性体本身之臻于终极完美等等，——悉投注于时间之铸模中，而一一贞定之，使依次呈现其真实存在。

问题的关键是：

何谓时间？

最简单之答复曰：

时间之本质在于变易。

2]

由此，方东美追溯原始儒家作为“时际人”的哲学思想之本根，最终将其归结于《周易》这部古老而奇特的先秦典籍上。

的确，“时”之观念，在《周易》经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周易》用于名书之“易”字含义为何，古今歧异之说颇多，然究其根本意旨，当在于“变易”。

“变易”为《周易》一书丰富哲理意蕴之核心内容，而“变易”的根本及必要之条件，就是“时”。

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万物生命迁流不息，变动无居，剥复交替，否泰转化，动静行止，潜见跃飞，均离不开“时”之因素、“时”之背景、“时”之偕同。

此即《系辞传》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一、《周易》经传中“时”之辞句析

“时”字在《周易》“经”部分中仅一见，为《归妹》九四爻辞：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此仅见之“时”字，似侧重于指“时”的具体意义（即“日期”），哲学的意涵并不显著，然而，统观“经”之全部，却不难发现，卦爻辞中虽少有“时”之名，但与“时”相关联的实质性的思想内容——时间、时机、时序、时势以及审时、待时、时变、时行等观念，却普遍而深刻地寓存于符号、言辞的象征之中。

以《干》卦为例，该卦以“天”为象征体，以“龙”为象征物，其六爻由初至上，潜、见、跃、飞至于亢，显示出一系列的变化、发展，而这种变化、发展，又必然是在时间条件下进行的，且呈现着特定的时间背景状态。

其它诸卦，也都含有“时”义。

故而王弼之《周易略例》直截了当地说：

“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

”“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3]因此，“卦时”也就成为重要《易》例之一：

六十四卦表示六十四“时”，即塑造出六十四种特定背景，从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

……每卦六爻的变化情状，均规限在特定的“时”中反映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

因此，阅读六十四卦，不能不把握“卦时”这一概念。

4]

如果说，《周易》“经”部分所蕴含的“时”之观念是殷周之际的思想认识，那么，创作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正是承续了“经”中的相关思想，并结合日益成熟的“时”之观念，而得以进行更显明、更充分的阐说与发挥。

据统计，《易传》中出现“时”字共有57处。

虽然《易传》中“时”之观念，不仅仅体现在出现了“时”字的辞句中，但出现“时”字的57处辞句，毫无疑问地，是“时”之观念的集中的、明显的体现。

因此，对57处的归纳、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易传》“时”之观念的初步把握。

下面将《易传》中出现“时”字的辞句略分为三类加以分析解说。

（1）“四时”之“时”（及“天时”、“治历明时”之“时”）

在《易传》中，组合成“四时”的“时”字凡九见：

《文言》“与四时合其序”，《豫·彖》及《观·彖》“而四时不忒”（两处同），《恒·彖》“四时变化而能久成”，《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系辞传》“变通配四时”，《系辞传》“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系辞传》“变通莫大乎四时”。

“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是自然时序的变化。

《系辞传》曰：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孔颖达《周易正义》释《系辞传》之“变通莫大乎四时”曰：

“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

”3]圣人作《易》，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而天地自然中最能体现变化之状态及变化之时间因素者，就是四季。

四季更替，周而复始，具有恒常、准确、有序、循环的特点，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又组合而形成生命的周期，这都给先民（“先王”“古圣”正是他们的智慧之代表）以直观形象、鲜明强烈的“时”与“变”的印象，先民由此积累了“时间”的自然观念并进而发展完善了相关的哲学观念。

因此，在《易传》中组合成“四时”的上述九则句子中，已经具有了探究“四时”变化之原因、把握“四时”变化之规律的哲理内涵存在了，如“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节而四时成”，“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等，联系“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可以说，在《易传》看来，“四时”变化乃阴阳刚柔相互间的变动在起着规律性的作用；而“与四时合其序”，“变通配四时”，乃至于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蓍占中“揲之以四以象四时”，都表现出了努力把握“四时”变化规律的主体能动的积极性。

与上述组合成“四时”的情况相同或相近的，在《易传》中还有《文言》的“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时乘六龙”，“后天而奉天时”；《革·大象》的“君子以治历明时”，《无妄·大象》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等，而《贲·彖》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这方面的内涵更为显著，故虞翻以“日月星辰为天文”，“历象在天成变，故以察时变矣”5]释之。

（2）“与时偕行”、“时行”之“时”（及“趣时”、“待时而动”之“时”）

这类包含“时”字的辞句在《易传》中出现最多。

有《干·文言》的“终日干干，与时偕行”，《损·彖》的“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坤·文言》的“承天而时行”，《大有·彖》的“应乎天而时行”，《遁·彖》的“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艮·彖》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小过·彖》的“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以及《干·文言》的“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干干因其时而惕”，《坤·六三·象》的“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丰·彖》的“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辞下传》的“变通者，趣时者也”、“待时而动”等等，而《干·文言》“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节·九二·小象》的“不出门庭，失时极也”等，则属于对反面的训诫。

这些辞句，寓有与“时”相配合而行动（主要是审时度势，积极而恰当地进取）的意义，具有多方面的哲理意蕴，下文将详析之。

（3）十二则“叹卦”中的“时”

这是特殊的一个类别。

《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十二卦（《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的《彖传》，均以“大矣哉”之辞叹美该卦所含哲理意义的广大闳深，而叹美之辞中又均含“时”字。

孔颖达论“叹卦三体”曰：

凡言不尽意者，不可烦文其说，且叹之以示情，使后生思其余蕴，得意而忘言也。

然叹卦有三体：

一直叹“时”，如“大过之时大矣哉”之例是也；二叹“时”并“用”，如“险之时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叹“时”并“义”，如“豫之时义大矣哉”之例是也。

3]

南宋学者项安世于《周易玩辞》中，沿承孔氏之说，进一步分析道：

《豫》、《随》、《遯》、《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

6]

可见，在古代学者看来，“叹卦”之形式，乃是圣人的殚精竭虑而发之以慨叹，而圣人所“叹”，又均含有“时”之大义，突显出了对“时”之因素进行认识、判断、把握、运用的重要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时”之辞句及其所代表性地体现出的“时”之观念，贯穿于《周易》经、传之全体，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而这正是其哲理内涵丰富性的显露。

二、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重视，历代易家均有所认识，但在具体的把握与运用上，却有进路、取向的不同。

与易学研究的整体上有着“象数”与“义理”两种不同的侧重点一样，历代易家对《周易》“时”之观念的阐发，也可大致地分为“象数模拟”及“义理思考”两种形态。

本节先论“象数模拟”之形态。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两汉易学乃是代表。

汉代是象数易学大昌的时期，汉代《周易》象数学所包容的领域至为广泛，所创立的易学条例也至为繁杂，……其中对后代最有影响的重要易说易例，约有“卦气”说的盛行、卦变爻变说的发展、用象方式的演变，以及纳甲、飞伏、互体、爻辰等具体条例的应用。

在这些庞杂的形式与内容中，绝大多数与“时”之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相适应，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创制、发展，体现了先民们高度的思想智慧。

《尚书·尧典》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尚书·洪范》云：

“四曰协用五纪：

……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都体现了对天文历法的高度重视。

《逸周书·周月》中对年岁、季节、月份、节气的记载，表明了沿用至今的农历（夏历）很早就已经趋于成熟。

《逸周书·周月》有“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又二月。

中气以着时应：

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

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等语，见《汉魏丛书·逸周书》。

《逸周书》虽未能遽定为先秦之书，或即为后人伪托，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为佐证。

汉易的“卦气”说，即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

汉易“卦气”说以气（气为周天流行的自然之气，为化生万物之根本）为本，取《周易》六十四卦与一年十二月的气候相配合。

其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分主春、夏、秋、冬四季，其各爻则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以合周天之数；又以《复》、《临》、《泰》、《大壮》、《夬》、《干》、《姤》、《遁》、《否》、《观》、《剥》、《坤》十二辟卦主十二月，其各爻则主七十二候。

十二辟卦象征“君”，余卦象征“臣”；四正卦象征“方伯”，值日各卦依次配以“公”、“辟”、“侯”、“大夫”、“卿”之名义，反复不已。

于是，一年四季二至二分，风雨寒暑变迁流转，均以应合卦爻为节度。

“卦气”说旧传乃出于西汉《易》家孟喜，而后至京房（指“后京房”，即焦赣之弟子，下同）更倡其说，余绪尚延及汉末魏晋，郑玄、虞翻、崔憬等家诸《易》说，都保留了以“卦气”说注《易》之例（详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论）。

从相关资料来看，“卦气”说用以占验的目的性是明显的。

据学者研究，孟喜的“卦气”说受到《礼记·月令》的影响7]，《礼记·月令》是关于天子因时行礼施政的记载，可见“卦气”说用以占验又显然与社会政治内容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卦气”说以对《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一整套象数模式，力图达到对宇宙自然乃至社会人生的规律性的把握，自有其思想文化史及古代科技史的价值。

西汉易家京房是构建易学象数体系的重要人物。

在京氏所创易例中，“八宫卦例”与“八卦六位”是两大核心，而“八宫卦例”中的“世卦起月例”（又称“世月”、“世建”），乃用“八宫卦”分值十二月，其法与“卦气”说又不同；“八卦六位”则以五行、干支配入“八纯卦”，并推广于六十四卦，目的是用以占验。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又新创“爻辰”条例，其例取《干》、《坤》二卦之十二爻，配地支之十二辰，又与古代音乐之十二律相配值，且与二十八宿、二十四气相配值。

东汉末的虞翻，是将汉易象数体系推至顶峰的易学家，他在继承前人易说易例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卦变”、“爻变”条例，不仅囊括了前人涉及过的领域，更开创了自成理绪的崭新的体式，而他援引《周易参同契》之说（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则是采京房之说）所立之“纳甲”说，乃以天干十数纳配于八卦中以相比附。

凡此种种，都是将《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与天地自然“时”之运行、“时”之征候进行勾联，以建立起相应的象数模式的努力。

当然，汉易象数体系中，还包含着关于方位（空间）的因素与观念，且与“时”之因素与观念也有所联系，也值得注意。

至于宋代易学的新象数学——“图书之学”，也有涉及到《周易》“时”之因素、“时”之观念的，但与汉易略有不同，它表现为与宋儒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相资为用的倾向。

宋代学者致力于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北宋邵雍。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四库提要》论曰：

“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

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8]邵雍之说，立足于《易》之“数”，虽然他建构的以“《易》数”论史的体系确有为了思维的方便而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缺点，但透过这种形式，它“也确实蕴含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贯穿着一种把天地人三才统而思之的太极整体观，充分表现了邵雍力图建构体系以解释人类全部经验的宏伟的气魄胆识和探索精神”9]。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汉易之说也好，宋儒之说也好，都多多少少地与卜筮占验有关，大抵立足于《周易》的卦爻之象、阴阳之数，结合《周易》“时”、“变”的要素，通过推衍象数本旨而运用于社会人生、政治文化的实际。

其中自有杂芜与偏谬，然而，作为一种把握自然、社会的努力，其思想取向也不可简单排斥、轻易否定，特别是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现象，其深沉内蕴仍有值得钩沉与挖掘的价值。

清代学者惠栋，毕生精研汉易象数学，他在《易汉学》一书中抒论道：

“易道深矣！

一言以蔽之，曰：

时中。

”可见，对《周易》“时”之观念的象数模拟，亦寓有创制者的深意。

知此可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