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到唐诗论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的演变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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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到唐诗论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的演变论文

从诗经到唐诗——论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的演变论文

摘要：

诗体就是诗歌的形式，肇始于四言，定型于五言、七言，又从古体发展为近体，包括律师与绝句，再加上乐府、词、曲等，一向被视为传统体式。

中国诗体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松散到严谨，再由严谨到松散的自由与法则对抗和解的演变历史。

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演变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

诗体的萌芽期，主要包括原始型二言体、三言体及四言体等。

第二时期：

诗体的发展期，主要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诗和楚辞为代表的骚体。

第三时期：

诗体的成熟期，主要指乐府诗、五七言古体诗、体。

第四时期：

诗体的繁荣期，主要指近体格律诗、词、曲。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诗体做一个大致的梳理，阐述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体

关键词：

古代诗体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繁荣期

前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历史悠久，发端于上古，发育于夏商周三代，拓展于汉，蔓延于六朝，繁荣于唐、宋，衰落于元、明清。

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诗与音乐、舞蹈逐渐分离，成为单纯的艺术形式。

诗体就是诗歌的形式，肇始于四言，定型于五言、七言，又从古体发展为近体（律、绝），再加上乐府、词、曲等，一向被视为传统体式。

中国诗体经历了由无到有、由松散到严谨，再由严谨到松散的自由与法则对抗和解的演变历史。

古代诗体的不断演变，反映了时代对诗歌形式的影响，也反映了历代诗人对理想的诗歌形式的追求。

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演变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诗体的萌芽期，主要包括原始型二言体、三言体及四言体等。

第二阶段：

诗体的发展期，主要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诗和“楚辞”为代表的骚体。

第三阶段成熟期：

诗体的，主要指乐府诗、五七言古体诗、体。

第四阶段：

诗体的繁荣期，主要指近体格律诗、词、曲。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诗体做一个大致的梳理，阐述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体。

一、诗体的萌芽期（上古时期）

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是上古歌谣，它是原始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的口头创作。

原始人在从事集体劳动时，为了协调劳动动作，减轻疲劳，提高工效，往往会不自觉地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按照用力方式（轻、重、缓、急）的不同，发出富于变化的呼叫声，就成为劳动号子。

《子·道应训》说：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上古歌谣产生于文字出现以前，具有口传性、集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诗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篇幅短小，语言简洁，节奏明快，风格淳朴。

从现今能够看到的文字资料来说，最早的诗歌作品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先两汉典籍中所记载或引用的西周以前的古歌。

像《康衡谣》、《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但都是不大可靠的。

另一部分就是殷周之际的《易经》（《周易》）中所保存下来的卦艾辞歌谣，这是我国原始歌谣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真正可靠的原始歌谣。

这些歌谣非常简短，少则两三句，多者不过七八句，但多数韵律和谐，节拍分明，句式整齐，可以咏唱，具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是由原始歌谣过渡到《诗经》的桥梁。

有的读来颇有情趣，富有诗意，最突出的是《明夷·初九》、《中孚·九二》、《归妹·上六》等抒情小诗。

《周易》中蕴涵着中国诗歌从二言到四言的发展史信息。

二言诗是中国最早的诗体，以汉代哗作的《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为例：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弹歌》通常被认为是汉诗最早的诗体—原始型二言诗。

它呈现出汉诗的雏形，特别是显示出了草创期汉诗的韵律感。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丰富，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和语言的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特别是汉语双音节词的大量出现和语法结构更为复杂的复合句式的出现加上人的记忆能力的提高和语言能力的增强，单句式或者一句式的诗体渐渐向多言体发展。

继二言诗之后出现的是三言诗，相传产生于虞舜时代的《赓歌》就是三言体诗。

三言诗是紧承二言诗而来，是在二言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诗体。

从句型上看，三言诗可分为两类：

一是在二言诗的基础上的扩展，即在二言诗中加人一个虚词或不很重要的词，这样的三言诗可以还原为二言诗。

例如“曳其轮，濡其尾”（《既济·初九））），去掉其中的“其”字，就是二言诗，而且其意义变化不大。

第二类则是一种新句型，这样的三言诗表达了二言诗所不能表达的容，例如“吵能视，玻能履”（《履·六三》），就不能压缩为二言诗。

从《周易》的歌谣中还可以看到四言诗的发展轨迹。

四言诗的来源有二:

一是在三言诗中加人一个词，就成了四言诗，例如：

“吵能视，玻能履，”（《履·六三》），如果加人一个字可以变成“妙而能视，玻而能履”的四言诗。

第二类是从二言诗发展而来的。

例如《未济·上九》：

“有孚于饮酒……孺其首，有孚失足”，基本上是四言诗，但是从中看得出二言诗的痕迹。

二言诗是最早的诗体，而且它是三言诗、四言诗得以产生的基础；三言诗是处于二言诗和四言诗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诗体，它或者是二言诗的扩展，也可以扩展为四言诗，它是从二言到四言间的桥梁。

四言诗有的从三言诗发展而来，有的是从二言诗而来的。

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构成了中国原始形态诗体的一个系统的、完备的诗体系列，填补了《诗经》之前的诗体空白，是中国古代诗体的萌芽时期，它为《诗经》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诗体的发展期（夏商周）

在夏商周时期，由于文人的参与，古代诗体建立起了基本的句式和韵式，押韵的四言诗成为诗歌的最早诗体。

四言诗的形成，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光辉一页，标志着原型诗时代的结束，古典诗时代的开端。

就其形成时代而言，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末周初之际；就其发展特点而言，是口头文学向书而文学的衍化、原型体诗向定型体诗的衍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基石。

《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编纂则是诗歌史上第一次诗体定型行为。

但准定型的四言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问后受到了形体更松散的“楚辞”的冲击，出现了“散文化”倾向。

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和以“楚辞”的“骚体”可以看成是这时期诗歌的发展，也是取得的最大成就，对后世诗体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诗经》的主要形式是四字一句、数句一节、数节为一首诗。

特征是字句简短，节奏紧凑，句末押韵，但用韵较宽。

这种形式是受原始民歌影响形成的。

如《诗经》开宗明义第一篇《关难》便是标准的四言体：

“关关难鸡，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奸球……”。

《诗经》初步确定了诗体的基本体式，特别是后世诗常用的句式和韵式，即诗歌的视觉形式（章句词语的结构方式）和听觉形式（韵律音乐形式）。

《诗经》的韵律方式极影响了后世诗歌，特别是隔句用韵，第一、一、四句用韵的方式，成为中国诗歌主要的韵律方式。

《诗经》是一次巨大的诗体规行为，建立起适度押韵的诗的初步形态以四言体为主的‘齐言体’式的准定型诗体。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从楚国民间巫歌中吸取营养，熔铸己作，创造了楚辞。

他的代表作中有《离骚》一篇，故后人称楚辞为“骚”。

屈原的作品和后人效法楚辞的作品，统称为“骚体”。

其特点有四：

一、每句字数可长可短；二、每首诗句数不受限制；三、用韵不严格；四、多数诗的句中、句末加语助词“兮”、“些”或“只”字。

楚辞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形式，使诗体得到解放，促进了诗体演变。

楚辞体，就创新来说，最明显的是句式加长，并且长短错杂。

其次，楚辞体的押韵方式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四句转韵是屈原对《诗经》体四句成章形式的继承，它的影响主要是后世诗歌的四句成篇或八句成篇。

第三，楚辞体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还应注意的是对偶句的大量使用。

对偶句的大量使用，可以使诗人各种感情的抒发更加滴淋尽致，同时使诗歌显出，并呈现出铺的风格。

正是由于这种特点，汉朝人才把屈原的诗称之为斌，楚辞的影响也是首先使汉朝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斌。

除对后世赋体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外，还对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七言诗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是以字数递增的形式向前发展的，到了《诗经》的阶段，它以四言形式为定格，间以各式杂言。

屈赋中的（橘颂》、《夭间》两篇，句式结构与之相同，说明屈原时期的诗歌语言，四言仍处“文辞之要”。

屈原在四言诗的基础上，融合民间歌谣句法，有规律地嵌人“兮”、“些”等语，改变了四言句式的原有结构，实现了由偶变奇的衍化，为四言诗向五、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诗体的成熟期（两汉至晋南北朝时期）

汉代是古代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代，汉代除了出现赋、乐府诗体，汉未还建立起定型诗体，即出现了五言、七言古体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每种诗体都有兴盛、衰落的发展轨迹，诗体之间的替代并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完全取代，而是在相互融合、竞争中逐渐占有优势，成为主流诗体，但是旧的诗体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作为后世的主流诗体的补充形式民久地存在着。

如赋在汉代是主流诗体，在东汉末年五言诗出现后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在唐代还出现了律赋。

赋体演变的时代较长，始于战国汉，延于唐宋。

屈原时代，诗赋不分，荀了《赋篇》和宋玉《风赋》后，赋才独立成体，《风赋》是诗文的结合。

其形式上杂用四言体、骚体和散文句子，可看成四言体、骚体的副产物。

赋的对偶句式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格律诗的构成，而且讲究对仗，使用对偶句、排比句的诗风一直影响到以后的汉诗，如词、曲，甚至是现代汉诗重要的修辞手法。

乐府诗体也是这样。

“所谓‘乐府诗’，主要指白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的用来入乐的歌诗，得名源于汉代有一个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名“乐府”。

汉代人称“乐府”编录和演奏的诗篇为“歌诗”，东晋六朝时才有人称为“乐府”或“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要求诗能入乐，在句式上变化多样，三、四、五、七言都有，但以五言为主。

主要有相和歌辞、郊庙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曲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不人乐的）等七类歌辞。

乐府诗的功能比《诗经》时代的诗要丰富得多，特别是具有抒情以外的实用功能，使诗体的式不太严格。

乐府诗经历了在后来的发展中三个流变：

流变之一是汉之交的拟古乐府。

东汉末年的建安至黄初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变化十分突出的时代。

这种变化，实际上最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巨变的反映。

流变之二是南朝写儿女私情的小乐府。

这些民歌大都是出自歌伎或商妇之口，而且多以女子口吻来抒情或叙事。

最为典的作品，乃长篇歌曲《西洲曲》。

流变之三是唐代一空依傍的不人乐的乐府诗。

杜甫、绅、元镇、白居易起而效尤，写作“新题乐府”或“新乐府”，它们既不人乐，也不用乐府旧题，但从精神上说，却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传统。

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诗歌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既有富有文体独创性的诗人，也有强调文体自觉性的理论家。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趋势，一方面是语言技巧和声律的进步，同时又是形式主义文学的兴起。

诗歌和辞赋，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骄文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这种文学潮流中，作家无不倾心于诗歌形式的讲求，因此新诗体的制作，在当时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

五言古诗起于东汉，经过了、晋诸诗人的写作，是完全成熟了。

七言古诗完成于王的《燕歌行》，两晋以后，作者渐多。

到了南北朝，因对偶的风盛，声律之说兴，再加上乐府小诗的影响，于是在诗的形式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格律。

这一时期是汉诗第一个声势浩大的诗体大制作、大建设的创造高峰期，奠定了古代诗歌诗体的基础。

这时期是五言诗成熟与发展的时期，五言诗是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在汉末晋时期成为主流诗体，经过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的漫长历程。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五言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孕育期：

从汉初至武帝时代，是五言诗的一孕育期。

《饶歌十八曲》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其中既有文人制作，也有民间歌谣，它是以杂言形式出现的，但五言句式已有很多。

第二，发生期:

从武帝到宣帝为五言诗的发生期。

例如武帝时代的乐工延年所作的一首乐府歌辞，基本是一首五言诗了。

第三，流行期:

从西汉元帝至东汉明帝为五言诗的流行期。

这一时期，文人所作的五言诗逐渐增多，民间歌谣以五言形式面世者也不在少数。

如《汉书·党传》所引的《长安歌》就是一首五言诗。

第四，成熟期:

从东汉章帝到建安时期，为五言诗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已进人成熟阶段，有名姓的诗人辈出，流传至今的五言诗为数甚多。

生活于章帝时期的班固登上诗坛，是五言诗进人成熟时期的第一位有名姓的诗人，他的被钟嵘称之为“质木无文”的《咏史》诗；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一个标志。

七言古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王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此诗历来被誉为言情佳作。

文人七言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草创期:

从西汉初至东汉明帝，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为朔、董仲舒、向等人，主要的作品乃是有争议的《柏梁台诗》，面单句“七言’，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形式。

西汉最先写作七言的文人是朔。

第二、发展期:

从东汉章帝至东晋末，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为衡和王。

主要作品有衡的《四愁诗》和《思玄赋·系辞》以及不的《燕歌行》。

第三、成熟期：

南北朝时期，是文人七言诗的成熟时期。

巫死后约两个世纪，南朝的宋诗人鲍照登上了诗坛。

诗歌发展到齐梁年间，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出现了有理论指导的讲究声律的新体诗，即“体”。

体讲究细密的声律和工整的对仗，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这种新体诗的形成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它反映了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形式走向格律化的自然趋势。

格律说的影响所及更为广泛深远，除诗歌外，辞赋、散文到词曲，无不渗透于它的理论与实践。

声律说的产生，在我国诗歌史堪称一件大事。

四、诗体的繁荣期（唐宋元）

唐代是古代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将定型诗体推向极致，从此出现了古代诗体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

唐代以后，格律诗儿乎成了“诗”的代名词，直到清末民初的白话诗运动前，在千余年问一直被视为“正体”，受到历代文人，特别是统治者文人的极度推崇，在文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诗体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格律诗的诗律，简而言之，是由声律与韵律两大因素构成的。

所谓声律，主要是指运用声调的平仄来建构诗句的节奏问题。

所谓韵律，主要是指诗句的韵脚与韵式。

格律诗分为绝句、律诗、长律三大类，和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七言长律六小类。

格律诗不仅完全确立了诗歌的音乐形式特征，还凭借汉语方块字的特点构成了严格的齐言体。

唐代形成了以近体律诗为主导诗体，其他诗体作为必要的补充形式的主次分明的多元诗体并存的诗歌的良好状态，出现了古今体，如古体诗与今体诗、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文人雅士诗体与大众平民诗体合流现象，如律诗、绝句、试帖诗与曲子词、打油诗等并存的多元局而。

即使在定型诗体律诗中，也分为多种诗体，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时期，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超越。

宋代流行的词是格律诗的“诗体解放”，成了格律诗的补充形式。

词在唐五代时被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又称为“民短句”，源于民间，中唐时引起文人注意，大兴于宋代。

自唐特别是南唐煌之后，古代诗歌便以句式整齐的诗和词两大形式并存，并相得益彰，历代都有诗人、词人。

唐代的曲子词是对形式严谨的主流诗体律诗的‘自由化’，它并不严格遵守律诗的“字句律”、“对仗律”和“平仄律”，词既是音乐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更是当时流行的齐言体的近体诗的补充形式，是对准定型诗体传统的继承，也是当时定型诗体的“音乐化”和“散文化”的解放。

如它打破了律诗严格的“字句律”和“对仗律”。

宋、元、明、清都是主导诗体是齐言体的律诗的诗与长短句的词并驾齐驱的时代，特别在宋代词渐渐从音乐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诗体，更是受到了诗人的欢迎，“填词”就成为诗人热衷的事情。

词的种类远远多于律诗，可供诗人选择的词调及词牌众多，给诗人提供了更多的文体自由。

元代盛行的散曲则是对定型诗体格律诗和词的改良，散曲最早源于民间，曾被称为“街市小令”，渐渐受到关汉卿、自朴、马致远等生活在民间的才子文人的喜爱，文体被写诗填词的文大“雅化”。

由于散曲的通俗性，特别是曲具有“打油”品格的诙谐性，打破了中国诗歌“比乎礼义”、“老思无邪”的高度严肃性传统，再加上散曲的戏剧性，特别是打破了诗的抒情为主的传统，增加了叙事因素，还有散曲文体的灵活性，主要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主要形式，篇幅适中的套数是由五只或七只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的，用同一曲调连章用来咏一个卞题、一件事物或一个故事的套曲。

曲的韵式远远比格律诗灵活、自由，如以平仄通押为常规，除了曲尾十分强调平仄协调外，有些曲谱注明要用某种格式，散曲的声律并不比格律诗严格，具有地方性，如北曲的声律按照北方的实际语音情况制定，不拘平仄的衬字的大量运用，既有利于营造音乐感，更使“本来也讲究严密格律的曲，接近半自由化了。

这些都有利于散曲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中传播与接受，因此散曲在元代盛行，成为我国古代诗体的一个重要代表，与唐诗、宋词想并称。

宋代流行的词是格律诗的“诗体解放”，成了律诗的补充形式；元代流行的曲是“词”的诗体解放，成了词和律诗的补充形式。

自此，中国诗歌史上的没有出现对前代诗体的大破坏式文体革命，只有诗体的适度改良，出现的仍然是诗、词、曲为主、其他形式为辅的多元诗体并存格局，完成了我国古代诗体的发展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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