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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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通称，是“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唐、宋、明、清时期，特指获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功名的人”①。

知识分子是既有专业知识，又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公众谋福利的人，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是社会弊端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批评者，其活动舞台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身份最终得以在公众中被确认。

晚清作家处于从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之中，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士”人的许多特征，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新因素，二者融合于一体。

因此，我们称他们为“士－知识分子”，而不是“士—知识分子”，更不是“士——知识分子”。

“士——知识分子”不能表示一个概念，只是表示两个名词及其相互关系。

“士—知识分子”可以表示一个概念，但它难以表达“士”与“知识分子”二者结合的密切程度。

只有“士－知识分子”既可以表示一个概念，更能表达“士”与“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尤其能表达出处于社会转型之际晚清作家（文人）的本质特征。

一、从旧学向新学转变中国士人从旧学向新学转变自明末清初就开始了，那时主要是在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帮助下进行，传教士的活动自始至终都存在强烈扭曲的倾向，因为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重塑中国士人，以符合他们的要求，“传教士是以自己为模式来培养能取代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能够充分了解西方，感觉到西方比中国优越。

因此，他们必须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灌输给新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起来反对封建士大夫”②。

然而，传教士的培养方式收效甚微，不过他们的活动加速了中国士人的现代转化进程。

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表现的是外力作用的转化形式，而中国士人自觉吸收新学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力转化形式，其效果更直接影响更深远，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韬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发自内心地求新求变。

梁启超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士人不同，它既包含旧学，又包含新学；既具有中学，又具有西学。

他在接受知识时，存在一个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过程。

与千百万的学童一样，梁启超从小读四书五经、中国略史，中过举；专修招帖、训诂、词章之学。

到了拜康有为为师，求学于“万木草堂”时，他才开始逐渐接受西学。

在《三十自述》中，他说：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③对梁启超来说，“舍去旧学”十分关键，它标志着梁启超的知识结构重新调整。

训诂、词章之类的学问无益于当时社会，而梁启超当时有匡业之志，要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就必须吸收新学。

他最早接受新学是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传授的是融合中学与西学的知识混合体。

其实，此时康有为的西学知识可怜得很，除略知一点声光电化、社会科学知识外，别的所涉甚少。

不过，他悟性很高，虽然不能读西方原著，但对西方的政治法律知识能够粗通，并从中受到启迪，把西学与中学进行融合，改造传统文化，建构自己亦中亦西的现实政治体系，这才是对梁启超产生强烈震撼的珍宝。

梁启超评价康有为说：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

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④弟子对业师的评价不免有些夸张，但他的确窥探出自己业师的聪敏过人之处。

康有为吸收西学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对梁氏有很大影响，梁氏西学知识结构的营造从此起步，到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才逐渐成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日本阅读了许多欧美著作，思想发生更大变化。

他反对专制，崇尚思想自由，认为思想自由是文明发达的根源。

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并把它作为自己著作的宗旨，特意著《自由书》。

《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发挥了今文经学的精神，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实际活动。

戊戌变法时期，他的活动更加频繁，影响力更大。

到海外流亡时期，他借助于报刊，大量发表自己的见解，抨击清政府专制和腐败，提倡新民救国。

他创办的《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他以全部精力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专以宣传为业，创办报刊，畅其旨义。

创办《新民丛报》，目的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⑤。

中国不振，是因为民弱，不仅身材体魄羸弱，而且精神文化更加贫乏。

梁启超的这种思想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接受这种思想，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进行思考。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提倡“人的文学”，不能说没有受到梁启超“新民救国”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法宝是“文学”，尤其是“小说”，他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教育救国的启发，更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直接影响。

他提倡用文学艺术进行社会教育，先后发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而以小说界革命为最。

“小说”被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并赋予它经邦济世的强大功能。

在梁启超的号召下，小说期刊如火如荼，燃遍全国。

李伯元、吴趼人、刘铁云等人由于所受教育的经历不同，不便于直接考察，但可以从他们的文化活动间接考察。

李伯元《游戏报》时期的文化活动具有浓厚的旧学气息。

《世界繁华报》“首列评林、讽林二门，或诗或词，义取讽刺。

次本馆论说、艺文志。

次翻译新闻、最新电报、滑稽列传、时事嬉谈、野史、地理志、梨园日记、鼓吹录、海上看花记、北里志、侍儿小名录、食货志、群芳谱等名目。

附以《庚子国变弹词》……殿以文苑、杂诅、来函杂登”，真是“五花八门诸体悉备”⑥。

编辑《绣像小说》时期，他才逐渐以新学为主，并呈现出巨大进步。

晚清仍然存在着以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的知识群体。

他们的思想观念、写作和阅读趣味几乎都属于旧文化。

这从《小说林》上的《谨告新年大增刊》的广告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广告说戊申年正月出版第九期，“增刊页数至四十页之多，海内同志诸君，如有新著译短篇小说（最长以五千字为限）或游戏文章、滑稽图书，足供新年诸君酒后茶余、鼓吹兴味者，请照寄社中。

”大增刊分为三大部分，即短篇小说、杂录和文苑。

短篇小说有三篇，杂录有三则。

不仅《小说林》的新年大增刊是这样，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杂志都毫不例外地刊登许多旧体诗、诗余、笔记、杂录以及字谜酒令等。

如《新新小说》第一号刊登“社启”，曰：

“凡有诗词、杂记、奇闻、笑谈、歌谣、俚谚、游戏文字以及灯谜、酒令、楹联、诗作等，不拘新旧体裁，本社均拟广为汇集，按期选录，四方风雅，望勿吝珠玉为幸。

”即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1923年，也仍然存在这种情况。

当时“许多人渴望‘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旧文化小说”大显神通。

鲁迅认为这类小说不仅于社会无补，反而有害，“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再不能“火上加油”⑦。

这些内容充分表明近代文化人中存在大量的旧式作者和旧式读者。

他们只是作为芸芸众生而存在，作为旧式读书人而存在；旧式作者的文化产品是供旧式读书人文化消遣之用，他们的文化活动是自娱自乐的业余消闲。

他们无法与李伯元们相比，因为李伯元们用自己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推动社会的发展。

李伯元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与守旧士人王壬秋们完全不同，虽然他们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气息，这在“小说界革命”中似乎比较保守，但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提倡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

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又呈现出退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鲜明倾向。

但是，作为过渡时期新旧思想融于一身的士－知识分子，与保守的士大夫有本质的不同，这点只要与封建保守派甚至顽固派进行比较就会很清楚。

王壬秋可谓守旧士人的代表，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挟古自重，并且妄自尊大。

在《陈夷务疏》中，他指出：

“言御夷者皆欲识其文字，通其言语，得其情伪，知其山川扼塞，君臣治乱之迹，及其国内虚实之由。

其最善者，取其军食以济我师，得其器械以为我利。

今设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独以为无益……夫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

假令法布尧舜之政，读周孔之书，分置师儒，佐我仁政，则诸君将束手坐观，望风赞叹，以为真圣人之国乎！

……若使中土齑六艺之文，陈先圣之书，入其国都，宣我木铎，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尧之义，明国无异政之礼，守死勿听，以为其主耳。

……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

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

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使；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守旧士人挟中国传统文化以自重，而诋毁列强坚船利炮的狂妄自大的形象跃然眼前。

李伯元们的思想主体是进步的，远离封建文化的，只是保留了一些旧文化形式；而王壬秋们则思想内涵基本上是封建旧文化。

二、“道”、“势”、“利”之间关系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士”形成的是官僚阶层或乡绅阶层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士－知识分子则逐渐形成现代知识阶层。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优秀士人，首先是在京城做官，其次是做封疆大吏，再其次是当地方官，最后是做乡绅。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传统“士”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嬗变。

他们由衙门官员向现代文化人转变，由追求仕途向传播文化转变，由靠封建俸禄养家向经营报刊为生转变。

报人是现代知识阶层中人数最多活力最大的文化群体，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将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活跃于历史舞台。

报人是现代思想的直接推进者，他们追求自由，并在社会上传播自由思想。

中国古代的“士”担任着重要的道义责任。

“道”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内核，弘“道”成为他们的基本职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⑧晚清的士－知识分子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开启民智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梁启超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和启蒙精神，提倡新民救国。

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人的麻木、愚昧、不觉悟，尤其是奴性很重。

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奴性而不自觉，更不用说摆脱奴性。

于是，“觉天下”便成为士－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梁启超认为：

“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传世之文，则务渊懿而古茂，或务沉博艳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

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

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

”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等一系列报刊是梁启超“觉天下”的重要举措。

觉世的思想是当时许多士－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和基本任务。

不同的士－知识分子“觉世”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单刀直入，有的迂回曲进，有的旁敲侧击。

洪楝园直接为国民敲响警钟，他在《警黄钟自序》中说：

“古人觉世，必取物之善鸣者，假之使鸣。

如遒人之木铎，即此意也。

《风》、《骚》而后，最善鸣者莫如诗；宋、元以来，则以词曲鸣：

皆文人之善鸣者也。

”⑨他用文学来开启民众的智慧。

李伯元更以游戏之笔写讽世之文。

他说：

“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世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

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烦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

……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

”⑩吴趼人一直抱救国之志，他曾经说：

“窃谓文章一道，大之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寿世而不朽；次焉者，亦可以动魂魄，震耳目，以为救世之助。

寿世之文，如昔时贤达撰者无论矣；即救世之文，如时彦发皇议论，警醒一切者，以之灾梨祸枣，或犹可见谅于君子。

”作为转型时期的士－知识分子，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向国民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又是西方文化的借鉴者，向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输入西方现代文化，寻找救国救民之策。

晚清士－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介入民间社会事务。

报人是参与能力、介入能力最强的知识群体。

日本松本君平氏在颂报馆之功德时说：

“彼如豫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

”松本先生从一些不同的侧面论述了报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明儒吕坤云：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

虽然，理又尊之尊也。

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

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

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

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11}在“势”与“道”（即吕坤所谓的“理”）之间一般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帝王以“势”压人，知识分子则以“道”抗“势”。

有时帝王借“道”以张“势”，有时知识分子借“势”以弘“道”，但二者和谐或者“合谋”的时候很少。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集中于“道”，源于古代礼乐传统的“道”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晚清士－知识分子虽然也强调“道”，但“道”的具体内涵不完全相同，既有中国古代的礼乐传统，更有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传统，如吴趼人提倡“道德救世”，他深感社会道德沦丧，企图恢复传统旧道德以救世；梁启超提倡“新民救国”，他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入手，新一国之民而救世。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上》）“恒心”即“思想上的信念”。

只有古代中国士人能够做到不拥有许多物质利益而坚守一定的思想信念，“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但是，晚清士－知识分子开始突破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观念，他们既“谋道”，又“谋食”，而且尽量把“谋道”与“谋食”结合起来，如从事于现代报刊行业。

三、从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仕途经济历代就被视为中国读书人的正路，其他一切都是旁门邪道，直到清朝末期也是如此。

当时，社会上人人都蔑视报人，封疆大吏左宗棠公然说：

“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其轻视报界为何如！

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

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故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

不仅官场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因为“当时社会所谓优秀分子，大都醉心于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此以抒发其抑郁无聊之意思。

各埠访员人格，犹鲜高贵，则亦事实之不可为讳者。

迨梁启超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12}，然而那些报人不顾社会的偏见，毅然选择创办报刊，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职业，一方面，取得经济报酬以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传播新的文化知识，开通社会风气。

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黄人、徐念慈等著名报人是离开封建科名、自谋生路的代表。

不过，梁启超与其他几人很不相同，他是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其经济来源，一是得到组织的接济；一是编辑报刊的编辑费与稿费。

我们以梁启超为政治党派的士－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吴趼人为一般社会的士－知识分子的代表，来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职业与经济收入，这对理解中国士人的现代转化是很有意义的。

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中说：

“查《时务报》初起，系用上海强学会余款。

”“当时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实为《时务报》嚆矢。

”黄公度“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

东西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

全本报章，归其复校。

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

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清议报》创办的基金，大部分是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募集，冯自由说：

“已亥春发刊《清议报》于横滨，经费由旅日华商冯镜冯紫珊、林北泉等募集。

”小部分是梁启超妻兄李端棻的赠金，王照说：

“迨逃至日本，任公带有李端棻所赠赤金二百两，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

”《新民丛报》的创办资金是重新筹集的，因为《清议报》馆被焚，几乎没有什么可用之物。

从保皇会的译书局借来五千元作为开办费。

流亡初期，“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主将，流亡初期有相当的积极的活动，华侨的捐助甚为丰富，会中主要成员的生活没有困难，梁启氏先后所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几种杂志的销路都很好，梁的生活应是过得去的”。

可是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以后，梁启超的经济来源也成问题，而且，家庭人口也越来越多，到1908年，全家已经七口人，家计维持很困难，不得不依靠康有为每月三百元的援助。

康有为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得很明白：

“今汝既云三千余，吾即月给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计四百元可足，合共给汝四千元，连仲策及他事约计五千，为汝一身计，如从此可安心，不必为生计矣。

”信里“澳中家计四百元”是给梁启超避居澳门的父母的生活费，仲策是梁启超的弟弟。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保皇会经营的实业亏损很大，康有为难以长久支持梁启超，梁氏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借不到债，银行的贷款到期不能偿还。

直到民国元年以后，梁启超担任政府高层官员，才彻底改变了困窘的局面。

吴趼人几乎一生就以办报刊和创作为生，他曾经愤怒地说：

“落拓极而牢骚教，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

”他17岁丧父，家境十分困窘；次年（1883年，光绪九年）为生活所迫，赴上海谋生计。

不久，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每月报酬8元。

他32岁（1897）办小报，开始报刊生涯，先协办《字林沪报》，后继办《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

1902年以后陆续编《汉口日报》、《楚报》和《月月小说》杂志，并逐渐由报人成为职业小说家。

从《新小说》第八期起，他开始发表自己的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情小说《电术奇谈》（一名《催眠术》）、杂录《新笑史》，后来又增加社会小说《九命奇冤》和杂录《新笑林广记》，获得丰厚的稿费。

1905年1月，他开始在《绣像小说》第41期上发表迷信小说《瞎骗奇闻》。

从此年起，他出版了札记小说《胡宝玉》和写情小说《恨海》，发表历史小说《云南野乘》、《两晋演义》与社会小说《上海游骖录》和传奇《曾芳四传奇》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如《预备立宪》和杂录《俏皮话》等。

吴趼人在短短的45个春秋中，后半生在不断地劳苦奔波，当抄写员、报人和作家，主要是以自己办报刊的收入和创作的稿酬为生。

从梁启超与吴趼人的经济收入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是文学的“兼职者”，吴趼人是文学的“专职者”。

前者以政治活动为主，他重视文学，提倡文学革新运动，目的是借文学运动为政治革命服务；后者以文学活动为主，他重视文学，办报刊搞创作，目的是借文学改良社会风气。

虽然二者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虽然没有把晚清的士－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的士人、现代的知识分子进行对比，但从上述分析来看，晚清的士－知识分子与后二者具有明显区别。

时势造就了晚清作家。

由于民族危机，出于保种保国的需要，他们从旧学转向新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责任迫使他们重新调整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丧失，使他们在谋生方式上由追求仕途转向自谋职业。

这些变化表明晚清作家开始了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注释：

①张玉法：

《晚清的历史动向及其与小说发展的关系》，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1页。

②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③梁启超：

《三十自述》，《饮水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7页。

④梁启超：

《康南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⑤《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⑥《上海〈世界繁华报〉告白》，原载《大公报》第2期，转引自《李伯元全集》第5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⑦鲁迅：

《关于〈小说世界〉》，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292页。

⑧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⑨洪楝园：

《警黄钟自序》，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书店1995年版，第576页。

⑩李伯元：

《论〈游戏报〉》，《李伯元全集》第5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1}[明]吕坤《呻吟语》卷之四《谈道》，转引自王炳照《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12}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01－102页。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