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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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政策
中国革命的政策
所谓“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而本文说的“中国革命政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所制定的的革命目标、阶段任务、路线方针、行动纲领、斗争原则、和具体的工作措施及步骤等。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
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体现。
政策与策略正确与否，关系着党能否广泛而有效地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关系着革命政党能否统一全党的意志，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力量，关系着革命能否胜利。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当我们党的政策制定科学、执行有力的时候，革命事业就一帆风顺；当我们党的政策脱离实际，执行无方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
一、共产党创建初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统一战线方面而展开。
具体的说，即在充分组织和发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如何处理同其他阶级的关系。
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因此，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同时，大会也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该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二大”以前，党开始认识到：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当前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应持攻击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联合的政策。
在此基础上，“二大”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标志“二大”中心议题和主要成果的《宣言》。
宣言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提出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点：
一是指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政治方向；二是提出了依靠革命手段，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三是区分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民主主义革命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必然联系，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实际上就是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途径。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表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到“二大”前，党才摒弃“一大”时彻底断绝与其他党派联系的主张，开始“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般民主的、革命的力量，想和国民党建立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
“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无产阶级还必须“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号召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国事。
2、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集中体现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两个方面。
1924年到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
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场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所激起的强烈反抗。
“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全国人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
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3年6月12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
这些文件指出：
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但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对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
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徳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
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最多。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必将出卖革命。
这是一针见血警告全党：
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危险和要不得的：
无产阶级如不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
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到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
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表现就是三月廿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历史惨案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想方设法去争取革命领导权，都不能含糊的关键问题。
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任何时候。
《议决案》指出：
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的唯一的原则。
”大会明确提出：
必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才是革命胜利的唯一保障。
为此，通过了土地改革的政纲：
“（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
（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
”同时还决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
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三、土地革命时期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已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
“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
”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
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
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党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
直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后，我们党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为了正确估计形势，认清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的六大的召开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重要决议，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
第一，“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六大”首先正确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而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实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六大”在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同时，规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
驱除帝国主义者，统一中国；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
并正确地指出实现这三个任务，只有“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
“六大”还指出：
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结论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第二，“六大”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
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现在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
虽然如此，但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帝国主义仍享有对华特权；由于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差；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无法解决土地问题；统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这一系列原因暗示着中国新的广大的革命离潮是不可避免的。
为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六大”指出：
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未到来，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革命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摧残，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因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在党的主要口号—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第三，发展了土地革命政策。
“六大”纠正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
对于富农，则是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
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
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遵义会议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等诸多战役悲壮惨烈、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兵员物资严重不足的危急关头召开的。
它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二同志指挥军事。
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而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显示了党处理重大问题和复杂矛盾的政治智慧。
会议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了民主团结精神，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避免了党的分裂，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为了研究新的政治形势，确定党的任务和策略，中央于12月17一25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充分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间题的决议》。
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
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
行动方向是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地。
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指出：
“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
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指出：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在阶级意义上说来，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
”决议并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十大行动纲领。
决议强调，“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
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决议指出：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同时也指出，“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四、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全民抗战路线制定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以北二十余里的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的抗战方针，进一步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
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和国共关系的报告。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
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
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
这主要是：
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策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
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人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战争的方针；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策划。
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第一，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中共中央强调：
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
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
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要占三分之一，并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
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
另外，必须增进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
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各自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使党政军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第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迎接新的大局面到来的准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1.增强党性锻炼，全体党员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党内要克服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等错误。
2.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决定指出：
“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决定规定：
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
3.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
第三，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
但是，直到1941年底，有的地区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做宣传口号，并未认真执行。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这两个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
其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为了联合各阶级一致抗日，在减租减息之后，实行交租交息；（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
文件还指出，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
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注意纠正“左”的偏向，同时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对顽固不化的地主，必须给予打击，但不是一切打倒。
第四，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
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
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他指出：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
2.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
3.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他还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
保守观点和不切实际的观点。
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七大制定的政策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
党的“七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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