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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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
问题的一组言论
文件一：
复某友人函
（1903年12月17日）
××先生足下：
九月初六来书已照收到，读悉各节。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
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直与国家相垺，未易一躐改革。
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
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
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识，宫室衣服所以平均身体之热度，推之万事，莫不皆然。
则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
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
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
故弟欲于革命时一齐做起，吾誓词中已列此为四大事之一。
今将誓词录鉴，以见一斑。
词曰：
“联盟革命人×××，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矢志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
”
行誓之仪，发誓者举右手，向天当众宣读誓词；施誓之人，面发誓者立，亦举右手为仪。
若发誓者不识字，则施誓者宣言誓词，而发誓者随之读。
公等既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
但其余有志者，愿协力相助，即请以此形式收为吾党。
弟今在檀香山，已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
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
去岁来檀时携有一书，此书感动皆捷，旅檀之人心可知。
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下略）
弟中山谨启西历十二月十七日
文件二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
（1905年5月中旬）
这时期我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我们的孙逸仙同志，和我们的朋友王德威尔得及胡斯曼的中介人。
孙同志来比利时，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该局的书记是胡斯曼同志。
孙同志首先扼要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们的纲领：
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
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而且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财政制度：
每人按其财产付税，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把负担放在大多数没有财产的群众身上。
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
中国工人发现他们自己还处在过去许多世纪行会一样的地位。
他们全组织起来了，境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好。
像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
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
行会是反对使用机器的，……中国人一点也不笨。
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
这是他们处在落后状况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
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
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孙同志说：
“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
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这对你们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者乌托邦。
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
文件三：
《民报》发刊词
（1905年10月20日）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
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
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
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
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
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
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
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
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
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
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嗟夫！
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
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文件四：
复鲁赛尔函
（1906年11月26日）
（前略）
可能我未曾正确理解您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但是，如果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态度的话，我认为这种呼吁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他们不至于笨到这般地步：
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
我坚决相信：
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
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这也是十分明白和容易理解的。
但是，从我和我的同志们一开始革命运动那时起，我们同样地也要在社会范围方面扩大革命运动。
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比我们的西方兄弟们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因为在现在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完全还处在未开垦的境况，我们这里还没出现自己的金融寡头，因之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
人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
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
我们不指望外来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的愿望如何），它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
既然您国的更新最终能够加速欧美的社会革命，那么，资本家关于这个趋势知道得越少那就越好，更不用说，不应当向他们乞求援助来实现最终会使他们本身利益遭到损失的那种事业了。
您谴责那些新制度和新发明是正确的，但自从中国海禁大开并与外间世界交通以来，它们已趋势于缓和了。
至于传教士的声明，我不能肯定是否正确，因为我还缺乏任何事实根据。
毫无疑义，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
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下略）
孙逸仙
文件五：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1906年12月2日）
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
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
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
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
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养成大革命了。
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
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于今先说民生主义所要发生的原故。
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下半期才盛行的。
以前所以没有盛行民生主义的原因，总由于文明没有发达。
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
这个道理，狠觉费解，却可以拿浅近的事情来作譬喻。
大凡文明进步，个人用体力的时候少，用天然力的时候多，那电力、汽力比起人的体力要快千倍。
举一例来说，古代一人耕田，劳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过供数人之食。
近世农学发达，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尽，因为他不是专用手足，是借机械的力去帮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
故此古代重农工，因他的生产刚够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专注重生产。
近代却是两样。
农工所生产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余，故此更重商业，要将货物办理出别国，好谋利益，这是欧美各国大概一样的。
照这样说来，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
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
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
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的缘故。
古代农工诸业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现在天然力发达，人力万万不能追及，因此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
资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贫民怎能同他相争，自然弄到无立足地了。
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
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狠繁荣的科学。
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
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步田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
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
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
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
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
举一例来说，今日中国贫民，还有砍柴割禾去谋生活的，欧美却早已绝迹。
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就算得些蝇头微利，也决不能生存。
故此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
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
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上地问题。
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
譬如英国一百年前，人数已有一千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余。
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已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粟。
故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
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成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
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
只就伦敦一城算计，每年冬间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
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偏，后来因扩张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地租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
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
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象树木由他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亦是如此。
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
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
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使得，故此涨到这样。
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
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
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
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
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
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
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随口说去，那不必去管他。
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
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
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
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
至于地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湾、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
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
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
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
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
把几千年捐办理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
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地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
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来所取法的了。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完美的国家。
（下略）
文件六：
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
（1912年4月1日）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中国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
各处会党偏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
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
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
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曾见到，即今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
其实不然。
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
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
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
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到，只民生还未做到。
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
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
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
这句话又不然。
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
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
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
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
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
兄弟敢断然答曰：
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
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
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
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
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
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
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
英美各国从前未尝着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
去冬英国谋矿罢工一事，就证据。
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一种暴动罢了。
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
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
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
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人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
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可无碍。
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者，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方成，民政尚未开办。
开办之时，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
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约时少加变改，已足收效无穷。
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
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
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
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地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
不如照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
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
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
三等之外，则无此等差别。
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
若照地价定税，则无此病。
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
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
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每亩约值六百万元。
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
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得。
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
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
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地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
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
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
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则当完一十万元。
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
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
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
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阻碍故也。
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
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
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
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
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
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
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
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
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
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
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
于是将论资本问题矣。
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
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
……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
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
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以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
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
……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
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
……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
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凋落，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
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
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
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
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
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
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
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
美国现时欲收铁道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
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
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
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
尚有一层，为中国优于他国之处。
英国土地多为贵族所有，美国已垦之地，大抵归人民，惟未垦者，尚未属私有。
中国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矿产山林，多为国有。
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于地主之手。
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
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入加数十倍。
至铁路收入，三十年后，归国家收回，准美国约得十四万万，矿山租款约十万万。
即此三项，国家岁用不足，是可忧的。
收入有余而无所用之，亦是可虑的。
此时预筹开销之法，则莫妙于用作教育费，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
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
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富翁，可不须他人之照顾。
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
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
中国则可给数千元。
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
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则在思患预防。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
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
吾愿与我国国民共勉之。
文件七：
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1912年10月14－16日）
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纪之初，其概说既广，其定义自难。
特此种主义，本我人类脑中应具之思想。
不满意于现社会种种之组织，而思有以改良，于是乎社会主义之潮流，得应时顺势，而趋向于我人之脑海，种种社会主义之学理，得附社会主义之名词，而供我人之研究讨论矣。
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
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
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得以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于云雾之中，缥渺而不可以迹。
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
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将来苟能成为科学一种，则研究措施更易着手。
社会系对个人而言，社会主义亦系对待个人主义而言。
英国尊重个人，主张极端的自由。
德国以国家为本位，个人为国家分子，又宁牺牲而不惜也。
此则以其国家政体不同，故其主义亦因之而有异。
主张个人主义者，莫不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者，又莫不反对个人主义。
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然而个人、社会，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发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固自有别，其研究社会之起原及社会之变迁种种之状态现象，皆属于社会学之范围。
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
其主张激烈，均分富人资财者，于事理上既未能行，于主义上亦未尽合。
故欲主张平均社会生计，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决，以达此社会主义之希望。
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
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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