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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赋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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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赋考源
中央电大文法部隋慧娟
游国恩
一赋的小引
什么是"赋"?
《毛诗·烝民》"明命使赋",《传》云:
"赋,布也。
"又《小旻》"敷于下土",《传》云:
"敷,布也。
""赋""敷"同声,故《管子·山权数》"赋藉藏龟"注亦云:
"赋,敷也。
"又"敷"与"赋"古并读作重唇音;故诗"敷政优优",《左传》引作"布政优优";"敷时绎思",《左传》又引作"铺时绎思"。
其实都是一个意义。
(详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五)。
后来刘勰便根据这个意义下了一个"赋"的界说道:
"赋,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文心雕龙·诠赋》)同时钟嵘《诗品》也说: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朱子在《诗集传》也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综观众说,"赋"的意义很简单:
用现在新名词来说,不过是修辞学上的"直说法"而已。
《周礼·春官》:
"大师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
"《毛诗·关睢传》亦云: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
"可见"赋"本是六诗的一种。
所以班固《两都赋序》云:
"赋者,古诗之流也。
"《颜氏家训·文章篇》亦云:
"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
"后来这"六诗"的学渐渐的失传了,于是只有"赋"单独盛行起来,这便是刘彦和说的"六义附庸,蔚为大国"。
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有一段话讲他的来历最明白: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
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荀卿,及楚贤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师古曰:
"风"读曰"讽"。
)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由此可知赋的性质虽主铺张,而他的作用却仍为讽谏,与诗歌初无分别。
屈宋以后,如枚马诸人的赋,虽然变本加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不免"劝百讽一"之讥,然而这不过是文体上的变迁,其实论其初旨端在于讽谏。
我们只须看一看《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就明白了。
讲到屈原的作品,本是名为"楚辞",并未自命为"赋"的。
用"赋"字题篇的是始于荀卿的《赋篇》。
然而这是一个总题目,虽是分咏"礼"、"知"、"云"、"蚕"、"箴"五事,却不曾题作《礼赋》、《云赋》等名称。
所以真正以"赋"为题的头一位,现在大概要算贾谊。
(贾谊稍前的陆贾,《汉志》虽载他的赋三篇,今不可见。
)但汉人对于屈、宋诸人的文章虽一面称他为《楚辞》(如《汉书·朱买臣传》云:
"召见说《春秋》,言《楚辞》。
"《王褒传》云: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而一面则仍称为"赋"。
试看《汉志》"诗赋略",打头便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与枚、马诸人同例;而下文叙论中也说屈原作赋以风(引已见前)。
不特班固如此,《史记·屈原传》亦云: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又云:
"乃作《怀沙》之赋。
"《怀沙》是《楚辞·九章》的一篇,本无"赋"名,而太史公却明明称他为"赋"了。
此外《汉书·贾谊传》及《地理志》,应劭《风俗通·六国篇》都说屈原作《离骚赋》;王充《论衡·案书篇》也说"赋象屈原、贾生。
"可见汉人对于屈、宋的作品--《楚辞》是一律当作"赋"看待的。
汉人所以称《楚辞》为"赋"者,因为"辞"与"赋"的实质本无区别。
试看《卜居》、《渔父》二篇本非骚体,也被列在《楚辞》集中;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篇,都是骚体的形式,却从来没有人目他们为"辞"的。
即此一端,便知汉人称屈子的文为赋,不是没有根据的。
二屈赋四大观念
现在要讲到要题了。
屈原的辞赋是从何处来的呢?
说来话长,照前人的说法,赋生于诗,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来路,决不是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要彻底明了他的来源,还得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别中探究。
(我从前在《楚辞概论》里论《楚辞》的起源,曾举出三点:
一关于北方文学的;二、关于南方文学的;三、关于楚国的--风俗的,音乐的,地理的。
这都与本文注重内容的思想者无关。
)章学诚说:
"夫《楚辞》,屈原一家之书也。
"(《文史通义·文集》)又说:
"相如辞赋,但记篇目,(自注云:
"《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于屈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二百六家,一千三百八十一篇',盖各为一家之言,与《离骚》等。
")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
"这不能不说是目录学家泥古的偏见。
古代学有专门;九流十家固然都是专门学问,辞章后来也成专门学问;所以《汉志》著录,便把他紧接着十家之后,论其用意或在于此。
你看朱买臣被召言《楚辞》,被公应征诵读,这都说明《楚辞》有专门的授受,西汉时便少有人能"言",少有人能"读",所以要征召朱买臣及被公。
(《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郑注,以声节之曰"诵",可知古人所谓"诵读",并非一件容易事。
)这等专门之学,直至隋代还有人能懂。
试看《隋书·经籍志》云:
"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这都是《楚辞》后来变成专门学问的例证。
但不能因此便说《楚辞》原来便是什么专门的学问。
古者九流之学各有所自出,辞章之学也有所自出;如果说九流出于王官,也不等于说《楚辞》必然出于王官。
因为辞章之学是文学,和其他学术究竟不同,因此《汉志》(或向歆父子)也未尝明言,这是耐人寻思的。
现在我们应该这样说:
《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但多少受些史官及羲和之官的影响;但如说:
辞赋家者流,盖出于道家及阴阳家,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层,那么便不难探索屈赋的来源。
我们研究《楚辞》若稍肯留心一下,很明显地看出屈赋中的四种观念,即:
一、宇宙观念。
宇宙的观念就是自然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天问》中为最多,《离骚》及《远游》次之,他篇则甚少。
(曩辨《远游》非屈原所作,未审。
)
二、神仙观念。
神仙的观念就是出世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远游》一篇为代表,《离骚》中亦多有之。
三、神怪观念。
神怪的观念全是幻想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招魂》中为最多,《天问》次之,他篇绝少。
(《招魂》非宋玉作,已详辨拙著《楚辞概论》中。
)
四、历史观念。
历史观念也可说是善恶因果的观念,或教训劝戒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离骚》、《天问》为最多,他篇次之。
以上四种观念彼此互有关系。
现在且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屈原何以会想到关于宇宙的许多问题呢?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云:
"屈原放逐,
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
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王逸这话虽不全面,但《天问》与屈原放逐的时代可能有关系。
所谓楚国先王公卿祠庙里的图画,虽然是王逸自己的想像,他的意见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如论屈原所以关心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问题,这是和屈原的家世--我们知道他出身于公族,以及后来的经历分不开的。
《汉书·艺文志》: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班固这话是从《尚书·尧典》上抄来的: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我先把这几句译成现在的普通话:
帝尧于是派羲氏、和氏二人,教他们敬奉上帝的命令,推算那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法象(如道里,躔度等),以定岁月、干支、大小、朔望、四时、昼夜的标准,造成一种历法,颁布天下,以便下民遵用。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
创造历法是一件如何重要而困难的事呵!
若非精通天文历数之学,是断然办不到的。
这种学问古代多半掌在史官手里(详后),这便是战国时候的阴阳家,不久以前掌管天文的钦天监,现在叫做观象台。
羲氏、和氏是什么人呢?
《尚书》伪《孔传》云:
"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重、黎又是什么人呢?
按《周书·吕刑》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伪《孔传》云"重即羲,黎即和。
"所以扬雄《法言·重黎篇》云:
"或问: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曰:
'近羲近和。
'"又按《国语·楚语》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
'非此之谓也。
古者神民不杂,……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史记·历书》及《自序》亦引此文)然司地者宜曰北正,作火正者非是。
《尚书·吕刑》孔疏略引此文而加以解释云:
"彼言主说此事。
而《尧典》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即所谓育重黎之后使典之也。
以此知重即曦也,黎即和也。
言曦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宗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
"由此可知阴阳家所从出的羲、和是重、黎的后代,他们所以能受尧的任命,主办观象授时的事务,正因为他们都是天文学世家。
又按《史记·楚世家》云:
"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略见《国语·郑语》)。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大戴记·帝系篇》与此略异考《周书》及《楚语》都说重、黎为二人,故《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记蔡墨对魏献子称少皡氏有子曰重,为句芒木正;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
《尧典》孔疏即据此以驳史公此文的误。
但《楚世家》《索隐》引刘氏说:
"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
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
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之重。
"下文《索隐》又云:
"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自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重黎的名字虽然有点异说,但不管他是否名黎或重黎,然而证之以上各书,那司天司地的二人中,总有一个是颛顼的后代,这是可以断言的。
黎或重黎既是颛顼之后,由此可知楚国也是天文学家的后代。
《史记·屈原传》:
"屈原者,楚之同姓也。
"所以他在《离骚》里开口便自述他的世系道:
"帝高阳之苗裔。
"屈原既是重黎的后,又是个博闻强记的人;所以虽然时代远隔,我想他对于家学渊源,多少总懂得一点,而何况又是他的职务上所应该知道的事呢?
话虽如此说,然而终乎是一个略近附会的理想。
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
《史记·历书》云:
"其后三苗服九蕤(按即九黎)之德,故二官(按即指南正重及火正黎)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今按屈子《离骚》纪他自己的生庚云: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尔雅·释天》: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
"又云:
"正月为'陬'。
"王逸说:
"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
"(《楚辞章句》)朱子说:
"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
下月为陬。
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
"(《楚辞集注》)顾炎武、龚景瀚等并从王说,张云敖等则从朱说,两说争论不休。
但我以为无论摄提或为岁,或为星,他总是与天文学有关系的。
你看屈子用这些天文学上的名词来记他的生庚,不是很可注意的事吗?
所以《哀郢》又云: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又云: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
看他这赋既记仲春,又记甲日,他对于时令干支的观念是何等的注意,何等的清晰!
《尧典》记羲和"殷仲春,正仲夏",这原来是天文学家的所有事。
这种记载时日的文字,在后人是数见不鲜,在屈赋中则极可注意。
他若不是天文历数之学有相当的了解,会这样屡次详记时日吗?
所以他每逢比较重大的事情,总要把他记出的。
例如《怀沙》云: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
"孟夏"二字也是特书他再放南迁时的时令。
初出国门,是比较重大一点,所以连日干也记出来,这里却但记"孟夏"了。
又如《思美人》云: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又如《招魂》"乱"辞云: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又如《抽思》云: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看他在赋中两次说春,两次说孟夏,一次说仲春,一次说甲日;记时的文字竟有如此的多;有时辨路不清,还可以仰观天象拿月亮和星子来做辨方向的标准:
这都是屈子略有天文学常识的明证。
然而还不止此。
例如《离骚》云: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又云:
朝发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这里的"羲和",古人借用作日御的名字,崦嵫是日所入的地方,咸池是日所浴的地方,扶桑是日所拂的树木,若木也是日入的处所,天津即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间。
这都是我国古人解释自然的传说(天津一条除外):
无论他怎样浅薄和幼稚,然而都是天文方面的意识所在。
又如《远游》云:
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汤谷即《尧典》的"旸谷",相传为日所从出。
九阳或谓即太阳,这也与上面所引《离骚》的话相同。
又云:
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
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时暧曃其曭莽兮:
召玄武而奔属;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大象赋注》云:
"太微宫垣十星,在翼轸北。
"旬始也是星名,《春秋考异邮》云:
"文昌六星,如匡形。
"奇怪的很,屈原何以屡次在赋中讲到天上的星宿呢?
他又何以烂熟那些星宿的名字呢?
这又不是他懂得天文的明证吗?
此外他一写到远游的事,不是召云师,便是驱风伯,不是过句芒,便是历太皓,没有一句与天象无关,所以我相信他的确不是一个寻常的文学家。
然而屈原若仅仅认得几个星宿,或者略略知道几个天文学上的名词,还不能说他具有怎样的宇宙观念。
这种极可注意的宇宙观念全在他的《天问》里面那些关于天体、天象、天算和地理上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
例如他问道: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是要考究宇宙之内,日月相推,或明或暗,昼夜相代,而运行不息,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着又问:
"天地从何而生?
宇宙从何而成?
自来的解释都说是阴阳二气摩荡而成的;请问这阴阳二气之中,究竟哪一种为本体,哪一种为化功呢?
"(按《春秋》庄公三年《谷梁传》:
"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即屈子所欲明者。
)周敦颐《太极图说》云: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参看《易·系辞上》)这个宇宙起源论不啻为屈子此问下一答案。
老子《道德经》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也是解释这个道理。
所以曹耀湘谓阴阳与冲气即屈子所调三合,阴阳为本,三合冲气以为和。
"也是解释这个道理。
所以曹耀湘谓阴阳与冲气屈子所谓三合,阴阳为本,三合为化(见《天问疏证》)。
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一个从古到今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了。
看他又问道: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所属?
列星安陈?
天的极尽头处在哪里呢?
(王逸曰:
"沓,合也。
言天与地合会何处。
"按"沓"借为"踏"。
《说文》:
"踏,践也。
"盖谓天际所到的地方何在。
)岁星的行次及月建、辰会、分野等的分为十二等分是用什么做标准呢?
(旧注谓十二辰指十二分野)日,月,和星子又系联在哪个地方呢?
《列子·天瑞篇》有这样一段故事: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
"天积气耳,亡处亡气。
"……其人曰:
"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
"日,月,星宿,亦积气之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我们不问这话对不对,或者有一部分的对,但很可以当作屈子此问的答案。
这也是一个关于宇宙的重大问题。
他接着又问道: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谁能算出太阳自东徂西所走的道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曾有许多人推算过的。
如《论衡·谈天篇》言周天七十三万里,《洛书甄曜度》及《春秋考异邮》都说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
《帝王世纪》则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他又问道: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月亮为什么有朔望明晦的时候呢?
相传其中一点黑影是一只兔子的话,恐怕靠不住罢?
(按《论衡·谈天篇》有辩论)月亮生魄死魄的道理,古人也很多讨论的,近来科学发达,当然已经不成问题了。
看他又问道: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昼夜晦明之所以分,是不是什么地方在开着门,什么地方在关上门呢?
东方的角星还未明亮的时候,太阳又在哪里?
他又问道: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地体的四边有多长?
相传他东西径长,而南北稍短,是一个椭圆形;那么,这东西的长度比南北多有若干呢?
关于这问题,《淮南子·墬形训》有个不科学的解答。
他说,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禹命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各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河图括地象》则谓地广东西八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诗含神雾》说同)。
张衡《灵宪》又谓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
这都是古人说地体东西长于南北的明证。
此外他还问:
你晓得大地之上有多少山崖海角吗?
你晓得百川东流,海水不溢的道理吗?
你晓得哪里是太阳所不到的地方吗?
诸如此类,我也不再举了。
请问:
以上这些问题,是些什么问题?
是不是天文、历数、地理等自然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呢?
你看许多自然现象的道理和解释,一到了屈原的心目中,都要仔细推敲一下,这恐怕是他的远祖司天司地的重黎所从来不曾梦想得到的呵!
现在再就战国时的阴阳家来说。
《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是齐人邹衍的遗著;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但我们可以从《史记·孟荀传》中窥见邹子学说的一斑:
齐有三驺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根。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
因载其襪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称引天地剖析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为州数,中国名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
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其术皆此类也。
邹衍的全书虽不可见,但据史公"其术皆此类"一语看来,则他的学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五德终始及迂怪襪祥的部分,等在后面再说。
至于瀛海九州的推测,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新地理学说(俞正燮谓衍说即古盖地说,见《癸已类稿·盖地海论》),而且的确是古代天文学家理想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刘向《别录》谓邹衍所言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齐人号为"谈天"(《史记集解》引)。
天文和地理在古代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学问,不过邹衍这种学说特别侧重于地理方面罢了。
屈原对于天文学本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他的《天问》又有下列几个关于地理的问题: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九则"就是《禹贡》所谓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
这是问大禹何以能分别他的高下呢?
所以柳宗元《天对》云:
"从民之宜,乃九于野。
坟厥贡艺,而有上中下。
"
九州安错?
川谷何洿?
此文旧注都解错了。
《说文》:
"洿,浊水不流也。
"其字或借作"汙"。
屈子的意思是问夏禹别九州,平水土的办法;洿塞的川谷,就是疏凿以前的情形。
(王逸训"洿"为"深",似失其义。
)《禹贡》说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很可以做此文的注脚。
孔疏云:
"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
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
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
--雍地最高,故在后也。
自兖以下,皆准地之形势,从下向高,从东向西:
……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从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于荆,荆高于扬,荆梁之水从扬而入海也。
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东北入海也。
"这便是夏禹依据九州地势来治水的实施计划。
他费尽多少苦心来经营布置, 这便是屈子所问的"安错"。
下文问东流不溢的道理,就是承接上文治水的话来讲的。
所以徐文靖说:
"此盖问禹别九州,何所经营布置,非谓九州之大,安所错置也。
盖九州之水,皆入于海,复有大瀛海环之,此所以东流而不溢也。
"(《管城硕记》)十五)这样看来,屈子此文竟与邹衍的话相表里了。
"昆仑、县辅,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这些都是关于地理上的问题,也就是邹衍所要先列名山大川,因而推至于"人之所不能睹"的意思。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
"焉有石林?
何兽能言?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鲮鱼何所?
鬿堆焉处?
"这些问题虽然比较的神怪一点(详后),然而也是邹衍列叙川谷、禽兽、水土物类的意思,不但《天问》如此,即如〈离骚〉中的善鸟香草,《招魂》中的饮食珍玩,多至于不可胜数,也莫不与地理上相关。
(后世赋家如司马相如等极好铺叙山川的形势,水陆物产的珍异,亦辞赋家与阴阳家有关的一证。
)又不但这里如此,即如《远游》所说的仙境,必在四方上下;《招魂》所及的地域,也必定要说到四方上下;《离骚》中所述的神游,也说到往观四荒,览观四极,周流上下,九州博大:
这岂非很明显的空间观念吗?
他如济沅、湘,发苍梧,至县圃,望崦嵫,济白水,登阆风,归次穷石,濯发洧盘,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指西海等话,无论其地或有或无,总是屈子理想中的世界。
这世界也就是被人目为迂怪的邹衍曾经推想过的。
又如他的放逐以后的作品如《哀郢》、《涉江》、《抽思》等篇,对于实际的地理记载也非常明了。
所以我说屈原的思想是有了古代天文学家的渊源,而与出于羲和的阴阳家邹衍同出一源的。
我想战国时,齐国阴阳家言极盛。
屈子屡使于齐,势必直接受其影响;所以他的辞赋中,天文而外,还有许多关于地理的文字。
(《汉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徐广以为楚人,亦楚有阴阳家之证。
)
以上是论屈赋的宇宙观念。
其次我且讨论他的神仙观念。
神仙的思想就是出世之思想。
屈赋中表示这种思想最明白的便是《远游》。
王逸说:
"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
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
乃深惟玄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
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
"(《楚辞章句·远游序》)王逸说《远游》有充分的神仙思想是确实可信的。
例如云:
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
又云:
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淈无而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拟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看他说"虚静",说"恬愉",说"澹无为",说"自然",说"无为之先",说"此德之门",不消说全是道家的话。
我们只须把他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