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建作为外科医生我一直不强调手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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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建作为外科医生我一直不强调手术
庄建作为外科医生，我一直不强调手术
2016年1月中旬，我和摄影师一行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
时值寒冬，天空飘雨，南方湿冷的那种强大穿透力，使人即使身处室内也依然觉得凉意飕飕。
进入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办公室，医院宣传科科长杨颂德博士为我们冲上热茶，招呼我们到会议室就座。
会议室里几张照片，杨颂德博士向我们逐一介绍，上面是广东省心研所的历任所长。
从他的郑重语气里，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蜚声医学界的机构在其员工心目中的重量。
未几，门打开，一位精瘦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他穿着白褂子，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医生没什么两样。
我们迎了上去，一一与他握手。
这是一双凉爽而有力的手，曾经救活了很多人。
他就是我们此行的采访对象：
中华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庄建。
相关的公开资料显示：
他长期从事心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重点开展重症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研究和先天性心脏病系统防治研究，主持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治疗初步指南……类似的信息还有许多，但对于庄建个人经历的描写，却寥若晨星。
这或许与庄建的习惯有关。
医院前宣传科长、党办副主任郝黎说，“庄院长跟我们也很少谈个人的事情，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次我问他：
您做过这么多的手术，如果手术前感到压力了，您
会怎么处理？
他就告诉我，有一次做手术之前，他觉得紧张了，就到他女儿的房间里坐一会儿。
”
谈起从业经历，庄建这样说，“做医生，其实跟大多数医生的成长经历是相类似的，这几年做了一些管理。
”一句话将几十年从医经历高度概括，然而当聊到团队最新的医学进展时，他的眼睛开始发亮，脸色变得红润，热切的神情恰好与窗外的习习寒风相反。
采访完毕，摄影师为庄建拍照。
同事建议他到另一个办公室拍，理由是那个地方比较好看，适合拍照。
庄建笑着拒绝了：
“那个地方是好，但不是我的地方啊！
”就地拍完之后，我们请求去手术室那边看看有没有可以拍的场景。
庄建爽快答应了，带我们穿过医院的人群，进入一个ICU病房，这里专门接纳刚做完手术的新生儿。
房间内，他的团队成员在安静有序地工作，并没有因为他带客人进来而另加注意。
团队是最重要的
2015年12月，在庄建的带领下，广东省人民医院为一名心脏长有肿瘤的胎儿做了一个独特的手术。
这个手术的独特性在于，胎儿在30周胎龄的时候被检出心脏长有肿瘤，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已经不能等到足月出生之后再实施手术。
在新生儿心脏病救治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已有领先业界的经验与成绩，但在胎儿期就进行救治，却是一个国际性难题。
为了挽救这个生命，庄建与院内外的专家商讨救治方案，为此还邀请了国外的医生来广州参与救治。
由于国外专家因签证问题受阻，而胎儿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形格势禁之下，庄建决定不再等待，由他牵头组织的团队对这个胎儿展开救治。
在胎龄32周时，救治团队对孕妇剖腹，让胎儿脱离子宫、保留脐带和血液循环，其后由庄建主刀，对胎儿开胸，放出心包积液，松解胎儿右心房肿物对三尖瓣环的压迫。
一系列流程顺利完成后，再断脐娩出胎儿，并于次日在体外循环下切除胎儿的右心房肿物，结扎了动脉导管，修补缺损的右心房。
术后，母子均得到良好的康复。
这个高难度的救治过程，实现了先天性心脏病产前干预的突破，国内首例胎儿心脏病外科手术成功。
。
这是一次多团体的通力合作，涉及的技术力量包括了心脏小儿外科、心脏儿科、新生儿科、产科等多学科，甚至还有跨院合作。
为了保障孕妇与胎儿的安全，广东省人民医院邀请具有开宫胎儿手术经验的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参与救治。
庄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感激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
“对不起，我是很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的。
”访谈中，庄建笑着对我说，“特别是他们跟我说：
《人物周刊》，以人为主的。
我一直在掂量（是否受访）。
因为我觉得，做人物，你是以人为主线的。
那我的希望呢，是要展示团队的，不是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我喜欢展示一个团队，不是说我们去吹什么，而是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可能带给老百姓的好处。
”
他诠释何为团队，“我们上百号的科研工作者，默默无闻，天天在动物实验室做了十几年。
就好像上一次那个胎儿手术一样，我们各个专业的三四十个医务人员，前面做了无数个试验，绝不是那天手术就是结束。
为了把这个手术的流程衔接好，在手术前一个下午，我把佛山的团队一起请过来，找了一个实验室，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动物，然后按照明天想要做的手术，从头到尾按照很严格的流程，整个模拟一遍。
模拟完了之后，我们才决定是不是明天做，流程达到了最能够保障病人安全的程度，我们才去做这个事儿。
”
这一个过程，复杂程度超乎常人所想，“像妇产科，我做心外科的医生，怎么会精通这个？
你叫我去做剖腹产？
我不会。
那首先要有妇产科，要有很好的剖腹产，保证胎儿和妈妈的联系。
除了妇产科，还需要产前诊断的相关一些部门，比如心儿科。
出生后需要高水平的新生儿科的监护，是吧？
另外麻醉跟平时的也不一样，不但要妈妈能够麻醉，还要通过妈妈，胎儿也能够得到最适度的麻醉。
所以需要很多团队。
所以说，其实就是整个团队（的功劳）。
团队的成绩跟这个领头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只有领头人。
所以我一直认为，团队是最重要的。
”
从攻克“3周岁10公斤”到产前管控大学毕业后，庄建进入广东省心研所攻读研究生。
大约从1992年开始，他专注于先天性心脏病的防治。
当时在心脏外科这一病种当中，先心病占的比例是最大的，达到50%。
其时国内医学界面临的一个技术难关，便是“3周岁10公斤”，即年龄小于3周岁、体重低于10公斤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基本不能做手术，否则死亡风险非常高。
而那时候，国外一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已经开始研究新生儿先心病防治了。
“当时科室看到，我们有大批病人，我们都知道这类病人（3周岁10公斤以下的先心病患者）只能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治疗，但当时我们治不了，治不了就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不行，第二个是即使他没有不行，但反复地肺炎啊、心衰啊，就是过三两个月回趟医院治疗一下，花费非常大，问题也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
在单位的建议下，庄建开始着力于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直至如今。
对于选择这一条路，他自认是形势使然，而非仅凭个人的兴趣而定，“那个时候刚好我在这里研究生毕业了，科室说让我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没有说自己有没有兴趣做这个事情，而是我们确实面对这些问题，科室里面需要发展，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
”
起步后，他和团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00年攻克“3周岁10公斤”这个难关，这是他们在先心病这个领域的第一阶段的突破。
他们的前进脚步并未就此减缓，“第二阶段我们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是从2000年前后，我们做到新生儿了，国际上几乎所有最复杂的病、最复杂的手术我们都能够做。
到2004、2005年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先天性心脏病可以不受年龄、不受体重、不受病种的限制，技术跟国际上基本上接轨了。
”
最近的10年则是第三阶段，庄建及其团队将目光转向了产前管控。
“大概2005、2006年开始就在国内提出来‘产前诊断、产后治疗两位一体化'。
如果产前能够诊断出来了，我们能够更多地关注到产前的情况，产后就不用再反复地检查来检查去，拖延了时间，使一部分很重的病人还没做手术就夭折了。
”
除了本院之外，庄建希望更多的地方能拥有好的产前诊断技术，“我现在有十几个人，经常跑基层医院做培训，让基层医院学会做超声，去诊断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
有人开玩笑说，从医生的角度看，各种各样复杂的都生出来，那我就有病人做手术了，不会失业啊，但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希望做好产前诊断，做好防治，避免一部分出生后因无法进行解剖矫治，预后不良的严重先心病患儿出生。
”他说，作为医生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看到病人健康地出院，肯定有成就感;但从医多年后，做越多越复杂的手术就不一定越有成就感了，而会开始思考如何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甚至消灭这种疾病，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
好在八到九成的先心病是可以治愈的，其中严重先心病讲究的就是治疗时机了。
因此通过加强产前诊断，还能改变这样一个流程。
比如救护车从广州去粤东西部偏远山区转运患病的新生儿，来回往往就花去8个小时，如果是很重的病，还没等到转运，新生儿可能已夭折了，“我们希望尽可能少转运新生儿，在产前
如果能够诊断，就转运妈妈，孩子一出生，我们就马上可以进行干预，而不是你在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先把小孩生下来。
”2009年，广东省人民医院牵头成立先天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联合全省多家医院，整合包括产科、儿科、心脏外科、遗传学、流行病学、影像学等多学科对先心病进行单病种防治。
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单病种出生缺陷防治为目的的专业委员会。
对待先心病，除了防，必然也有治。
庄建介绍，除了早期发现，防这方面正在研究胎儿先心病发生的一些危险因素，与国际同行交流结果;治呢，也将逐步将治疗前移，在临床上真正对胎儿实施治疗。
这是他们团队这几年重点走的方向。
关于产前干预，庄建说，“从医学的技术上干预，无非就是胎儿期的外科治疗和介入治疗。
像上一次我们开展的那个肿瘤的干预，就相当于胎儿期的外科治疗。
我们正准备胎儿期的介入治疗，就是说不用动外科刀子，而是用介入的方法，用很微细的导管，通过妈妈肚皮扎到胎儿心脏，要非常精确的技术，使胎儿期维系好的循环。
”
除了对小孩的防治之外，广东省人民医院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关注另一个领域：
成年人的先心病治疗。
这一类病人体现了中国特点。
在一些医疗水平高的国家，先心病患者在胎儿时期或出生不久后就能得到治疗，但由于中国的医疗技术滞后于国际的发展水平，使得相当数量的患者直至成年还没有得到治疗，“这一批病人，包括我们中国甚至是印度、非洲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大概占我们院先天性心脏病病人的20%左右。
他们已经长大，跟小孩不一样，治疗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成人先天性心脏病如何得到有效的治疗和看护，也是我们整个研究所、整个心脏病团队工作的重点。
”
要更多地关注基层数据显示，在国内每年新增的婴儿中，约有1%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对应的数量达到15至20万。
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数字。
庄建总结，大众对先心病的认识，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存在“买彩票心理”，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是这1%里的一员，于是不重视检查;另一种极端则是知道患病之后觉得很恐惧，有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选择堕胎或流产。
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治先天性心脏病，可谓任重而道远。
郝黎告诉记者：
“庄院长每天很早来上班。
员工早上8点打卡，他7点左右便会来到办公室，多年如一日。
”如今庄建每周还会做两三台手术，团队手术需要他到场的，都会随时过去。
采访当天，他的手机频繁响起，最后他主动结束采访，“我要进手术室了。
”
尽管在行内享有“刀名”，然而庄建并不喜欢强调手术，“手术其实只是治疗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在手术前、手术以后。
比如术前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式来解救病人的问题，目的不是做手术，而是解救病人的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
在手术过程中，把手术前制定好的最有利的方案，尽可能实施在病人身上。
手术以后，像心脏手术，它不仅仅是做完就结束了，还需要给予最精心的看护。
整个心脏手术，绝不是说明一个医生手术做得有多漂亮有多快，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做到无缝连接，每个环节都能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实施下去。
所以作为外科医生，我一直不强调手术。
你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但如果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手术方式用在病人身上，可能对病人是个灾难。
”谈起医院的运营，庄建说，“医院不是为了赚钱，无非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提升医院的服务能力。
我做院长，一直坚持一个理念：
不能够在病人身上谋取大的经济利益，你可以扩大自己的服务范围，但不能说以前我在那个病人身上赚100块钱，以后我想办法在他身上赚200块钱。
甚至我们要让病人少点花费，比如药品，从2012年到2014年，我们医院购药的比例下降了5个百分点，就是我们减少了没必要的用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我相信没有一个医院的院长说‘我们像做买卖做生意一样，哪个有钱我就多赚点'，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尽量是一个高水平的医院，你的技术能够覆盖更多人，你这个医院才有生命力啊！
”
我问：
“现在患者都喜欢往三甲医院挤，作为院长，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
庄建说：
“广东省委省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建立卫生强省，就是让基层人员能够做得好，保证90%的病人在县级医院就能做，然后大医院重点做危重病、疑难病，而不是看简单的病。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国际发达国家都这样，从我们医院的角度看也希望是这样的。
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老百姓会有一些观念的改变，比如我以往感冒发烧了，都往大医院跑。
我们是不希望这样。
说句不好听的，叫我去治个感冒，我是治不好的，是吧？
因为我的精力更多放在危重病、疑难病上，反过来看基层医务人员，他们有更丰富的临床经验，可能用简单的方法都可以治好病人。
但你跨进大医院，按照大医院的思维特点，他可能会把你当成不是那么简单的去看了。
所以我们希望真正建立分级诊疗，希望在国家大政策下推动这些事。
”
他透露，2015年广东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量降了5%，“不是说病人不来省医看病了，而是我们主动进行了一些门诊上的结构调整，在东山越秀都有分级诊疗的一些点。
有一些长期吃药的病人，以往可能一个星期回来看一趟，现在我们觉得你这个治疗方案可以一两个月都不变，那建议你到社区去拿药，又简单又快，以前是一个星期回来，以后是两三个月回来一趟。
打个比方，病人在下面的县看，跑到广州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你，没有必要再跑，我们给你写清楚一个吃药的方案，你两三个月跑回来一趟，我们觉得要调整方案你再调整。
我们会主动地引导病人。
”
在基层医疗方面，庄建认为国外一些地方做得比较成熟：
病人看病需要先到社区医院，社区同意转诊，才能去大医院，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支付医保。
这种模式，庄建认为现在还不能在国内强行推进，“因为毕竟社区、县级医院的建设需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不会像中国这样子有好几千张床的大医院，他们的医院如果有一两千张就很不可思议的了。
我们国内以往不能说是错，毕竟发展历程是这样走过来的，而现在要更多地关注基层。
”
（《适道仁心?
大医国手》由华润三九联合本刊共同策划、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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