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docx

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docx

《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

国内人才供需状况与教育体系革新

自高等学校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快速从精英化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理念在人才培养类型、高校办学模式与管理体制机制方面仍采用精英阶段的模式，这必然造成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并产生内生性不适应，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人才供给丰富与适合人才缺乏并存的悖论式问题。

一、人才供求悖论

2005年10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了一份题为《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的报告。

报告认为，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大学毕业生队伍，但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适合在外企中担任该报告所研究的9种职位。

由此，就出现了人才供给丰富和人才短缺并存的悖论。

该报告还以工程类人才为例说明此种情形:

尽管中国大学生中有33%是学工程的，高于德国的20%和印度的4%，总量达160万，但适宜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仅为16万，与英国大体相当。

［1］

考虑到麦肯锡报告所说的人才短缺是针对跨国公司人才需求而言，而跨国公司的职位要求一般至少需要具有本科学历，因此该研究结果仅能说明我国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存在人才供给丰富与短缺并存的悖论。

在专科层次也存在此种悖论。

2008年，我国仅普通专科毕业生就达到286万，而美国2006—2007学年授予的副学士学位数仅为72万。

但即使我国有如此大规模的人才供给，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远远不能满足。

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的统计数字，在我国7000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以上，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占4%，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级工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40%。

［2］在此种情况下，近几年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纷纷出现技术工人短缺现象。

“十一五”期间，仅广东一个省中级工以上技能人才就缺口180万，其中高级以上技能人才缺口达100万。

［3］另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0年第三季度的统计数字，在全国被监测的109个城市中，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

其中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1.85、1.84、1.75（2007年第三季度曾分别高达2.38、2.47、3.21）。

［4］这说明尽管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专科毕业生，但这些毕业生并未有效转化成为高技能人才。

上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适合担任跨国公司职位，主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教育体系偏重理论，相比欧美工程类大学毕业生，中国学生缺乏参与项目或团队协作的实际经验，实用技能不够。

另外，对于专科层次存在人才供求悖论的成因，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者实际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即认为其主要原因同样是在人才培养上偏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技能培养。

实际上，对于我国当前存在的人才供求悖论现象，偏重理论忽视实践技能的人才培养方式仅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观念认识和管理体制。

简单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人才培养观念、办学观念和管理体制、机制等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模式，无法适应大众化阶段的新要求。

二、人才供求悖论的深层逻辑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1%，1999年即激升到10.5%，并于2002年达到15.3%，正式进入马丁•特罗所说的大众化阶段。

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4.2%。

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跨越到大众化阶段仅用了5年时间，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到15%一般需用10年时间［5］。

这么快的速度既带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观念认识转变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的观念模式、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中。

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上并不只是毛入学率上的变化，它更意味着高等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办学模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等全方位的变革。

那种认为只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就是大众化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真正和全面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还要求高等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办学模式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都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相适应，反之就会产生内生性不适应，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所讨论的人才供给丰富与适合人才短缺并存的悖论等问题。

（一）人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

社会需要高等教育培养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人才，这一点无论是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还是大众化阶段，都没有本质区别。

但在精英化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部劳动者的比例非常小，处在严重的供不应求的阶段。

因此，只要是高校毕业生，无论是什么类型、规格的都会为社会所吸收，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

也就是说，在精英化阶段，人才培养即使有类型、规格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存在，也不会凸显出来。

但到了大众化阶段，由于大量高校毕业生涌入社会，社会用人单位就有了挑选的余地，这时人才类型、规格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人才供给的类型、规格结构与人才需求的类型、规格结构一旦出现不匹配，必然就会出现人才供给丰富与人才短缺并存的悖论式问题。

具体来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需要为社会提供3种不同类型和规格的人才:

第1类是学术研究型人才。

这类人才的核心工作是创造新知识、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

典型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包括国家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企业研发人员、大学中的研究型教师等。

第2类是专业应用型人才。

这类人才的核心工作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处理社会活动中的各类专门性事务和综合性事务。

如各类管理人员、律师、医生、会计师、中小学教师和教学型大学教师、工程师等。

第3类是职业技能型人才。

这类人才的核心工作是运用自己掌握的岗位技能在某类岗位上从事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操作型工作。

这类人才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

不同类型、规格的人才必然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来说，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以学科知识为核心，要求学生从知识生产过程的角度，历时性地研读和掌握本学科的基础性理论知识。

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重点关注的专业知识一般都是对本学科的发展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

通过这种培养模式，侧重训练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

就目前情况来看，学术研究型人才在正式开始职业生涯前，一般都需要具有博士学位，其培养工作一般由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承担。

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样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知识。

与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学生要重点掌握的是那些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专业知识。

某些知识可能并不属于对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知识，但由于其具有显著的实际应用价值，仍然会被作为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点教学内容。

而另外一些知识虽然在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但由于其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环境或已为其他新知识所替代，就不会被作为重点教学内容。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是因为:

与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注重知识生产和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知识创造能力不同，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要求学生掌握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更强调培养学生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对学科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注重与实际的工作环境相结合，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强调实践教学和在真实工作情境中的实习经历。

同时，为了更好地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中使用专业知识，学生通常还需要具备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或能力。

如律师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国际贸易往来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能会修习贸易类或外语类课程。

也就是说，专业应用型人才天然地要求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复合化。

就学历层次来看，专业应用型人才一般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与学术研究型人才和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不同，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并不以学科知识为核心，而是以具体的岗位操作技能为核心。

在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虽然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但一般以够用为限。

相比理论知识传授，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更注重实际技能的训练，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某一类工作岗位所必须的实际操作能力。

也正因如此，在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一般都非常注重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培养方式的使用。

职业技能型人才一般由职业技术学院培养。

随着我国迅速在毛入学率层面上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已经从培养社会精英转变为培养不同层次、类型、规格的常规人才。

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人才的类型差异，另外必须根据培养何种类型人才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但这种观念的转变并没有与毛入学率的提升同步进行。

当我国已经在毛入学率层面上大步跨入大众化阶段时，很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仍然处在精英化阶段的模式之下，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没有形成精细化培养，而仍然因循着精英化阶段的粗放型人才培养模式。

同时，在精英化阶段，高校毕业生的供给小于需求，在这种“卖方市场”条件下，高校通常抱着一种培育社会精英的高高在上的心态，人才培养工作完全在高校围墙之内进行，与社会实际工作情境相脱节，由此自然形成偏重理论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粗放型、偏重理论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在精英化阶段是隐性存在的，但随着我国高速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种弊端就会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带来人才供求悖论等诸多问题。

（二）高校办学思路、办学模式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的要求不匹配

以上3种类型人才，由于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较大差异，因此适宜由不同院校分工培养。

如果一所院校同时涵盖上述3种类型人才的培养，必然带来学校办学思路混乱、办学资源和精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最终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

这也就意味着，当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各高校必须在考量自身办学能力和办学传统的基础上，明晰学校究竟适宜培养何种类型的人才，进而依据该类型人才培养的要求调整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

只有这样，高校培养出的毕业生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学校在特定的人才培养领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跨入大众化的过程中，由于对人才类型、规格差异这一基本问题认识不到位，高校在形成和选择发展思路和办学模式时，就很难形成依据不同人才类型、规格选择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的清晰认知。

在这种情形下，高校在确定发展战略时就只能是层次上的升级，专科院校把升本作为发展战略，一般本科院校把开展研究生教育和加入重点行列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

如此一来，一般本科院校学习重点院校的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专科院校学习本科院校的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既而形成学习上的传导效应，造成院校办学模式趋同化现象。

而且，这种趋同化的办学模式又会反作用于高校的人才培养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使得高校更加难以认识到人才的类型差异及其对培养模式的差异化要求。

这些问题最终都将在毕业生就业时显现出来，也即上文所说的人才供求悖论和研究生与本科生抢饭碗、本科生与专科生争岗位的混乱现象。

此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层面的原因。

对高校来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发挥着指挥棒的功能。

政府在管理高等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强制性规范、资源配置模式、评价机制等都会强烈地影响和塑造高校的发展策略选择、行为模式及高校领导者的思维模式。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不同类型、规格的人才，这首先就要求各类高校能够合理定位、在不同人才培养领域办出特色、办学水平，其次要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助于引导高校进行这种合理定位。

但实际上，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首先，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单一化管理模式，并没有根据人才培养类型、规格的不同对不同高校采取差异化管理———差异化也就意味着精细化。

高校由于受到这种单一化管理模式的塑造，必然越来越产生趋同化现象。

其次，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一种精英化管理模式，管理的重心向少数精英大学倾斜，并没有体现出对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同等重视和公平对待。

这种重视程度的非均衡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在培养不同类型人才方面的失衡，造成重理论人才培养、轻实用技能人才培养的后果。

同时，在这种精英化管理体制下，各类非精英高校还会在人才培养、发展思路、办学模式等方面自发地向精英大学“学习”，以获得体制内的合法性，从而进一步加剧高校趋同化、人才培养结构失衡问题。

三、创新高等教育体系是关键着力点

要想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人才供求结构悖论等问题，就必须在人才培养类型、院校办学模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3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使之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

其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人才培养类型、院校办学模式及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

具体来说，就是按照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建立不同的轨道，各所高校根据自身办学能力和办学传统分布到不同轨道，同时政府在每一轨道实行相应的管理模式。

通过此种方式创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可以带来诸多积极影响和效果，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人才供求悖论等问题，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其一，通过把高等教育体系明确划分为几个轨道，可以使人们对人才的不同类型、规格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同时还可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培养多元人才的功能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这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人才培养特征相适应的观念环境。

其二，有利于不同高等院校形成适合自身办学能力和办学传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有利于其在不同轨道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当高校选择或被置入特定轨道的同时，也就明确了自身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哪种类型人才，学校也就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方向的明确性有利于学校及其领导者坚定特色化的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学校调整和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最终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为社会培养出特定类型的优秀人才。

其三，有利于政府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多元化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体系被划分为不同轨道，高等院校分布于相应轨道上，每一个轨道承担特定类型人才的培养。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意识到单一化的管理模式显然并不能适用于所有轨道，而应该针对不同轨道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

同时，针对每一轨道，政府可以更好地预测到应该实行何种管理方式，从而更有利于提高特定类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最终将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多元化管理体制，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营造一个更为良性的政策环境和管理环境。

其四，这有利于学生及家长对其成长路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预见。

学生进入一所高校，实际上就进入了特定类型人才的培养轨道。

由此，学生对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成才路径和职业发展路径有了清晰的预见，从而相应调整和形成自己的努力方向，明确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的重心，甚至还可据此调整日常的学习方式。

这有利于学生更好、更快地获得和发展特定类型人才必须的工作能力，使自己成为更具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从宏观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是通过开发学生自身认知的方式，在整体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总之，高等教育体系的轨道划分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信号功能:

高校依此信号调整办学思路，政府依此信号调整管理模式，学生依此信号调整成才路径，整个社会依此信号调整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功能和人才类型的观念认知。

通过这一信号功能的全方位调节作用，最终建立起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要求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