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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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引 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
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
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
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
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
“一言堂”从何而来？
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
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
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
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
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
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
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
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248〕，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
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
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
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
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
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
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
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
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
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
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
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
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
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
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
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
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
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
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
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
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
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
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
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
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
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
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
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
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
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
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
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
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
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
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
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有挖根子。
一是联系历史。
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
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
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
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
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
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
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
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
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
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
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
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
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249〕。
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
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
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
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
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
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
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250〕，这种风气不好。
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
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
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
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
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
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
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
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
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
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
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
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
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
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
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
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
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213〕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
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
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
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
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
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
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
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
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
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
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
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
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
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
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
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
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
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
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
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
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
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
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
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
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
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
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
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
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
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
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
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
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
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
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
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
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
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
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
党在七届二中全会〔3〕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解放以后，经过“三反”〔77〕“五反”〔74〕，证明了这一点。
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
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
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
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
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
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
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
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
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
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
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
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
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
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
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
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
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
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
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
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
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
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
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
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人总是有缺点的。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
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
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
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
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
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
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
戏里还有打板子的。
《十五贯》〔111〕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
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
反对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
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
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
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
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
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
我认为不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
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
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
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
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
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
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
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
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
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
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
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
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
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
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
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
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
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
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
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
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
毛主席讲：
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
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
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
李维汉〔251〕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
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
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252〕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
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
这一点要肯定下来。
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
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
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
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253〕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
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
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
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
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
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
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
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
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
川剧落后。
得罪了四川人。
当时一位同志回答：
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
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
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
不是的。
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
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
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
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
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
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有人问我：
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
是辩证的统一。
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
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
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
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
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
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
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
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
越剧是嵊县“的笃班”〔254〕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255〕的一些东西。
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
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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