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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对F的赞美
1今年将有好几万的十八岁青年毕业，他们都将被授予毫无意义的文凭。
这些文凭看上去跟颁发给比他们幸运的同班同学的文凭没什么两样。
只有当雇主发现这些毕业生是半文盲时，文凭的效力才会被质疑。
2最后，少数幸运者会进入教育维修车间——成人识字课程，我教的一门关于基础语法和写作的课程就属于这种性质。
在教育维修车间里，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将学习他们本该在学校就学好的技能，以获得同等学力毕业证书。
他们还将发现他们被我们的教育体系欺骗了。
3在我教课的过程中，我对我们的学校教育深有了解。
在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学生写一下他们在学校的不快体验。
这种时候学生不会有任何写作障碍！
“我希望当时有人能让我停止吸毒，让我学习。
”“我喜欢参加派对，似乎没人在意。
”“我是一个好孩子，不会制造任何麻烦，于是他们就让我考试通过，及时我阅读不好，也不会写作。
”很多诸如此类的抱怨。
4我基本是一个空想社会改良家，在教这门课之前我将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差归咎于毒品、离婚和其他妨碍注意力集中的东西，要想学习好就必须集中注意力。
但是，我每一次走进教室都会再度发现，一个老师在期望学生全神贯注之前，他必须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无论附近有什么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要做到这点，有很多种办法，它们与教学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单靠风格无法起效，有另一个办法可以显示谁是在教室里掌握胜局的人。
这个办法就是亮出失败的王牌。
5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位老师亮出那张王牌以吸引我的一个孩子的注意。
我的小儿子是个世界级的万人迷，学习不怎么动脑筋却总能蒙混过关。
直到施蒂夫特夫人当了他的老师，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了。
6当她教我儿子英语时，我儿子是一个高中高年级学生。
“他坐在后排和他的朋友说话。
”她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把他换到前排来？
”我恳求道。
我相信令他难堪的做法会让他安心学习。
施蒂夫特夫人从眼睛上方冷冷地看着我。
“我不会换高年级学生的座位。
”她说，“我会给他们不及格的成绩。
”我大感紧张。
我们儿子的学习生涯在我的眼前闪现。
之前，没有老师以此威胁过他。
我恢复镇定，艰难地表示我认为她是对的。
到家时，我对此感觉良好。
目前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但是，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她要给你不及格。
”我告诉我的儿子。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突然英语就在他的生活中成了头等大事。
他期末得了一个A。
7我知道一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但我在夜校中看见了一群愤怒、怨恨的学生，他们愤恨的原因是学校让他们一路混，直到他们甚至都无法再假装跟得上。
这些学生智力水平至少也算中等，但最终都退学了，他们总结说自己太笨，学不下去了。
我最常听见的话是：
“我本应该被留级。
”更悲哀的是那些高中毕业生在上课几周后对我说：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拿到高中文凭的。
”
8让没有掌握本领的学生通过考核，既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期望毕业生拥有基本技能的雇主。
我们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辩解说，如果孩子们来自糟糕的环境，他们就不会学习。
似乎没有人停下了想想看，无论孩子们来自何种环境，他们当中大多数若不是发现情况到了危急关头，才不会把功课当做头等大事呢。
他们宁可混日子。
9我在晚上所教的许多学生都能在失业、毒品依赖和滥交问题上给出专家证词。
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接收教育放在首位。
渴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是需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工作，促使他们这么做。
他们对失败有着健康的恐惧。
10各个年龄的人都能克服他们的问题，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做的理由。
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不会像我的成人学生们那样重视教育。
但是对于失败的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经济方面还是学术方面的，都能对年轻人和成年人起到激励作用。
11让学生不及格，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其优点在今天依然和两代之前一样多。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不及格的威胁，并客观地看待它——它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手段。
这表明老师和家长都对学生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学好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
然而，让这种手段重新起效，需要教师和父母同心协力，一起来关心学生。
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即让没有学会知识的孩子通过考试——虽然从短期看可以让他们免受痛苦——却注定会让他们长期饱受不会读写之苦。
这意味着老师必须对他们发出的威胁坚持到底，父母必须站在老师身后给予支持，明白他们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濒临危险。
这意味着再也不要因为担心斯科特会不会及格而替他做作业，再也不要因为朱迪是个乖孩子就放她过关。
12这是一个在过去有效，在今天也会有效的政策。
一位英明的老师，在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下，给了我们的儿子一个机会——成功或失败。
现在是我们把这个选择权还给所有学生的时候了。
Unit 2 结婚礼物
1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
星光灿烂的晚上，在一家巴黎咖啡馆能有人向我求婚。
那个咖啡馆就像梵高所画的“夜晚的咖啡馆”，我的工作室墙上就挂着一幅此画的翻印本。
然而，我男朋友却在我用“稳得斯”擦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叫我嫁给他。
2我已经上40岁，是该轮到我了。
我已经体面地让开，眼看着孪生妹妹还有小妹在我之前出嫁。
我做过女傧相7次，伴娘3次。
我的淡颜色塔夫绸衣服比寄物店都多。
3我的未婚夫乔治和我都是希腊裔美国人，但是我们想办一个简朴、大方的婚礼。
不需要很多伴娘伴郎。
也不放映幻灯片，展示求婚的细节，那太傻了。
这会是一次很温馨的聚会，请的人不多也不铺张，100个左右的宾客吧。
在我们的家族，那算是小圈子内的聚会。
4我为一位偏执狂的管弦乐队指挥做公关刚刚结束，因而我有很多时间投入到我这个新的项目上。
乔治是药剂师，每周工作60小时，现在又有一份工作：
听我抱怨婚礼一事。
这毕竟是我表现的时候，得由我说着算。
5但是，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万事就越和我过不去。
没有请到我想要的洛杉矶希腊乐队。
我到教堂时所戴面纱的针线活也很糟，不是我原来所要求的。
我订的象牙色的丝绸礼服被隔离在新加坡的某个地方。
眼看婚礼也就没有几个礼拜了，我邀请的客人大部分在最后期限之后才回信，让我很是烦恼。
6之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个头娇小，68岁却依然精力饱满。
几天前还为我即将举行的婚礼感到兴奋不已。
她刚去医院做例年的身体检查，虽然感觉还不错，但被诊断是胃癌。
7接下来的几天，问题不再是“举行什么样的婚礼？
”，而是“还办婚礼吗？
”我把这看成是我的大喜日子。
我认识到没有妈妈的大喜日子不可思议。
爸爸已经在三年前过世，不可能牵着我的手到教堂圣坛完婚，这已经让我觉得凄苦。
但是一想到妈妈那天也不能在教堂就让我觉得无法忍受。
8几天后，我从纽约搬回西雅图，延迟了婚礼。
我从操办婚礼转向指导保健。
我已经挑选好歌曲，准备作为我们夫妻的首个舞曲，但现在压力那么大，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哪首了。
我的婚礼在母亲患病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就像梦一样消失了。
9与此同时，我和两个妹妹本都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这时却在医院的等候室里再次相聚了。
我的孪生妹妹虽然已怀孕8个月，但还是从芝加哥飞了过来。
小妹自父亲去世以来一直照顾着妈妈，这时恐惧占据了她的心，此情此景 她不由得想起父亲临终的日子。
咨询医生后，我们得知胃部手术是妈妈唯一的选择。
医院一有床位我们就住进去了。
10一个沉闷的秋天早晨，大雨无情地倾泻在西雅图市，妈妈被收进了瑞典肿瘤研究所。
在五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医生把她的胃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在等候室里来回走动，恐惧不安，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11乔治飞过来陪我。
他说，“我也不想待在其他地方”。
三个夜晚，他睡在医院等候区域潮湿的地板上，裹着破旧床单，头枕脏兮兮的沙发垫。
手术一周后，医生向我们告知了预后。
“癌细胞没有扩散，”他说。
这几个词可是英语中最可爱的词了。
乔治紧握着我的手，这时眼泪流下我的面颊。
12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令人劳累。
妈妈只得重新考虑她的饮食，我得琢磨该准备哪些饭菜。
颓废的希腊饭菜被蛋白质替代，少食多餐，这有助于修补她那从胸骨到肚脐下长达六英寸的刀口。
蛋白质还增强她的免疫系统，因为接下来她要化疗和放疗。
13在此之前，做法对我来说就是把头天晚上从花哨饭店里吃剩下打包回来的饭菜在微波炉热一下。
但两个月之后，我掌握了水煮荷包蛋，学会烧带骨牛排。
此外，照顾母亲也让我认识到她当年照料我们是多么地尽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刚动完手术几个小时候，我到特护病房去看她。
她躺在那里，手臂、鼻孔和嘴巴里插了那么多的塑料导管，她却吃力、沙哑地说道：
“莉兹，你一定要吃点东西。
”
14忘记巴黎。
妈妈的彻底康复才是我现在的梦想。
15 最近，她去做了一次随访CT检查。
当她脱下结婚金戒指检查的时候，98磅的柔弱身躯颤抖了。
这个检查得做，接下来还有很多次。
但医生说，“一切都很好。
”不久，妈妈就可以把我领到圣坛举行婚礼。
我已经忘记面纱上的刺绣。
但在我掀开面纱的时候，我肯定会脉脉地注视我所最爱的两个人：
我的未婚夫和让我懂得人生要义的那个女人—我的母亲。
Unit 3 追寻烟草的历程：
从性感到致命（霍华德·马克尔，医学博士）
1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烟草业的不诚信计入公众档案始于1994年4月1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
在加州民主党代表亨利·A韦克斯曼的怒视下，美国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出现在了这次听证会上。
2早20世纪30和40年代，香烟要么意味着健康——因为有一位仁慈的医生含蓄地推荐它，要么就意味着性感。
3美位总裁举起右手，郑重宣誓要对从事的业务实话实说。
在随后的证词中，每个人都陈述自己不相信烟草会给健康带来风险，而且自己的公司从未采取措施来操纵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
4.30年前，一位卫生局长就发布了关于抽烟危害健康的著作报告。
如今看来，烟草业总裁们属于不相信该报告的极少数人的行列。
5但事实并非始终如此。
哈佛大学医学史专家艾伦·M·布兰特坚持认为，对香烟危害的认识源于持续了大半个20世纪的一个智力过程。
在新书《香烟的世纪：
界定美国的产品的兴衰和死命的坚持》中，他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6虽说当今香烟是死亡和疾病的象征，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香烟在文化上象征着成熟练达，美丽和性感诱惑——是当时半数美国人大为追捧的商品。
7.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许多广告运动都颂扬香烟的健康品质。
在全彩的杂志广告中，身穿白大褂的仁慈的医生骄傲地点起香烟或是吞云吐雾，上面还写着更多医生选择骆驼牌香烟”之类的广告语。
8. 20世纪初期，对香烟的抵制带着道德的口吻，而不是出于对健康的关注。
对想抽烟的女性更是如此。
不过即使在当时，许多医生已经关注到吸烟会给健康造成风险。
9.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许多美国人变成了烟民,，而抽烟对健康最为显著的危害尚未显现出来。
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无法从严肃的病理学上找到清晰的证据，竞起到了为香烟开脱的反效果。
10.到了二战后，流行病学思想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
1947年，英国医学研究会的理查德．多尔和A.布拉德福德 希尔创立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以记录肺癌上升率和烟民增加之间的联系。
11.著名外科医生埃瓦茨A格雷厄姆和医学专业学生欧内斯特．L．温德尔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比较了圣路易斯市巴恩斯医院内烟民和非烟民肺癌患者的发生机率。
在结论中，他们认为“长期抽烟至少是支气管癌发病率飙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12.不难想象，烟草公司以及他们的专家代言人们嘲笑这些以及其它研究，称这些仅仅是统计上的论据或趣闻轶事，根本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
13在详细梳理了烟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和研究文档后，布兰特博士用充足的证据证明，旱在1964年的卫生局长报告发表前，各大烟草巨头就已了解了自家产品对健康造成的诸多风险。
14他还描述了这些公司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合谋炮制假消息，同时混淆科学证据，散布这种论调：
既然大家都知道香烟在一定程度上有危害，抽烟与否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问题，责任不在烟草公司。
15.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即尼古丁具有极强的致瘾性。
虽说烟草公司公开否认这些说法，但当时他们已经利用香烟的致瘾性来赚钱了，他们加大尼古丁含量，将烟民勾住，使得戒烟愈发困难。
在他们的营销备忘录中，记录了他们针对青少年发动的广告运动，旨在诱惑一代代的新烟民。
16.2004年，布兰特博士被司法部聘请为重要专家，在指控烟草巨头的联邦欺诈案件中作证，并与烟草业雇佣来的一伙证人进行对质。
根据为烟草巨头们出庭作证的29位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供述，他们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参看过烟草业内部的研究或交流文档。
相反，这些专家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小撮对香烟危害的怀疑论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当时就与烟草业有勾结，要么最终也会同烟草业勾结起来。
17 布兰特博士在近期一次专访中说：
“这些专家证人写下的言论令我怎到震惊。
他们靠问一些片面的问题，并用片面的研究来解答，从而为烟草业提供了他们，给好需要的挡箭牌。
18显然，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庭法官格拉迪丝·凯斯勒同：
、这一看法。
去年八月，她总结道，烟草业策划了一场长达40年的阴谋，向烟民隐瞒烟草对健康的危害。
她的观点中引用布兰特博士的证词达100多次。
19 布兰特博士承认，将学术研究和与抽烟这种致命的世界性传染病作斗争结合起来，这当中会有陷阱，但他说他几乎看不到有别的选择。
20 “如果我们中有人偶然跨过了分析和倡导之间的边界，那就跨过吧。
”他说：
“风险很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Unit4 我们收到了邮件---从不间断
1电子邮件是福是祸？
上个月，在一周休假之后，我在收件箱中发现了1218封未读邮件，我假装气恼，却暗自窃喜。
如果你没被电子邮件淹没，你一定是出了问题---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衡量自身有限价值的方式。
2不必在意除去那些乏味的办公室闲聊，垃圾邮件，网上唇枪舌剑，朋友转发来的本不该转发的愚蠢笑话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杂志，真正值得一读的也许只有7封邮件。
注定我得花上半个工作日删除垃圾邮件。
电子邮件令人讨厌。
3且慢---那7封值得一读的邮件如何？
5年未见的一位台北好友告诉我他打算开始成立家庭了。
比利时的一位陌生人发来了一则热门新闻的内幕。
另一位陌生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
我宁可失去一只眼睛月不愿失去我的电子邮件账户。
电子邮件让人痴狂。
4电子邮件啊，我们不能靠他生活但离开它也不行，增加艺术家，广告商，为只有而战的英勇卫士，恋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纷纷涌向电子邮件，一如他们涌向任何一种新的表达工具。
电子邮件方便，省时，拉近人们相互间的距离，帮助我们处理日益纷乱的生活，著书，一系列活动的展开，犯罪---皆可通过电子邮件，但电子邮件有事不便的，它浪费我们的时间，用电脑把我们彼此隔离，使我们本已烦乱和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怀疑论者而言，电子邮件不过是人类交流演变史上最新的一个章节，窥探妻子的丈夫现在可以通过妻子的私人邮件发现她和别人的暧昧关系----而二三十年前她同样可以通过信件发现妻子的隐情。
5然而电子邮件，以及所有在线交流，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在20世纪末它以大多数的数字技术产品所不具备的权威力捕捉了生活的本质，生活节奏时候越来越快？
电子邮件在帮我们应对这种加速的同时，有助长了加速的发生，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连珠炮似的新型的先进的刺激方式影响之下，时候变得越来越短？
快速而龌龊的电子邮件正式为那些注意力持续时间以微毫秒计的人群而预定的。
如果我们承认遍及全球的因特网是本世纪后半页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之一的话，我们就必须赋予电子邮件-----人们通过网络相互联系的真实体现-------一席荣耀之地。
人们互动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而电子邮件既是改变的催化剂，又是改变的工具。
6这一现象涉及面之广令人惊叹，全球范围内，有2亿2千万5百万可以收发邮件，别提万维网，电子商务或者在线色情内容，电子邮件是因特网的真正杀手级应用----即我们必须具备的软件设备，即便这意味着购置一台2000美元的电脑以及每月向美国在线支付20美元的费用。
7奇怪的是，这一切无人计划，无人预见。
当科学家们于1968年最早策划因特网的前身阿尔派网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使不同的计算机中心分享资源。
“然而，不久他们便发现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散发邮件，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埃里克。
奥尔曼。
Sendmail公司的技术主管——他也是问世已有20年之久的Sendmail程序的主要编写者，世界上绝大部分电子邮件现在仍然通过Sendmail在因特网上传送——这样说道。
似乎那些顶级计算机科学家真正想做的，是把因特网作为一个通过电子邮件探讨哪部科幻小说最棒之类最重要话题的场所。
尽管奥尔曼为他的程序系统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交流沟通颇感自豪，但他坦言他原本并没想要改变世界。
作为70年代末加州大学伯克分校的系统管理人，他时常被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烦扰，那些研究人员要求获取另一幢大楼计算机里的电子邮件。
“我只想使我的生活变得简单。
”奥尔曼说。
8我们何尝不是呢？
当我第一个孩子1994年出生的时候，电子邮件对我来说好似普罗米修斯的礼物，恰好帮我应对初为人父和全取自由撰稿之间不可调和的压力。
它帮我省时省钱，又不需要我离开家门；它拯救了我的社交生活，让我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与此同时和分散在四处的亲人保持送信联络的通畅。
其实，我最终确切地知道数字世界的力量不可小觑，是在我与发现我与母亲通过电子邮件争吵不休的时候，又一次，新的工具演绎老的故事。
9由于母亲的原因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使用e-mail。
1998年的时候，她为我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以便我创立一个CompuServe账户。
原因是她弟弟患上了急速恶化的帕金森病。
他不能清楚的说话，几乎也不能用钢笔或铅笔写他的名字。
但他有一台电脑，能够在键盘上敲出一个又一个字。
我母亲认为如果家庭成员都有CompuServe账户，我们便可以给他发邮件。
早在因特网家喻户晓之前，我母亲就领会到在线交流如何能为超越身体局限提供新的可能，像电子邮件这么简单的东西如何能把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拉得更近。
10电子邮件甚至能帮我们找到我们想爱之人。
詹·什里夫是旧金山海湾地区的一位自由撰稿人，她一直在留心观察新在线一代的新兴文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目睹了在她看来是网上约会习惯的积极变化。
她认为通过邮件网上约会能鼓励那些天性害羞的人。
“它提供了一个风险降低了一半的恋爱氛围。
” 詹·什里夫说，“这是因为网上恋爱没有对外表产生抵触的直接威胁，那些腼腆的或者过去有过痛苦恋爱经历的人可以在恋爱早期通过因特网建立关系。
”
11不仅仅关乎情欲。
电子邮件同样可以淡化办公室的等级观念。
什里夫说给上级或者同事通过电子邮件提个建议远比在充满压力的会议室里简单得多。
“每当你有什么难以开口的事要说，写个电子邮件会使之变得简单得多。
”她说，“电子邮件起着缓冲作用。
”
12当然，电子邮件作为社交润滑剂的使用有时也会走向极端。
避讳电子邮件引发的自律缺失的负面效应，这一做法几乎毫无意义。
提供色情内容的网站很少会打电话大声提议我们去看看“欲火中烧的青少年性交”，可是他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往我们的邮箱滥发极度淫秽的广告。
从不当面侮辱我们的人也会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信息或在不设阻拦的聊天室里向我们发送最污秽、最令人作呕、最令人发指的言语。
13网络空间文明礼貌的丧失突出了在线交流的内在主要矛盾。
诚然，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是从看电视那里省出来的，有人便宣称数字时代拉开了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序幕——比起以往，更多的人在写更多的字了！
但是，我们在写什么字呢？
我们真的是更有文化修养，还是更快地滑入毫无意义的空谈以及浅薄不堪的流行文化的陷阱？
那些东西常以小写字母书写，在网上大肆泛滥。
电子邮件尝尝太简单，太随意。
为一封写给恋人或亲戚或同事的信而斟词酌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人们匆匆写就电子邮件，几个仓促拼凑的想法，以口语化的文体表达，近乎未经剪辑的意识流。
其危险显而易见：
发给朋友的话语唐突尖刻，发给老板的反驳过于刻薄，侮辱性语言发错了对象。
电子邮件允许我们未思而先行，真可谓极度刺激型文化的绝妙工具。
14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是早就新的东西，二是转发旧的东西；不是独具匠心地
7
遣词造句，二是使用无厘头的缩写；IMHO表示“以鄙人之间”，ROTFLMAO意为“我笑得在地上打滚”。
听到了一则传闻？
把它发给50个人！
即时信息和聊天室恰恰强化了这种草率行为的负面效应。
如果说写一封电子邮件几乎不需要什么思考，那么即时信息——将消息火速发到接收人电脑的显示器上则更是没有实质内容，近乎虚无缥缈。
15说到底，电子邮件是个脆弱的东西，易于撰写，易于讹传，易于销毁。
几周前，我的一个同事意外地、不可挽回地删除了他存储的1，500封信。
对于他这么一个生活在线上的人来说，这样一个数字悲剧几乎等于抹杀了部分记忆。
刹那间，不留意思痕迹。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如果以一种可检索的方式保存，世事来来往往的种种记录可以构成一个庞大的历史档案。
但是，反之亦然。
今年初夏，我拜访了斯坦福法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他们正一丝不苟地编写硅谷历史的数字档案。
他们对一种新的、快速流传的公司政策跌声抱怨，该政策要求所有公司邮件每隔60天或90天删除一次。
这是因为微软和Netscape公司懊恼地发现，旧的邮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总是会在日后纠缠你。
因而，律师们说最好的对策就是将他们彻底删除。
16尽管如此，电子邮件使全球范围内人及合作的全新模式成为可能。
那2亿2千5百万可能够收发邮件的人群代表了一个可能参与合作的众多个体的网络。
该网络聚集人数之多使得任何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相形见绌。
收件人讨论小组记忆在线回忆是我们能就许多有趣或有助的项目通力合作，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集思广益。
目前这种合作最易发生在计算机的程序系统里。
几十年来，编程员利用电子邮件在各个项目上相互写作。
这是因为成百上千的编程员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络就一项目全力协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些。
个人的力量也许很渺小，但是因特网的规模使得众人的力量无限放大。
Unit5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
1人们身心的健康与快乐，并非财富，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事实：
在发达的社会，尽管社会进步，改革日新月异，物质富足，却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大对劲。
有时候，人们难以明确地指出到底为何：
空虚，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明确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固的社会结构。
在其他方面，问题可以明确量化地表述：
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经济萧条以及自杀身亡的比率在急剧增加。
我们为何如此不快乐?
启蒙运动带给我们无可比拟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自由，而我们现在正经受着“中年”危机。
2探讨幸福的内涵古已有乏。
在其所著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幸福是人生的目标。
可我以为，将个人幸福这一难趣谈得沸沸扬扬的是罗伯特·肯尼迪。
在他言辞精妙的演讲中，他阐述道：
使“生活有意义”的是“孩子们的健康，儿童的教育质量以及他们玩耍游戏的快乐”是“我们稳固的婚姻„„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是我们的“睿智„„英明与勇气”。
他还指出，这一切没有一样能够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3我们也不会对幸福内涵感到惊讶，若问人们近况如何，他们会谈到家庭、工作以及所处 社区的情况，而不是回答自己挣多少工资。
4 即使这样，政治家们还是难以完全理解这一众所周知的难题——幸福的确切内涵。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幸福与健康通常都不能通过统计分析来表示。
政治家们满脑子的投入与产出、目 标与调控，而对于诸如人们看多看重与家人共度时光之类的、无法用数字测量的概念，他们往往感到困惑不已。
另一与之相关的原因是：
一轮轮的竞选让他们置身于急功近利的氛围，期待立竿见影的、量化的测量手段与结果。
5测量手段之一即是GDP（国内生产总值）。
自1980年以来，在许多方面，增加GDP一直是许多中—右派政党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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