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底层孩子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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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底层孩子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
农村底层孩子：
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
作者：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原题：
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抗争：
“反学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抗争“知识权威”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
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
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
“他们算什么呢？
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
我敢保证：
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
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
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
”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
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
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
”“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
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
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
“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
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
“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
“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
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
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
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
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
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
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
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
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抗争“时间权威”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
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
“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
”笔者反问：
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
得到的回答是：
“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
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
”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
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中国社会学编后语—
当农村底层孩子说：
“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
“我们会故意说话惹老师，刺激嘛！
”
谁还能说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
【延伸阅读】北大才子：
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作者：
杨仁旺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曾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曾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我曾满怀着一腔热血，顶着巨大的压力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
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未能回老家和亲人团聚。
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共话乡谊，再逛一逛昔日劳作的田野和儿时嬉戏的河流。
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虽然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凄凉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
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
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
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
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
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
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
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
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
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
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
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
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
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
”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
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
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离村子不远的马路边上有一片良田，由于乡政府规划将这片地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基地，这片良田被乡政府以一亩地3万元（平均45元/平米）的低价从村民手中征收，再以4000元/平米的地价对外出售。
从征地到开发，工程被层层转包，其中的权钱交易不知有多少。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来。
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
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我在问她被骗的详情时，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
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
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了，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经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貌似显得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
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
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了，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的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一旦房子滞销，他的事业将难以为继。
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了，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
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尽快抽身，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
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村里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
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社会核心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
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
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三、暴戾之气横行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肉多好过年”，宗族聚居的形态是农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结果。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
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
然而当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后，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
目前，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
事情的起因其实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连接上主路。
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提前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了，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甚至举起大石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成了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杀手，实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而且遭到他们家暴力殴打的并不止我家，另有几户村民也和他们家结下了梁子。
然而为何他们家能够横行村里呢？
除了他们家男丁较多，打架较横之外，与乡党委书记的包庇纵容可能不无关系。
现任的乡党委书记与我家也是同宗，与隔壁家血缘关系更近一些，关键还在于我父亲曾与作风顽劣的乡党委书记闹过矛盾，因此主政乡里的党委书记可能乐于看到我家被欺负。
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隔壁四处花钱打点，一番托请之后，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块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
听到此事我倍感震惊和愤怒，我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我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要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防止隔壁再施恶行。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它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
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
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建设法治社会可能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四、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
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
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
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尚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
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
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
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
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
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
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
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
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
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
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
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之外，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五、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何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不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因此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
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
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过从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试点，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有的地方正在搞土地确权的试点，下一步可能就是放开农村的土地市场，让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非常奇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大搞土地财政），农村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后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村集体要出售土地，必须卖给政府，不能卖给私人或集体，连村集体出资开发的房地产都被冠之以“小产权房”，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为政府没有从中赚取土地出让金，这是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
然而与民争利的结局就是地方税收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城投债出现巨额亏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央祭出的大旗是“城镇化”，鼓动农民进城，拉动地产消费和其它消费行业。
而农民要进城，乡村的土地就势必闲置，因此先搞土地确权，再放开农村土地市场，让农民能够带着卖地的钱到城里去安家置业。
我无法想见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之后，乡村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剧变，资本大鳄们会如何鲸吞农村的土地，之后又会如何使用这些土地，能平整的土地可能会进行完全的机械化耕作，山沟里的梯田则可能要么抛荒（村里已有一个山沟的梯田整体抛荒了），要么进行特色开发。
村里这几年建起的一栋栋新房可能将随着村民进城而人去楼空，越来越多的人向城镇聚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可能难以寻觅了。
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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