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艺术性解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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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艺术性解析
一、《围城》的艺术性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艺术水平和艺术感染力是衡量其艺术成就的主要标准。
对于《围城》的艺术性的评价，在研究界发表的论著很多，由此也产生很多争论。
就目前来看，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围城》中议论性文字的大量存在，有没有损害作品的艺术性；《围城》牵涉到的知识很多，有没有掉书袋的嫌疑；作为讽刺小说，《围城》在中国讽刺小说中的地位等等。
笔者不惴浅薄，参与其讨论，表达出自己的浅见。
1.威力无比的议论
我们都知道《围城》这部作者中有大量的议论的文字，评论界对于《围城》中的“议论”向来是说法不一，各有千秋：
有的说不好，说作者这样做是对小说人物的画蛇添足：
“做为全知叙事者的叙事主人公自我观念的独语状态贯穿整部小说”，使整个小说的情节大打折扣。
有的则认为这正是钱老的高妙所在：
“妙语连珠，能言巧辩，俏皮挖苦，借题发挥，挪榆奚落，文字游戏，反讽情态，一应俱全。
”而我们单单从文本的角度来关照这篇小说，正是因为这大量的议论性的文字的存在使得《围城》不仅有着特殊的叙事手法，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本现象，这是在现代文学史中小说的创作中不多见的。
所以我们才说《围城》是一部非常特殊的小说。
这样看来，议论性文字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的叙事手法，我们可以从这里影射到其它的很多作品，从而开始讨论一个议论性文字的多寡到底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无决定性的作用的问题。
我认为《围城》中存在的议论多数是从文本的情节出发，甚至很多的议论对于丰富发展情节都起到了绝妙的功效。
它对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情节的展开以及对主题的表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
文本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
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在这里作者不仅对方鸿渐的家乡习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最后两句的议论更是为后面方鸿渐岳父大人的出场和人物性格的塑造进行了铺陈，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甚至是良苦用心的。
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式在文本中还出现了很多次，再比如，对方鸿渐买假文凭前的心理描写：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这段的精妙点评与其说是作者对于文凭论的辛辣嘲讽，不如说是钱钟书对于像方鸿渐一般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凭的问题时心路历程的精彩再现，让人有深切的认同感，特别是当下的知识分子看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去面壁——羞愧难当，多年之后自己的一点小心思居然被几十年前的钱老一览无余。
当然，嘲讽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文本后来的情节发展中方鸿渐买假文凭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因为作者在这里早早就做了铺陈。
文本中的第三章有一段方鸿渐写信给梦中情人唐晓芙的心理描写：
“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地写……”，这又是钱钟书惯用的在塑造人物时叙议结合的手法，从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到直接的行为。
此刻作者仿佛进入方鸿渐的头脑，想用通过什么样的语种来传情达意的方式来体现他对唐晓芙的深情，表面上看好像这是一种很浓烈的爱，爱得小心翼翼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用英文来表达，说明从他的内心来讲，他爱得很唯唯诺诺。
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方鸿渐性格中最明显的一个缺点，那就是懦弱。
像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比如方鸿渐在与唐晓芙讲话时说到的留洋博士与前清功名的比较，赵辛楣谈到中国战时的高等教育，这里作者都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把自己的议论直接的表达了出来，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叙事方式，借人物之口表作者观点。
或者说是作者把自己对一些事物的感受用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
《围城》中的议论对文本的主题的凸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量议论的存在使得情节更加的生动，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有时候直接的议论就是对于主题的阐述。
比如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围城“这个词，苏小姐用法国的谚语进行了一番表述，褚慎明又用英国的谚语进行补充，后来方鸿渐也有对这个词的个人体会。
这么多人对这样一个深刻而永恒的话题乐此不疲的讨论，反复多次的提到，不仅是作者通过人物对这个词的体会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更说明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全人类性。
我们还应该看到，《围城》中议论的手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有一种作者使用频率很高的议论方式就是“就事论事”。
鲍小姐在众人面前喜欢搔首弄姿，其丑态令人作呕。
作者并没用直接用肖像描写的方式来表述她是如何卖弄风骚的，而是用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就事论事”的议论：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这段议论被很多人称为《围城》中最精彩最经典的议论之一，原因就在于他居然用议论的方式达到了肖像描写都无法达到的淋漓尽致的效果。
类似的还有一个：
“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是用来讽刺高松年这个伪君子的。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用“你不当演员是娱乐界的损失”来嘲弄别人的虚伪，恐怕都是受到了小说中这段绝妙议论的启发吧。
诚然，过多的议论也使得《围城》中的一些表达让人有些画蛇添足和不着边际的感觉。
有时候更显得是作者的意兴所至，和故事情节有些脱节。
如方鸿渐看见那套减价的獭绒西装外套时，作者的议论就有些让人摸不到头脑：
“他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
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在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也纳，穿皮外套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
他回国后，看穿的人很多，现在更给那店窗里的陈列撩得心动。
”显然这段议论是可有可无的，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主题的表现它都一无是处。
虽然有时这些议论很精彩，很绝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钱钟书对于古今中外人文历史的通晓，但是作为小说的组成部分，这些却成了累赘，成了败笔，成了众人诟病《围城》中议论的证据。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很多评论《围城》中钱钟书掉书袋子的问题了。
钱钟书是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学者型作家，小说的创作可以说只是他的副业。
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他喜欢在文学创作中不经意的流露出自己很得意之处，那是智慧在闪光，并且更难得的是他能让这些闪光的智慧巧妙的蕴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中，我觉得这样的掉书袋有何不可？
！
学者型作家掉书袋子无可厚非。
也许是评论家们妒忌他的那份独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会觉得他是在故意显摆、卖弄，但是我们可以从钱老一生的勤俭和谦逊中明显感受到，大家误会了他的本意，也许文章中汪洋恣意和生活中的深居简出才构成了一个鲜活的创作巨匠本色。
2.深刻独到的比喻
《围城》能够成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份量的小说作品，所依赖的不是作者“锱铢积累”的故事情节。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围城》中，并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故事线索，甚至很多情节都是作者通过方鸿渐的经历和见闻所“拼凑”而出。
它所依赖是作者运用得登峰造极的修辞手法，而这其中尤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最为大家称道。
所以虽然情节平平，但是多少年来《围城》仍然为世人津津乐道，除去它所体现的深刻的主题之外，比喻的大量运用和成功运用是它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几万字的小说，当中有七百多处比喻，说《围城》是一片“比喻”的海洋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对于比喻钱先生有自己的一套专门理论：
“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
两者不和，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
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的愈开，则合得愈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
钱钟书喜欢用比喻，当然更是善于运用比喻。
大体而言，《围城》中的比喻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景物和事物的非常形象的比喻，一种是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非常抽象的思想和感觉。
第二种手法在文本中多见，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多么的滑稽可笑，虚伪奸诈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一览无余！
“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如此形容长相的不堪，前无古人！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
”文凭是个很现代的概念，但是作者却联想到了《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虽然相隔数千年，却如此贴切，让人不得不佩服。
“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我以为比喻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此！
而且这样比喻还显得很生活，不像出自书呆子钱钟书之口。
这些比喻都是常规思维，但有时作者的比喻看似很老套，但是却使老树开新花，别有一番风味：
“想到这里，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作张小姐，向她挥手作别。
”明月千里寄相思，我们善于把美女比喻成月亮，但是他却另辟蹊径，硬是要把月亮比作美人，让人耳目一新！
方鸿渐对唐晓芙分析出洋归来却仍不改洋味和习气曹元朗的一段话：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
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病，不怕传染。
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维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
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忘了。
像曹元朗那样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这段比喻很是新颖贴切，“出洋”和“出痧痘”两者本无关系。
但作者另辟蹊径，从出过痧痘后不怕传染联想到出过洋后对博士硕士有抵抗力，比的新颖别致。
再把曹元朗比作“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到处炫耀自己“像好文章加了密圈的脸”，显示出了曹元朗的崇洋媚外，沽名钓誉，难掩其丑态，品尝来像刚上市的新鲜荔枝别有一番新意。
又如方鸿渐回国初被请去做讲座时，“有几个老师皱着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彷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
钱先生此处运用了移形换位的手法，使人读来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
竟然“耳朵”会因为进了污言秽语而“当众失去了贞操”，这真是新鲜。
读到这里我有了个感想，很多人说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句话是很不成立的，语言只能说是你想不到，而没有词穷意难达的时候，钱先生说的“新奇”中也强调到了创新的意义，大家可以看出作者创造性的比喻，就使语言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在自序中作者说这本说是送给杨绛先生的，可是我想大家比杨绛更喜欢这本书，因为他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具有吸引力。
还有一例是变抽象为具体的例子也是很具新意的。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面供给大家瞻仰。
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标识”。
用“一个人的缺点”来作比“猴子的尾巴”，这是两件不着边际的事情，这里用来做比喻，这样的比喻要达到目的还是需要语言功力的。
但是不用怕，作者就说：
“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的愈开，则合得愈意外，比喻就愈新奇”。
不是曾经荀子主张“性恶论”吗，其实他也是握有道理在手的，在这里与这则故事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性有多恶别人从来是看不出的，非等他做了恶事，显露了恶的本性，人们才发觉其人真可恶，而在平常都是被表象迷惑未能发觉。
但另一方面人要显露本性也是需要一定的平台，不然是现显不出来的。
就像做官，小管大多是公仆，大官大多就成公敌了，因为大官有了作恶的平台，也就显露了本性，正像猴子上树，爬的高了红红的屁股老在提醒大众，我这里还有一条尾巴，别忘了它是一直存在的，而“并非爬高了的标识”。
这种比喻与做官人的腐败过程不觉间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相通了，表达方面是恰到好处，就这样看似在言他物，却使人就想到了做官人和人本来的根性，两个不相干的事物也就不知不觉中合到了一起，而且又不显得那么露骨，做到了新且适用的效果，在中国这样的环境，知识分子说话真是像穿上了防弹衣，还是很能保护自己的。
情感的东西是很抽象的，特别是爱情。
对于失恋的人儿是如何的失魂落魄，钱老的解读是：
“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
把如此抽象的概念变成如此具体的实物，独到精深！
而说到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情感纠结，钱老如是表达：
“他们虽然亲密，方鸿渐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线，无论彼此距离怎样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成一体。
”原来现代很多女孩子拒绝男生的追求时说彼此是平行线是由此而出，真惊叹于他文字的历史穿透力！
很多时候《围城》中的比喻手法还结合其它的修辞手法，比如和夸张手法的结合。
“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夫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
”桌面污浊让人恶心，简直入木三分！
《围城》比喻手法运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深刻性，让人在啼笑中感受这位语言大师对社会、人生深刻的洞察。
对人物心理描写之细腻，对人物性格展现得异常鲜明。
就是在这样一种类似揶揄偷笑的巧妙比喻中，作者仿佛用这些文字在发泄自身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和抑郁，而又成为了作者对世情的一种无情鞭笞和揭露。
这里有一段：
“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就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
”，作者的意思大概是说这盘子里面的鸡肉很硬，以鲍小姐的柔弱劲她是吃不动的，看来方鸿渐也在为如何吃到这硬邦邦的鸡肉做着斗争，这对男女在餐桌上的窘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活脱脱是两人在上演的一出幽默哑剧。
再看到“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
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作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是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时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联么？
‘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
’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他它改了一句：
‘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
’”，在这里职称的名号居然和女人来做比，旧中国女性地位的地下众所周知，而在三闾大学这个小社会里，对职称的争夺犹如旧时大家族中大小老婆争宠一般残酷，圣洁的校园竟成为了名利争夺的温床，人与人那种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推及至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让人深思，发人深省。
别以为钱钟书在这里喋喋不休的比喻只是为了逗人一笑，他的言语中包含了深层次的意味，往往要读者读上多次以后，在笑泪看到世事的苍凉。
《围城》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还具有多样性的显著特点。
明喻、暗喻、借喻、曲喻、博喻等各种比喻手法在钱钟书的笔下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我想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不应该少了这样一篇标准的范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的作品无疑是极少的能够准确的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契合点的，在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他居然能找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更让人称道的是，深谙古典文学的他能在比喻中很好的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状态杂糅在一起，而且达到了超越古代的水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小说创作史上一个奇迹。
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能把比喻做得美轮美奂。
他自己深知比喻这种修辞在他的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他说：
“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
”正是他如此重视这个根本，总能在比喻中异想天开却又不落俗套。
“如西洋人赶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走，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
到时候它是否能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
”这是一种如此精妙而独特的比喻，验证了我在上文中谈到的他那种中西合璧。
在中国上级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不正好是在西方那则谚语中驴子、赶驴的和萝卜之间的关系吗？
！
像这样的例子上面我还举出过一些，就是这样的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杂糅，却恰恰体现了钱钟书出众的比喻才能和对人生深刻的关照和体察。
方鸿渐在与赵辛媚斗嘴时，有这样一段比喻：
“狗为着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恨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这亦是钱老的独创。
3.超越顶峰的讽刺
讽刺小说作为一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体式，国家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讽刺客体的丑态百出，这些因素都使得讽刺小说如刀锋般犀利；再加之中外讽刺文学传统的给养和部分作家的自主性追求，使得多部优秀甚至经典的讽刺小说横空出世。
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周树人那辛辣幽默的讽刺笔调，还有就是老舍先生那淡定而深沉的笔触，有张天翼的狂放和冷静，有沙汀沉着和厚重，而书卷气更重的钱钟书则他的智慧、跳动的思维，在讽刺小说里特立独行，所以有评论家称他是现代的吴敬梓，是中国的马克·吐温。
作为当时一部讽刺小说的代表作，钱钟书的《围城》以高超的讽刺艺术描绘了旧中国的知识社会中形态各异的人生万相。
讽刺面广且很有深度是《围城》同其他同类讽刺小说相比之下的一个突出特点。
可以说在小说里关照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政府的腐败无能，学术界的虚伪和荒唐，社会的萧条和落寞，官场的尔虞我诈无一幸免的成为了他笔下批判的对象。
小说通过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失时机的为读者展现了当时十里洋场、社会各界的丑陋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各阶层人物的荒诞生活。
甚至笔墨触及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在方家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方老太爷就是一位典型的充斥着封建伦理思想、迂腐透顶的乡绅代表。
他的讽刺范围之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着实丰富。
他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讽刺力度，毫不留情得对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无情的鞭挞和唾弃。
人性中的丑陋无可遁形，人格的卑劣袒露无疑，如此这般能在一部作品中对社会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讽刺的，恐怕在中文的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在很多大家的小说里面比较擅长在典型的环境中对典型的人物进行讽刺，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把当时受压迫和侮辱的社会底层的农民形象用直白的叙述进行嘲讽，而在《围城》里对方鸿渐的讽刺则不仅是对其言行的直接叙述，还夹杂了他人的评价。
如有人说他“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也有人说他“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
他的确如此，读书时漫不经心，教书时出尽洋相；连他那段可怜的出国经历，作者也这样表述：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和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难怪他自己都对留学的生活难以启齿，由于自己在外疏于学业，四处游荡，态度懒散，并无真才实学，才导致他去到三闾大学之后，课堂上百般窘态，胡说八道。
在《围城》里如方鸿渐一般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
惯于抄袭别人作品的苏文纨头上竟也有个留学博士的名衔；至于曹元朗、董斜川之流，更是把拾人牙慧作为家常便饭。
试想在当时那种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沟通尚不发达的时代，抄袭和剽窃在学术界也是蔚然成风，那么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沟通便捷、信息高度发达社会呢？
这种情况当然是数不胜数了！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韩学愈事件”，韩学愈和方鸿渐一样在国外拿了假文凭来招摇撞骗，他却仕途顺当，得名得利，境遇却和方有天壤之别。
这是钱钟书对文凭追求者的辛辣讽刺，对于社会中盲目追求文凭这一现象，抨击有力。
人们总是去过度关注文凭的重要性，却忽视能力的真实存在。
哎，此风自古已有，当代如此盛行也就不难解释了。
钱先生说：
“修辞机趣，是出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混不省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
看来钱钟书在《围城》中是用讽刺在做着自己的文字游戏。
有许多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喜欢把经典的语句进行摘抄，反复进行赏玩，这种做读书笔记的做法曾被人诟病，但是在读《围城》的时候，我以为恰是要做做这样的读书笔记的。
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好段落值得我们去摘抄，值得我们玩味多次，并且每一次把玩都还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
在整个文本中到处散落着钱钟书用戏谑的笔调所表达的“愤世嫉俗”和“忧世伤生”，初看时我们读不到读者深层次的悲悯，气愤不起来，还会发笑，但是这种笑后脑子里还有着好多的想法迫使着读者去想这里隐含的意思。
如：
“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有个人叫‘火腿’，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
这里写得很搞笑，也让人能够感觉到这些学生语文水平很烂，而在国学越来越不被重视的今天，这段嘲讽的文字可以无可替代的做给现实最好的写照。
《围城》讽刺的特点还在于作者在讽刺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独特的讽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但是作者揭露抨击时弊的工具，也都展现了作者超群的艺术表现力。
对人物的辛辣讽刺比较突出的方式就是对其肖像进行夸张的描述，比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撒，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
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
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利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在汪处厚的五官里，作者选择了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眉毛和胡子来进行讽刺，表面上是对五官的描绘，其实是对其过去历史的暗喻，还有思想状态和心理变化都融入了五官之中，肖像的描写即是人物性格的刻画。
文本中间像这样的肖像描写非常之多，无疑是对人物塑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还很擅长对于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用犀利精微的笔触进行心理讽刺。
李梅亭委实吝啬，这点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他体现得比较具体：
买船票时，嘴巴上说是自己发扬风格，把高等的船票让给其他人，抢先买低等的船票，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他只是为了给自己省点钱罢了；途中有雨，明明有新的雨衣却不舍得穿，还找了很多的理由找人借雨伞；孙小姐途中生病需要仁丹，“虽然仁丹值钱无几”，但李梅亭琢磨着“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还不够一包仁丹的交情；而不给她药呢，又显出自己小气”，将已开瓶的鱼肝油充当仁丹来应付孙小姐，他自己打了个算盘，鱼肝油的确贵过仁丹，“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真可谓是精打细算。
通过这一系列的心理讽刺，犹如扯破了李梅亭那副虚伪的脸孔，让人解恨。
对小说中人物精神世界的窥视和揭露，也是作者塑造讽刺人物形象的重头戏。
李梅亭的伪道学、韩学愈的招摇撞骗、顾尔谦的阿谀奉承、陆子潇的搬弄是非，无一不是显露出作者刻画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空虚和颓唐。
韩学愈也头顶着是那所子虚乌有的国外大学的博士名衔，却堂而皇之进入三闾大学，不但晋升教授，还混到了主任当；自称“哲学家”的褚慎明更是荒诞，搞到外国著名哲学家的地址之后，说些恭维之言于信中，骗得回信之后到处招摇，竟也“吓倒了无数人”；至于方鸿渐，他倒是老实点，只是为了搪塞父亲和岳父的再三催促，买来假文凭，本意并不是拿它还混饭吃。
当然这里还有赵辛楣等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崇洋媚外，但是他们的骨子里都还是无法摆脱传统的烙印，“国粹”和“洋货”结合在一起，对一些知识分子造成了双重腐蚀。
就是这种土洋结合的知识分子才使得作品的讽刺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围城》的讽刺艺术魅力还在于其独特的讽刺风格。
“有时锋芒毕露，如锥之处囊，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精妙机智，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肖伯纳、马克·吐温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
钱钟书对修辞的造诣很高，所以在小说里他可以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来丰富自己的讽刺手段，这种手段的使用体现为他的讽刺笔法的变幻莫测，不拘一格。
如对褚慎明的一段描写：
“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在这里他虚实结合，实写的是色胆包天的褚慎明流露出的蠢蠢欲动，虚写了他的眼神，这双色眼犹如所有文学作品中色鬼心急的状态一样让人过目不忘，其讽刺功力可见一斑。
如果说在文学创作中能对简单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进行颇有力度的讽刺，能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功力，那么在作品中可以通过一件事情的描述来讽刺几个方面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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