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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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
汉末和三国时的官职与爵位（四）
大司农下属：
1.大司农丞：
一人，官秩比一千石，大司农官属，为大司农的副官。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丞一人，比千石。
”
2.大司农部丞：
一人，官秩六百石，大司农官属，掌管帑藏（帑为收藏财物的府库，帑藏即国库）。
西汉汉平帝时，十三州每州都有一大司农部丞，负责劝课（劝导、鼓励）农桑；东汉光武复国后全部被撤除，只留下了京城中的大司农部丞负责国库。
《后汉书·百官志三》：
“部丞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部丞主帑藏。
”
3.太仓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管太仓。
太仓是设在京城之中的大粮仓；郡国通过运河输送到京城的粮食，全部都储藏在太仓之中。
太仓令手下有丞一人，官秩三百石，其余属吏九十九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受郡国传漕谷。
丞一人。
”
证明太仓为京城之中粮仓的史料；《汉官仪》：
“逮至文景，国家无事，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谷一斛直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
（汉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饿死者如故。
”
一八八年左右，赵韪担任太仓令。
同年，赵韪弃官更随刘焉入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董扶及太仓令赵韪皆弃官，随焉入蜀。
”
4.平淮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要负责官府织造地纺织品的买卖，以及对官府的纺织品进行染色。
平淮令手下有丞一人，其余属吏一百九十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知（通织）物贾（贾为买卖的意思），主练染，作采色。
丞一人。
”
5.导官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主要负责舂御米（舂；把东西放在石臼或乳钵里捣掉皮壳或捣碎。
御米；供宫廷和朝廷使用的粮食），以及制作干粮（干糒，可能为军队使用）。
导官令手下有丞一人，其余属吏一百一十二人。
《后汉书·百官志三》：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舂御米，及作干糒。
导，择也。
丞一人。
”6.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
三职皆无定员，典农中郎将官秩两千石，典农校尉官秩比两千石，典农都尉官秩六百石。
凡是有军屯或者民屯的郡县，都设置典农官（中郎将、校尉、都尉）；典农官职能类同于太守、县令。
《后汉书·百官志三》：
“注魏志曰：
‘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
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
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
所主如中郎。
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如今的三国志抄本中并没有上面引文中的话，可能为在传抄的过程中有所佚失。
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属下皆有司马一职。
证明典农官从属于大司农的史料。
《三国志·魏书十二·司马芝传》：
“（司马芝）后为大司农。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奏曰：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於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
……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
不有所废，则当素有馀力。
’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於国计为便。
”明帝从之。
又《裴注三国志·魏书九·曹爽传》注《魏略·桓范传》：
“桓范为大司农，谓爽弟羲曰：
‘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
……而大司农印章在我。
’”证明典农官不从属于郡国的史料。
《裴注三国志·魏书十五》：
“（贾）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魏略曰：
逵前在弘农（贾逵当时领弘农郡太守），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
”
置典农官的起因和始末。
汉末，由于连年的战乱和饥荒，各诸侯的粮草都十分短缺。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
“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连向来富庶的冀州和淮南都是如此，其余各地可见一斑，曹操的势力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建安元年（一九六年），羽林监枣祗建议曹操在各州郡设置屯田；曹操采纳了枣祗的意见，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让这两人在许县周边一带设置屯田。
《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卷》：
“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
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屯田的效果十分显著。
《三国志·魏书十六》：
“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於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官渡之战曹操之所以能击败袁绍，和屯田制的成功大有关系。
屯田官于魏元帝咸熙元年（二六四年）十月被司马昭废除，各典农中郎将、校尉皆被改为当地的太守，各典农都尉被改为当地的县令、长。
《三国志·魏书四》：
“丙午，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世子。
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另，从上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出，置屯田官的郡国应该不置太守，而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之分，也只在于郡县的大小。
关于屯田。
按《辞海》：
“利用戍卒（驻军）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
汉以后历代政府沿用此措施取得军饷和税粮。
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
”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商屯，仅有军屯和民屯。
民屯很好理解，就是组织百姓种田；而三国时的军屯要牵扯到“世兵制”的概念。
“世兵制”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世代为兵的制度。
汉末的时候，由于人口锐减，兵员严重不足，而且军中的逃兵也屡禁不止。
（《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
“旧法：
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而亡者犹不息。
（曹）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
”）所以曹操为了保持兵力的稳定和加强对士兵的控制，便把士兵和他的家属固定为“军户”（又称“士家”），用另外的名册登录在案，以和其余的“民户”加以区分。
凡是军户中的男丁，必须终身为兵。
而军屯就是由军户负责得屯田。
关于详细地“世兵制”在后文武官和兵制部分再叙述。
一八九年左右，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让陈登在徐州屯田。
《裴注三国志·魏书七》：
“《先贤行状》（作者不知何人）曰：
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这条史料可能证明了建安之前就有屯田官，屯田官并不是曹操、枣祗的发明。
一九六年，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以枣祗为典农都尉（见上文），让这两人在许县周边一带屯田。
二一一年左右，曹操以谢奇为蕲春县的典农都尉，让谢奇在皖田乡一带屯田。
《三国志·吴书九》：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
”引文的前面为鲁肃代周瑜（二一零年），引文的后面是吕蒙劝孙权修筑濡须坞（二一二年），所以我推断时间在二一一年左右。
另，当时的蕲春县应该属于东吴。
赤壁之战后，蕲春县被东吴夺走，孙权以蕲春县为郡治，设置了蕲春郡（属扬州）。
所以谢奇屯田的场所-皖田乡不在蕲春县之中，应该在蕲春县东北的魏国扬州庐江郡皖县之中。
二一八年左右，严匡为典农中郎将，在豫州颍川郡一带屯田。
《三国志·魏书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另外，西汉时，盐官、铁官从属于大司农；东汉则从属于各自的郡县。
廪牺令、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以上三个官职河南尹部分详解）也是同样，西汉从属于太司农，东汉则都从属于河南尹。
曹操设置的司盐都尉、司竹都尉、司金中郎将等职（这些官职后文详解），皆不从属于大司农。
按上文曹操以谒者仆射兼管盐官，司盐都尉很可能从属于谒者仆射。
司金中郎将直接听命于曹操，司竹都尉不知具体从属何人。
少府：
《后汉书·百官志三》：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
本注曰：
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
少府官秩中两千石，管理宫中的服饰、器物、珍宝、膳食等，有点类似皇室的总管家。
太后所居住的寝宫永乐宫（又称长乐宫，永乐宫坐落在北宫之中），也有少府一职，负责永乐宫中的事务，其职能类似于九卿之中的少府，官秩应和大长秋一样，为两千石。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一八八年）五月，（灵帝）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六月，罢。
”
东汉的少府较之西汉，其所掌控的职权被大幅削减。
虽然看起来东汉少府的下属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文属（名义上从属于）少府，只有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是职属（实际上从属于）少府，像侍中、尚书、御史、宦官、兰台这些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权臣）的。
西汉时，少府还负责征收来自山川湖泊的赋税（打猎、捕鱼、伐木之类也必须上交赋税），这部分赋税被称为“禁钱”，用来支付宫廷的开支；东汉时，“禁钱”和其他赋税一起，由大司农统一征收。
西汉时从属于少府的考工令（见前文），东汉时转属于太仆；西汉时从属于少府的都水使者（负责灌溉和漕运，后文详解），东汉时转属于各自的郡国。
西汉时，少府属下有六丞，东汉只有一丞。
此外，西汉少府下属的很多工作，东汉时都转交给了宦官；如前面所说，宦官只是名义上从属于少府。
少府是秦官，两汉都有少府，职能却有不同，上文已经交代过。
魏晋时，原先文属于少府的侍中、尚书、御史脱离了和少府名义上的从属关系。
东晋哀帝末年，少府被并入丹阳尹（东晋京都建康在丹阳郡之中）；晋孝武帝时复置。
南朝有少府一职，北朝则更名少府为太府。
隋朝有少府卿，唐宋皆无。
元朝时曾短暂地设置过少府监，之后不久便废除；此后明清皆无少府。
《宋书·百官上》：
“少府，一人。
丞一人。
掌中服御之物。
秦官也，汉因之。
掌禁钱以给私养，故曰少府。
晋哀帝末，省并丹阳尹。
孝武世复置。
”
一八九年左右，许相为少府。
同年，中常侍张让等人诛杀何进后，矫诏以许相为河南尹，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企图控制洛阳的局势。
但是，不久后，樊陵和许相就被袁绍所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陆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
”
一九零年左右，阴修（《后汉书·袁绍传》中为阴循，《资治通鉴》中为阴修，以阴修为准。
《后汉书·卷七十四》校勘：
少府阴循至将作大匠吴循按：
集解引钱大昕说，谓献帝纪“循”皆作“修”，魏志亦作“吴修”，当以“修”为正。
）为少府。
同年，董卓以阴修为使者，让阴修出使关东。
不久后，阴修被袁术所杀。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董卓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緕安集关东，解譬袁绍等。
……袁术亦杀阴修。
”
一九一年左右，杨彪为少府。
同年，杨彪被迁为太常。
一九五年左右，田芬为少府。
同年，田芬被李傕等人所杀。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
……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皆死。
”
一九七年以后，孔融为少府。
二零八年，孔融于少府任上被曹操所杀，孔融死得时候还兼太中大夫。
《后汉书·卷七十》：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
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少府孔融……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书奏，（孔融）下狱弃市。
时年五十六。
妻、子皆被诛。
”练恕的《后汉公卿表》：
“建安二年丁丑，以将作大匠孔融为少府。
”
二一八年以前，耿纪为少府。
同年，耿纪起兵反叛，事败后被杀。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少府下属：
1.少府丞：
一人，官秩比一千石，少府官属，为少府的副官。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丞一人，比千石。
”
2.太医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御医（专门给皇室看病的医生）。
太医令手下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属吏（非医生）十九人，御医二百九十三人。
药丞掌管宫中的药物，方丞掌管医生开出的药方，这两人有点类似现在医院门诊部负责抓药的医生。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诸医。
药丞、方丞各一人。
本注曰：
药丞主药。
方丞主药方。
”
一八六年（中平中年）左右，脂习为太医令。
《三国志·魏书十一》：
“脂习字元升，京兆人也。
中平中仕郡，公府辟，举高第，除太医令。
”
二一七年左右，吉本任太医令。
二一八年，吉本和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等人起兵反叛，企图杀掉曹操的丞相府长史王必，从而控制许县。
吉本等人事败后被杀。
《三国志·魏书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
3.守宫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笔墨纸砚以及尚书台的用具（包括封泥，古代装文书的袋子外加绳捆扎，在绳结处以胶泥加封，上盖印章，以防泄密、失窃。
）守宫令手下有丞一人，官秩二百石（官府中的丞如未说明石数，则大多为二百石，《汉官仪》：
“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其余属吏六十九人。
曹魏时，守宫令属光禄勋。
《后汉书·百官志三》：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
丞一人。
”
4.太官令：
一人，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的饮食。
太官令手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属吏六十九人，卫士（用来看守饮食、瓜果之类）三十八人。
左丞主要辅助太官令掌管饮食，甘丞主要掌管餐具，汤官丞主要掌管酒类，果丞主要掌管瓜果。
《后汉书·百官志三》：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御饮食。
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
本注曰：
左丞主饮食。
甘丞主膳具。
汤官丞主酒。
果丞主果。
”
关于太官令，应劭的《汉官仪》记载和《后汉书》中的不同，《汉官仪》：
“太官令，两梁冠，秩千石。
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以供养劳苦，迁左丞。
有汤官丞，掌诸甘肥；有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这里的太官令官秩一千石，手下四丞（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的官秩为四百石。
而汤官丞负责为食物调味（甘肥即美味的意思，《后汉书·百官志三》中荀绰云为误）；果丞掌瓜果、蔬菜和烧菜的木炭。
5.上林苑令、鸿德苑令：
各一人，官秩六百石，分别掌上林苑和鸿德苑。
上林苑和鸿德苑的“苑”字为园林的意思，而前文太仆手下的长乐厩丞掌管苜蓿菀，这个“菀”字是牧马场的意思，这两字很容易混淆。
上林苑令手下有丞、尉各一人，属吏五十八人。
鸿德苑令的具体下属不知，可能也类似于上林苑令。
另，东汉还有广成苑，不过史书中没有提到广成苑中有令。
《后汉书·百官志三》：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主苑中禽兽。
颇有民居，皆主之。
捕得其兽送太官。
丞、尉各一人。
注汉官曰：
‘员吏五十八人。
’案桓帝又置鸿德苑令。
”
上林苑是秦始皇修建的宫苑（畜养禽兽并种植花木，供帝王及皇室贵族游玩和打猎的园林），位于长安城附近、渭水（渭河，如今的西安市北面就以渭河为界）以南，著名的阿房宫就位于上林苑之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於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汉武帝时，又扩建了上林苑，其规模超级庞大。
《羽猎赋》（西汉扬雄著）：
“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
周袤数百里。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上林苑一度荒废。
《西都赋》（东汉班固著）：
“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东汉时，上林苑经过补修后，又重新回复了本来的面貌和功用。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
十二月，还，幸太学。
”魏晋的史书中都未提到上林苑，很可能在李傕、郭汜之乱中被毁。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一九五年）帝至傕营，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营，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
”
鸿德苑应该是在汉桓帝时所修建的，其大概地址可能位于洛阳宫城以南。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
“六月，洛水溢，壤鸿德苑。
南阳大水。
注续汉志曰：
“（永寿元年，一五五年）水溢至津城门（津门是洛阳宫城的南门），漂流人物。
时梁冀专政，疾害忠良，威权震主，后遂诛灭也。
”延熹元年（一五八年）春季三月，汉桓帝始置鸿德苑令。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
”6.侍中：
无定员，官秩比两千石，是随侍在皇帝左右的顾问官。
皇帝法驾（中等规模的帝王出行，介于大驾和小驾之间，大驾见前文太仆部分）出行的时候，皇帝会挑选一名有见识的侍中参乘（在车驾中坐在皇帝的右手边），其余的侍中则骑马跟随在皇帝车驾的后面。
侍中手下有祭酒一名（西汉时名为仆射），不过并不常置。
《后汉书·百官志三》：
“侍中，比二千石。
本注曰：
无员。
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
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
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关于法驾，蔡邕的《独断》中说到：
“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唯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侍中参乗，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乗。
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
”法驾用于郊祀，公卿不在法驾的卤簿（仪仗队）之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作为前导，一位侍中参乗，其余侍中在后面随行，奉车中郎将为皇帝驾车。
另外，《通典》中对于侍中和法驾的描述有所补充，《通典·职官三》：
“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余皆骑，在乘舆后。
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
”从《通典》的引文可知（《汉官仪》中关于侍中的记叙和《通典》类似），参乘的那名侍中还要携带国玺（皇帝的玉玺，汉朝一共有六枚）和斩白蛇剑。
关于斩白蛇剑，我觉得不太靠谱，皇帝怎可能容许一个手持宝剑的人和他同乘一车？
有那么一两个皇帝允许非常信任的侍中带剑参乘倒是有可能，每个皇帝都是如此，则不太现实；而且我几乎没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看到有“斩白蛇剑”这个名字。
另外，由上面《通典》的引文可知，献帝时一共有六名侍中。
侍中在朝会中的位次大致和尚书相仿，低于尚书令和尚书仆射。
此外，侍中本和宦官一样，可以在宫禁（皇帝的居所，一般的大臣是禁止入内的）中待命。
但东汉章帝之时，有个名叫郭举的侍中和皇帝的妃子偷情之时，被汉章帝撞见。
郭举拔出佩刀企图反抗，结果被章帝身边的侍卫诛杀。
汉章帝因此事吓得不轻，于是他下令让侍中在宫禁外待命；只有当有要事禀报的时候，侍中才可以进入宫禁。
之后的东汉皇帝也延续了这个制度。
《后汉书·百官志三》引蔡质的《汉官典仪》：
“侍中、常伯（常伯为京畿一带的地方官，如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之类），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
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
员本八人，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书下。
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
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止。
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
”
侍中和其他文散官的区别。
“散官”这一名称是唐朝才有的，指有官名而无具体职务的官员。
虽然汉朝没有“散官”一称，但是符合“散官”条件的文官却还是有的，如侍中、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等。
这些官职有一些共有的特点，如都是皇帝的顾问官，经常作为其他官职的加官，都随侍于皇帝的左右。
侍中和光禄大夫在这些官职中地位最高（都为比两千石），而侍中的实际地位又高于光禄大夫，因为侍中比光禄大夫更亲近于皇帝（参乘和待诏禁中）。
魏晋的时候，光禄大夫更是干脆成了养老官。
不过，在东汉宦官当权的时期，侍中由于受到同为近侍的中常侍、小黄门排挤，其影响力被大幅削弱。
而非宦官当权的时期，侍中作为权臣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近臣，其影响力又被大幅加强。
所以官制的变通真可谓因时、因人而异。
《后汉书·卷四十三》：
“（朱）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
……后穆因进见，乃复陈（汉桓帝）曰：
‘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
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
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
’帝怒，不应。
穆伏不肯起。
”在陈列任职者的名单之前，先申明一点，魏国（汉朝诸侯国）的众多侍中不列在下文，对于不确定侍中是属魏国还是汉朝的，下文也不收入。
曹操和曹魏多以侍中兼尚书（或令或仆射），一般来说，魏国（汉朝的诸侯国）的尚书兼魏国的侍中，汉朝的尚书兼汉朝的侍中。
所以，下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就按这个标准划分。
一八八年左右，董扶为侍中。
《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
“侍中广汉董扶〔扶学图谶，何进荐之，征拜侍中。
〕私谓焉曰：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
一八九年左右，伍琼为侍中。
同年，伍琼被董卓所杀。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董卓）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
”《三国志·魏书六》：
“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
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
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
”伍琼这个侍中存疑，《三国志集解》认为伍琼仅是城门校尉，侍中为误记。
其实伍琼是以城门校尉的身份兼侍中，类似下文的董璜。
《裴注三国志·魏书六》引《英雄记》：
“琼字德瑜，汝南人。
谢承后汉书曰：
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
……后大将军何进辟为东曹属，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
”另外，上面引文中的吏部尚书周毖，《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中记为侍中，这个应该是误记。
一八九年左右，刘岱为侍中。
同年，董卓以刘岱为兖州刺史。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髃士。
……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
一八九年左右，董卓以蔡邕为侍中。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
“中平六年……（蔡邕）三日之闲，周历三台。
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
一八九年，何进以陈纪为侍中。
《鸿胪陈君碑》（邯郸淳所撰写的陈纪的碑文）：
“大将军何进表选名儒，君为举首，公车特征，起家拜五官中郎将，将到，迁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会孝灵晏驾，贼臣秉政云云。
”
一九一年左右，刘和为侍中，刘和是刘虞的儿子。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列传》：
“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献帝）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
”
一九一年，董卓以自己的侄子董璜为侍中兼中军校尉。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
……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
”
一九二年左右，王盖为侍中，王盖为王允的儿子。
同年，王盖和父亲王允等族人被李傕、郭汜等人所杀。
《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列传》：
“允时年五十六。
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
”
一九四年左右，刘艾为侍中。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兴平元年），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
”
一九四年左右，马宇为侍中。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兴平元年……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
”
一九五年左右，伏完为侍中，伏完是献帝第一任皇后伏寿的父亲。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夏，四月，甲子，（献帝）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
”
一九五年左右，朱展为侍中。
同年，朱展被李傕、郭汜等人所杀。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
“（兴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鉨。
”
一九五年左右，杨琦（《后汉书·杨震列传》中名为杨奇，应该是同一个人）为侍中，杨琦是杨震的玄孙。
杨琦于一九六年之前去世。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引《献帝起居注》：
“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侍中刘艾大呼云：
‘是天子也！
’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
帝言诸兵：
‘汝漤，何敢迫近至尊邪！
’汜等兵乃漤。
既度桥，士众咸称万岁。
”
一九五年左右，种辑为侍中。
二零零年，种辑和董承等人密谋诛杀曹操，反被曹操所杀。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引袁弘《后汉纪》：
“（段）煨与杨定有隙，煨迎乘舆，不敢下马，揖马上。
侍中种辑素与定亲，乃言曰：
‘段煨欲反。
’”
一九五年左右，王立为侍中兼太史令。
《裴注三国志·魏书一》引张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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