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与《大招》论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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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与《大招》论略

《招魂》与《大招》论略

《招魂》与《大招》论略

任国瑞

摘要:

《招魂》与《大招》,都是屈原所作,都是为招楚怀王亡魂所作。

《招魂》为已故楚怀王“小敛”而作,《大招》为已故楚怀王“大敛”而作。

当时屈原正在郢都而退居三闾大夫世职,其写作时间在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

关键词:

《招魂》与《大招》;作者;招魂对象;写作时间与地点;内容与结构。

《招魂》与《大招》,是一个姊妹篇。

均是屈原招楚怀王亡魂之作。

当时屈原正在郢都而退居三闾大夫世职,为亡故国王招魂主祀,是职分内事。

《招魂》作于怀王尸体更换衣服鞋帽的“小敛”之际,《大招》作于怀王尸体入土安葬的“大敛”之际。

其时,在屈原流放江南的本年的流放之前,即顷襄王三年(前296年)。

《招魂》中对奢麋的宫廷生活的描写,对楚怀王游猎事实的摹拟,以及怀王客死后,“如悲亲戚”的郢都人民归咎子兰之流,而令尹子兰更进谗屈原,这一切,恐怕都是造成屈原第二次放逐的原因。

从两篇作品比较来看,屈原作《大招》之前,像知道了顷襄王已作出了将他流放江南的决定。

而怀王安葬入土以后不久,屈原就被流放江南了。

一、关于《招魂》

本篇以“招魂”二字命名,顾名思义,就是要为某个人招魂。

灵魂观念和招魂风俗的形成,由来已久。

它是由蒙昧时代的人类,以及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所决定的。

当时的人类,因为对于梦境以及相关的其他情境的不理解,从这些现象中归纳了一种观念:

灵魂观念。

以为每个人除了“肉体的我”以外,还有一个“精神的我”,而这个“精神的我”就是灵魂。

认为灵魂寄居在每个人的躯体上,是无形的神秘物,人在睡眠时,灵魂就离开肉体出游,当它转回来时,人也就醒了。

肉体是要死亡的,但灵魂永远不死;当肉体死亡时,灵魂就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或为神,或为鬼。

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且能象活着的人一样生活,所以古人以及传下来的遗俗在招魂时,必须招之以美味、佳人、华屋、轻歌曼舞,诱其归来。

招魂的习俗,中国有,外国也有。

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未开化或半开化阶段,都常常举行招魂。

认为灵魂可从人的孔穴如口腔或鼻孔跑出去。

《伊里亚特》的英雄们则认为灵魂是从伤口跑出去的。

迷信者认为,有些病,尤其是受惊骇以后的病,乃是由于丢了魂引起的;有时灵魂是被魔鬼强行带去的,所以巫师们要举行驱鬼活动,把灵魂看守住;灵魂常常象鸟儿一样飞走,撒米可将它诱唤回来。

招魂本身是一种迷信活动,是一种错误的联想,但它保留了原始人类的某些痕迹,透露出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程序。

本篇是屈原为招怀王已死的灵魂而作的辞。

作品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篇首的引言,即“朕幼清以廉洁兮”至“不能复用”。

第三部分是乱辞,即自“乱曰”至“魂兮归来哀江南”。

第二部分是正文,自“巫阳焉乃下招曰”至“反故居些”。

引言和乱辞,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正面表达主题思想的部分。

引言和乱辞是从属于正文的序幕和尾声。

正文的思想脉络全从引言引出,而在尾声里,又归结到通篇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意图。

作者在引言里叙述了楚怀王“离殃愁苦”的原因和经过,以及他和怀王之间的关系,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的。

招魂正文,由于它的性质和引言、乱辞有所不同,因而作者沉痛心情的表现更为曲折隐晦。

“外陈四方之恶”,从一般招魂的目的看,是为了威吓灵魂,使它不敢滞留他乡。

灵魂是肉眼看不到的,招魂时,上下四方便都要招到。

作者从上下四方来描写,保持了民间招魂形式的完整性。

但作者在招上下四方时,重点突出了西方这一节,这节共17句,其他各方却只有6句、12句、14句。

这里正暗示着怀王死地:

秦(秦在楚西)。

用笔严谨,用意细致而深微。

“幸而得脱”等句,又与怀王逃秦走赵而赵不纳之事相合。

“内崇楚国之美”,的是召唤灵魂归返故居。

被招之魂,乃怀王之魂,因此须按照王者的身份去描写。

在招魂过程的描写中,作者将楚国当时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高度成就作了形象的集中的描绘。

但作者在刻划中偏重于奢麋享乐的生活摹拟。

正如刘勰指出的有“荒淫之意”(《文心雕龙·辨骚》)。

怀王在生喜好声色,既然招魂,就不能不用其生前所好诱其灵魂归来。

这里又恰好说明诗人忠实于生活,尊重事实的写作态度。

而这样富丽奢华而又享乐腐化的宫廷生活现实,就更加发人深省了。

《招魂》一篇的艺术特点,主要的是排比铺陈的手法。

“外陈四方之恶”,用上下四方相对称;“内崇楚国之美”,将怀王所喜好的居处,饮食、歌舞游戏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汉赋铺张扬厉的作风,其源应本于此。

其次,先外后内,先恶后美的比照,造出了一种对比强烈的美学效果。

再次,本篇在句式上,每句八字,去掉语尾词“些”,则大多为七字句。

对于后世七言诗的形成起了示范作用。

“些”字是楚国方言,实际上是荆楚巫觋咒语中的语尾词。

沈括在《梦溪笔谈》忿中曾明确指出:

“今夔峡湖湘及南北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

”《招魂》一篇按照当时招魂习俗,用“兮”与“些”,将人鬼分开,本篇中凡出自巫阳之口的言词都用“些”字,凡作者叙述的语言(即引言和乱辞)均用“兮”字。

此外,作品中奇诡神异的想象,华瞻而穷极变态的辞藻,细腻的描述都是值得称道的,只不过这些特点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也多有表现罢了。

《招魂》的被招者,是楚怀王,是死去的楚怀王。

若干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万字文章《<招魂>辨正》,后来收入了《屈原研究论文集》一书,已公开出版发行。

那时的认识,《招魂》的被招者是“活”怀王,现在看来,不尽妥当,应该为“死”怀王才是。

因为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为怀王招生魂,生魂是要附体的,怀王尚在异域,而生魂却招向楚国宫廷楚王的居室,有悖于招魂的目的,因此不能成立。

说《招魂》的对象是一位王者,从招辞所反映的被招者的身份可以得到证明: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

竽瑟狂会,搷呜鼓些。

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九侯淑女,多迅众些。

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

这些句子说明被招者不仅住在楚郢都,而且住在楚王宫里。

美女满宫,供其淫乐,鼓乐狂欢,声震宫庭。

再看:

二八侍宿,夕递代些。

……

文异豹饰,侍陂陁些。

轩辌既低,步骑罗些。

十六岁的年轻美女轮流侍宿,侍卫兴师动众,戒备极为森严。

这样的身份,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

“所叙的宫廷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能相称的”(《屈原研究》)。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楚王,而应是死去的楚怀王呢?

第一,招辞所述是当时丧礼的“皋复”①。

先看招辞(《招魂》的正文):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秦篝齐缕,郑绵络些。

招具皆备,永啸呼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再看《礼记》及郑玄的有关注文:

……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

《礼记·丧大记》

古之复者①,升屋而号者曰“皋复”。

招以衣,受用篚。

郑玄《仪礼》注

这里招辞的“修门”,与“中屋”“升屋”合;“永啸呼些”,与“三号”“号者”合;“秦篝齐缕,郑绵络”,与“卷衣”“招以衣,受用篚”合。

战国时,为生人招魂习俗固然存在,但对生人进行“皋复”丧礼者却未见先例。

第二,“象设君室”说明楚王已死。

朱熹说:

“象,盖楚俗人死则设有形貌于室而祠之也”(《楚辞集注》)。

第三、巫阳招魂,其侧重点在西方(详见上文之解题)。

而“幸而得脱”语,又符合怀王自秦亡走赵之史实。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屈原先顷襄王而死,生活在怀襄之际,怀王在顷襄王三年客死于秦,屈原此年放逐江南,屈原在放逐前尚有一段时日在郢都,所任三闾大夫正是主祭祀的职位,屈原与怀王的感情又有着一段挚爱的历程。

《招魂》所招的既然是一位楚王,那么除怀王以外就不会再有谁可以顶替了。

《招魂》的作者,应当是屈原。

司马迁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

将《招魂》看成和《离骚》同样地位的屈原诗歌的代表作,在他那里本已经是毫无疑义的。

大学问家刘勰的看法,《招魂》也是屈原的作品。

他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摘引本篇“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为例,认为是屈原作品中的“谲怪之谈”、“荒淫之意”、“异乎经典”之词。

汉代王逸虽认为本篇是宋玉所作,但他毕竞晚于司马迁。

其文章事业远在司马迁之下。

在此二者持论牴牾时,无确凿证据,理当以司马迁为是。

况且司马迁写《屈原列传》是持极谨慎态度的,而屈原又是他极景仰的先贤。

明末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否定了王逸的观点,列举“数端”,论证为屈原所作。

后来林云铭《楚辞灯》、吴世尚的《楚辞疏》、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王萌的《楚辞译注》等均将《招魂》归为屈原所作。

近人梁启超及郭沫若、游国恩等均同意这一说法。

至于尚存的异说,诸如“宋玉招屈原”的老调,“宋玉招某一个楚王”的新说,在上述论证中业已证明了它的不能成立,而张德育在《谈<招魂>的被招者、作者及艺术风格问题》②一文的二、三部分又驳之甚详,故不必再作赞述。

《招魂》的写作时地,从以上论析的基础看,时间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年),在作《大招》之前,举行“小敛”之际,《礼记·丧服大记》:

“小敛,君、大夫、士,皆用复衣复衾。

”小敛时要招魂。

《周礼·天官·夏采》也说:

“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

”郑玄注:

“复谓始死招魂复魄。

”怀王尸体运回,为共脱换装尸衣服鞋帽的那次小敛,屈原作《招魂》;入土安葬的那次大敛,作《大招》。

其地点均应在楚国郢都。

二、关于《大招》

本篇与《招魂》同属招怀王的作品,这个“大”字作何解释呢?

陈深说:

(“同一招魂而云《大招》者,以宋玉所陈皆宫室园囿侍女游猎之事,而此章末归于政治,所见者大,故名大也”(《批点<楚辞>》)。

贺宽在《饮骚》中有类似的看法。

李陈玉的看法是,巫觋之事有大小的缘故。

他说:

“曰《招魂》,又曰《大招》者,巫现之事有大小故也。

小如求一方之神,大如合四方上下之鬼神大索之”(《楚辞笺注》)。

林云铭说:

“特谓之大,所以别于自招,乃尊君之词也”(《楚辞灯》)。

以上诸说,以林氏一说较近情理,但他的观点是建立在《招魂》为屈原自招基础上的。

但《招魂》本为招怀王而作,因而这一解释也就自相矛盾了。

《礼记·既夕礼》云:

“大敛于阼。

”郑玄注:

“大人奉尸敛于棺。

”在此“大敛”(又作“大殓”)之际举行的招魂仪式,可能称之为“大招”。

《大招》的层次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

自“青春受谢”至“盈北极只”为第一部分,陈四方之险恶。

这是为了吓唬灵魂,使其不敢在外乡乱跑或淹留。

灵魂的行踪难以得知,所以要向四方八面招,这是民间通行的招魂套式。

第二部分自“魂魄归来,闲以静只”至“魂乎归来,凤凰翔只”盛称楚国之乐。

从认识价值看,它在客观上反映出宫廷生活的腐化现实,从史料价值来看,反映了当时楚国的经济、文化水平。

第三部分自“曼泽怡面”至“尚三王只”,直接招之以“美政”。

这一点与《招魂》的隐寓手法不同。

诗人以思念故君之情,直抒己意,毫不隐讳地将政治蓝图呈现出来。

以此来激发活着人们的发愤图强的志气。

这一大段共48句,先祝福楚王保寿养性,亲爱家族,富贵兴旺;次说听察神明,广施仁政;再说开发田园,人昌物盛,有宽有严,赏罚得当;又次说开拓疆土,以广声威,使贤士来归;再次说举豪杰,斥佞人,施德政,禁苛暴;最后说尚武艺、习礼让、朝诸侯,天下归一,继三代而兴。

屈原之作《大招》,是要藉哀死之心激励生者雪耻复仇,立发愤图强之志。

按照民间招魂词的格式,先言四方之恶,后言楚国之美。

《大招》末段所叙内容,“皆帝王致治之事”(蒋骥《楚辞余论》),即治国安邦的纲领、政策、礼仪,尤其突出地反映了屈原的“美政”理想。

其开导后人、感化襄王、唤起民众共同振兴楚国之用心,昭然若揭。

此,《大招》的主题,是《招魂》的扩大、延伸和深化。

招词也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招》一篇,一方面保持了民间招魂词的基本格式,另一方面,又对民间的招魂词作了推陈出新的尝试,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如奇瑰的文学想象)进行了改造和提高。

《招魂》大部分诗句是提炼过的书面语言,文字精炼,词意醇古,风格淡雅。

而作者在状物、写景、叙事、刻划人物方面,还有如铺叙、排比、对称整齐等,则又保持了民间招魂词的基本特色。

《大招》的著作权问题。

王逸在注楚辞时,倾向于屈原所作,但说得很含糊,他说: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

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到了宋代形成了两种意见。

晃补之说:

“《大招》古奥,疑(屈)原作,非景差辞”(《重编楚辞》)。

姚宽的《西溪丛语》同意晁的意见。

朱熹说:

“今以宋玉《大小言赋》考之,则凡(景)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为(景)差作无疑也”(《楚辞集注》)。

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不赞同晁氏一说:

“晁氏曰:

词义高古,非原莫能及。

余谓本领深厚,更非原莫能及。

”清代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列举了不少论据,比较全面地证明本篇为屈原所作。

并修正了王逸的屈原“自招”之说,认定屈原招楚怀王死后亡魂。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吴世尚《楚辞疏》、顾成天《读骚别论》和陈本礼《屈辞精义》等,均赞同林氏之说。

此篇认为非屈原所作者,朱熹发其端,明以后便异说纷呈。

明代桑悦说:

“《大招》体制不出《招魂》,而摛辞命意又与《招隐士》相似,或者淮南八公之徒,因宋玉已有《招魂》,复拟作《大招》未可知也”(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

明末清初,贺贻孙《骚控》、李陈玉《楚辞笺注》均以为宋玉所作。

近人梁启超以为汉人伪作(见其《屈原研究》和《要籍解释及其读法》)。

今人游国恩认为是秦以后的一个无名氏的作品。

郭沫若的看法是,“《大招》不仅不是屈原所作,而且也可能不是景差或任何其他楚国作者所作。

”此篇著作权分歧意见的引起,是由于王逸的“或曰”。

我们还是有必要廓清王逸注释的全貌。

如前所引,王逸虽然在篇首有“或日景差,疑不能明也”之语,但他在此句前已先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

”当时虽有持景差所作意见之人,但理由不充分,所以往往“疑不能明”。

当时意见的主流和王逸本人的看法,还是屈原的作品。

王逸在阐述本篇写作意图时,还是认为屈原自招生魂之作。

并将此观点贯穿于全文注释之中。

“魂魄归来,无远遥只”句下注云:

“屈原放在草野,忧心憔悴,精神散越,故自招其魂魄,言宜顺阳气始生而来归己,无远漂遥,将遇害也。

”在大量注文中,还出现类似“言我魂归乎”等“我”字,分明指屈原。

至于“或臼”云者,实是王氏治学的一种谨慎态度而已。

王逸与屈原,时代相距毕竟不远,屈原生于称归,宋玉与王逸均生于宜城,这点是为考古专家证明了的。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依王氏古训较为稳当。

况且后人大都从文章风格立论,并无足够证据,即使有一些理由,也受到有力的反驳③,因此,我们仍应将此篇著作权姑交屈原为好。

但王逸的“自招”说,实与《大招》作品不符。

《大招》是招楚怀王已死的亡魂。

经过了以上的辩证,《大招》的作年也就比较清楚了。

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

在入土安葬的那次招魂之词,就是本篇《大招》。

时间在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屈原流放江南之前。

①皋复:

《礼记·檀弓下》:

“复,尽爱之道也。

”又《礼记·礼运》:

“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

‘皋,某复!

’”据此及《孝经》丧葬章可知,“皋复”,即先人亡故后为其小敛、建灵堂、穿丧服、围棺嚎哭,以及向亲友报丧的一段过程。

②;《楚辞研究》第362页至369页,1984年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在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中文系编印。

③见陈子展《大招作者是谁》。

此文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二、三期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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