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化的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策略研究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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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的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策略研究上

基于信息化的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策略研究(上)

李瑾郭美荣马晨

2013-04-1013:

36:

37   来源:

《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1期

  

  摘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通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运营商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本文对农村通信服务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建立农村通信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对我国31省市农村通信市场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地区信息化发展现状和特点提出了运营商的发展策略,为通信企业运营和农村信息化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农村信息化,通信市场,发展策略

  一、引言

  随着城镇通信市场的逐步饱和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运营商纷纷把目光投向农村,积极参与实施村通工程、“金农”工程、“三电合一”等,致力于使电话到户,宽带到乡。

“农信通”、“信息田园”、“农业新时空”等各具特色的信息服务模式惠及百万农户,运营商为农村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推动增值和互联网业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很多学者对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聂正来通过分析农村电信用户的消费特点、需求特征,以及农村通信市场地理细分和利益细分,提出了农村通信市场营销策略;陈海棠采用博弈论相关理论,对农村潜在市场规模、运营商的优劣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战略、市场、网络建设、组织架构、资金运作和产业链的角度,为不同运营商做了策略建议。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不同电信运营商业务发展提出了相应策略。

在农村通信与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方面,关于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比较多,将农村通信与信息化建设统筹考虑的较少,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李继兵,提出农村通信与信息化综合指数概念,根据不同地区农村通信与信息化现状及发展潜力建立了农村地区分类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农村为标杆地区,将我国省市自治区农村分成了三类,针对不同地区的现状及特点提出了移动运营商的发展策略。

该指标体系主体仍是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加入的通信指标仅有人均年通话次数,通信指标明显不足。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大多从定性的角度探讨了农村通信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策略,而从信息化角度对农村通信市场进行评价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策略的较少。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通信发展的不平衡,通信市场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运营商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建立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别地区的农村通信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为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和运营商发展农村通信市场提供参考。

  二、农村通信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一)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但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电信企业的资金投入下,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

《2010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显示,全国范围内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通互联网(其中98%的乡镇通宽带),94%的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

随着农村互联网接入条件以及网络硬件设备不断改善,75%的行政村基本具备互联网接人能力,农村网民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各项网络应用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手机为终端上网的用户群体在农村快速增长。

CNNIC《2010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农村网民规模已达1.25亿,占整体网民的27.3%,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达70.7%,高于城镇地区手机上网使用率6.2个百分点,且与农村网民电脑上网的使用率相近。

  随着三网融合、“电脑下乡”、3G普及等工程的推进,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也是中国未来通信产业值得挖掘的市场。

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加大的趋势。

对比2005-2010年城乡互联网的发展差距:

2005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仅为14.3%,2006年,差距扩大为17.1%,2007年,差距拉大为20.2%,2008年为23.5%,2009年达到29.6%,2010年为31.5%。

尽管农村网民规模保持增长,但互联网基础设施、网络接人条件均落后于城镇,如果不加快现状的改善,城乡网络发展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二)农村特色通信服务产品多样化发展,但受限于资费过高导致使用率低

  据工信部统计,“十一五”期间,新增农村电话用户超过1亿户,农村信息服务签约用户翻一番,达到近5000万户,短信、彩信、呼叫中心、彩铃等业务迅速推广。

三大运营商打造了一系列信息化服务平台,推出了一大批适合农民群众需求的信息服务产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

中国移动陆续推出了“务工易”、“农政通”、“农信宝”等“农信通”产品,中国联通的“农业新时空”和“天府农业信息网”在农村拥有较高知名度,受到农民的普遍好评,中国电信在继承“号码百事通”的基础上,又在江西、广东、四川、湖南等19个省份建立了面向“三农”服务的“信息田园”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农民获取信息、实现致富的重要渠道。

各种农业信息服务产品通过网络、语音、短信、电视等多种渠道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产业指导、供求信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活百科等信息服务,为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持。

  尽管现代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发展很快,但是面对经济实力低下、生活在温饱甚至是温饱水平以下、文化素质又普遍比较低的农民来说,通信资费成为限制通信产品使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农村地区的高投入和低产出使得运营商必须在话务量、ARPU值和用户数之间有一个平衡,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城乡资费水平倒挂的现象。

据南方农村报报道,月租费、区间通话费、宽带费、套餐费已经成为农村通信资费四座大山,尽管有些资费较以前已大规模下降,但依然偏高。

2009年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77%,而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15.9%,而国际经验表明通信资费占到1%以下才比较容易实现普遍服务。

农村通信资费改革任重而道远。

  (三)运营商之间的农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为主的三大运营商正加紧抢占农村市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正从价格竞争转入业务和服务方面的竞争。

中国移动借助其规模、网络、渠道、服务和品牌等优势,在农村地区移动手机用户数量上一直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中国电信联合华为、中兴等通信设备制造商,自主设计、合作开发并成功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固网转型工程”。

并于2007年开始推进铜缆网络向光纤网络升级,响应“数字化西部”建设,推进“村村通工程”实施,重点占领了西部地区的通信市场。

中国联通借助原中国网通的资源优势,在固网方面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群,而这两年抢先推出智能手机,并制定多种优惠套餐,吸引了众多新客户。

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运营商拥有了全业务运行的资格,不仅可以发展基本通信服务,更将在增值业务和跨行业运行方面展开激烈竞争。

三家运营商因牌照、存量资源和资本实力不同,所采取的竞争手段也有较大区别,竞争的效果差异也很大。

总体来说,运营商要成为3G时代通信生态链的主导者和掌握市场话语权,需要在应用与终端的捆绑服务上不断加强,同时不断发展创新业务,如IPTV、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未来运营商之间的农村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

  三、基于信息化的农村通信市场分类

  市场细分是由美国学者温德尔·史密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即根据顾客明显的不同特征把整个市场划分为两个以上的若干顾客群,每个顾客群就是一个细分市场,每个细分市场的顾客都具有大致相同的需求和欲望,它可以使企业不断发掘新的市场,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好的满足顾客需求。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制定和选取指标时坚持了科学性与系统性、全面性与普适性,可获得性与可比性、发展性与阶段性的原则,基于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与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等相关研究,建立了农村通信市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包括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环境和农村通信市场发展能力这两个一级指标,以及经济、教育、基础设施等五个二级指标和十四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见表1。

  所谓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环境,是指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所需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文环境,是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的基础。

本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两个二级指标来体现,用当地的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反应其经济基础,用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平均每百人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反映其教育文化水平。

  所谓农村通信市场发展能力,是指各地区实现农村通信普遍服务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终端以及信息终端的使用情况三个二级指标。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由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移动交换机容量、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四个指标构成;信息终端要素由平均每百户电话机、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平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平均每百户家用计算机四个指标构成;信息终端的使用情况由农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比重、每百人中互联网上网人数两个指标构成。

  

(二)计算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中各指标值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等,各指标对应的原始数值为截至2009年底的值。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主要解决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采用各指标值的原始数值与平均值的比值作为无量纲化的数据。

经过上述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均转换为无量纲化值,即各指标值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上,可以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2.指标权重确定

  使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综合测评,还必须对各参评指标做出较为科学的权数调整,合理反映各评价指标的影响和作用程度,以便得出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结果。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

在专家的选择上,课题组选取了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方面的科研人员、农业部、工信部、科技部及基层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人员以及信息服务员共计65人,由专家对各项指标赋值。

同时课题组借鉴相关研究结果并结合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的实际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进行微调,确定各指标权重(见表1括号中的数字)。

  3.指数计算

  根据上述说明,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指数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Pi为第i个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Wi为Pi的权重,Ⅱ为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指数。

在本文中可拆成如下公式:

  

  其中,Ⅱ代表全国及各地区农村通信市场发展指数,n为指标体系构成的要素个数,m表示第i个构成要素的指标个数,Pij为第i个构成要素的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j为第i个构成要素的第j个指标的权重。

  4.结果分析

  各指数得分采用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最终得分以百分制形式体现,具体排名情况如表2所示。

  以全国农村通信市场发展环境和农村通信市场发展能力两要素得分的平均水平(87,92)作为象限分割的原点,全国31省市两要素的地区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1)通信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地区

  这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两地。

从本研究测算数据看,北京、上海的通信信息化总指数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5倍,信息化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均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和信息使用能力普遍较好,其信息化发展环境指数要略高于上海,但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略有不足,信息化发展能力指数稍低。

从总体上看,由于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现代化起步早,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善,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消费习惯趋同于城市,农村生活整体已步入小康水平,城乡一体化程度高。

  

(2)通信市场发展中高水平地区

  这类地区包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福建、辽宁、山东和黑龙江,其农村通信市场信息化发展指数介于93-151之间,平均达到122.5.这类地区农村信息化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与北京、上海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终端应用。

浙江省农业厅和浙江移动合力建设“浙江农民信箱”工程,把农村信息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引导各级行政部门加大信息化投入,为电信运营企业和社会力量搭建信息化参与平台,大大推进了“数字浙江”建设进程。

广东省科技厅实施的“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形成了“政府组织+企业运作+队伍服务”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创新模式,2007年成为第一批“国家农村科技信息工程示范试点”省。

山东和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农村经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信息终端总体来说低于浙江、广东沿海城市,近年来山东和黑龙江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推动下,加大了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投资,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较大进展,2010年山东省成为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

  (3)通信市场发展中等水平地区

  (作者单位: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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