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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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

《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不当

大漠霜天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去世后的评价是：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唐德宗建中二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并不是司马光自己做出的，而是来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郭子仪传》评价郭子仪：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

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唯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物议为薄。

”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二·郭子仪》（欧阳修宋祁）在评价郭子仪时有：

“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

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人臣之道无缺焉。

唐史臣裴垍称：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

’呜呼！

垍诚知言。

”

    由《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所做的评价来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并且对两书中的评价进行了总结归纳。

    在《旧唐书》中，只说出了对郭子仪的评价而没有说出评价的来源。

在《新唐书》中，欧阳修不但说明了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由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的，而且还表明了自己对裴垍的这个评价的态度：

“垍诚知言”。

    我们可以明白：

自从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之后，一直到宋朝，像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些史学家，都很赞同裴垍的评价，并在他们主修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个评价。

    那么，《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唐朝史臣裴垍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呢？

笔者认为：

这个评价并不是十分恰当的。

    下面，笔者以《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一些史实为例，来看一看这个评价的不恰当之处：

    一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上问（李）泌曰：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二载》）

    “泌曰：

‘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

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

’上曰：

‘善！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二载》）

     “十一月，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

‘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唐肃宗至德二载）

    “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

子仪请曰：

‘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

’上召入卧内，谓曰：

‘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

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仆固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怒殊深，上书自讼，以为：

‘……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冬，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

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招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十二月，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

‘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二月，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边事。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九年）

     “八月，辛巳，郭子仪还邠州。

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

‘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

’子仪闻之，谓僚佐曰：

‘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

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闻者皆服。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年）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由以上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看出：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之一“功盖天下而主不疑”是不恰当的，皇帝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理由如下：

（一）皇帝的言论：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

（二）皇帝的行动：

（1）以仆固怀恩或其他人代替郭子仪，解除郭子仪的重要职务；

（2）皇帝对郭子仪不但不重用，而且还长期地弃之不用：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3）郭子仪部将旁观的事实及部将的愤激言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4）郭子仪言边事，“至涕泗交流”，但皇帝就是不听；（5）郭子仪举荐的官员，皇帝不批准。

    以上的理由，有其中的任何一点，就完全表明皇帝对郭子仪是不信任的，更何况还不止一点呢？

    自古以来，皇帝对功臣的疑忌是普遍存在的。

有时，“功高震主者”，杀头就是赏赐！

灭族者，也不在少数！

郭子仪例外了吗？

没有！

郭子仪依然受到了皇帝的猜忌！

    二  “位极人臣而众不疾”

     “六月，观军容使鱼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

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

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

子仪绐之曰：

‘我饯中使耳，未行也。

’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

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

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

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乾元二年）

    “或上言：

‘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

’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党项遁去。

戊申，制：

‘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方、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

’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上元元年）

     “八月，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

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

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

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冬，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之帅。

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

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

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

‘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

’朝廷乃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二年）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

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

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

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

‘吴曜误我。

’遂逐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

卢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

或问其故，子仪曰：

‘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唐德宗建中二年）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

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

‘朝恩谋不利于公。

’子仪不听。

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

子仪曰：

‘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

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

’乃从家僮数人而往。

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

子仪以所闻告，且曰：

‘恐烦公经营耳。

’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

‘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四年）

    由以上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看出：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是不恰当的，众多朝臣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理由如下：

（1）鱼朝恩的诋毁；

（2）程元振的诋毁；（3）元载的诋毁；（4）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掘，却不知是谁；（5）部属的不满，（6）郭子仪自己对其他人的疑忌。

    虽然鱼朝恩、程元振、元载是奸臣，但如果皇帝或其他大臣对郭子仪极其信任，那么，鱼朝恩、程元振、元载等奸臣的谗毁是难以实现的。

奸臣的谗毁能够实现，表明郭子仪不是不被众大臣嫉妒的。

    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盗发”，却无法捕获罪犯，因为一点线索也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人，向郭子仪提供线索，难道不也证明郭子仪是被嫉妒的吗？

    部属的不满，以及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

郭子仪是受人嫉妒的。

疑忌别人，也恰恰证明自己是被别人疑忌的。

倘使郭子仪是人人都不嫉妒的，那又何来部属的不满与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呢？

    一个功高天下的大臣，受到嫉妒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倘使不被嫉妒，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不合情理的。

    后人觉得郭子仪是了不起的，但与郭子仪同时代的人并不完全认为郭子仪是了不起的。

因此，受到嫉妒也是正常的。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位极人臣而众不疾”实在是有点虚夸的。

    三  “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

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由以上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看出：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是不恰当的。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杨绾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众多的大臣与百姓呀！

当听说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时，众多的大臣与百姓的表现竟然是“朝野相贺”。

“朝野相贺”的原因就是因为“绾性清俭简素”。

从当时的人们对杨绾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的欢迎，就可以鲜明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奢侈”是多么地不满。

在物质资料并不丰富的年代，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大臣们与百姓也是极为不满的。

大臣们与百姓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之所以不“非”，不是“不非”，而是因为实在“不敢非”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郭子仪本人。

假使，郭子仪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那又何须在自己宴客时，听到“杨绾为中书侍郎”后，立刻“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呢？

倘使一个人做了事情，连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还能够有人认为他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吗？

    御孙曰：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左传·鲁庄公二十四年》）

     “杨绾为中书侍郎”而“朝野相贺”，怎么能说，当时的人们不痛恨奢侈呢？

既然当时的人们都痛恨奢侈，那么，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实在是有点不恰当的。

    另外，司马光本人极其重视节俭，而且终其一生都提倡节俭。

《宋书·司马光传》记载：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

……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

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说：

“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

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极其重视节俭并强烈反对奢侈的司马光，在告诫儿子应该崇尚节俭的同时，以委婉的口气批评了寇准的子孙因“习其（奢侈）家风”而导致的家业衰败：

“今多穷困”。

可见，司马光是极其反对奢侈的。

    寇准与郭子仪，虽然一个在宋朝、一个在唐朝，但同样是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同样是极其奢侈，司马光既然委婉地批评了寇准的奢侈，那么，司马光又怎么可能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呢？

    司马光一方面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一方面却反而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其前后之言行，何其相反，何其乖也？

无论是于情的角度，还是于理的角度，恐怕也是很难说的通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对郭子仪有一点点美化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古代的传记对传主本人，多多少少是存在一点点美化的，这也是读史书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是专门为郭子仪立的传，美化一点点也是正常的事情，更何况郭子仪不但是唐朝极其杰出的人物，就是在古代的历史上也是很杰出的人物。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为治理国家而编纂的一部“有资于治道”的书，其目的是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明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

    倘真的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的评价，竟然沿用了《旧唐书》中“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和《新唐书》中“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的观点，并在《资治通鉴》中表述为“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那么，司马光是不是有悖于自己编写《资治通鉴》时所说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初衷呢？

    按照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那么，“穷奢极欲”应该属于“恶可为戒”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属于“善可为法”的。

    笔者的确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节俭”的，还从未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奢侈”的。

    封建时代，大多数的国君都易于奢侈而难以节俭，极少数的国君虽然力求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达到了节俭，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在历史上，真正达到节俭的君王，并能够坚持始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有较大功劳的大臣也是如此。

    司马光不但自己终生主张节俭且反对奢侈，而且还告诫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节俭并反对奢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沿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呢？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时期，“奢侈”都是一件极其可耻的事情，那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也许，有人说：

“这是司马光采用的‘春秋笔法’，与他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对寇准的委婉批评是一样的”。

倘如此解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

懂得“春秋笔法”的又有多少人呢？

懂得“春秋笔法”的封建王朝的国君又有几个呢？

在封建王朝，臣子拼死进谏尚且难以获得效果，更何况用“春秋笔法”的方式进谏呢？

诚然，“讽谏”的方式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与“直谏”的效果相比，还是差的很多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一方面详细地记载了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疑，位极人臣而众疾，穷奢极欲而人非之”的史实；一方面又在这些详细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司马光如此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司马光这样做，是疏忽？

还是有意留下这与历史史实相反的结论？

还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呢？

    倘说是疏忽，笔者觉得：

不太可能。

治学极其严谨的司马光怎么可能在“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样的大问题上疏忽呢？

    倘说是有意留下与史实相反的结论，那又是为什么呢？

    倘说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似乎也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是那样，郭子仪不就是“完人”了吗？

历史上，真的有“完人”吗？

以司马光的博学多闻，恐怕连司马光自己也不可能承认世界上有“完人的”，那又是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总之，笔者认为：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鲜明地表明《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的治国提供借鉴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本来就有一点点偏颇的，但《资治通鉴》在评价郭子仪时，依然沿用了《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观点，这多多少少也有悖于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沿用了《旧唐书》和《新唐书》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不但有悖于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而且还会给后世带来不良的影响。

    古语有：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

    信然乎？

信然乎？

     （注：

①《旧唐书》公元945年成书。

②《新唐书》公元1060年成书。

③《资治通鉴》，开编时间公元1066年，成书时间公元1084年，共用十九年。

④本文完成于2008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