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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社会和弱国家读书笔记
《强社会和弱国家》读书笔记
【美】乔治•S•米格代尔（著）张长东朱海雷等（译）强社会和弱国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第一部分：
背景概括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力量逐步扩大并在全世界得以推广，资本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球公众的视野中。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急需解决资本和市场的问题，所以资本主义必将采取对外扩张的形式来发展自身。
这种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表现，即资本扩张背后的经济扩张及政治控制。
这种扩张形式往往伴有强权和战争，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军事器材制造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较于其他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优势巨大。
伴随着国内市场及资源等资本发展的要素逐渐枯竭，迫使资本必须进行全世界流动和扩张。
初期，资本的扩张还主要集中在商品的贸易上，以商品的形式获得资本。
后期，由于自身力量的增强和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市场狭小及原料匮乏的因素，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以贸易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他们更倾向于以暴力扩张的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
就此，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活动开始。
而资本主义这种伴随着强力的对外扩张形式必将与目的国产生冲突，甚至演变成极具破坏力的侵略战争。
而区别于新兴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国家缺乏必要的自我防卫手段，因此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碰撞中遭受严重挫折，最终不得不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
这些新兴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遭受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强烈的刺激，致使国家政权土崩瓦解，社会的整体性被严重破坏，这种整体性被破坏的恶果就是社会碎片化形成并加强。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碎片化这个现象会随着外国力量的控制而逐渐加强。
但社会碎片化并不意味着继而形成的中央政府就可以切实有效地完成国家对于社会的完全管控。
反倒是这种碎片化加大了国家管控的难度，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强大掣的力量。
若进行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现，国家实现完全社会管控十分困难，碎片化的社会产生的离心力与国家在实现社会管控过程中所要求的向心力是相互冲突的。
此时的社会力量大于国家力量，国家在这个面向上是软弱的，并无法施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控。
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就称作“强社会与弱国家现象”。
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的后发国家完成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十分普遍。
那么疑问随之而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这也就是此本由美国政治学家乔治•S•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书中所要揭示的。
第二部分：
全书简析
就全书论述的目标。
《强社会与弱国家》主要为我们揭示了几乎所有新兴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严酷的政治现实，即如何认识并解决国家控制与社会碎片化所衍生的阻力问题。
通过列举塞拉利昂、以色列、印度、埃及、墨西哥等后发国家的例子，力图集中力量分析“这些大陆（亚非拉）的国家与社会，分析为何这么多的国家无法使其民众按其领导人颁布的法律和法令行事，为何少数国家（地区）却成功地是自己强大起来。
”更细致地说，在拥有着这么多资源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多数的在实现其领导人或者其他人热切的期望时却显得缺乏效力，而少数则很好的培育了其社会规划、政策和行动的能力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何处。
就全书所采用的理论。
作者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分析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控制力严重匮乏及社会离心力量过于强大的原因。
作者将目标定在寻求一种用以解释社会政治组织及其间关系的新理论。
该理论具有与旧理论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内容，并试图“使读者们相信，即使是大都市政治，也只有在一个人放宽视野的时候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
”通读全书，我认为此种新理论主要将目光放在后发国家的社会碎片化的分析的层面上。
摆脱旧有的以国家为主要视角分析此种现象的逻辑束缚，试图通过对社会碎片化的成因及其影响回答本书题目“强社会与弱国家”的成因及解决措施。
就全书论述结构。
作者在前言中将全书逻辑作了较为明晰地说明。
全书论述过程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部分，作者试图提供一个模型以分析第三世界种多样且复杂的社会的路径。
模型强调社会控制是如何在社会中那些形形色色的试图制定人们据以行事的规则的各种组织之间分布；
第二部分，从社会层面上分析。
主要关注点是国际力量的起伏，通过对关键的历史时期进行主要关注，试图分析出社会为何会成为掣肘国家推行向心力的固有力量；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为何阻碍国家能力增长的社会模式未能在最近这些年中得以改变。
为何在西方帝国崩溃之后，许多国家还是遭遇了自身社会中无法克服的社会力量及回答这些无法克制的社会力量对这些国家和政治生活造成了什么社会影响。
简而言之，本书逻辑发生过程可简述为：
全书试图以后发国家的社会分析为视角，提出一种分析后发国家在社会重建中所面临的困境的新模型，并借助这个模型细致地举例分析了社会对国家力量集中的过程的掣肘机制发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在结论中尝试着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方法。
那么，本篇读书笔记亦顺着这个逻辑顺序展开。
第三部分：
国家—社会关系模型
1.对国家力量的理解
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其前言中提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国家的双重性的认识问题。
这种双重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控制力强弱的不同视角上。
第一种视角看到后发国家“如何通过提升特定阶级或团体，同时打压其他阶级或团体，而保持自身相对于任何团体或阶级的自主性，最终重塑社会。
”第二种视角则将国家描述为：
“面对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令人目眩的社会变迁的漩涡完全无能为力，变迁基本上不受国家自身推动力影响。
”若用能力光谱理论分析，第一种视角下的国家，处在能力光谱的顶端，是强国家的形象。
这种国家能力较强，能够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对社会形态的塑造及给予人民依附于国家的生存策略。
第二个视角下的国家无疑处在能力光谱的末端，是弱国家的形象，这种国家能力较弱，自身缺乏力量完成对社会的掌控，并且无法为人民提供必要的生存策略。
书中提到的能力光谱的划分依据为国家能力的大小。
作者认为标准主要有四个，分别是：
“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
”这四条划分国家能力的标准十分重要。
2.国家—社会模型
在第一章中所提及的这个模型或者是分析路径的起点在作者看来必须始于“分析一个社会中游戏归规是如何制定并得以维持的，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所有行使社会控制的社会组织之上。
”这个模型力主进行社会分析，而之前占主流位置的国家分析被放在了辅助的位置上。
作者进行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将注意力集中放在讨论那些对于国家能力的阻碍或推动因素上，而这些因素的诱因恰产生于社会的变迁之中。
因此，模型的论述逻辑从分析社会力量分布情况到社会冲突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若将视角放在该模型的社会分析之中，该模型将社会描述成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大杂烩，驳斥了之前分析社会宏观变迁常用的两分法。
这种大杂烩的比喻传达了模型的两个基本面向：
“在社会中实际运行社会控制的群体可能在他们的形式和他们运用的规则两方面都是不同的。
其次，社会控制可能分布于众多分布于社会，但权威的运行可能是碎片化的。
”这种权威的碎片化，换句话说，就是大量权威高度集中于社会，但这种权威在社会中的分布可能是碎片化的，所以这种权威在行使的过程之中并非是步调一致，而是呈多元分布的。
而在这种权威多元分布的国家—社会模型中，国家仅仅作为其中的一个力量奇点，在整个国家中发挥有限的作用。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在较为理想的国家建构中，国家有力量战胜其他社会组织取得强势地位并有效地实现社会掌控，为人民提供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
这些国家“如同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制定并实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规则；或者如同自由民主国家一样，选择性地将一些权威授予其他机制。
”而在此模型之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如同第一种那样，仅是力量奇点之中的一个，并无力解决实际与社会权威的冲突问题。
然而，一个国家的建构在某些层面必须突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力，即实现极权国家的目的。
这就与“弱国家”的形式不相符合。
换句话说，“领导者们未能通过改变规则并使得这些规则被广泛接受而取得强势地位，但这些领导者们却接受了国家应该取得强势地位的目标这样的观念。
”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毫无疑问会带来冲突环境，会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冲突。
当然，不能将这种冲突单纯的理解为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社会上拥有权威的力量都可能卷入冲突之中。
因此，冲突对象是呈多元分布的。
而冲突的目的却只有一个：
“社会中的哪个组织，国家还是其他组织，应该制定规则。
”换句话说，能够为社会制定规则的组织就能实现社会控制。
这里的社会控制，按照作者的说法，就是“在一个冲突环境中，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斗争的资本。
”国家在这里被视作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作者在此处的视角放在社会冲突分析之上各个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上，国家由于对社会其他力量并不具备管控力，因此只能归于一个社会力量奇点。
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本书并不将国家能力和自主性视作与生俱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控制是如何分布在社会上的。
”
3.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形态的阐释
在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上，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形态如同蜘蛛网一般。
不论减掉其中的一段或是一角，剩下的都会存在，故作者将其称作网状社会。
诸如社会组织、国家、强人为代表的社会权威所有者，都在这个蜘蛛网中处在一个个中心的位置。
这里的中心呈现多元化的分布态势，而国家仅仅在其中的一个奇点。
区别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那种集中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蜘蛛网状的社会结构十分具有弹性，力量奇点广泛分布，相互联系且中间空间极大。
能够形象地阐释第三世界国家的那种碎片化、复杂化的社会形态。
这种形态的社会可以被称为“强社会”，“不是任由拥有足够技术资源、管理能力和忠诚的人员的国家任意揉捏的橡皮泥。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在进行社会管控中会如此的无力。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在寻求社会控制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国家在这个网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相关。
确实，在每个社会，包括西方社会，都是多套价值和记忆林立的。
”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无法完成对社会的管控，作者在后面提到“在网状社会中，虽然社会控制是分散的、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是不受统治的——他们当然是受到统治的。
然而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并不集中。
多个审判系统同时运作。
而一个新的角度则能为我们分析政治惯性和政治变革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洞察力。
”若稍加反思，就会问这种网状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就是在下面要探讨的。
第四部分：
国家与社会，强弱之辨
1.旧式社会控制的失败及其原因影响
之上提过的网状社会，结构极具碎片化。
每个奇点都是一个社会权威的存在，奇点与奇点之间相互牵制又联系，不存在绝对具有优势的力量存在。
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极具碎片化的社会形态并不是起初就有的，而是由一系列剧烈的冲击而形成的。
这种由外向内的冲击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社会“蛋形人”的破碎。
而这些国家之前的社会体制应当是完备的，是能够为每个社会人都提供了一套生存机制，协调社会上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形塑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且有着自己完整且上下一致的符号。
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这些国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带来的侵略所俘获。
外部力量的侵入往往迅速且强力，所以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遭受到了迅速的破坏。
这种破坏性极大的变革破坏了社会自身的平衡及自持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外部巨大张力的作用下，社会被撕裂，随之碎片化产生。
原来的社会控制秩序被完全打乱且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重建。
而在这个节点下的社会不同于之前所提到的那种网状社会，这种社会可以被认为是碎片化社会形态的初期。
“通过社会控制的碎片化而广泛地削弱社会只会在人类历史的几个时刻偶尔发生。
在19世纪，打乱秩序的力量是世界市场；在之前是其他力量打碎了旧的社会控制模式。
关键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是直接原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具有制度上的摧毁力。
”而这个过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讲的那样：
“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从拥有多种生存策略的强社会，转变成了人们受危机影响而悲惨的寻求生存策略的弱社会。
旧的奖惩手段和符号几乎同时集中到了各个社会的生产者手中，而普遍成为无关紧要的了……世界经济急剧而深刻地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的原因和欧洲工业革命中形成的诸多技术和管理的冲突，以及新的需求有关。
”之上，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外部的冲击是怎样造成了旧时社会控制的失效。
那么下面就从从微观上简要地对造成旧时社会控制失效的因素做进一说明。
总的来说，导致旧社会秩序产生崩塌的工具是：
“源自于其本土政权的和殖民者们在新的全球中寻求立足点时设计出来的土地、税收和交通政策。
”
首先，土地所有权法的变革。
土地所有权的变革在于殖民者及被殖民者的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
“欧洲对原材料的难以抑制的渴求激发了亚非拉国家中的行动者。
国家领导人，无论是本土统治者还是殖民地的欧洲统治者，都因机会主义的欧洲商人的刺激而开始改变土地所有法。
”这些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形塑，其目的都在于：
“无数土地的各自所有者们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并因此增加经济作物的产量。
”对社会土地所有权法的变革必将带来土地制度的变革。
土地制度的变革将会一方面剥夺农民的生存符号，将之变为无地者。
另一方面加速土地的集聚，促成大地主数量的激增。
二者两种不安定因素形成，也就在某些方面改变了社会结构。
“日益增多的地区的地主增加了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些资源通过其与世界市场的直接纽带而用来建立新的生存策略。
另外，这些纽带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雄心勃勃的政府建立社会控制的努力。
”这种对资源的重新划分，挤压了农民及受害方的利益，使他们旧有的生存策略处在混乱中。
且旧的抵抗策略被证明是无用的。
因此，他们依附更有力的权威为自己提供生存策略，社会关系开始被逐步理清；
其次，税收的作用。
税收方式的改变和数额的增加改变了纳税者旧有的生存策略，将他们推离土地，成为无土地者。
税收方式由实物到货币，“迫使农民更多的卷入市场，并刺激他们种植经济作物……然而，非常普遍的现象却是，新的严厉的税收体系、经常变动的产品和货币经济却使得本来就处在生存边缘的农民陷入灭顶之灾，高利贷者们把征收现金税实为兼并土地的另一个机会，并在此过程中扩张了土地的面积。
”而提高税收更是迫使农民远离土地，“税收政策和土地所有权法共同构成了阻止农村生活回到起以前状态的双重屏障。
”
再次，新的交通模式。
这点毫无疑问，新的交通运输模式的转变深刻地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形态。
新的交通形式缩短了沿海到内陆的时间，这就在无形之中缩小了内陆与沿海的差异。
这对于内陆社会结构的破碎有着直接的助推力。
在旧式社会结构被打碎之后，社会结构面临着恢复和重组。
这种重组的过程各国显然具有差异性，有的国家完成对社会的控制,而有的国家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
作者在书中举例说明这两种在后殖民时代的寻求社会重组的方式的不同及其对由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造成的影响。
下以塞拉利昂、以色列为例做一简要分析。
2.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位于西非，并于19世纪开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殖民霸权与其社会控制的形塑有着较强的联系。
在分析这两者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时，作者提到“税收、土地和交通政策润滑了欧洲市场渗透的车轮，使得旧的生存策略无法维持。
当旧的社会控制方式崩溃时——旧的奖赏、惩罚和符号在新环境下失去了其实用性和意义——人们依旧需要生存策略，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毫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诉求存在，塞拉利昂很快就出现了社会控制的重新建造。
在殖民者对这个地区进行统治的时候，采取一种“允许或鼓励为特定本土领导人及其组织建立其社会控制的坚实基础”的方式。
这是一种间接进行霸权推进的方式，通过树立当地统治者进行间接控制，而非直接对殖民地进行控制。
英国殖民者选择与当地酋长及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结盟，向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以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
酋长制度建立之后，旧的政治精英阶层被打碎，但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悖论：
“在强人们日益依靠国家资源来支持其社会控制的同时，国家领导者们却也日益依靠这些强人们，而正是这些强人在运用着这些资源，对抗国家法律和限制。
”而这种悖论的形成的根源在于殖民者所采取的殖民政策并不寻求集中社会控制。
通过扶植酋长达到其社会控制的目的，诚然可以达到其殖民目标的部分实现。
但“在社会控制旧的基础式微、旧的生存策略崩溃之际，殖民者却提供新的依附锁链所提供的基础。
一般而言，酋长们的新的社会控制远超过其原来的社会控制。
英国殖民者通过将人们视为由酋长领导的社会组织的成员，而非拥有个人权利和需求的个体，而进一步强化了依附的锁链。
”当酋长部分掌握来自国家包括物质资源、工作机会、暴力、防御在内的关键资源，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依附形式和生存策略，就会对殖民者的社会资源的摄取行动产生巨大的掣肘力量，导致英国人任何一次认真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努力都已惨败告终。
这样就会陷入之上提到的悖论。
然而英国殖民者为何不选择建立集中的社会控制避免这种矛盾的激烈冲突呢。
作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由于投入的人力物力远不足以建立一套集权化的规则和程序，欧洲列强的统治只能严重地依赖本土领导者。
在大多数殖民地，欧洲人都太弱小。
无力通过自己的集权化的机构来施加他们的有效的生存策略和社会控制。
”其二，殖民地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的冲突。
“这些官员们拥有和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完全不同的一套利害关系：
他们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为他们在文官体系内部升迁的必要条件；他们支持制定的政策往往和伦敦的官场及英国的商业利益背道而驰。
”
简言而论，外部介入的成本之高且程度解决乏力迫使英殖民者依赖于当地的酋长们的力量。
酋长们的力量借助英殖民者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大大增强，又使社会权威广泛分散，社会碎片化程度加剧，殖民权力下降，不得不诉诸武力这样高成本的方式，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
从之上的论述很明显地发现，酋长为代表的国家控制的掣肘力量依旧十分强大，在英殖民者撤出之后，新国家的建立不得不面对这个社会碎片化的局面。
塞拉利昂的人民党尝试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为社会建立一套新的价值和信念体系”，这一点不同于那些建立了有效控制的组织和酋长们。
酋长们限于其他地方性的权力基础，在独立前后都注意满足民众的需求和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惜使用武力。
国家无力为人民提供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树立一元国家观念的做法因酋长为代表的社会掣肘力量的阻碍而收效甚微。
因此，国家在完成社会控制、人员动员及物资提取等任务时必定是无力的。
弱国家强社会的形式已显露无疑。
3.以色列
在后发国家由弱到强的例子中不得不提以色列。
这个原本属于英属巴基斯坦的殖民地，是世界上少数成功完成国家转型的后发国家之一。
与之上提到的塞拉利昂国家形象软弱的形象明显不同，以色列完成了社会管控，成功地跻身强国家的行列。
这个过程概括地说，“以色列社会，即便仅是犹太人的那一部分，也是极具异质性的社会。
然而，国家通过实行一系列社会政策体现出了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改变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到支配并动摇与之较劲的社会团体。
”
如果稍加分析以色列成功塑造强国家形象的过程，两个主要因素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
其一为英国人的支持，其二为杰出领导人的作用。
在处理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斗争中，这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犹太人问题”形成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行其道，但缺乏能与之相配合的标志并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提供物质基础的一系列奖惩机制。
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并不迅速。
但在20世纪初，英国确立关于巴基斯坦的托管原则，尤其在第四条中申明英国当局与当地犹太势力共享权力的需要，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决定鼓励建立犹太人机构并支持其在伊休夫的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国想借此托管协议“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托管国，致力于犹太民族之家并且同时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那么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将得到确立。
通过权利的分享可以避免治理领地带来的高昂成本。
”但在某种意义上说，英国这种间接统治的殖民方式的结果必将陷入之上在塞拉利昂所执行的政策的悖论之中。
但以色列在立国的路上却没有重蹈塞拉利昂的挫折是因为第二个主要原因，即领导人的作用。
这时期，杰出的领导人有两个，魏茨曼及古德曼。
二者分别为争夺对休伊夫的控制权有着不同的策略，作者将其成为“外部策略”、“内部策略”。
魏茨曼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点：
在托管原则之前促成巴勒斯坦境内成立一个准政府，往返世界通过游说获得关系网络和资金支持（这点十分重要），分别与非复国主义者犹太集团和复国主义者缔结了联盟。
古德曼的贡献主要在推进内部本土组织的壮大，并使这些组织“熟练地运用这些通过殖民国家政策而获得的资源……重建社会控制。
”“而实际上，如果最终能统治整个疆域的组织能设计出此类策略的话，涌现出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强国家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
”古德曼成立以色列工党及总工会有效地利用了英国和WZO所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为众多虽然还小但不断增长的休伊夫人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生存策略，并成功地增强了休伊夫的自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初期面对施行有效生存策略的物质资源的缺乏，古里安采取“有选择性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加强工人领袖对休伊夫的控制，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标志紧密的结合起来，以最终提供一套可行的生存策略。
”这种措施无疑保证了犹太人的生存，加强了机构的社会渗透力。
而这种社会组织若能平稳地过渡到国家控制状态，则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社会碎片化的产生。
从客观上说，“在托管期间由于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的持续碎片化，集中的犹太组织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地区社会控制的最强有力的基地。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会放弃与英国进行合作，无疑丧失良机。
这与塞拉利昂有相似之处，而在此不多作论述。
稍作一总结，“一个强大而自主的国家的出现，并不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最关键的问题是谁能利用新的环境并重建社会控制。
”强国家在其得以确立的过程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即社会快速而普遍的混乱和本地组织是否能利用外部条件将自身的社会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
很显然，塞拉利昂满足第一个，但由于在第二个节点上的缺乏，造成强国家塑造的失败。
而以色列很显然的都合理的解决了两个节点的问题，成功迈入强国家行列。
新的模型分析要素
之上在对塞拉利昂和以色列的分析中,主要的分析视角是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
主要分析逻辑为因为社会权威分布广泛，国家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完成社会管控，最终导致国家失败。
在第三部分引言中，作者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视角，即单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国家失败原因的分析。
作者提到：
“国家并不缺乏实施其规则的工具……第三世界国家并不缺乏实施国家规则并削弱其他相对立的规则的人力……国家的持续脆弱性也并非因为财政能力的不足。
最然许多国家领导者从未停止过抱怨资金的不足，但是相比与和国家对抗的社会组织而言，国家的财力是足够强大的。
”从之上的话，可见国家并不缺乏其完成社会管控必须的力量和物质基础，可为什么还在社会管控，控制社会碎片化的路上屡受挫折，最终面临国家失败的窘境？
很显然，我们不能依赖于之上所提到的那个分析模型所提供的要素，必须另辟蹊径或者加入新的因素。
而在下文对埃及的分析中，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析变量。
这个分析变量的分析逻辑简要概括为不仅从之上国家——社会关系层面的角度，而且从国家的角度看待问题。
因为在第一种分析法中，作者默认国家内部是同质的，并非是异质的。
面对社会力量多元化，政府可以集中其内部的力量。
很显然，这种考虑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国家内部各部分之间（包括领导人与国家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力量相互斗争的成分。
我们可以称其为“生存政治”的部分。
以埃及做一简例，在埃及成立ASU时，“把国家的重大责任都委托给重要制度中忠诚的个人，却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来管理和监督他们……随着ASU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并形成了庇护——附庸纽带，纳赛尔越来越对他的代理军官们产生怀疑，进而怀疑整个ASU。
”因为埃及政府能力的缺乏，只能形成这种较为单一的，拥有极大人力和权力的组织以帮助其实现社会管控。
缺乏有效的监督力量是ASU对纳赛尔形成威胁的最大诱因。
纳赛尔忽略掉了一个重要因素，“在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控制资源、社会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强人手中的时候，建立强大的力量带给纳赛尔的是毁灭自己创造物的威胁。
”从埃及的例子中会发现得到一个两难困境：
“在缺乏相应的政治动员能力的情况下，加强国家机构的权力是带有很大风险的。
这种风险使得领导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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