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基于中国服务业FDI视角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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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基于中国服务业FDI视角的研究

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基于中国服务业FDI视角的研究

所属：

报告言论日期：

2013-09-21浏览次数：

360次

一、当前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总体描述

（一）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明显，能显著地改善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首先，进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采取新设投资方式进行独资经营，此类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设投资直接带动了就业的增加。

其次，服务业在华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社会服务业，此类服务业就业面广，就业人数多并且增长迅速。

例如，在我国，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作为就业吸纳弹性最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具有很大的潜力，跨国公司在此类服务业的投资既促进了关联企业的就业，又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改善了我国服务业的就业质量。

（二）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第一，对我国各地区服务业FDI对该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正，这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即外商投资总量）显著地影响我国服务业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有助于我国服务业效率的改善。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是因为资本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对国内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的改善和提升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

同时，由于全球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是前沿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显著推动行业技术水平提高，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

第二，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且服务业FDI通过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显著提高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

（三）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增速较快

根据《中国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可以看出，虽然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占比最高，高于其他地区，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占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逐渐降低，而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不断提升。

东部地区服务业外商投资占全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之比不断下降，由2006年的65.05%下降到2011年的56.98%，外商投资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占比分别由2006年的12%、11%、12%提升到2011年的15.2%、11.41%、16.41%。

外商投资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增速较陕，表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不断调整期，我国出台的服务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具有积极作用，明显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向服务业集聚，已突破了传统的对外投资动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造全球化逐渐向服务全球化转变，历经过渡期以后，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进入服务全球化时期。

在服务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力量，服务外包成为当前服务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涉足服务行业的大量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离岸中心、服务交付中心或子公司多种形式在内的运营机构以开拓中国市场。

同时，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增加，其占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比重也逐渐提高，目前已经超过50%，服务业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第一，服务业对外投资是中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艰巨任务，国内资源相对短缺，迫切需要企业“走出去”，优化投资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带动国内信息、证券、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服务业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服务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优势，但国内劳动力成本已开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服务业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扩大生产规模，能有效降低成本，服务业企业经营国际化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服务业对外投资是顺应服务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服务业对外投资能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五）服务业外商在华投资动机不同于制造业

目前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

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华投资动机和影响因素不同：

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制造业外商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外商倾向于投资到产业集聚度高的地区；服务业外商投资主要取决于该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规模，但其受集聚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尽管服务业外商投资动机不同于制造业外商投资，但二者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第一，伴随制造业外商投资的增长，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及所占比重逐步增加。

第二，从外商投资的区域分布看，服务业外商投资首选第三产业较发达地区和制造业外资集聚地。

由此可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紧密关联，并且制造业外商投资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后者处于产业链的高端。

第三，外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外资企业）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主要服务对象。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造成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明显失衡。

（六）服务业外商投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但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外商投资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出口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和服务业外商投资存量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服务业外商投资存量与服务贸易出口的关系不显著。

这是因为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外商投资的市场战略主要目的是为了我国巨大的市场，因此外商投资所起作用仅限于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带动作用不明显。

尽管服务业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服务业FDI并没有如同制造业那样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甚至伴随服务业FDI的流入，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轻微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FDI市场导向型的投资动机不同于制造业（出口导向型）以及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

二、我国服务业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服务业外商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经济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推动作用较弱。

笔者对1983-2011年服务业外商投资、国内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进行协整分析的统计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小于国内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即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远远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姚战琪，2012）。

同时，统计结果表明，服务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统计关系的显著程度高于其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关系。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之间较小的相关系数表明二者之间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推动作用较弱是国内服务业发展滞后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反映。

第二，外商投资结构倚重生产性服务业。

虽然人世后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广泛分布在商业服务业、通信服务业、建筑业、分销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社会服务、旅游服务、娱乐体育服务以及运输服务等产业，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利润较高的服务业。

按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资本进行统计，2004-2011年间，房地产外方资本平均比重为37%，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外资占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平均比重为1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服务业的重要分支，该行业外资占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为9.9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资占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比重为7.58%，服务业外商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较大需求推动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

同时，由于服务业外商投资重点主要集中于利润率较高的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在促进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同时，须不断推进我国利用外资由量向质的根本转变。

第三，外商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紧密关联，但是外商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弱。

对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我国区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显著地促进了该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占比最高与该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多元化的产业链和便捷的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紧密关联，外商投资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将会对东部地区资本形成、工业化进程、地区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不太明显，即外商投资显示出较强的优区位导向。

（二）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分析

1．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

最新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胡晓鹏，2012），即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的增长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端化。

这表明了外商投资在我国对现代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对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并且服务业FDI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第一，改革开放后外商在华投资长期集中于工业，导致服务业发展不足。

笔者使用三阶段DEA分析法对1985-2010年中国经济总体和工业部门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针对工业行业，外商投资规模对资本与劳动投入松弛变量的估计值均为负数，因此工业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有利于节约资本与劳动，从而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表明工业行业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

但针对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对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松弛变量的估计值均为正数，这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低的技术效率，伴随外商投资的增长，其对我国服务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需求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对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

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增长的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与内资企业关联度不高，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跨国制造企业，导致我国内资生产性服务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

第二，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增长的人才需求导致人才的外化。

不断增长的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我国劳动力的需求，外资企业通过本土化战略、垄断战略、培训战略、高待遇战略吸引使用优秀人才，吸引我国具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客户关系网和专业素质的专业人才。

同时由于服务业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异质性的特征，因此服务业人才的流动造成本土服务业企业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意愿比较低的事实，因此国内服务业人才向外资企业的流动不利于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第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因此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外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追随下游FDI进入东道国为生产者服务，服务业FDI的独立运营体系不利于技术扩散。

在如此情形下，必然造成本土企业技术难以升级的不利后果；同时，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对提升制造业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多数产业对我国制造业效率影响并不显著。

2．外商投资对我国现代服务业及高端服务业的安全效应分析

首先，长期以来外商投资对我国高端服务体系的控制所导致的安全风险有所忽视。

尤其是当前在我国东部地区致力于经济转型升级和服务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力图充分发挥产业、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对服务业外商投资的争夺造成服务业外资进入领域管控的放松，境外资本在我国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带来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

其次，我国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科技研发、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晚，产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低端，高端服务体系不发达。

虽然我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但国家经济安全十分薄弱，外商在高端服务业投资以及高端服务体系被外资控制带来一定程度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李永坚、夏杰长，2012）。

同时，虽然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服务体系不完整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我国高端服务业大发展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3．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阕值效应

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使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由正转负，即形成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竞争力“倒U型”的影像模式。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与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之间并不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呈现为二次方程形式，当前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大于一定数值时，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便处于下降趋势。

三、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影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目前，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逐年增加，从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结构看，仍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这些对外投资的主要服务行业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带动程度较弱。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对外资规模和结构有显著变化，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增长，所占份额不断攀升。

从2011年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角度看，金融业占我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比重为12.4%，对外投资金额为60.7亿美元，略低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后者对外投资比重和金额分别为52.4%和256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外投资比重和金额分别为21.1%、103.2亿美元，5.2%、25.6亿美元，4%、19.7亿美元，1.6%、7.8亿美元，1.4%、7.1亿美元，0.7%、3.3亿美元，0.5%、2.6亿美元，0.2%、1.2亿美元。

（一）多数企业全球化战略缺位使得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较多风险

获取高端技术与全球性品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一项重要目标，正是中国企业对技术升级和品牌突破的强烈需求推动了对欧美发达地区企业的并购，但是中国大部分企业并未充分适应服务全球化的角色升级，从而并购目标不明确。

主要是由于中国企业将并购目标主要聚焦于价格低廉的被收购企业，限制了正确并购目标的筛选范围；不擅长充分利用目标地区成熟的第三方机构，造成并购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全球化战略缺位使中国部分企业尚未形成与“有的放矢”的主动性并购目标相匹配的筛选机制。

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将面临三大挑战：

组织与管控体系整合、人力资源与团队整合、企业文化整合。

（二）企业“走出去”面临长期挑战制约了中国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依靠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展开了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的浪潮，特别是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的首选之地，但是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形势并不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较多风险，特别是随着海外工人的不断增多，突发事件日益增加。

大多数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该国在海外的投资利益，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例如，作为全球跨国并购超级大国——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极其频繁，对外直接投资额高居全球榜首。

为了保护该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规避政治风险，美国政府建立了双边“代为求偿”制度（徐旭红，2012）。

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安全战略。

（三）企业经验缺乏限制了中国产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

中国大部分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不但面临与国外企业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外国企业大量涌入使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与国外企业展开激烈竞争的格局。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面临以下风险：

①技术缺乏。

中国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和完善，才能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

②缺品牌。

目前中国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企业较少，开发国际市场具有极大难度，在国际上拥有较强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品牌乃至亚洲品牌较少。

③缺乏国际市场网络和匮乏国际营销经验。

国内企业在国外开展并购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国际品牌的使用权和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而不是通过自己拓宽市场网络。

④缺乏熟悉国际市场、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国际经验、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

国内大多数企业最缺乏的不是资本和市场，而是国际化人才。

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推动力度，但是许多扶持政策需要不断完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没有明确的行业导向和产业政策，缺乏企业最为需要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审批管制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

⑤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佳，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并存。

中国大多数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在国际规则和标准竞争中不占有利地位。

四、服务业进一步开放背景下增强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增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是推动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的根本举措

近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现代服务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且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在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电影音像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业上则起步晚，发展慢，水平低，因此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和谐发展。

目前我国应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二）高度重视高端服务业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具备了一些高端服务业资源，但是由于服务体系不完整和缺乏高端服务体系，造成我国高端服务体系缺乏国际竞争力并深受国外服务机构的影响。

第一，在人口集聚的基础上，在各地区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引导高端服务资源在服务业功能区形成合理集聚。

第二，各地区在全面展示区域产业特色和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高端服务业发展需求溢出，集聚服务资源、创造服务需求，致力于提升本地服务业的发展层次，促进服务功能完善与优化。

第三，建立与发达工业配套的高端服务业体系，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三）大力推动服务业对外投资，优化对外投资动机

根据《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显著增加，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2005年服务业投资在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已开始超过50%，服务业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战略性资源，以战略性资源为主的投资动机推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长期稳定发展，缓解了国内资源的约束等问题。

但是从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发展外商投资的微观动机角度来看，应着重以整合全球资源、获得先进技术和优化自身结构为根本动机，从而推动我国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稳定快速增长，如在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四）制定措施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首先，制定更多的财税优化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其次，制定和不断完善引资特殊政策。

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专项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用于重点发展的服务业产业集群重大外资项目，从而为加快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基础设施建立拓宽融资渠道。

再次，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制定政策，扩大外商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供热、绿化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商投资教育、文化、科研、卫生等产业。

（五）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及专有技术与人才的投入，培育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首先，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总体上提高我国各地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其次，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突破人才瓶颈。

当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进程中存在严重的人才制约等限制因素，因此需要相关各方建立起相对应的人才培育机制。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人才培养上，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同为亚洲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其人才的国际化程度要远高于中国。

应重视国际化人才队伍培养，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所重点课题“服务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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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姚战琪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