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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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

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

　　关键词：

媒介时间媒介遮蔽媒介素养

　　[摘要]：

时间是人乃至人类最内在的存在结构与生成依据。

在未竟的现代性的进程中，媒介不断影响和塑造着人的时间意识与观念。

媒介化时间的涌现与时间化媒介的膨胀，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媒介与时间的复杂关系结构。

媒介化时间带给人们以便利，也带来了新的遮蔽与异化。

这一挑战的应答方式之一是有效的媒介素养与认知教育。

　　时间是人乃至人类最内在的存在结构与生成依据。

关于时间，大体可理解为物理时间与非物理时间两种系统。

前者是自然状态的时间，人们以度量的方式予以把握；后者是人的精神视野与主观意识中的相对性的时间。

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产业机构，其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与特定时长的物理时间紧密相联，同时又在这种联系中深刻影响乃至塑造着人的时间体验、时间意识与观念。

现代媒介与时间的关系，既包涵着深刻的人文价值指向，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敞开的时间：

媒介与人的现代性互动

　　时间历来是哲学家们运思的重要命题。

西方传统中，时间长期属于物理学视域中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先哲们常常被称为物理学家，因为他们所要讨论的主要是自然，而physis最初就是自身涌现的东西。

涌现者是如何涌现的？

物理学对于自然根基的追问带来了一种时间观念，这从追问伊始就遮盖了本源时间。

譬如，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定义为一个现成的现在之流，它自在的流失着。

在他眼中，整个物理世界的生灭就受到这种自在之流的时间支配。

然而这种观念受到中世纪奥古斯丁的质疑，他在《忏悔录》一书中表达：

“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

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什么”，“时间只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

奥古斯丁对于时间的理解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间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是心灵或思想的伸展。

”二是“过去、将来统一于现在，通过现在而存在”。

[1]这种对于时间心灵化的理解颇具现代意味，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得到回应。

海氏从生存论角度解释时间，认为时间是时间性的到时。

时间性有三种到时样式，即“将来”、“已在”和“当前”，并据此划分三种视界，“走向自己”、“返回自己”和“让……来相遇”。

海氏时间沉思的指向是存在论的，他要以此唤起人们对于时间结构中的自身存在的一种自觉。

他认为存在的人有三个特征：

必然性，它是被迫抛入这个世界中；可能性，它面临着各种可能性，不断筹划，不断超越自己；现实性，此在的本质总是被现实遮蔽着，被沉沦于日俗生活之中。

　　在海氏思维的观照下，我们可以见出，现代人的个体时间已经被卷入到社会时间之中。

而媒介作为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和结构功能要素，又与现代人的生活休戚相关。

媒介通过声音、图像、文字为现代人提供了对于时间的社会性的多元解读，并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随着对现代人生活方式介入的深入，媒介逐渐消解了钟表时间的意义，将现代人生活时间重新予以安排，建立起新的时序观念，使得现代人对时间体验发生根本性转变。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人”，既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定量判断，更主要的则是一种定性的价值判断——对于人的现代性的确定。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观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否定循环时间而赞成一种线性不可逆的时间”。

在这种时间观念确立的历史中，媒介的参与与推波助澜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形形色色的、不胜枚举的以“新”来标榜的媒介名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世界上第一张日报《新到新闻》的命名就是这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刊物《新青年》也是如此，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数不清的媒介以逐“新”为指归。

由此看来，媒介本身就构成一种时间性的社会元素。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开放的宏伟工程，它远未完成。

因此不言而喻的，作为现代性表征的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念，同样也在现代性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发生着深刻的调整与嬗变。

时间的复杂性在于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复杂关系。

在媒介高度膨胀的时代，在人的媒介化程度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张的时代，现代人的时间观念与其说是线性的，不如说是立体的，它不再是可以清晰勾勒的轨迹，而是多维度的空间。

基于此，曾有论者提出“媒介时间”①的命名，但并未对此作出界定。

本文认为，“媒介时间”不能简单理解为媒介的时间，而应该以媒介作为技术手段和内容呈现两个方面对时间进行考量，这包含双层含义：

一是对于时间判断的媒介化，即媒介化时间；二是媒介对于时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即时间化媒介。

　　渗入与塑形：

对于时间判断的媒介化

　　对于时间判断的媒介化，主要体现在时间度量的媒介化，时间分配的媒介化。

　　时间度量的媒介化

　　对于时间的度量，人类经历了自然化和机械化两个阶段。

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诸如潮涨潮落、草木枯荣、昼夜更替等，建立起对时间的感受，并据此安排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其目的在于能够建立起基本的规律认识以维持生存。

这种方式对时间的把握是笼统的，误差较大。

之后人们做了积极的改进，根据日影变迁发明日晷，通过铜壶滴漏、燃香计时发明水钟和火钟。

但这些原始的计时设施仍然存在很大局限，譬如若是阴天就无法使用日晷。

　　机械化钟表的出现使人们对时间的掌握精准而量化，于是出现了精确的时间度量：

一天24小时，每个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

这使得生产生活有了具体的参照，也为劳动量的计算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时间在生活中的警示和防范作用愈发凸显出来，提醒自己不能偏离生活轨道，应当循规蹈矩地遵守制度和行为准则。

然而恪守时间同时也带来了生产生活的机械化，人也因此变成了工具人。

人的主体性开始丧失，变成了被时间切割的对象。

时间带来了巨大压力。

一旦离开了钟表，人们仿佛跌入深渊，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甚至产生紧张和焦虑。

这正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许多学者对此提出批判和反思。

　　在后工业时代，媒介的高度发展开始带来新的变化。

首先表现为时间的获知途径更加便捷，电脑图标的时间显示，广电节目中整点和半点时间提示。

其次是时间获取的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移动媒介都随时告诉你现在是几点几分。

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不单承担通讯功能，还发挥了钟表的作用。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理解为对钟表功能的取代，而是赋予一种深层社会意义，即人处于通讯的时间中。

这种状态下，人们把对时间的自主性感受建立在对媒介的依赖上。

人们对于时间的掌握是与通讯和交往密切相关的。

随之带来的就是钟表作为时间工具的意义被消解，而成为装饰品或身份象征。

　　对于时间的度量标准的嬗变反映了人们对于时间需求和对时间意义理解的变化过程。

自然化时间体现了人们对通识规律的掌握，时间意味着循环和轮回；机械化时间反映人们在工业生产对自身角色的承担，时间意味着效率和线性发展；媒介化时间传递出现代人之间不断强化的互动交往的新的生存状态，时间意味着立体化交流与空间扩张。

　　时间分配的媒介化

　　时间度量的媒介化，无形中会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分配也趋于媒介化，按照媒介时间来安排生活。

这当中呈现出互为因果的有趣现象，譬如电视节目的安排的原初意义是为了适应人们的工作生活，结果却是人们按照电视节目的时间制定计划表。

又如球迷为了不贻误看球赛直播，往往会提前把其他要做的事情处理好。

人们生活的节奏也随着根据节目起伏，听着早间新闻吃早饭，午休前看午间新闻，晚饭时观看新闻联播，晚饭后的黄金时间欣赏两集精彩的电视剧，之后是晚间新闻，然后休息。

结果是电视代替人的主动思考，把人们的闲暇时间进行安排，人反而成为了懒于选择的节目接受者。

收视习惯因此而形成。

　　如果说，前面所举事例仅仅是针对人们闲暇时间而言，那么，网络出现带来的商务电子化，人们每天用于接触媒介的时间蔓延到八小时的工作日内，甚至是整个办公时间。

人们通过QQ，MNS，E-MAIL进行即时联络和讯息传递，以便于更加有效和快捷地工作。

此外，社会交往也由过去的面对面的交流部分地向虚拟空间的转移。

如QQ家园，BBS论坛，小区业主天地等等。

媒介接触频次和接触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

如果失去媒介，人们会觉得时间漫长无法打发，孤独无依，寡淡无趣。

　　配置与开发：

时间资源与媒介经营

　　根据上述分析，人们因为对于媒介依赖造成个体时间已经和媒体在融合，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媒介。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时间可以作为人类无差别的度量单位衡量人的劳动的价值。

因此，商品的交换，本质上就是时间的交换。

这非常深刻的揭示出时间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价值。

时间的价值生成的内在逻辑在于，它一定要通过个体的人来呈现，而个体的时间一定是有限的，耗时或节时因此就必然成为一种价值性的活动，时间成为经济诉求的重要资源。

时间价值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一定时间里所创造的经济效果和生产力。

而媒介产业的任何产品，作为非物质性的精神文化产品，天然地与时间的占有或消耗联系在一起，时间因此成为媒介经营的最重要的资源。

　　据此，需要将时间资源按照重要程度进行划分和标价。

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时间价值的所产生的利益大小并非与时间占有的长度成正比，其计算方式是与传播范围、传播效果密切相关。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如何吸引眼球，往往是媒介间竞争的焦点所在。

媒介先向受众售卖媒介内容，再向广告商售卖注意力。

通过二次售卖，以期获得利润回报和良性发展。

黄金时间无疑成为媒介抢夺的重点。

央视黄金时间的广告费往往按秒数计时。

一个5秒钟的广告意味着巨额的广告费。

而许多地方台整个下午的广告时间往往以很廉价的价格卖给一些做直销产品的商家。

但是这两者在传播的效果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如果没有建立与媒介有关的长效合作，曾经是央视标王的秦池酒和爱多VCD②也会被人们所遗忘。

同样，一档作为强档推出的大戏或是电视节目，如果没有精彩的剧情和精心设计的内容，会使得媒介蚀本。

　　时间价值的媒介化并非仅仅是经济效益挂钩，同时也承担着社会效益。

对于此，西方媒介推行的“黄金时间行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这项活动可以追溯到1988年哈佛大学的杰伊•温斯滕教授推行他的“指定驾驶员”概念的活动，“指定驾驶员”就是在一群朋友参加晚会时，推选其中一人不喝酒，这个人要负责在晚会后开车把所有的人都送回家，随后的四个星期里，无数观众看到的160个黄金时间段节目中，指定的驾驶员成为这些不同节目的一部分。

将信息穿插在娱乐节目中的做法成功了。

1988年到1997年间，因为酗酒而造成的事故降低了32％，温斯滕教授指出，在黄金时间段节目中植入公共服务信息“不是一个魔弹，而是一个更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③在黄金时间段植入公共服务信息，是对时间价值的意义升华。

　　媒介内容产品可以依托时间资源开发的不同方式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消耗时间资源的“耗时产品”。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影视剧和综艺节目。

另一类是以节省时间资源为主要目的“节时产品”。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搜索引擎，它是嵌入到“耗时产品”中的“节时产品”。

媒介在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应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具体而言，对于时间资源的媒介经营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以展望式与回顾式延展单位时间的信息量。

展望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料想和盘算，通过预告和提前呈现的方式，预先获得注意力，实现时间期货效应。

譬如电视台会在正在播出节目下方以字幕滚动的方式插入下一节目的预报，或是在节目尾声直接播报下期提示，以引起受众的兴趣和关注。

而受众在不知不觉中预支了自己的注意力，这就为收看下一节目提供可能性。

回溯是对以往的重新检视和追寻，通过回述和再现的方式，使得观众能够将节目前因后果实现对接。

如东方卫视《说旧闻》节目，就是以新的视角对于旧闻的进行反思，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提升。

如《翻阅日历》这档电视节目就是将展望式和回溯式有效结合起来。

这档15分钟的日播历史节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以全新的话语进行历史解密。

它立足真实，将古往今来众所周知的事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整合，让“以史为鉴”有了新的注脚。

通过每天翻阅一页日历，结合历史谈未来，实现“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良好传播效果。

　　以时标式媒介事件引起集中关注。

媒介事件是在社会环境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