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之辩 李存山 方朝晖 干春松.docx
《三纲之辩 李存山 方朝晖 干春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纲之辩 李存山 方朝晖 干春松.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三纲之辩李存山方朝晖干春松
三纲之辩李存山方朝晖干春松
（2013-03-0623:
28:
09）转载▼标签：
三纲五常变与常文化
论题：
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三纲
时间：
2012年11月15日
地点：
清华大学文北楼402室
主持人：
干春松
辩论者：
方朝晖李存山
组织者：
梁枢
【《光明日报》2013年2月25日“国学”版发表时略有删改】
【方朝晖按：
我总结认为主要讨论的焦点有如下几个：
（1）是三纲的本义是什么？
人们通常理解为无条件服从或绝对尊卑之类，但方朝晖认为三纲的精神是指从大局出发（与贺麟也不一样），这站得住脚吗？
（2）三纲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这取决于：
支持三纲是否就是拥护君主制，三纲可否脱中国古代制度现实而代表一种抽象的精神。
（3）三纲与民主之间是对立的还是相互支持的？
如果认为三纲包含无条件服从或绝对等级尊卑的含义，当然不仅与民主相对立，而且没有现代意义。
此外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4）三纲是如何诞生的，是源于孔孟、特别是孔子《春秋》学（方朝晖），还是源于黄老法家、为秦汉大一统所致（李存山）？
最后这一个问题并不构成重点。
在上述四个主要问题上，两人的观点都不一致，而且针锋相对，各说各话。
】
干春松：
你们俩打仗，非得让我来观战（笑声）。
这就使得我不得不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你们的文章给看了一遍。
……
李存山：
其实也不是从方朝晖的那篇文章开始的，比那要早。
去年在北大开会，讨论儒家与人权的问题，就发生了争论。
方朝晖和郭沂都是支持三纲的，我们在去吃饭的路上边说边聊，我就说“你们是属于‘三纲派’，我是属于‘解构三纲派’，以后我们可以辩论”。
后来才看到了方朝晖的文章。
干春松：
是，有一个重新来梳理三纲五伦的过程。
其实他俩写的文章，都引了贺麟这篇《五伦观念的新思考》，
李存山：
对，我和方朝晖的文章，都引了贺麟先生的文章。
其实我对贺先生的文章也有不同看法。
我记得台湾的韦政通先生曾经说过，贺先生对于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是对三纲的一个很同情的理解。
我对于贺先生的文章是有不同观点的，其实我也是借方朝晖那篇文章，提出了我对贺先生文章的不同看法。
干春松：
三纲问题的确是儒家价值之关键点。
也是自近代以来对儒家批评的焦点。
但是，贺麟先生很早就开始进行辩护性的解读，近年来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最近，李存山和方朝晖之间关于三纲的讨论，将这个问题的许多交集点提出来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对此，我想先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方朝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重新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从朝晖的文章来看，其立论是特别系统的，并且加入了在现代中国的大背景下，怎么重新理解传统的文化习性的问题。
第二，你来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提出了什么核心观点来支持你认为大家对“三纲”的观点要重新被认识，而不能是一样那样的。
而你这些思考，李老师显然是不同意的，那李老师又是以什么样的角度不同意的？
梁枢：
不行我再追个问题，从主持人的话里加。
这历史背景的梳理，就由主持人说挺好，给读者一个交代。
从谭嗣同就开始，在谭嗣同之前，整个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对它说不的。
五四时期，有没有人说？
干春松：
有啊，就大约延续谭嗣同一贯的批判。
梁枢：
谭嗣同是不是（批判三纲）第一人？
干春松：
明确地激进地提出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方朝晖：
我在文章里提到过黄宗羲和王夫之，
干春松：
但他们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王夫之等人不是要反对纲常，谭嗣同是完全反对纲常的。
到了五四时期，像吴虞等人，都是延着这个路子。
李存山：
谭嗣同不仅对三纲，对五伦也有议论，他认为五伦里面，只有朋友一伦是讲平等的。
干春松：
余英时曾经对此有一个回溯，他把谭嗣同当成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批评的人物，另外有一两个叫骂的，那不算。
到后来贺麟先生的文章算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辩护。
景海峰的文章有一篇长的，好像是发在《哲学动态》上。
例外，对于三纲重要性的问题，陈（寅恪）先生那句话反复被人引，就是三纲六纪那句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接下来李老师是比较全面的站在反方的，反而站在正方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轮李老师和方朝晖的论争，是比较全面系统的。
以前唐文明、梁涛等人也有些文章，但是没有人和他争论，所讨论的问题也还多集中在五伦。
梁枢：
干兄如果像您所说，这中间就有几十年的空白。
方朝晖：
我的文章里都罗列了，这几十年基本上都是反对三纲的。
梁枢：
您给我们念一念。
方朝晖：
我文章里有。
梁枢：
能给我们吗？
方朝晖：
能给。
梁枢：
那我们就省事了，把这个搁背景里面。
这几十年都是批判态度的，那有辩解的声音没有？
方朝晖：
最近几十年我看不是很多，像景海峰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那是辩护，但辩护得不是很清楚，没有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干春松：
那篇文章主要还是辩护五伦的。
很多人都说五伦可以。
梁枢：
牟钟鉴就是这个观点，“五伦一个不能丢，三纲一个不能留”。
干春松：
对于五伦的辩护，（由于比较多）我们没有做更多的寻找。
但对于三纲的辩护，方兄可以说是比较猛烈的一个。
梁枢：
（笑声）几十年出了这么一个。
李存山：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比较激进。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也就是中国文化所“因”（一贯继承）的，即中国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有一篇文章叫《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其中提到从东汉末年的马融开始，都把所“因”者解释为三纲五常，一直到戊戌变法才有变化。
康有为把他对公羊学的理解融入他的《论语注》里，他把“因”和“损益”解释成“三世”进化论了，包括他所理解的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和康梁唱反调的就是张之洞，他在《劝学篇·明纲》里就非常强调三纲，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有三纲。
因为在张之洞那个时期，他需要反驳康梁，所以讲得比较细致。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讲得就比较少了。
后来康有为的思想也有变化，他讲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比较强调三纲等等。
五四之后，主流就变成批判三纲了。
后来才有陈寅恪的提法。
梁枢：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三纲和封建政治制度绑在一块的话，的确没啥可说的，因为历史本身把它给否定了。
陈寅恪是从文化角度来理解，要理解中国文化，离不开这个。
但在那些人听来也比较刺耳，也有给三纲辩护的意味。
所以有些人也是不爱听。
这“水”和“孩子”绑在一块，
李存山：
如果把三纲当成所“因”即不变的东西，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了。
梁枢：
那又是一个肯定。
李存山：
我的观点是，汉儒提出三纲属于“损益”，是一个“变”而不是“常”。
所以我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认为真正的“常道”是秦以前和秦以后一直在讲的那些东西，如崇尚道德、以人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等。
我认为，三纲是到汉儒才提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常道”，而是一种“损益”。
方朝晖：
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思路。
其实我对三纲问题的思考，源于我对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反思。
这些年我们许多人一直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或者核心价值是什么。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当初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临死之前写了个万言书，里面就明确讲到自己是为了殉“三纲五常”而死的。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三纲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无条件服从”和“绝对等级尊卑”，如果是这么一个东西的话，为什么几千年来，一直到近代还有张之洞、粱济以及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仍主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甚至要为“无条件地服从”这么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东西而去殉死？
这不免有些荒唐。
而且，过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一定有它的道理。
如果我们把过去说成漆黑一团的话，那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特别秦汉以来，都是漆黑一团？
这涉及到一个整体性的评价问题。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汉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儒家学者，从董仲舒以来，到朱熹，包括明代理学家，人人都坚守三纲五常，都觉得三纲五常无比重要。
我在这里面也搜罗了历史上那些赞赏和肯定三纲无比重要的几十个人的论述，要真正搜罗的话，可以有几百个，当然我没有搜罗那么多。
这些人都对三纲五体投地地赞赏和肯定。
如果三纲真是如我们想象的主张无条件服从和绝对等级关系，他们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要把全天下捆绑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人性的东西之上？
这是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
我自己的两个动因呢，一是对董仲舒的理解。
李老师也提到，一般认为，他是首先明确论证和使用“三纲”这个词的一个学者。
但是我们把《春秋繁露》拿来看看，整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了解他政治思想的全貌，可以看到他没有丝毫主张要大臣对国君、妻对夫、子对父要绝对地服从，他根本没有这种思想。
他整个书里弥漫着的根本思想，就是强调道统高于政统，用常道来限制国君，使之恐惧、害怕。
刘师培早在1904年就说过，《春秋繁露》的整个核心就是为了限制君权。
董仲舒的思想是从“春秋学”而来的，他学的是公羊学。
关于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已经明确交待了，就是要拨乱反正。
我花了比较大的篇幅把董仲舒的观点从头到尾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一遍，认为“正君”是董氏的思想核心，包括“以天正君”“以灾异正君”“以德正君”“以民正君”“以古正君”“以六艺正君”“以名号正君”“以臣正君”等等。
在董的书里讥君、刺君比比皆是，他讲为君者当敬慎自律、当恪守君道；还有臣不听君命，而董氏大之；无道君被杀，而董氏予之。
董仲舒虽然主张尊君，但尊君也是有条件的。
真正把董仲舒看完，可以发现他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那个董仲舒，当然李老师所讲的“君尊臣卑”“阳尊阴卑”等等，确实是一个方面，这些我们可以讨论。
还有《白虎通》这本书，可以说是以官方的形式正式确认三纲的统治地位的这么一本书。
如果我们把《白虎通》这本书看完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里面也没有丝毫说臣需要对君绝对服从的，这一点我在文章里引了很多证据，就不多说了。
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学者，包括刘向、班固、马融等等，他们的东西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都比较强调“谏君”，包括以死抗争。
另外一个引发我的思想动因是程朱理学。
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之一是认为，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力强化君权、父权、夫权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是罪魁祸首之一。
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三纲五常贯彻下去的，是程朱理学家，不是董仲舒。
陈独秀当年就曾在《新青年》上提到过这种观点，现在也有人持这种观点。
二程这些人真的是主张大臣要对国君无条件服从吗？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程朱理学是罪魁祸首的话，为什么不能把程朱理学家的书拿来仔细看看，把他们的生平仔细研究一下，是不是像我们所讲的那样，主张无条件服从？
把二程和朱熹的书拿来一看，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正如我在文章里提的一样，二程和朱熹可以说是极力强调格君心之非的；国君不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接受国君的任命。
我在文章里提到，朱熹有多少次拒绝天子对他的任命，而且他在当上侍讲之后，是如何“谏君”和“抗君”的。
余英时强调，宋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强调自己的主体性的一个时代，没有哪个时代比宋代士大夫更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他引用了司马光、王安石、二程等一大批人的材料，我在文章里也引用了一些相同的材料。
我想如果三纲真如我们想像的那样是一种压抑个性、泯灭人性的那种东西的话，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精英，怎么他们就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而主张把天下捆绑在这样一种没有人性的逻辑之上？
还有一个问题是，《春秋》和三纲之间的关系。
因为包括贺麟先生也明确提到，三纲本来是法家的思想，在秦汉之后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大一统的现实导致的。
这种观点非常有影响，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
但是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坚持三纲的人，多认为三纲思想是符合孔子《春秋经》的。
那么多历史上研究春秋学的学者都坚持孔子的精神就可以用三纲五常来概括。
为什么我们几千年以后发现这些人都错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他们就没有认识到秦汉以后社会现实的变化？
我自己感觉，这涉及到对春秋学的基本评价的问题。
我以为春秋学讲的，就是一个大一统的问题。
春秋时候，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诸侯僭乱。
按照蒋伯潜先生的概括，春秋大义有三方面：
一是大一统；二叫正名分；三叫尊王。
从社会现实角度看，孔子那个时代更需要讲三纲。
因为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生灵涂炭，那时候国家统一的强烈需要，会比秦汉更强烈些，这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学家们一再强调《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三纲五常的基本原因。
我以为三纲思想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来源于法家、或来源于秦汉大一统的现实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有了这么一个判断，就可以看我们对“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怎么去解读了的问题了。
我认为三纲既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
它的特殊性在于在中国古代君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客观现实下提出来，确实能够达到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客观效果。
这是它的特殊时代性所致。
但是，它的普遍性在于，这个“纲”的含义，并不包含无条件地服从和绝对的等级关系，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服从大局的精神。
我对于三纲的思考，还来源于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反思。
我认为民主、自由、人权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三纲五常”之所以可以，跟中国文化的习性有关。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里，要把个人的自由、权利绝对化和神圣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
它对中国文化中个人安全感的建立，人格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并不是真正有效。
而三纲五常，就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而言，作为一种从大局出发的精神，无论是对个体人格的独立，还是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作用。
即便是在今天而言，也是有价值的。
这涉及到三纲是否可以剥离出它那个特定的时代，具有普遍性。
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三纲”的精神理解为“从大局出发”？
宋明理学家一再强调，“尽己之为忠”，即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才是忠。
《白虎通》上也这么讲，“人皆有五常之心，是以纲纪为化”。
在他们心目中，五常合乎人的自然本性，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全的生命的价值。
五常好比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当内心深处的东西走向外部世界的的时候，演变成客观的规范，就是所谓三纲。
所以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三纲和五常是完全一致的，不可以分开。
易言之，三纲是以五常为基础的。
真德秀等人就这么论证过。
为什么古人认为按照三纲五常做事，才能成圣成贤？
因为它们使我们成为人格健全的人。
为什么三纲能使我们人格健全？
因为他们把三纲理解为“从大局出发”这么一种忍让精神。
我今天听你的话，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你这个位置对于天下安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所以陈寅恪也罢，贺麟也罢，都强调三纲不是对于某人的尊崇，而是对于此人所在之“位”的尊崇；而这个“位”，在现实条件下，是社会秩序的象征；如果“位”可以随便推翻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了。
所以陈寅恪和贺麟先生的论述是非常“到位”的。
后来我也看到有人发表文章为陈寅恪这个观点辩护，角度与我类似。
李存山：
我想方朝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认为三纲真的有多么重要。
他的出发点是，如果三纲是个黑暗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它的意义呢？
现在之所以要重新评价三纲，是要说明中国文化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我想这是方朝晖之所以重评三纲的主要出发点。
我与他的分歧在于，我肯定中国文化有它的价值，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我们现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并不影响说它也有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继续提倡在历史上那些有局限性的东西，就会陷入与现代社会相矛盾的境地。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等人之所以那么激烈地批孔，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纲常和儒家是不可以分开的，讲儒家就一定得讲纲常，讲纲常就一定得讲君臣，讲君臣就一定要复辟，所以他们认为儒家与复辟有不可解的因缘，要反对复辟就一定要批判儒家。
这就激起了对于儒家文化有现代价值的全面否定。
我个人认为，从政治层面来说，儒家当然是肯定君主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直到秦以后的儒家，都是肯定君臣关系的。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他是主张“大一统”的，讲“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对于君臣关系，那时候礼崩乐坏，孔子更强调的是尊天子而贬诸侯。
儒家是追求大一统的，但当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大一统在那里摆着，所以儒家追求大一统也是与时俱进。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对于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理解已经和孔子不一样了，所以宋代的李觏就曾批评孟子，说在孟子的书中没有一句讲“周天子”怎么样。
因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至极，很快就要灭亡了。
孟子的设想是，诸侯发以仁心，施以仁政，就可以像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样，重新统一天下。
《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过李珺平的一篇文章，说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也是尊天子而贬诸侯。
其实，孟子已经不像孔子那样尊天子而贬诸侯了，李珺平根本不了解孟子时期的背景已经和孔子大不同了，所以在孟子的书里绝对看不出有尊天子贬诸侯的话，他主张出一个新的像文王、武王那样的诸侯，重新统一天下。
孟子的思想和他之前的儒家思想也有所不同，这就关系到郭店简里的《唐虞之道》，我认为这一篇作于战国中前期，是在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
在《唐虞之道》中，儒家主张“禅而不传”，认为“不禅而能化天下”自古所没有，也就是主张只能禅让，不能传子，这是孔孟之间的儒家思想。
但是到了孟子就变了，因为当时燕国发生“让国”事件，引起大乱，孟子面对这个现实，就改为禅让与传子两可了。
在法家思想的主导下，秦始皇靠暴力统一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从秦以前的封建制到秦以后的郡县制，这个变化被史学家称为“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
封建制实际上是地方分权，而到了郡县制，就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
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
因为“汉承秦制”，所以秦以后的政治制度也都是郡县制。
在这种君主集权的制度下，儒家文化要实现与政治制度的整合，就不能再像孟子那样讲“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像荀子那样讲“从道不从君”，或像孔子那样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无欺也，而犯之”。
如果在汉朝时，董仲舒这些人明着对汉武帝这样讲，儒家就实现不了和当时制度的整合。
干春松刚才讲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这确实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被说成是“《春秋》之大义”。
在“屈君而伸天”的思想中，仍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但是你查一查先秦儒家的孔、孟、荀，他们哪一个提出过“屈民而伸君”？
我认为，这个“屈民而伸君”就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间的“天地一大变局”，为了实现和当时制度的整合，而三纲就正体现了“屈民而伸君”。
当然，如果只是讲“屈民而伸君”，那就成为法家了，所以汉儒还要讲以民为本，还需要用“屈君而伸天”来约束君权。
如果说秦以后历史上的儒家都是肯定三纲的，我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君主集权的制度下，你否定了三纲也就是否定了这个制度。
儒家为了论证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就要保持三纲的合理性，他们不仅认为三纲出自孔孟，而且认为三纲出自天道，即所谓“王道之于三纲，可求于天”。
因为三纲出自天道，所以它是“世世相因”不可变革的。
历史上的儒家都肯定三纲的重要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面就要看你是不是承认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后的制度有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之中，秦以后的儒家和先秦儒家是不是有所不同。
郭店楚简里面有《鲁穆公问子思》，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
据《孔丛子》，当时的子思“有傲世主之心”，曾子问他，以前孔子见了诸侯，不失人臣之礼，为什么到你就这么“傲”呢？
子思说，时移世异，现在是“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时候，我在这时候为什么不自高自贵而“傲”呢？
郭店楚简里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这就体现了子思的“傲”。
“忠臣”的“忠”，在秦之前和秦之后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说“尽己之谓忠”，这是一样的，但这是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是属于人己关系方面的，它和君臣关系方面所讲的“忠”有所不同。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里，“忠”不仅限于臣对君要忠，而且讲君主对于臣民要忠，《左传》里就说君主要“忠于民而信于神”。
郭店楚简里讲的“忠信”，实际上也主要是针对君主讲的，《缁衣》篇说的“忠敬”，也是说君主对待大臣要忠敬。
但是到了秦以后，只能说臣对君要忠，而不能说君对臣或民要忠。
所以汉儒就把“忠敬”分开解释，说大臣对君要忠，君对大臣要敬。
《中庸》里面有“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汉儒也把“忠信”和“重禄”分开，说是对有忠信的士要重其禄。
所以，汉儒和先秦儒家在君臣关系方面是有些变化的。
刚才你（方朝晖）说儒家肯定三纲可以找出上百位，我可以说，两千年来，从汉代一直到戊戌变法之前，儒家都是肯定三纲的，并且都认为从孔子孟子就讲三纲，如果他们说和孔孟不一样，三纲是新立的，那就没有合理性了。
他们认为三纲出于天道，“所因者，三纲五常也”。
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直这么认为的。
何晏的《论语集解》在解释“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时引了马融的话，以后到皇侃、邢昺和朱熹等等，哪一个不是按照马融的话来讲呢？
不要说上百个，以前注释《论语》全都一致是这么说的。
可是为什么到了康有为的《论语注》就发生变化了呢？
康有为认为，这段话是讲“三世”进化，这是因为需要有政治体制的变革了，也就是要从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乃至民主共和。
那么我们现在为了肯定和维护中国文化的价值，是按照以前历史上一直讲的那样，说三纲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所在，还是把中国文化的发展看成一个有“因”有“损益”，即有“常”有“变”的过程。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实相”是有整有分、有常有变、有同有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变和常，张先生的一篇重要文章就叫《论道德之变与常》。
我个人认为，三纲是一个变，而不是常。
三纲之说不是出自先秦儒家，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制度而做的损益。
我们把三纲当成是变，不当成常，不影响我们肯定儒家文化里面有优秀的传统。
牟钟鉴先生说“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方朝晖：
我再回应一下。
我想把我内心深处的主观动机，再表达得更清楚一下。
首先是三纲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认识。
我也非常赞同也有常有变，只是我觉得三纲依然属于常的部分，不属于变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并未改变。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近代一百多年来，被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打乱了阵脚。
其实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社会自我整合机制上，一直诉诸这样的价值观，即提倡在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的关系中生存，一切以和谐、理想的关系建构为中心，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基本的要求；人权、自由的概念非常好，但一旦成为核心价值，就可能把个人自身的权益和自由绝对化，而不会把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对待。
所以，人权和自由对中国文化来说是需要的，但不应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而三纲五常的意义在于，它是从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建构出发，这和西方的自由、人权等价值是一样有普世意义的。
但是就文化的核心价值而言，它更适合中国文化。
这是因为它在中国社会建构方面，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更有效，会更大。
这是我们要肯定三纲的一个原因。
其次，对于三纲的本意是什么，李老师和我有基本的分歧。
李老师还是觉得三纲的意思是绝对的等级、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我的意思呢，是指董仲舒和《白虎通》在使用三纲的时候，并没有赋予三纲这样一种含义。
当时讲的三纲，确实有“君尊臣卑”“阳尊阴卑”“屈民伸君”“屈君伸天”等表达，但是这些表达的含义，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指绝对的服从或者等级关系。
现在我们大家经常引用孔、孟、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从道不从君”之类的话，认为那时候他们主张君臣关系应该是双向对待、互惠互利的。
其实在《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中，也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的表述。
“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这些都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思想，表达了他对春秋思想的理解。
董仲舒在阐发《春秋》的时候，实际上阐发的是他自己。
所以如果说在孔子时代可以讥讽君王，在他那个时代就不可以，我想这不符合董仲舒的实际。
对于国君该怎么做，董仲舒有一些基本的规定，他说有一些国君被杀了，因为无道，像这样的人不能是被称为“弑”的。
他在《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里就这样讲。
他又讲到“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君命顺，则民有顺命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