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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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史学

第五章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史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思想界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精神面貌跟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都是借复古求革新,企图从古人那里找到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武器和出路。

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辉煌成就面前感到自卑,同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前途也感到没有把握。

  然而,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水平空前提高,加上新航路的开辟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欧洲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总之一句话,欧洲文明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种辉煌的文明成果,使得历史上一切文明成就都相形见绌。

这种文明的进步已是不容怀疑的现实,而且正方兴未艾。

因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昂扬乐观的情绪。

这就是启蒙史学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

1、启蒙史学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启蒙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进步史学的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同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它的任务就是要战胜中世纪的旧史学和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欧洲史学界的统治地位。

  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人文主义史学因沉湎于修辞学而衰微,博学派史学钻进了单纯考据的死胡同,而掌握着先进理论的理性主义者又拒绝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因而出现了先进理论与史料、修史三者之间脱节的局面。

  人文主义史学冲破了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束缚,抛弃了基督教史学的世界史体系和历史分期模式,打破了基督教神职人员和封建阶级上层人物对史学研究的垄断,从而开启了欧洲史学的世俗化进程。

然而,由于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成熟,人文主义史学家们并没有公开打出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同时又由于他们盲目地迷信崇拜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古代希腊·罗马史学著作中的非理性成分也深信不疑,因而就无法将反宗教迷信的斗争进一步深入下去;再加上他们在历史编纂中刻意模仿古代罗马史学中的修辞学文风、片面追求史学著作的艺术效果、偏爱描写战争以及政治纷争中的趣闻轶事、不太注重史实的准确性、也不太愿意研究历史理论问题,因而就没有形成与基督教神学史观相对立的历史哲学。

尤其在17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史学家们专注于修辞学的倾向日益严重,以致于使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近代史学的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

  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封建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促进了教会的民族化、大大激发了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

然而,随之而起的宗教战争和新旧教派之间的历史大论战却又再次强化了宗教信仰问题在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致使史学世俗化的进程遭到严重挫折。

  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博学派史学,有效地利用原先珍藏于修道院、而这时流入社会的大量历史文献,在史料研究和史料整理方面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学术化发展。

然而,他们那种专注于中世纪文献资料考据、鄙视叙述性历史著述的态度和做法,却同时又把史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对古文献的考证方面,致使史学逐渐走向远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迅速进步,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开始用新的宇宙观来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笛卡儿、波丹、格老修斯、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针对基督教神学提出了理性决定论、历史进化论、世界历史整体论等新的历史学理论。

但是这些被称作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却主要是按照自然科学(主要是几何学)的方法、根据一些公理演绎出来的,完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进程;而且这些思想家大都对历史抱极端怀疑的态度,认为历史只是一堆真伪难辨的乱麻,人们根本无法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说明,现有的历史只不过是后人的伪造。

因而他们大都鄙视具体的历史研究。

他们中的个别学者,如格老修斯和培根等人,虽然也写过某些具体的历史著作,但是却没有将新的历史学理论付诸实践。

可见,17世纪的理性主义虽然为近代史学做好了理论准备,却并没有形成为近代史学。

  与此相反,17世纪末法国的基督教史学家鲍修埃,却能够在其《世界史论》一书中将具体的历史研究与基督教神学史观以及理性主义者提倡的论证形式结合起来、编织出空前庞大而周密的世界史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上半叶,成为资产阶级史学形成过程中的大敌。

因此,战胜封建的基督教史学、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就成了摆在当时进步史学家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启蒙思想家和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了16世纪末以来的先进理论和怀疑批判精神,抛弃了理性主义思想家鄙夷乃至否定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态度;他们重视历史研究,把历史当作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重要武器;他们承袭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世俗化方向,同时也注意克服人文主义史学的浮华学风;他们注意利用比较可信的史料和博学派史学的研究成果,却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单纯考据、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性。

  他们把先进的理论与史料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产生出诸如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休谟的《英国史》、罗伯逊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和《苏格兰史》、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等一大批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史学名著。

此外,孟德斯鸠、卢梭、杜尔阁、孔多塞等人以及百科全书派的一些著作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这些史学家及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新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诞生,基本完成了战胜封建的基督教史学的任务。

*思考题:

1、启蒙史学的特点及其地位。

2、伏尔泰对启蒙史学的贡献。

3、爱德华·吉本的史学成就。

4、哥廷根学派的贡献。

5、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2、启蒙史学的特点

⑴以理性主义思想为指导

  启蒙史学的主体部分是理性主义史学,启蒙史学家基本上都是理性决定论者。

他们崇拜抽象的理性,将理性的力量视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

在他们看来: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普遍一致的、永恒不变的理性,是它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并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速度和形式;与此同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就是人类的情感、迷信、偏见和人类社会中的暴政,它始终与理性的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干扰和压制着理性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理性受到了非理性力量的压制,所以才使得人类在长时期内处于野蛮蒙昧的状态;然而理性也在不断地反抗,力图挣脱非理性力量的压制和干扰、以求得解放;由于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中,理性解放的程度不尽相同,于是就表现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和民族性的差异。

 启蒙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应该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毫无疑问,他们这种视理性为历史运动的主要动力、将人类历史说成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过程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他们的笔下,理性与非理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代名词,比起基督教史学所宣扬的上帝与魔鬼的斗争理论来,它包含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内容,不失为近代历史学的一大进步。

⑵倡导历史进化理论

  历史进化理论产生于16、17世纪,但是曾经遭受到人文主义史学中崇古论者的激烈反对,在法国学者中间还引发过一场关于古今优劣的大论战。

到了启蒙时代,这种历史进化理论才最后压倒崇古论而成为史坛的主流。

绝大多数启蒙史学家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途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坚信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完善和进步。

在这方面建树最大的当推杜尔阁和孔多塞。

  杜尔阁在他的《世界史论》一书中指出:

人类是一个服从进步规律的整体,进步就是人性的进化和提高,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一切都随着理性的运动而前进。

他说:

"人类虽然交替经历过安定与动乱、衰落与复兴、幸福与痛苦的时期,但总是以缓慢的步伐朝着更完美的境界前进。

"他的这一句名言,可谓集中代表了18世纪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

  另外,在启蒙时代,历史进化理论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说教了,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反封建内容。

启蒙史学家从历史进化论出发,将中世纪的野蛮落后与近代的文明进步相对照,认为中世纪是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中断,是一个没有理性的野蛮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空白"。

与此同时,启蒙史学家还把他们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与历史进化理论联系起来。

如:

伏尔泰就说过:

"进步是不能与商业繁荣和政治自由分割开来的";杜尔阁则把历史的进步看作是物质福利、精神启蒙和政治自由这三者的结合;孔多塞则认为:

自由平等、政治开明、富裕和平都是未来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总之,这时的历史进化观念和理论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反封建精神、以及他们对未来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

⑶倡导世界史和文化史研究

  这是启蒙史学家为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建立全新的世界史体系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A、以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

  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以来,欧洲的历史学始终囿于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并基本上局限于地中海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

地理大发现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有关描述新大陆、新民族和新文明的书籍风靡一时,其内容涉及各地的河海山川、民族人种、社会经济、历史逸闻以及殖民者的活动情况。

这些书籍突破了狭隘的政治史框架,并为史前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然而,当时的史学家们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丰富资料面前,却陷入了"世界人性一致"观念与地理大发现所揭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现实的矛盾之中。

启蒙史学家在克服了这种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强调理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的同时,承认了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对人类进步的作用,并因此而形成了由理性、风尚、环境这3者结合而成的"文明"或者"文化"的观念。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蒙史学家提出了研究文化史(即人类精神史)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在这方面最早身体力行并且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史学家就是法国的伏尔泰。

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研究文化史成了启蒙时代的一股潮流,英国的休谟、罗伯逊、德国的摩塞尔、温克尔曼等人都是他的追随者。

他们都主张:

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宗教、科学、文艺、农业、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工艺及生产技术的演进、风俗习惯与饮食起居的演变、乃至于人口的增减等等,以及人类在这些领域里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他们还主张:

历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因而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包括经济和文化在内的、过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而并不仅仅局限于记载战争、条约、典礼之类。

B、试图将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从欧洲扩大到整个世界

  启蒙史学家认为:

应当公正地评价世界上各个民族对整个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历史体系。

他们这样做,最初的和最直接的动机,是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破当时以鲍修埃在其《世界史论》中提出的世界历史体系为代表的旧史观、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

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伏尔泰和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们。

⑷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

  启蒙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致力于叙事与分析的紧密结合,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概括、归纳和对比,尤其注重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做比较研究,并注重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理状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比较史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最初萌芽。

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

  与此同时,史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也成为启蒙史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

譬如:

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一书时,参阅了200多种历史文献;吉本为了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研究了几乎所有的有关罗马帝国历史的拉丁文出版物、以及大量古代文物和碑铭,该书资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罗伯逊为了写作《美洲史》一书,亲自前往美洲及欧洲各国(包括俄国)搜集资料,使得该书成为16世纪以来美洲史研究领域里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

哥廷根学派在史料整理和运用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他们不仅注重大量地占有史料,而且还注重对古文书学、谱系学、纹章学、古钱币学等历史辅助学科做具体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有关手稿的校勘、原始版本的复原、史料真伪的鉴别和探源等一系列原则。

此外,启蒙史学家还主张运用语言学方法和成果来研究历史典籍,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沃尔夫在其《荷马导论》一书中,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演变做了精辟的分析,为19世纪盛行的史料批判方法开辟了道路。

*启蒙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

 如果说18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潮是对昔日人文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那么这时的启蒙史学也就是对昔日人文主义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人们不难看出,在以史学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服务方面,在努力使史学世俗化并展开对神学史观的批判方面,在致力于探讨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试图写出可信的历史著作方面,启蒙史学都是继承了人文主义史学的历史遗产的。

所不同的是,启蒙史学不仅继承了这些史学传统,而且还把它们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从而也就把欧洲史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启蒙史学家摈弃了虚妄的神学史观,反对把基督教《圣经》中的传说和说教奉为信史,并且公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所有这一切显然要比人文主义史学家借助于复兴古典史学的旗帜成熟得多了;启蒙史学家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普遍相信历史运动的前进性和可预见性,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种历史观比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仅仅满足于探讨所谓"人"的价值的做法来又有了新的深化;启蒙史学家在史学上努力革新,打破欧洲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重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写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这些又与大多数人文主义史学家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区域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我们当然也要看到:

启蒙史学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

然而,它在历史哲学、历史学体系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等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终于创立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型史学模式──资产阶级史学。

这种具有鲜明的反神学、反封建特征的新史学,不仅有助于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而且也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3、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及其贡献

  

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MarieArouet,1694~1778年)原名叫弗朗索瓦·玛里·阿鲁埃,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一身兼为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他的全集多达72卷。

    其祖先是呢绒商人,其父曾在法院里当过办事员。

从青年时代起,伏尔泰就以擅长诗歌和戏剧创作而蜚声法国文坛。

由于他在作品中讥讽教会的愚昧、抨击贵族的专横,因而曾2次被关进巴士底狱。

1726年起,他赴英国游历了3年,对当时英国的代议制政体非常赞赏。

1729年回国以后,他根据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写成《哲学通讯》一书,极力赞扬英国的政治制度,大肆揭露和批判法国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借以宣传改革之道,成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法国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不仅禁售和烧毁这本书,而且再次对他进行通缉,迫使他四处躲避。

1734年,伏尔泰来到洛林省边境的西雷城,寄居在女友爱弥儿·德·夏特莱侯爵夫人的一座幽静的别墅里。

他在这里居住的15年中,一面埋头著述,一面跟教皇、欧洲各国君主、以及文化界的名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的《奥尔良少女》、《查第格》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的史学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也是在这时命笔的。

  无奈好景不长,1749年夏特莱侯爵夫人不幸去世。

伏尔泰不仅由于悲痛而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同时也失去了这个安静的写作环境。

1750年,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写信给伏尔泰,称颂他的"学识渊博"和"品德高尚",殷切地邀请他去普鲁士定居。

他出于对这个"开明君主"的期望,欣然应邀前往。

到达柏林以后,起初他与腓德烈二世相处得十分契合,但是不久之后就闹翻了。

他发现这个"开明君主"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施展手段为自己谋利,普鲁士的黑暗程度与法国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腓德烈二世也同时觉得伏尔泰难以充当自己的宫廷点缀。

于是二人终于不欢而散。

伏尔泰在受到腓德烈的非礼待遇之后,就决计离开这个暴虐横行的国家,结束了这段充当一个"心烦意乱的食客"的不愉快经历。

  回到法国后不久,由于不容于路易十五,因而就于1756年迁往日内瓦。

但是他马上又发现这块喀尔文教徒的共和国也不是传说中的乐土,其本身也亟待改革。

1758年,他最终在瑞士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小城──费尔尼(亦称"佛尔纳",南距日内瓦约8公里)购置了一块地产,建造了一幢宫殿式的豪华住宅。

他在这里度过了20个寒暑,直到逝世前夕才返回故乡巴黎。

他的晚年也是忙碌的:

他不断地从这里发出一篇篇抨击旧制度的檄文,频繁地与欧洲各国人士通信联络、并接待他们的来访,跟外界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他的住所一时间几乎成为启蒙运动的参谋本部。

1778年,伏尔泰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巴黎,旋即去世。

▲伏尔泰主要的4部历史著作

①《瑞典王查理十二传》

  此书完成于1731年,主要记述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Ⅻ,1682~1721年)的生平事迹,尤其详述了他在位期间(1697~1721年)发动"北方战争"以及最后兵败身亡的经过。

在此书中,伏尔泰把查理十二这个"北方狂人"作为反面教材,表达了自己蔑视暴君和反对战争的思想感情。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道:

"凡是读过这部传记的人,都会觉得黩武主义者

是罪恶的、愚蠢的,到头来又总是自食其果的。

"

 

②《路易十四时代》

  这是伏尔泰生平最得意的一部历史著作。

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君主专制的极盛时期,也是法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伏尔泰早就立志要写一部有关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著作。

从1735年起,他就开始搜集资料,仔细研究了200多种私人著述和国家档案库的文献,经过了一番排比分类、去伪存真、融会贯通的处理之后,最后落笔成书。

此书最初发表于1751年,后又屡经修改和补充,直到1768年才最终定版,堪称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

③《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

  此书是应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请求而作。

最初发表于1756年,在后来的12年之内重版了16次。

他明确宣告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

在书中,他主要叙述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发展概况,其中也涉及到了东方各国的哲学和礼俗。

他很崇拜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文化",甚至还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主张中找到一种根据,用以反对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政体。

这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世界文化史著作,为此后欧洲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④《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

  这是伏尔泰定居费尔尼之后的一部著作,完成于1759年。

他在此书中主要叙述了彼得一世(1672~1725年,1682~1725年在位)实行改革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对俄国史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反映了他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政治倾向。

▲伏尔泰对历史学的主要贡献

⑴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学史观,主张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过去,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论。

他这样写道: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协调一致的、有联系的、有制约的,……永恒的锁链不能扯断,也不能错乱,……必然的命运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普希金因此而赞叹道:

"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

  伏尔泰指出: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绞尽心思地去查明在野蛮荒谬的时代里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是在哪一年接替了另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而是要用改变了一些国家的风俗和精神的历史变革来充实人们的头脑"。

他还说:

"我想要知道的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类型,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创造的技艺"。

  伏尔泰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也力图实践这些原则和主张。

他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就说过:

"本书并不单纯是路易十四的传记。

著者怀有更远大的目标:

那就是不仅写路易十四个人的行为,而且要把迄今为止这个最开明的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写出来,用以昭示后世"。

因此,他在该书中不仅叙述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而且辟有专门的章节用来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因而此书被誉为"第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生活全貌的著作"。

另外,他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一书中,进一步冲破了政治史的框框和基督教史观的局限,试图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高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此书被后世赞为"第一部真正的文化史",成为启蒙史学家的典范。

⑵开辟了历史学的新领域——文化史研究

伏尔泰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对"人类精神史"进行研究。

他的所谓人类精神史并不是狭隘的思想史,而是包括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的文明发展史。

  在伏尔泰的文化史观中,贯穿着对政治史o军事史的排斥和对文化学术的高度重视。

在他看来:

战争和政治阴谋手段只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暂时作用的因素,它将被人们遗忘而从史册中消失,然而良好的法律和科学技艺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却能得到永存。

他甚至认为:

"一个连接两个海洋的运河河闸、一幅沧桑的油画、一部优美的悲剧和一个新真理的发现,都比所有宫廷实录和所有战争记录珍贵千百倍"。

  从这个观点出发,伏尔泰把文化学术的盛衰作为评价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准。

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4个时代最值得重视,即:

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主要是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制初期)、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

因为这4个时代都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并表现出"人类精神崇高伟大"的幸福时期,而路易十四时代又是其中最完美、最幸福的时期。

不过,伏尔泰所说的"路易十四时代"并非始于1643年路易十四的登基,而是以1635年巴黎科学院的创立为开端的。

伏尔泰不仅重视人类的精神文化史,而且也重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史。

他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与礼俗》一书中,既论述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贵族和王权的起源,也广泛地涉及了意大利的早期城市及其与东方地区的贸易、英国与佛兰德尔的羊毛交易、中世纪欧洲的币值变化、15世纪以来的欧洲海外殖民及其对宗主国的价值、美洲金银大量欧洲后引起的价格革命等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肯定了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此书第1次明确的指出:

十字军东征并非出于崇高的宗教动机,而是出于掠夺的欲望;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和法国的福隆德骚动等事件,也都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伏尔泰认为:

使各国统治者充分认识到经济财政在政治生活和军事行动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历史学的一大功用。

他举例说:

"伊丽莎白女王用以抵抗强大的菲利普二世的唯一手段是英国的商业和灵活的经济,她的100艘用以抵抗无敌舰队的船只,有3分之1是英国商业中心提供的"。

  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对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休谟曾指出:

科学和艺术是文明社会的标志,15世纪科学的太阳冉冉升起之后,才使得欧洲脱离千年野蛮状态。

他在自己的《英国史》中,就专设章节论述英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状况。

又如德国的启蒙史学家摩塞尔在所著《奥斯纳布吕克史》中,将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放在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所构成的总体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历史的发展乃是各种经济因素与变化中的各个阶级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外,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该时代整个文化的产物,因而只有研究艺术与同时代文化活动的联系、研究社会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

该书主要论述的是古代希腊的艺术,同时也广泛地论及古希腊的地理、人种、宗教、风尚、哲学、文学、政治等各个方面,首次将古希腊艺术与希腊古代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考察,成为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作品。

⑶试图建立一套崭新的世界历史体系

  伏尔泰在《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一书中,与鲍修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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