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总结自己模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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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总结自己模板
一、名词解释。
良史：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这，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
史才三长：
是刘知幾所著《史通》中提出的关于史家修养的要求：
史学、史才、史识。
所谓史才，是指史料的收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
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
信史：
“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则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
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譙愈众，奈天下后世何！
”
史法：
所谓史法，指历史记载和历史编纂方法，其内容包括史书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主要表现为史书的体裁与体例。
叶适有史法之议，认为旧史法指的是董狐、齐太史之书法，之后孔子进一步发展。
同时，叶适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遗祸后代。
史意：
所谓史意，指历史撰述中寓含的思想和宗旨，其内容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史家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史德：
章学诚在其史德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
他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是说不能掺进“违理以自用”、“性以自咨”的主观情绪，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论断是否公正的一种品德。
他认为“史德”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
新史学：
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
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
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含唯物史观史学了。
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
二重证据法：
最先由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指出了历史研究的两重证据：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
这是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陈寅恪先生后来将其具体阐释为：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历史演进法：
历史演进法最初是由胡适明确提出的，但其根源则是顾颉刚提出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观，即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是有神性的，都是从神演化为人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
之后胡适在其《古史讨论读后感》中概括成为历史演进法，即探究某一古史最初的形态及其后来的演进发展。
中国文化二周说：
最初由雷海宗提出。
他认为：
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
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中国人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的第一周，但其后由于受了外来思想的刺激，再从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以下创造了文化的第二周，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既然走完第一周后还能创造第二周，那么我们也有信心创造第三周的文化。
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指建国初期，学者们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
“五朵金花”问题的争论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使命，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
史学革命：
1958年，随着经济“大跃进”的发展，史学界也提出了“大跃进”的要求，“史学革命”应运而生。
“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
总的来看，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革命”。
“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是这次史学革命的指导思想。
史学界在如何估价阶级统治的历史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无不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生的。
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的核心口号是“如果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
这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起点崇拜”。
学术界很多号称理论和思想性的著作，有大部分篇幅是在回顾历史。
以为把问题的历史描述好了，对问题本身就解释好了。
这是一种诡辩。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里，我们有一种对历史的崇拜。
西方将古代社会称为“黄金时代”，接着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认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
这里也有一种对原始起点的崇拜，是一种追求起点，退回到起点的历史主义情趣。
“历史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对过程的崇拜。
我们总是不断地追溯着过程，历史上也确实有些哲学家非常重视过程。
但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中，全部的兴趣就是把历史的过程一步步描述展开。
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不停地追溯历史的起点和过程，但对当代却缺乏研究。
这样的“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不仅是在历史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都不断地体现出来。
历史认识主体：
历史认识主体即是史学家，其主要包括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历史研究是史学家主体的一种能动的认识活动，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历史结论的形成，全部过程都渗透着主体的能动性。
历史认识客体：
历史认识的客体，又称历史研究的客体，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中，被历史学家所设定、选择和研究的那一部分。
具有客观性、不可重复。
历史客体是过去人类的历史活动，既不会重现又不会重演，也不以历史学家的好恶而改变。
主体意识结构：
主体意识结构的构成包括历史认识主体即史学家的哲学观点、政治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
主体意识结构的诸因素在主体认识活动中，都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认识结构整体去实现其认识功能的。
校法四例：
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本校法：
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他校法：
即以他书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还可用出土的文字资料相校）。
理校法：
段玉裁曰：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
”所谓理校法也。
这就是陈垣的校法四例。
《史记》：
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1）从史官到史家：
角色意识的时代转变。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
（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史通》：
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是唐朝以前中国史学各个源流从内容到体例比较全面的总结。
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进步的史学观，具体阐述了“史才、”“史学”、“史识”。
《史通》的结构：
原为52篇，佚失3篇，现存49篇，共20卷。
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撰史原则和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
后10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
刘知几：
唐代史学家。
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
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
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该书有三大意图：
首先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其次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其三是为了经世致用。
章学诚：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
所着《文史通义》，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
他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提倡六经皆史，强调史意、史学家法和通史家风。
同时章学诚也是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大师，所编和州、永清、毫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顾颉刚：
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他提出的“层累的中国古史”观，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发展成为“历史演进法”的史学研究方法。
他还主张“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治史方法，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巨擘。
王国维：
号观堂，近现代国学大师，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之人，史学基本思想有：
“兼通世界之学术”，打破中西古今之隔；倡导“自由研究”，打破正统观念和门户之见；“视学问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强调“以事实决事实”。
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提出“二重证据法”，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深远。
雷海宗：
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历史是由史学家“创造”的。
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中国学界第一位形态历史家，主张运用文化形态史观研究历史。
范文澜：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两书虽都有缺点，但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
二、简答题。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发展阶段。
答：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
先秦、秦汉。
产生了原始的史学意识，提出了事、文、义等史学的基本范畴，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等内容。
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
代表人物有刘勰、刘知幾、韩愈、柳宗元，主要著作则包括《隋书·经籍志》和《史通》。
对史学活动主体的认识更进一步，明确了史书的编撰体例，深化了对史学的认识，提出了史家修养等命题，开始出现史学批评。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宋辽金元。
深化和提出了史学批评体系和标准，重视史法的作用，讲求会通之义。
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册府元龟》、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吴缜与《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曾巩、叶适、朱熹、郑樵以及马端临。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
明清。
出现经世致用的史学格局和历史批判精神，考据学达到极盛，章学诚是史学理论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顶峰。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思想：
①王世贞的国史、野史、家史之论；②李贽的历史是非观和历史人物论；③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包括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王夫之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以史经世的致用论。
④乾嘉学派的历史考证，以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崔述、阮元等为代表；⑤章学诚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简述孔子和《春秋》在史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1）“属辞比事”；
（2）用例思想；
（3）对历史文献的认识：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
（4）对历史撰述的思想要求：
褒贬之义。
简述唐初政治家的史学意识。
（1）唐高祖《修六代史诏》：
“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
（2）唐太宗《修晋书诏》：
历代史书“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
（3）唐高宗《简择史官诏》：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
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
”
简析《文心雕龙史传》的史学价值。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我国较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是我国最早的史学史专著。
他的史学价值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史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2）撰史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即宗经矩圣、直笔实录；
（3）《史记》《汉书》之比较
（4）编年、纪传之批评；
（5）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详实、准当、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
（6）史书编纂的方法（采撰法、记述法、表述法）。
简述《史通》的史学成就。
答：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巨著。
一、《史通》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撰史原则和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
还论及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
二、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
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三科（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
三、关于撰史原则：
慎于采撰。
据实可信而恶道听途说。
四、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
认为史书的体例极为重要。
他推崇《春秋》、《左传》、《后汉书》、《南齐书》的体例思想，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的体裁体例作了精辟的评论，并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思想。
五、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
“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
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
六、关于史家作史态度：
提倡“直书”，反对“曲笔”。
七、关于史学功用：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八、关于史家修养：
“史家三长说”。
简述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和家史的评论。
答：
王世贞根据史书的内容和作者的身份，把史书分为“国史”、“野史”、“家乘”三类。
将史书分为“国史”、“野史”、“家乘”或许并非王世贞的首创，但对三者优劣关系的探讨，王世贞可以说是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唐、宋以来史书的分类法，以史书的作者身份及内容来进行分类，在整个明清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史书有官修、私修，官修史书成于众人，私修史书多为独撰。
王世贞以为就正史而言，官修反而不如私撰，史书成于众人反而不如一人，虽然众人合撰史易成但“见错而辞不驯”，独自成书，困难虽多，但“志专而体不杂”，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较以后诸官修正史优越之处。
王世贞以为像班固成《汉书》那样，朝廷支持但委任一人，是最佳的方式。
综上所述，就王世贞历史编撰学上的一些原则性认识而言，他重史学上的因循模仿，而他所理解史的范围亦十分宽广，史学上的编年、纪传二体各有利弊，国史、野史、家乘三史互有短长，因此不能依照一家，而应取长补短，诸史参互使用方可获得真实的历史。
简述乾嘉考据三大家。
（1）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
其事迹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
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
作史者之所纪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夺求邪！
”
（2）赵翼与《廿二史札记》
考证方法：
“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
“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
”
他和王鸣盛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他重视历史评论：
“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
（3）钱大昕与《廿二史考异》
《考异》的重点：
文字、义例、舆地、职官。
钱大昕的考证方法：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义例法；以多种辅助学科作治史基础。
简述晚清史学格局的变化。
（1）走向世界，由注重国史转而注重外史。
林则徐：
《四洲志》；梁廷枬：
《海国四说》；徐继畲：
《瀛寰志略》；魏源：
《海国图志》；王韬：
《法国志略》、《普法战纪》；黄遵宪：
《日本国志》；薛福成：
《出使英法比意四国日记》；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沈敦和：
《英法俄德四国志略》；邹弢：
《万国近政考略》。
（2）重视边疆，由注重内地转而注重边地和边防。
姚莹：
《康輏纪行》，记西藏；张穆：
《蒙古游牧记》，记蒙古、俄罗斯等；何秋涛：
《朔方备乘》，记东北、蒙古、新疆、中亚、东欧等地及清与沙俄的关系。
（3）关注时务，由注重古代转而注重当代。
魏源：
《圣武记》，第一部私修清史。
鸦片战争史：
歌颂抵抗的著述，如佚名：
《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
《夷氛闻记》，夏燮：
《中西纪事》。
为投降辩解的著述，如黄恩彤：
《道光抚夷纪略》，赘漫野叟：
《庚申夷氛纪略》。
简述晚清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
（1）强调变易的历史观。
龚自珍：
受今文经“公羊学”的影响，倡导“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帝统、王统、霸统），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
鬼何必不享一姓耶？
奋之，奋之！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他是主张“更法”的，认为“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拟言风俗书》）。
而要“探世变”，“必先为史”，强调了史学在认识变易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古史钩沉论二》）
郑观应：
“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天下之事，守常不变则难与图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
“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世变无常，富强有道。
惟准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救亡图强、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
（3）爱国主义的治史情怀。
俞旦初：
《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世界意识”的兴起
简述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
答：
A、批判旧史的"四弊"、"二病"：
"四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除太史公、杜君卿、郑渔仲、司马温公、袁枢、黄梨洲外，均是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
B、批判"正统论"：
历代正统之争，一为本朝辩护，二为宣扬奴性和神化帝王。
正统论"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使"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可自拔"。
C、将民权学说引入史学领域，强调"民有统而君无统"，"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
"
简述梁启超的英雄观。
1、英雄与时势：
英雄分先时人物和应时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也；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
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
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
”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
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
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
”
“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
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
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
“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
”
2、英雄与群众：
英雄是群众的代表。
“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
英雄的作用随文明发展而减少。
“英雄者，不祥之物也。
人群未开化之时代则有之，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
”教育普及、诸学大备、知识日趋平等，则“平等之英雄多，而独秀之英雄少”。
“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词，遂可以不出现。
”
简述梁启超对历史发展中的地理因素的认识。
地理环境论：
地理与政治、文明程度、民族性格的关系。
简述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答：
一、“兼通世界之学术”，打破中西古今之隔。
王国维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提出“学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主张,在学术界率先打破了限制学术发展与思想自由的中西、新旧的局限,从理性认识上开启了现代学术的枢纽。
二、倡导“自由研究”，打破正统观念和门户之见。
三、“视学问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
王国维对于为利禄而治艺者,虽然没有表示特别鄙薄之意,但强调了“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的一种学术独立的治学方针。
四、强调“以事实决事实”。
他认为治史首先需要科学上的知识,判断事物的真伪、是非,不能以圣贤的言行为标准,而要“尽其真,求其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五、古史新证：
两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治之学不局限于旧式经学家的范畴,注重的是史迹的真实性。
简述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的基本观点。
答：
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古代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的排列先后恰恰相反。
具体而言，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简述中国近代相对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及其代表人物。
答：
一、强调史料的主观性（部分史家强调主客并重）。
二、强调史家的主体因素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三、史学方法：
强调哲学思维如理论和非理性思维如直觉等的重要性。
四、史学目的：
探寻历史背后的精神或意义。
五、史学态度：
主张真用统一甚至片面强调致用。
其主要贡献是：
（1）对历史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强调其在研究对象、方法、目的以及对研究者本身的要求等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差异）。
（2）强调理论的重要，认为理论是历史学的灵魂，“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深化了人们对理论与史料、历史解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
（3）纠正了新历史考证学对主体因素的排挤，并将其重新置于历史认识的中心位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认识论。
根本缺陷：
（1）过分夸大主体因素的作用而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过分强调致用而使史论变成了时论，使历史成为现实的一个注脚。
代表人物：
1、晚年梁启超：
相对主义史学的急先锋
2、何炳松：
“史之为学，纯属主观”
3、朱谦之：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的历史”。
4、常乃悳：
“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
5、雷海宗：
历史学“是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
6、钱穆：
“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
简评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说。
答：
雷海宗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
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得出了中国文化两周的理论,这是其文化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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