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两位副总理故事鉴证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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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两位副总理故事鉴证历史
从中国两位副总理故事鉴证历史
从中国两位副总理故事鉴证历史
陈旗
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说：
“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
多灾多难啊!
”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问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
“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100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
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
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
“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
汉奸，汉奸。
”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纪登奎:
（1923－1988）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37年参加革命，加入牺盟会。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198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兼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
1980年辞职请求，提请免除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
1988年在北京逝世。
谷牧:
（1914－2009）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32年以共青团员身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投身革命。
因怕连累家人，改名“谷牧”。
1975年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命为国务委员。
1978年底到1988年在国务院中主管对外开放工作；曾兼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是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和推行者。
在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85年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88年离开国务院。
2009年在北京逝世。
两位前辈，一生有许多共同处，都是三十年代参加本地革命。
纪登奎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谷牧27岁以共青团员身份转入中国共产党。
两位前辈在中国政坛上，人生顶峰如下：
纪登奎1973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提请辞职。
为中国革命建设约43年。
谷牧1975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任国务委员，1980-1985任书记处书记，1988年离开国务院。
为中国革命建设约51年。
两位前辈共同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毛泽东时代，不断的成长，纪登奎是地方大员，谷牧是从事国家经济工作，他们文革时都受到冲击，纪登奎受到了批斗，谷牧靠边站，1975年两人同时任职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1980年提请辞职请求后得到批准。
谷牧1988年离开国务院。
谷牧是完整的经历了改革时代，他同时也是最初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和推行者。
两位前辈为国效劳一生。
让我们摘取纪登奎、谷牧两位前辈所经历的历史片段，议论中国六十年中三件大事
一．三年自然灾害
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地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
到各地去听取汇报，地方要员总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他要听真话，不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一听就烦。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
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
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
对于他想听的情况，特别是地方领导自己治下的问题，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况，他们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
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
当时河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自从1957年夏，省长吴芝圃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把省委书记潘复生搞下去，取而代之，当上省委第一书记后，河南浮夸之风就越演越烈，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
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像土改斗地主那样被斗，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要对其实行捆绑、吊打，甚至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1958年11月底，在河南密县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6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搞调查，河南领导人告诉他，河南的粮食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不但不需要国家向河南调粮食，还可以把河南的粮食调出去。
陈云反复问河南有多少耕地?
能生产多少粮食?
有多少农村人口?
按照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
种子需要多少?
饲料需要多少?
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
几笔账算下来，情况就很清楚，粮食差得很远。
陈云说：
“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
河南的领导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粮食够吃，自己能够解决。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李富春转来一份材料，心情很不平静。
材料是中组部、中监委的四名干部写的，内容是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调查。
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人，现增到近10万人。
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有的大队人口死亡达到35%左右。
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说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也不为过。
毛泽东看了，将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
1960年12月26日，是他67岁生日。
他把身边工作人员找来，有秘书、有警卫，一共7个人，请他们吃饭。
毛泽东与他们围坐在一张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比平时多了一些。
毛泽东把筷子拿起来去夹菜，还没有夹上菜就把筷子放下了，看着大家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
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
那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把情况反映上来。
”
晚上，毛泽东还对给他按摩的封耀松说：
“我不放心哪!
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
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
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摘引：
毛泽东为啥信任纪登奎？
程秀龙2010年06月24日人民网
议论：
从上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处境，用陶铸话：
大权旁落。
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从长远和现实的需要出发，53年第一次提出自己处二线时，出了“高饶”争权事件；当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拒不接受，各民主党派人士联名提出的：
请毛主席再任四年国家主席到62年时，就决定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形成，君权神授，天命难为，这是上祖们的训言。
而当“高饶”事件后，进行了党内团结教育，但到了58年老人家处在二线多时，各路大员们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政治、经济和生产任务，为了向老人家表功，为了在自已的山头的领袖面前立功，采取了极为偏激的态度，开始虚报作假、大夸海口、进行了狂热的吹牛比赛，大刮五风：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
当自然灾害来临时，一切变的不可收拾，河南、四川和安徽省的不少县的地方领导采取了非人的手段，致使这些地区的农村和城镇人民陷入绝境，三年中大量民众死亡。
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的处境则是上面文中所说的状况，直到1960年10月实在压瞒不过去了，老人家才知道。
只有叹言“我不放心哪!
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
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
”他老人家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如果说刘、周、邓等在一线没全身心的工作肯定是乱说，刘、周、邓等配合的好坏，各山头的大员们水平是否仍是落后和官僚式的。
当时几乎所有官员对毛主席的感情都是真切的，但不能说他们就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当人民度过大灾和人祸后，有两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河南、四川和安徽省的不少县和全国部分地区，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死亡问题？
为什么人民的疾苦难以伸诉，人民为什么只能选择接受，大量正直官员们为什么起不到护民的作用，相反有的官员大力压制和封锁人民的不幸，多数官员不讲、也不敢讲真话？
指责和痛恨这些官员是容易的，列举和估计数据也是容易的，而要从这一痛苦和不幸中，寻找到警戒的手段和防止的办法，从而根除类似的不幸事件，只有如此才是对我们有益的，也是我们要做到的，中国现在还有黑砖窑、童工厂、奴隶厂等非人事情，就是大罪过，要切实的限时打击，每发现一起此类案件，就要有人头落地。
如再出现这种事件和允许存在，还用这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搪塞，那就滚蛋去吧，你们只会扯蛋。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回归本位，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压官员、下启人民）的根本原因。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大会上发言的共九人。
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
纪登奎的发言代表革命干部。
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过头，在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没有见到，问身旁的周恩来：
“纪登奎同志在哪里?
”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
“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发言席。
当他走到毛泽东前面的时候，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请你讲话。
”
纪登奎走到发言席，还没有讲话，毛泽东就向全体代表说：
“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
多灾多难啊!
”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纪登奎十分激动，更是热情赞颂：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
对我教育太深了。
”他在1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有37处提到毛泽东。
他在发言的最后，一连呼了许多革命口号，其中一个口号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曾问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
“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100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
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
摘引：
毛泽东为啥信任纪登奎？
程秀龙2010年06月24日人民网
议论：
如果各位相信孔庆东教授所说，他儿子的最初记忆是在娘胎的话，我也想在此说些我的文革记忆：
文革爆发时我不满四岁，生活在城市，正好住在各种游行示威、武斗最经常的地方，晚上大街上（马路上）和巷子里常有队伍跑动声，外婆（家庭主妇不识字）晚上紧张的将我抱到自己房里护着睡，白天大街上很多人一队队的行进，也有人头戴藤编安全帽、手拿红缨枪（称苗子），不时有大规模的进退跑动，街上有不少砖瓦，听大人言有死人，伤的有，我记忆中见过几辆板车上躺着受伤的人，时间不长。
再就是大字报，在我的记忆中大字报铺天盖地，晚饭后，人们都去读大字报，也有不少人刷贴着新写的大字报。
很多人晚上站在大街上谈论着、争论着到深夜，我为什么有记忆，因为很多地方张贴着写有我父亲（中学教师、教导主任）的大字报和骂我父亲的标语口号。
而我父亲晚上都要去看，我父亲常带着我去。
我邻居一家有四个人在印刷厂工作，晚上八九点常带回大量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最高指示传单，我们很多个小孩就在当晚，在大街上分传单，有时向天空上抛。
后父亲学校的学生几次到我家抄家，大量的书籍被拿去。
我父亲没有受皮肉苦，也没有受批斗，父母工作和家里生活照常，67年暑假全家到江西和福建住了一个多月。
文革主要内容是：
大字报、大辩论、武斗、串联、批斗、游街、抄家等，约一年半就平静了。
上述记忆，前后顺序不一定就是如此，但是我所描述的是我的经历过的记忆。
文革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历史没有过的事，当时可能很少的人能够理解，从有些史料中感到周总理和王震将军等当时都不理解，如果没有社会差异变化好坏对比，文革会被历史忘掉。
文革好坏成败得失，如从单个事件上论文革是得不到什么的，仅经历、处境、时间等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结论，用思想眼光等因素就更是不同；从阶级、主义上论文革又会在名词定义上和指代上，出现理解不同而争执，会陷入自我驳论中。
人的一生掐头去尾，15岁进入社会到75岁，也不过60年，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快满22岁时（编印《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散发）才进行社会斗争。
长寿者80、90岁，如遇社会变动激烈，因为有强烈的感受和对比，会看到三个社会形态：
好坏好；坏好坏（绝大多数人民最终认定的）。
中国封建各王朝，如正常，人们最多只能经历两个社会形态：
好坏，坏好。
这是因大多数人寿命不是很长，皇帝统治时间相对长，理国驭民有延续性。
只有在国家极度危险、战争时期和很贫困的社会状况，才会出现纪登奎14岁就进入社会斗争的这种很特别的事情。
人们在自己生存的时光中，是不太愿意搅动正常的生活习惯的，就是逆来顺受，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最基本社会形态，讽刺和指责是没用的，他们才是决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人当时是非功过的最后评定体---民心民意。
而文革就是一种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和学生，在老人家的引领下自觉自愿的投身到中国社会斗争中。
文革当时的意义：
是人民对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祸进行的清算，包括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种缺点和不足的批评打击，也是民众对自身生活改善、扫盲、国家民族过去耻辱得到清刷、相对好的社会地位和保障等的满意，而对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一种感恩性的自愿行为。
中国广大民众49年前的生活和建国之后的成就，让人民内心有一个对比，尽管因各种原因，物质生活不足不丰富，出现大跃进和三年灾害问题等问题，在广大人民内心中确实普遍存在这种担心：
会不会再回到过去苦难生活中去。
所以中国建国前的土地运动和肃反，以及建国后历次斗争中出现过火过激的事情和事态，是极为正常的，包括文革和以后我们所经历的斗争。
过火过激，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因素很多相互参杂。
文革长远意义：
是一次中国人民全体性、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民权的觉醒运动，尽管仍是以无限崇敬毛泽东和带有狂热的方式进行运动，也有大量的按今天标准是非人道的行为和伤及不愿参入的人问题，但文革使中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因为人民一时不满而爆发内战。
李清平网友的观点：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完美经典性的高潮。
不是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想或要搞封建社会，而是，当时社会人民的物质、科技、工具、文化、精神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和时代中，当完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完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出现时，完美封建社会就是人民心中向往和怀念的，还会有很多的人和党派，再来进行老人家实现过的实践。
如孔庆东教授所说，中国人民原本可以没有禁忌的分析和总结毛泽东时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可中国人民没这个命，或者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和容忍这种事情，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负面分析。
尽管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说文章，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他们的评说是站在非人民的立场上的，用非当时的实际状况，所以中国人民用行动和时间作了回答，不仅拒绝，而且连反思意愿也没有，这也是中国的命。
否定毛泽东就证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是一帮无能的笨蛋。
而事实是：
如网友于澎所言，1949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后，短短二十几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
在毛主席时代，中国15年就完成了从洋火柴到成为核大国跨越，20年中就从一个不能生产普通的钉子的国家到发射卫星上天。
在短短20几年中，人口寿命从35岁提高75岁。
文盲的比例从解放前的80%以上，下降到30%。
毛主席去世时的学生在校人数，直到90年代都是历史最高记录。
在短短20几年中，人口寿命从35岁提高75岁。
27年人口从4亿多增加到8亿多。
在我小时侯时，一家如只有一个小孩，这一家大多是有原因，不少是抱养的，有一家四五个小孩同时上学，当时有五个以上小孩的家庭很多。
这种情况下，物质生活肯定不会丰富，有时会很艰难。
仅从以上几个铁的事实，我们就能分清是非功过。
中国没有人否认三年自然灾害大难、政治斗争扩大伤害和物质供给欠缺问题。
这三十年不时有诽谤、侮辱和谩骂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事件出现，民众中间无知、曲解他老人家的不少，为了出风头、以显才华、实现自己利益的人，而诽谤、侮辱和谩骂毛泽东他老人家的现象很多。
将人民看成阿斗的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人民眼中是何物。
有良心道德的人、正直和忧国忧民的人民，是极为不满的，中国主管当局尽管在有些方面做了一些正确的事，但是还是没有放在国家安危的高度对待。
诽谤、侮辱和谩骂毛泽东人最终只能达到两个结果：
一是迫使人民忍无可忍，进行无情的杀戮，特别是在社会处于不理想状况时，更会如此。
二是造成我们后代（四、五十年后见分晓）形成新的毛泽东崇拜和神化，会出现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方式和手段固定下来。
为什么又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
如果国家政权和领导集团，让人民接受这种无耻的诽谤、侮辱和谩骂，人民如果抗不过国家政权和领导集团，人民只会以敬祖的方式，以求得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保佑，当国家和政府受到大灾大难时，人民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和出力，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中国人民是不会拼命的，这就是不足二百年中发生的事，八国联军二三万就打进中国的北京和日本人初期侵占东北三省，历史为我们完整的体现着危机。
当国家、政府、社会失去民心后，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几门大炮架在边境就能征服中国的事是不会再有，但几架飞机和几条船飞横在中国，中国就低头伏首的事情就不见得没有。
如果国家政权和领导集团容忍这种无耻的诽谤、侮辱和谩骂，只会造成中国人民的不满，别将我们的后代当傻瓜，他们将以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文字和精神，进行社会斗争，将摧垮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动摇事物。
世界上，没有人会相信的事，连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都不敢想的事，照样在他老人家面前发生了：
以李烛尘、荣毅仁为代表中国资本家将财产装在半人大信封中，交给国家，接受国家赎买；老人家认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结果成功的完成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
由此可见正确的对待人民和对手，人民和对手也会付出最大的贡献，毛泽东他老人家之伟大，只有当时的人民和当事人可经历到。
一切都是会变的。
一切也正在变化。
所谓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的清白、真相和你不知道之类的事，已经不重要了，未来中国历史将是围绕着毛泽东他老人家不停顿争斗的历史，会不会出现让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只有天道，每个做父母的要教育好自己的儿女。
在人类世俗世界中，无论是民众、官员和国体等等将永远被毛泽东胸怀、精神、智慧和伟业所牵引，直到人类全部进入佛界。
人世间美妙动人的乐曲歌曲很多，但是世间最美妙最动人的乐曲是佛音佛曲，最深情最真诚的歌曲是颂毛泽东主席歌曲。
三．改革开放
1976年中国人民当时的选择，决定了后来有的一切。
当时人民迷惑了也好，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好，领导人的失策也好，……总之,中国社会从此向现在的这种方向发展。
（1976年是中国年代，大事和大事件最多最重要的一年，因能力和经历等没有能力分析，很望读到大家和网友论述1976年的心得。
）
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
“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
汉奸，汉奸。
”谷牧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有一文章是说，刘会远将这件事说给他父亲谷牧，谷牧听后笑了。
）
议论：
谷牧的母亲1979年估计有80多高寿，这位老人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一有可能是因借日本的钱，再就是老人家已经预感到此事的最终结果。
从刘会远评说此事来看，他奶奶是预感到此后的最终结果。
中国人谁想成为汉奸、走狗、卖国贼？
这可是建国三十年中最大的罪名，别的罪名还行，汉奸、走狗、卖国贼罪名的等号是死亡。
此时的谷牧为中国革命建设工作快五十年了，那怕上天给他一个汉奸的命，他也不会做汉奸。
问题出在那里？
只能说阅历和眼光，谷牧比不上他母亲。
长寿者80、90岁，如遇社会变动激烈，因为有强烈的感受和对比，会看到三个社会形态：
好坏好；坏好坏（绝大多数人民最终认定的）。
最主要的是，当政治斗争胜利后，中国人民也赞成拥护，接身搞了个新的“洋跃进”，后面的一切好坏得失，所有的中国人只有接受，包括后面历代领导人只有承受历史的评说，谁也不能幸免。
谷牧如果还在世上，听到十二条似他参加革命时年龄的生命，以跳楼方式在深圳富士康工厂结束了，会痛心不已。
谷牧和所有改革开放的先驱们，一定同意：
“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
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和有远见，而不是当时所说的僵化保守。
客观的说还是能力和决策上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和人民物质丰富程度，不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这个结论，最有力的证明是伊朗，伊朗在巴列维时期（约六十年代到七十代初）：
经济、人民生活、军事国防、文化体育等方面，按照今天中国人的标准：
伊朗是当时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国家，伊朗当时确是亚洲最强的国家，财富方面强过西方，但一夜之间伊斯兰大革命，看似正常发达富有强大的国家，但人民不满意，伊朗巴列维王朝从历史上消失，这之间可能有外国利用伊朗，设计想搞乱中东地区。
但从大多数伊朗人民赞成伊斯兰大革命，说明当时伊朗人民精神和宗教信仰不接受改革开放引进美国生活形态，也说明财富、丰富物质和所谓的自由，并不是广大人民最终需要的东西。
中国要从伊朗伊斯兰大革命推翻了，当时最成功改革开放巴列维王朝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尽管现在的伊朗可能人民生活不似过去，也会有些人不满意，还会出现新的改变，但我们可以看到民心民意到了某个忍耐极限时，会不顾及一切的作出自己的选择。
议论历史是为了获取智慧，正视自己的良心来对待生活，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平顺点，人为的灾祸尽量少些，不是为了否定现在已有的发展和进步，而是要警醒世间的存在危险、阴谋。
如果一个国家让人民心寒（自杀一个接一个、矿难不断……）的事都无能解决，说的再好，做的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
以史为鉴
培根；读史使人明智
今不如昔的，不理智，不可取，常谏常责；
辱骂祖宗的，有娘养，无娘教，当杀当剐。
佛灭后，一切生者忙着寻找自己的新世间佛，以引领自己到佛国，可惜五千年后才有可能出一个新的世间佛，我庆幸自己同佛度过了近十四年光阴。
共同欣赏两段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同纪登奎谈话。
1．
毛泽东突然向他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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