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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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史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

科举史：

考试中的舞弊与反舞弊斗争

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插图，画的是北京贡院中参加会试的考生

文丨押沙龙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7月下XX，严禁转载，转载请至后台留言申请授权，否则将按《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示》处理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复杂，其中的功罪，确实难言。

但无论如何，它给中国人投下了一个巨大的诱饵：

通过考试可以当官。

在西方，考试考出来最多当律师，当医生什么的，哪像咱们这里考出来就可以坐轿子、当老爷，坐在堂上扔签子打人屁股？

这样大的好处，怎能不让人心动？

我是没生活在古代，要是活在古代，我都想考一个出来。

好处这么大，大家当然就忍不住想点歪门邪路，行个贿做个弊什么的。

但是平心而论，朝廷还是强烈希望让科举保持公正的。

尤其到了明清时代，中央政府几乎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为了杜绝作弊，能想的办法几乎全想到了。

朝廷这么认真当然也有它的考虑，公正的吸纳人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举是中国文官官僚体制的命脉，科举制一旦彻底腐烂，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异化，进而威胁到帝国的生存。

但是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他们就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一样，深刻地理解到天下任何招式都有破绽，朝廷的关防也不例外。

整个科举史就是一个找破绽与堵破绽的斗争史。

外帘官简单来说，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

院试，童生通过这个考试可以成为秀才。

院试过后是乡试，通过乡试就是举人了。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在乡试后欢喜疯了的。

第三级是会试，在京城举行，考试通过后就是进士。

会试后额外还有一个殿试，但是殿试一般不淘汰考生，只决定名次。

不同级别的考试，考场制度就不相同。

以明清时代的乡试为例，朝廷把考官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帘官，一类是外帘官。

内帘官包括主考官和同考官，其职责就是阅卷。

外帘官则包括一大堆人员：

印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监门官、搜检官、供给官等等，总指挥是提调官。

这些庞杂的人员全部任务就是确保从入场到交卷，从交卷到内帘官阅卷，这些过程中没有任何作弊。

怎么防止呢？

首先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

来考试的，可是考生本人？

万一学霸拿着学渣的准考证过来代考，怎么办？

他们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准考证上描述考生相貌，比如：

胖、面白、虬髯。

万一考生为了考前精神一下，把络腮胡子剃了，那很遗憾，你只能先回家养胡子再说。

但这些描述也会引发争议，清朝有位考官胡希吕就钻了牛角尖。

他监考的时候，如果考生脸上有胡子，但是准考证上写“微须”，他就认为是冒名顶替，不许入场。

考生着急了就跟他辩论：

微须嘛，就是微微有胡须，凭啥不让我入场？

胡希吕解释说文言文上“微”做“无”解。

当然这就是强词夺理。

考生马上反驳：

那我皇下江南微服私访，当作何解？

胡希吕哑口无言，掂量了一下，终究没有胆量说皇上就是一丝不挂游江南，咋地？

他只好让考生入场了。

当然，世上相貌千千万，靠简短文字很难精确描述。

长成马云那样的还好，像我这样长相普通的，光靠几句话很难知道是不是本人。

所以朝廷还规定了第二个办法，考生入场前必须得有认识他们的人，当场指认、签字画押，如事后发现有冒名顶替情节，指认者负连带责任。

这两个办法虽然有些用处，但并不能百分百地杜绝冒名顶替。

不过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如果当时有指纹机，皇帝一定会用上的，可惜没有。

下一个问题就是夹带抄袭。

这个只能靠搜。

明朝时候就搜得非常仔细，经常把考生扒光了，从发辫到脚踝仔细搜检，有时候连肛门都要扒开瞅一瞅，看里头有没有夹带。

清朝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考生的厉害，警惕心不够，觉得考个试何至于此嘛。

后来朝廷就发现势头不对，对搜检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烦琐。

乾隆对此就亲自下过文件，规定得极其细腻，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了：

考生的皮衣不能带面，毡衣不能带里，鞋不能带厚底，笔管必须镂空，蜡台柱必须空心通底，考篮必须玲珑格，带的糕点饽饽必须切开?

?

结果会试的时候，考生们都穿着不带面的皮衣入场，白花花、毛茸茸的一大片。

大清考场一眼看上去就像装满了喜羊羊的青青草原。

乾隆还坚持要检查考生的“亵衣下体”，他也承认这样不太得体，但是他痛心地说：

不搜行吗？

不搜真是不行。

这些考生们夹带本领出奇的高明。

他们能把夹带书籍做的非常小，据说还专门用老鼠须写小字，十四片薄黄绢上能抄40万字，卷头还有精密的目录索引。

有的考生把一本四书都穿身上，胸口是《论语》，后背是《孟子》，两个袖子里有《大学》，一身浩然正气。

面对这样的考生，皇上要检查下体，也确实是不得已。

但是光入场的时候搜身就行了么？

那远远不够。

考生们还有其他的手段。

有位考官就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每到考试的时候，贡院上空就聚集着许多白鸽，展翅翱翔，非常的祥瑞。

后来他才发现这些鸽子不是祥瑞，而是来给主人送小抄的。

为了防止考场内的作弊，朝廷除了锁上考场隔绝内外、派巡检官来回巡查这些措施以外，还派驻大量士兵，有时候一个考生身边配一个士兵，采取人盯人的策略。

从考生交卷，到卷子落到阅卷官手里，这个中间过程也能作弊。

当然了，朝廷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乡试和会试都有专门的誊录官抄录考生的卷子。

考生的原卷叫墨卷，誊录后的卷子叫朱卷。

内帘官只能读到朱卷，这是怕他们辨认考生的字迹或者记号什么的。

但是群众发现，这个誊录的过程本身就有搞头。

比如清朝就有“活切头”和“蜂采蜜”的作弊手法。

受贿的誊录官抄录时把李四的好文章，跟张三的坏文章对调，这叫“活切头”；把考场上其他卷子里的好段落拼凑出一篇，充当张三的卷子，这叫“蜂采蜜”。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朝廷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它专门又配了对读官，负责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匹配。

不过道高一丈魔高一丈五，誊录官可以预先偷出几分空白卷，临时伪造墨卷。

这下朝廷终于傻眼了。

河北定州贡院魁阁号舍中，考生使用的夹带

内帘官朝廷真正放心不下的还是内帘官。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所谓“窗前不言命，场上莫论文”，八股文毕竟不是标准化考试，并非写得好就一定能考中。

你活切的美人头再美，我不看行不行？

你凑出来的蜜再甜，我不吃行不行？

只有贿赂到了内帘官，才能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朝廷对内帘官的防范最严，比如按照规定，主考官一旦被任命，就不得再和外人交往，直接赶赴考场，然后就被锁在里头，一直到阅卷结束才能放出来。

此外，朝廷还配备了很多同考官，一方面分担主考官的工作，一方面也有人多了能互相制衡的意思。

同考官数量很多，以清朝为例，在会试和大省份的乡试时，同考官有十八位之多，号称“十八房”。

墨卷不许进内帘，送进内帘的只有誊录好的朱卷。

阅卷开始前，正副主考官把朱卷分成小堆，用抽签的办法随机分派给同考官。

同考官阅卷后，选出好卷子推荐给主考官，两位主考官来决定是否录用。

乡试阅卷结束后，所有墨卷和朱卷要再送往京师礼部，由40名官员逐一检查，称之为“磨堪”。

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很科学很精密，但这里就没有破绽么？

当然有。

比方说，朝廷要是任命我为江南乡试主考官，虽然说接到任命后我应该马上出发，沿途不得和外人交往，但我毕竟是个官员不是囚犯，总不能弄个木龙囚车把我装起来，一路上几千里地，身边还有仆人，我总能找机会传递点什么东西出去，然后中间人就可以包办一切了。

另一方面，会试或京闱乡试这样级别的考试，主考官的候选人就那么几个，大家很容易猜到，完全可以提前走门路。

内帘官舞弊的手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卖题，一个是关节。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节，卖题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

因为就算你预先知道了题目，也最多能保证卷子的水平高，但各花入各眼，怎么能确保考官一定录取呢？

所以更保险的办法不是买题目，而是买“关节”。

什么是关节？

就是文章里的标记。

我事先告诉你几个字，你在卷子按照某种规律用进去，我阅卷的时候就能认出这是你的卷子，自然就会录取你。

“关节”所用的字颇有讲究。

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格式和用语都有严格要求，比如你要是给“猪八戒”三个字做关节，对方就很难把这三个字嵌到文章里去，就算勉强嵌进去也会不伦不类，磨堪的时候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一般关节用的都是虚词，比如一般人句子结尾用“也”，你就先用“也哉”，后用“也矣”，考官就知道是你了。

这就像写诗，大家都说：

啊，黄河！

你偏偏说：

啊呀，黄河！

这就是“关节”。

以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为例，考官卖的关节就是在头三篇八股文里，第一篇文末用“也夫”；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

大家卷子交上去以后，考官就挨个找“岂不惜哉”。

朝廷想了很多办法防止“关节”。

比如原来八股文里每一段的内容格式都有严格限定，只有最后一段“大结”，可以自由发挥，想说什么说什么。

康熙皇帝却下令取消“大结”。

现代人说起来往往指责康熙是想钳制思想，连八股文最后一点活泼生机也要扼杀。

其实这是冤枉康熙了。

他的直接出发点真不是钳制思想，而是为了钳制“关节”。

自由发挥的“大结”，几乎可以填进去任何字眼，很容易容纳关节暗号，所以康熙才下令取消。

此外，清朝还一度严格规定虚字的使用，比如乾隆丁酉科乡试就规定，承题一段，第一篇八股文只能用“夫”，第二篇用“盖”，第三篇用“甚矣”等等。

到下一科的时候这些虚字再做调换。

这些规定到了嘉庆年间被取消了，所以咸丰八年的作弊考生才能“岂不惜哉”。

这些规定听上去当然很可笑，我为什么一定要“甚矣”，但笑归笑，还是不能不承认其背后的苦心。

2009年7月5日青岛举行的鉴宝大会中，市民徐先生收藏的清光绪年间的全国最小作弊微型书《五经全注》惊艳全场。

书长6.5厘米，宽4.3厘米（内页长5.7厘米，宽3.6厘米），该书共有160页，共计13.4万字

科场案明朝对科场舞弊还相对宽容，除了洪武年间有过一次不清不楚的滥杀外，其他时候对舞弊的官员最多是贬官、杖责而已。

到了清朝，惩罚手段就变得严酷起来。

顺治八年丁酉科场案尤其血腥。

那一年同时查出多地乡试舞弊，以顺天府、江南两地为最，结果在顺天府乡试案里，四名同考官被杀，三名牵连进去的官员也被诛杀，家产籍没，父兄妻子共108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

另有40名案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最后一刻改为流刑，全家流放尚阳堡。

江南乡试案更惨，两个主考加18个同考官一个不留，全部处死，妻子没入为奴。

这场大难的导火索出在同考官李振邺的身上。

这是一个妄人，他一被任命为顺天府同考官，就张罗着卖关节。

托谁卖呢？

托自己小妾的丈夫。

这听上去有点怪，需要解释一下。

李振邺纳了个小妾，却又怕老婆知道，就转给朋友张汉做了太太。

但转让只转让白天，夜里还是李考官的小妾。

这两位丈夫合伙养媳妇以外，还合伙做“关节”买卖，而且规模做的极大，一口气卖出去24份关节，还给某位医生白送了一份，因为人家治好了李振邺的病。

谁料规模做大了，就有点拢不住，卷子一交上来，李振邺就派仆人满世界核对关节。

不光在自己负责的考卷里找，还跑到别的考官那里翻。

要知道，这是违法的。

按照规定，只有主考官才有资格翻同考官的卷子，谓之“搜卷”，而且还只能是在录取完正常考卷之后再翻。

但是其他同考官也卖了关节，乌鸦不嫌猪黑，大家就互相换着挑。

可见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架不住执行者的勾结。

但问题是李振邺的销售量太大了，几千份卷子里翻出25份关节，谈何容易？

他和仆人马不停蹄也只翻出5份来。

其他20份就泡汤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另一位丈夫张汉也入场考试了，也有关节。

李振邺倒是挑出来了，但是他想起来张汉在卖关节的时候盘剥自己了，干脆打个叉叉扔一边了。

结果那20位交了钱却没中的举子不满意，那位丈夫张汉不满意，李振邺这个妄人自己出来吹牛，听到的人也不满意，加上同考官们卖多卖少，谁的人中了谁的人没中也有矛盾，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一直闹到了顺治皇帝的耳朵里，下令调查。

当时满人入关没多少年，对买关节这样的事情并不懂。

听到汉人的解说后，满大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神奇的事情！

顺治皇帝也极其震惊，他转而往深里一想：

顺天府有这样的事情，其他地方难道就没有？

结果又扯出了江南乡试案。

其实江南乡试案很可能是个冤案，因为一直查到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拿得出手的铁证。

但是顺治皇帝是个非常执拗偏激的人，悍然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处当事人。

这次案件为后来的皇帝树立了一个原则：

考官舞弊者死。

到了后来的咸丰八年，也就是考官拿“岂不惜哉”做关节的那一年，这个原则直接导致了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的死亡。

柏葰其实有点冤，他根本就没有受贿，就连他的仆人也没受贿。

那份有关节的卷子推荐到他那儿，他还给刷下来了，结果同考官求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来求他，柏葰就卖了个人情。

结果他的仆人在狱中自杀身亡，柏葰本人在菜市口被斩。

咸丰皇帝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勾绝柏葰后一度流泪，累日心神不定，但尽管如此，他的态度还是很坚决。

跟以前被处死的考官比起来，柏葰死的还不算最惨。

丁酉科场案中，陆贻吉在菜市口被腰斩，其情景极其骇人。

这种残酷的腰斩之刑最后也是因为一个舞弊考官之死，才被皇帝取缔的。

这位考官就是河南学政俞鸿图。

大多数的科场舞弊大案都发生在乡试一层。

会试作弊比较困难，容易被皇帝发觉，而院试通过了也只是秀才，范进当年中了秀才还被胡屠夫提着猪大肠上门教训了一顿，“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这样的一个功名似乎造不出通天大案。

但是俞鸿图硬是靠卖秀才卖出一个大案。

他主要靠薄利多销，卖一个秀才收三百两银子，仅在许州一个地方他一口气就卖了47名秀才。

最后东窗事发，雍正下令腰斩。

俞鸿图不知道自己会被腰斩，没有给刽子手“规费”，结果死得极慢极惨，据说上身在地上滚来滚去，还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监斩官看得毛骨悚然，回去后将情形禀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取消腰斩。

这当然是出于人道考虑，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雍正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杀头吓不倒舞弊者，那腰斩也吓不倒他们，那又何必弄得如此残酷呢？