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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宗教起源发展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宗教的起源

在宗教学于19世纪后半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已进入到了宗教学家们的视野,成为他们探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一项基本内容。

 

恩格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第一节宗教的迷宫

一、研究宗教起源问题的意义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

“十二个人建立的基督教,只要一个人就能够毁灭它。

首先,宗教起源是一个同宗教本质紧密相关的问题。

宗教人类学家泰勒既然提出了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的假说,他也就不能不把宗教界定为“对于精灵实体的信仰”;再如,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既然认定宗教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事实”,“图腾崇拜”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还是“最原始的制度性宗教”,则他之主张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就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其次,宗教起源是一个同宗教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紧密相关的问题。

宗教学奠基人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之所以要非常激烈地反对布罗塞斯的拜物教理论或神物崇拜论,强调拜物教并非宗教的原始形式,而只是一种“衰败宗教”,其目的不但在于揭示所谓宗教无非是人对无限存在物的信仰,更重要的还在于昭示宗教根源于存在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体悟“无限”的本能或能力,昭示宗教的历史发展乃是一种从单一神教走向多神教和唯一神教再走向无神论的演进过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因为既然宗教根源于存在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体悟“无限”的能力,则人类之发现“阿特曼”(Atman)这一“内在自我”和“神圣大我”、走向无神论,就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了。

再次,宗教起源问题的认真探讨有助于开展对“宗教启示说”的评价。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宗教传统对于自身起源的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是它们一般都十分强调自身有超自然的神圣渊源,特别是圣经传统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更是自称为启示宗教,宣布自己起源于上帝的启示。

例如,根据有关经典记载,犹太教是摩西奉上帝之命,并根据上帝同他在西奈旷野的立约建立起来的;而伊斯兰教也是穆罕默德按照安拉的天启创立的。

因此,对宗教起源问题的探讨,无疑不仅会有助于宗教起源问题上的正本清源,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宗教启示说”出现的动因作出深层次的说明。

最后,宗教起源也是一个关涉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历史发展的大问题。

既然事情确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归根到底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则从宗教的源头考察宗教,便势必有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两重性,如有限性和无限性、依存性和能动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等,有一个更为鲜明又更为深刻的体认,对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宏观的“长时段”的把捉。

实证哲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孔德在宗教探源的基础上,“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这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

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

”在此基础上,他还把以人本身为崇拜对象的“人道教”作为宗教发展的终极形态。

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宗教探源的极其重大的人学意义。

由此看来,悉尼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加里特朗普在其名著《宗教起源探索》中断定“有关宗教起源的问题在思想史上具有永久的重要性”,是有其充分理据的。

二、探究宗教起源问题的困难

1、宗教起源问题既非常古老又非常现代

宗教起源是一个既相当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

说它相当古老,乃是由于早在“轴心时代”乃至史前时代,我们的人类祖先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

例如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年-473年)在其《讽刺诗》中断言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设想出来的。

但是,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宗教起源又是一个断然现代的问题。

这不仅是因为直到最近一二百年,宗教起源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公开提了出来(这一事件一般地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及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影响相关),并得到严肃而自由的讨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先前人们对宗教起源的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直接的直观”的性质,或者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语言说,都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尚不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

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比较宗教学等科学门类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对宗教起源的探究才开始真正奠放在“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基础之上,奠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2.宗教考古与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和智力活动的史前宗教考古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无论如何,现在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收集不可能测定其年代的地表发现物,而是通过不断的深层发掘,发现和收集一系列可望通过测定同位素来确定其年代的大量证据。

但是,现代人类予以承担的是一项对“人类史前时期”(即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相当漫长的时期)进行“宗教考古”的使命。

在践履这一使命时,现代人类无疑要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是由于史前时期年代测定的确定性问题。

按照《宗教起源探索》作者加里特朗普的说法,现代人类确实已经掌握了多种测定遥远过去年代的方法,如氟年代测定法、花粉分析法、荒漠岩漆测定法、热致发光年代测定法、阳离子法、地层学环境确定法等,但是,在所有这些测定年代的方法中,最著名的则是放射性炭测定法。

然而,放射性炭测定法最为有效的测定范围则限于大约200年至2万年间的掘获物,如果年代超过2万年,可测量的放射性将降至极低,误差因素则成指数上升。

如所周知,根据地质年代学的沉积分类原理,人科动物和早期人类的化石通常位于更新世即距今300-250万年至1万年的沉积层中。

既然如此,则宗教考古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的可信性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是如何理解和解释所掘发的材料问题。

据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雷蒙德达特所说,他曾经发现了和南方古猿的骨头一道有一些石棍这样一种历史遗迹。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这个南方古猿是这根石棍的“制造”者吗?

这根石棍是这个南方古猿的随葬品吗?

换言之,这根石棍具有宗教意义吗?

根据某些考古学家的说法,作为一种“类人动物”的发现于非洲遗址的南方古猿,其生活年代约在距今120-140万年之间。

则宗教的起源的时间难道就应当因此而断定在这一如此遥远的历史年代吗?

当然这里无疑还潜藏有一个达特的宗教考古是否失实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类测定技术有效性的程度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南方古猿的骨头和他身边的石棍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它们的意义是全靠现代人类投射给它们或赋予它们的。

而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时间间距,现代人类所作出的解释之发生误差或偏差恐怕是难以难免的。

既然如此,则不管人类宗教考古的技术如何先进,在宗教起源问题上,我们都将面临着一个相当宽阔的未知的或至少是不确定的领域。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宗教在史前时期的“绝对起源”,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或具体地知道宗教的确切日期(当然,真正说来,这样确切的日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我们对宗教起源问题所作出的所有解释都会由于如上所说的理由而难免带有某种“偏见”或某种“主观色彩”。

因为,按照伽德默尔解释学的观点,“偏见”永远是我们开展任何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宗教的史前起源问题上,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在对待其中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必须甚至必须谨记休谟的教导:

学会保持沉默

三、挡不住的诱惑

(一)人乃形而上学的动物

尽管在探究宗教起源的道路上,人类步履维艰,但是人类还是经受不住它的诱惑,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这样那样的探索。

这大概是由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的人类的认知本能使然。

因为当年人类的始祖亚当就是经受不住“知识之树”的诱惑冒着触犯上帝的禁令而贪吃“禁果”,并终于被赶出伊甸园的。

现在人类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探究宗教起源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同样的根性和执着精神。

即使暂且撇开古代思想家的种种“猜测”不管,近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加里特朗普语)也可以说是为此而作出了令人佩服的不懈努力。

(二)宗教进化论

(1)布罗塞斯-斯宾塞-泰勒(万物有灵论)

(2)缪勒与“单一多神教”

(3)弗雷泽与“前万物有灵论”

早在1760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博物学家布丰的朋友布罗塞斯(DeBrosses,1709-1777年)在长期研究原始部落(史前人类)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题为《神之偶像崇拜,或埃及古代宗教与尼格罗人现存宗教的相似性》的匿名书。

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首次使用了“神物崇拜”和“拜物教”概念,而且在近代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和系统讨论了宗教起源的问题,鲜明地提出和讨论了宗教起源于“神物崇拜”或“拜物教”的观点。

斯宾塞可以说是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把“起源”概念引进宗教问题讨论中的第一人。

他在研究了“属于简单的、非工业社会的现代野蛮人的宗教”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借助“幼儿-野蛮人类比”,认真地讨论了“在遥远的过去宗教如何起源”的问题,得出了宗教起源的祖灵论或鬼魂说的结论,从而在宗教起源的探究中开辟了明显区别于布罗塞斯的新的致思路向。

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不仅收集到了有关原始宗教的大量材料,而且还有幸到墨西哥亲身体验了“原始民族”的宗教生活。

与前者不同,泰勒虽然也注重鬼魂问题,但他却从鬼魂论出发进而推论到各种动物之具有灵魂以及万物皆具有灵魂,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并希望从“幼儿心理学”那里对这种“原始人心理学”作出印证。

斯宾塞和泰勒阐释宗教起源时所运用的“幼儿-野蛮人类比法”,遭到了他们的同代人缪勒的坚决反对。

后期缪勒甚至反对使用“野蛮人”这个术语,坚持从古代印度的《吠陀》文献(特别是《梨俱吠陀》)出发,得出了宗教起源于人类先天具有的“领悟无限”的本能以及“单一主神教”乃宗教的原初形式的结论。

斯宾塞和泰勒的宗教起源论不仅受到了缪勒的挑战,也受到了弗雷泽所倡导的“前万物有灵论”(这是一个最早由马雷特提出的术语)的挑战。

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第1卷中,明确提出和阐释了他的巫术先于宗教,宗教起源于巫术的观点。

(美国学者金氏也曾于1892年提出过类似观点。

(三)宗教还原论

1、杜尔凯姆与“社会”

2、弗洛伊德与“力比多”

3、奥托与“神圣者”

此前,宗教起源问题的探索大体是沿着宗教进化论的和理性主义的方向进行的。

然而,至20世纪初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开始从宗教还原论的和前理性的立场思考宗教的起源问题。

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把宗教还原为“社会”,还原为无意识的“集体表征”或“集体仪式”(“图腾崇拜”);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把宗教还原为原始人的心理需要,或他所谓的性冲动亦即俄狄浦斯情节的需要。

(他的学生荣格虽然对他的“力比多”学说提出了异议,但后者还是认定宗教起源于“集体的无意识”,这与弗洛伊德的方向还是一致的。

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就不仅提出了宗教起源问题上的两条思路:

理性主义的和进化论的以及非理性主义的和还原论的,而且还提出了人性深层结构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

因为杜尔凯姆和弗洛伊德的宗教起源于原始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观点,是基于非理性(即原始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先于理性这样一个前提的,这就十分自然地提出了人性深层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

而把杜尔凯姆和弗洛伊德所开辟的非理性主义路向推向极致的则是哲理性神学家奥托。

因为正是奥托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解释宗教的“片面的理性主义”或“片面的唯智论”,强调和捍卫了非理性(dieIrrationalitt)在解释宗教起源问题上的首要地位。

诚然,奥托对杜尔凯姆和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是持有异议的,但他却因此而把宗教的起源追溯到古代原始人类的不可还原的激情与思想合二而一的“对神圣者的意识”或宗教经验上,从而引发了后人在讨论宗教起源问题时对人性深层结构的不尽的讨论。

人类虽然在20世纪经历了空前的磨难,但人们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也一点没有减少探求宗教起源问题的热情。

事实上,不仅上述“社会科学家们”,而且像西蒙德波伏瓦这样的文学家,像埃立克冯丹尼金这样的“史前史学者”也都“屈服于探索宗教起源理论的蛇一般的诱惑,在知识之树的果实上留下了自己的特殊齿痕。

”波伏瓦从她的极端的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既对弗洛伊德的宗教起源论表示不满,也对恩格斯的“女性的历史性失败”持有异议。

而冯丹尼金则更是创造了20世纪宗教起源问题上的一则最大的神话。

他用外星人(超级智能者,来自外星球的宇航员)的地球访问(造访地球)这则神话来解释地球上宗教的起源,却也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相当轰动的效应

四、宗教考古与“阿里阿德涅之线”

1、宗教考古与尼安德特人墓葬遗址

(1)4-6万年前,智人阶段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

(2)作为最早宗教观念的灵魂观念

(3)氏族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时期

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家们”和其他类型的思想家们对宗教起源问题作了坚韧不拔的探索,但是我们也还是必须像加里特朗普那样,“承认宗教起源问题当代尚未找到答案”。

因此,为要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真正引向“坚实的基地”(即“坚硬的事实”)乃至引向深处,我们就必须进入或回到另一个领域,这就是有关史前时期的宗教考古领域。

那么,迄今为止,宗教考古在宗教起源问题上究竟提供给了我们哪些相对可靠、相对确定的信息呢?

在我们看来,在这些信息中,比较重要的有在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上对已知人类最早葬礼的发现。

人们在法国南部圣沙拜尔的遗址上发现了丧葬会餐的证据(约距今4万年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沙尼达尔洞穴中发现骨骼遗存显然在死后用花纹装饰过(约距今5万年前),在拉费拉斯附近的一个墓地上也发现了葬礼的证据(约距今6万年前)。

这些对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因为在这些遗址里,我们不仅发现了墓葬本身,而且还发现了最初的丧葬仪式,从而发现了古代人类相信灵魂不死及来世信仰的证据。

我们知道,原始墓葬乃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宗教遗迹,而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址又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墓葬遗址。

这样,尼安德特人墓葬遗址的发现就不能不具有特别重大又相当典型的意义。

首先,按照古人类学的常识,人类进化大体经历了南方古猿(猿人)、直立人和智人三个阶段。

南方古猿(猿人)生活在约距今550万年到100万年前,直立人生活在约距今300万年到30万年前,智人则生活在约距今30万年到32万年前。

而前两个阶段相当于人类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第三个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

既然尼安德特人属于人类进化的第三个阶段,其墓葬的出现约在距今4-6万年以前,则尼安德特人及其墓葬遗址发现的第一个重大意义便在于,它生动说明了:

宗教观念并不是人类从其超出动物界之日起就开始具有的,而是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产生的,具体地说,是在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进入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才形成和产生的。

其次,在这些墓葬遗址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

我们总是能够在其中发现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如燧石工具、烧烤过的牛头、烹煮过的鹿肉等。

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处于智人阶段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具有灵魂观念或灵魂不朽的观念了。

因为如果尼安德特人没有灵魂观念或灵魂不朽观念,他们在这些墓葬中置放这些随葬品就会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这就向我们暗示:

在人类的诸多宗教观念中,灵魂观念或灵魂不朽观念当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之一,甚至可能就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

这样,我们对宗教起源的探究也就应当因此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灵魂观念起源的探究上。

这无疑是尼安德特人墓葬遗址于我们的又一个至关紧要的启示。

最后,尼安德特人墓葬遗址还告诉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不仅是尼安德特人墓葬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而且也是尼安德特人的氏族和氏族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因为在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原始墓葬,而且还可以发现尼安德特人的氏族群居之地。

例如在莫斯特文化遗址这一相当典型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原始墓葬,而且还可以发现有面积达80平方米的多炉灶的住所。

这就说明,宗教遗迹与氏族和氏族制度的遗迹是同期出现或同步出现的,而且宗教遗迹与氏族的遗迹是一二二一的。

氏族制度社会是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宗教无非是氏族制度的伴生物。

这就清楚不过地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这无疑是尼安德特人遗址于我们探究宗教起源的又一项重要启示。

2、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dne)之线

古代希腊罗马有一则关于阿里阿德涅之线的神话,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克利特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dne)为了成全雅典王子提修斯(Theseus)闯进克利特迷宫斩除吃人妖魔(theMinotaur)的意愿而违背父王的意志私自送给他一团线,而提修斯在斩除妖魔后正是顺着这条线顺利逃出迷宫的。

现在在宗教探源的问题上,我们在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陷入了“迷宫”。

但是同样幸运的是,我们也可望沿着宗教考古提供给我们的上述“阿里阿德涅之线”而终于走出宗教起源这一思想迷宫的。

我们在本章里所作的可以说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本节思考题:

●研究宗教起源问题有何重大意义?

其困难何在?

第一章第二节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宗教的产生有两大根源:

一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认识论根源。

一研究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必要性。

引子:

恩格斯对于鲍威尔的宗教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的批评。

宗教是人的意识,但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人。

鲍威尔和许多其他的思想家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开初只有活动。

原始人类的思维是简单的原始思维,而不是现代的逻辑思维。

原始人来思维的核心就是生存,一切的活动也以此为出发点。

所以,我们在考察宗教的起源的时候必须考察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了人的全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

二人和自然关系的二重化与宗教的起源。

人和动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后,就和自然产生了某种“关系”,也就是主体与客体间的那种联系,而动物却和自然之间没有那种主客体之间的联系,动物对于自然来说只是简单的生存与适应。

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都是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原始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对于自然充满了敬畏感,于是敬畏和依赖就成了原始宗教的中心内容。

自然宗教就成了最早的宗教形式。

自然最初是以一种无限的、不可征服的、令人敬畏的形式出现在原始人面前,原始人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依赖和崇拜。

正是这种恐惧感和依赖感,产生了无限敬畏的神的观念,产生了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仅恐惧和依赖自然,更希望能改造和支配自然,即一种支配欲和利用欲。

所以,自然宗教不仅表现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和依赖,更表达了一种利用自然的思想。

人类从长生之日其,就通过不断的改进劳动生产工具和自我意识即形形色色的宗教意识来不断的支配、索取和利用大自然。

例如早期的图腾崇拜和盛行的巫术行为。

在漫长的年代中,人类改造同化自然的成效是微乎其微的,人同自然的关系是非常的狭隘的,这是人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宗教就成为人类同化自然,超越自然,支配自然和扩展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综上可知,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非常的复杂,既不仅仅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也不是人类对于自然的单纯的敬畏感和依赖感。

宗教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类企图通过对自然之神的崇拜来同化自然,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目的。

依赖感——自我感、奴仆——主人、自然的神化——自然的人化、甚至是人的自我神化

三社会关系的神化与宗教的产生。

宗教的产生不但与人和自然关系的二重化有关,而且同社会关系的神化有关。

人不仅是理性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创造工具的、语言的动物。

更是要生活、要生存下去的动物,由于人对自然的依赖,就将自然神化。

但是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不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神化,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总和即社会也被神化。

社会关系和社会实在的神化是宗教得以产生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

社会的神圣化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生产力的低下和自然环境的威胁使得原始人类不得不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而这种对于集体即社会的崇拜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氏族部落宗教是原始人最早的宗教形式之一、

第三节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宗教的产生不但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需要一定的认识论根源。

因为宗教不仅是一种超越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且宗教也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制度、组织或者情感和行为。

更是一种信仰和意识。

所以必须探讨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一宗教观念产生的认识论前提。

无论什么样的宗教观念,其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才能产生出来,简单——复杂、具体形象——抽象

宗教观念总是人的观念。

总是人的大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离开了人和人的大脑的历史发展,离开了人的基于社会实践的认识能力的提高,离开了人的进化,宗教观念的产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缪勒:

宗教是一种领悟无限者的主观才能——潜能

二宗教观念形成的“历史道路”

除了大脑的充分进化,宗教观念的形成还需要另一个重要的条件:

人的基于社会实践的长期的认知活动和认知的过程。

也就是人的宗教观念形成的“历史道路”、这和天启说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过程,按逻辑的看,是一个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有限到无限,从自然物到超自然物,从自然到超自然的上帝的过程。

对具体的有限的自然物的感知过程是一切宗教观念产生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

原始人没有现代人的那种逻辑思维方式,但却有极强的感受和把握具体事物的能力,超强的感受直觉的能力。

在原始人看来,无限者并不存在于可感知世界的彼岸,而是作为可感知事物的背景和附带物而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有限物之上和之后,而且存在于有限物之上和之中。

例子:

黎明和一棵大树。

缪勒研究《吠陀》经典时对于“阿地提”一词词源的研究。

阿是否定前缀,地提是捆绑束缚的意思。

然后逐渐的演进为一个可感知的无限物的观念。

因此,无限观念既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把握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观念。

另外,原始人的宗教观念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缪勒指出:

在古印度的《吠陀》经典中,古人的崇拜对象是一个从对半触知的对象发展到对无法触知对象的崇拜过程。

然后才发展为其他的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

三“宗教的可能性”存在于“最简单的抽象中”。

恩格斯关于灵魂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万物有灵论

恩格斯的启示:

一是宗教观念是人将自然人格化的结果。

神的观念是以人的“灵魂观念”为起点的。

我们对万物有灵论持怀疑态度,应该寻找一种“前万物有灵论”即人的灵魂的学说。

原始人类的“灵魂”观念是宗教观念的认识论根源。

原始人类的灵魂观念是最初的分析和最基本的抽象。

通过身体的感觉和体验推出有一个灵魂的存在。

所有的宗教观念都一条共同的历史道路,即都存在于原始人最简单的抽象之中,这种基本的抽象能力所得出的关于灵魂的概念,很容易将其“实体化”,从而成为诸多宗教观念的根源。

第二章宗教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宗教发展观的形成及其理论背景

在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阿拉克西曼德就提出了最早的进化论观点——人是由鱼进化来的。

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

真正的进化来是在近代提出来的。

一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及其意义。

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的进化来,其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对整个思想界提出了新的的思维模式。

牛顿的三大定律奠定了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有机的、发展的过程。

从而为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作出动态的和历史的理解,为近代的进化观,进步观和发展观包括宗教的进化观,进步观和发展观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首先,达尔文的工作提出了“三洋自然事物都是处于变动的状态中”的理论。

世界对于我们不再是一个静止和凝固不变的,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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